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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元帅风云录》
作者:王积业【完结】


目录
 风云突变岁月中的朱总司令（凌峰 杨彦）
 彭大将军在陕北（罗霄 萧帆）
 在揭开战略反攻序幕时刻的刘司令员（景佳 景海）
 东北解放战场上的林彪（梁汉 萧帆）
 从“两把菜刀”到南昌起义的贺总指挥（刘秉荣）
 陈司令员转战赣粤边和齐鲁大地（王辅一 李永春）
 罗荣桓在山东抗日前线（辛涧）
 徐总指挥黎明前的鏖战（罗信建）
 聂荣臻与晋察冀（刘绳）
 叶帅在重大历史转折的瞬间（草石 萧帆）
 后 记






　
风云突变岁月中的朱总司令（凌峰 杨彦）

  
　　朱德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1886 年12月1 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塆一个佃农家庭。原名朱代珍，后曾改名朱建德，字玉阶。幼年入私塾。1906 年人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中学堂读书。1907 年在成都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1908 年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1909 年在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同年冬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 年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到云南新编陆军当副目（副班长）、司务长。在此期间，秘密向士兵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同盟会在各地组织反对清王朝起义的情况。同年10 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时任队官（连长），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辛亥革命后，参加援川军，支援四川起义军。1912 年这回昆明，任讲武堂军事教官。1913～1915 年任滇军营长、副日长、团长。在作战中积累了运用游击战术的一些经验。1915 年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16 年在川南纳溪战役中，以少胜多，显示了他在军事上的才能。1917 年升任旅长，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于1922 年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曾先后会见孙中山和陈独秀。同年9 月前往德国留学，11 月由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在格丁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军事。1925 年春， 曾要求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同年，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7 月被驱逐出境，后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在学习期间，曾提出回国后将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

　　1926 年夏回国，彼派往川军，争取杨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此期间，参与领导反抗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斗争。11 月，和杨..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四川沪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并试图建立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1927 年初，遵照党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3 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4 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曾以部分枪支武装农民自卫军。

　　1927 年8 月，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9 军副军长、军长。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同陈毅率领余部转战闽赣粤边界，到农村找立足点，坚持革命斗争，保存革命力量，并对部队进行多次整顿，把一部分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基层工作。他领导部队由单纯打仗转变为同时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的斗争；在军事上开始实行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由硬打硬拼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他指出：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1928 年1 月，同陈毅等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 发动了遍及十余县的湘南起义，把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武装夺取政权。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第3、第7、第4 师。同年4 月， 同陈毅率起义部队和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 军，任军长。同党代表毛泽东一起指挥第4 军进行五斗江、草市场、龙源口等战斗，挫败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进剿”和“会剿”。1929 年初，他同毛泽东率部向赣南出击，后转入闽西，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2 月，他在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军事报告，并参与制订会议决议。T930 年6 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 军团总指挥。8 月，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同月任红军总司令。9 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0 年l1 月～1931 年9 月，同毛泽东一起，指挥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1931 年7 月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红军的阶级性质、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政治训练等问题，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这一论著对进一步提高红军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同年11 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 年春，同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起，指挥所部以大兵团伏击战法，于黄陂、草台岗等地歼国民党军主力近三个师，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1934 年1 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 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和周恩来、王稼祥都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 年10月参加长征。1935 年1 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会后朱德继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在1935 年6 月第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1936 年6 月第二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先后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及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维护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 年10 月，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1937 年6 且，兼任军委成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开展军事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就共同抗日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还兼任军委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书记。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37 年10月，经他和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议，恢复了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月，率八路军总部和第129 师挺进晋东南。1938 年4 月，同彭德怀等指挥部队，挫败日军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指示，命令第129 师主力及第115 师一部从人行山区挺进冀南、豫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战略方针，领导八路军巩固和发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 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各种战法，对指导和推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8～1939 年间，他先后兼任过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朱德坚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对国民党军进行细致的团结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制造磨擦时，则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0 年2 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朱怀冰部进犯人行抗日根据地，他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先后进行卫（河）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打击朱怀冰部，对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1940 年5 月返回延安后，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杭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同年冬，首倡“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 年10 月， 在延安参与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被选为联盟执行委员，从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11 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他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1945 年4 月，在中共第七次全日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作战的经验，论述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同年6 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他同毛泽东一起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开展全面反攻。解放了华北、华中等广大地区。

　　日本投降后，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重大决策。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内战的阴谋，极力主张积极向东北发展，派遣大批部队和干部及早占领东北战略要地。1946 年6 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 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秋，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10 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作用。11 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此投开创了野战军攻占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成功先例。他总结的石家庄攻坚战经验，在各个战场上迅速推广。1948 年5 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河南濮阳地区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野战部队，作了重要讲话，对加强部队团结和纪律性起了重要作用。同年9 月以后，参与组织和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1949 年4 月，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部署渡江战役和解放西南、西北地区的重大战役，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建设人民军队，决定战略战术。

　　朱德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建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9 年11 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4 年9 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街。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 年起， 还连续被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作赴朝参战的动员。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转变，并参与领导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种、兵种的组建工作。他关心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的发展，要求尽快地生产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他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强调实施现代化、正规化的统一训练计划，办好各类各级军事院校，曾到军事学院对毕业学员进行监考和考核。他还经常深入陆海边防和军营哨所视察，了解部队的训练、执勤和生活情况。1974 年，虽己88 岁高龄，仍视察海军舰艇，并乘舰出海检阅。1959 年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的批评。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他进行了抵制。1976 年7 月6 日在北京病逝。其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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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朱老总，敌人生畏，我广大军民则油然起敬。无数的事实证明，朱德总司令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身经百战，出生人死，为革命赤胆忠心，为人民鞠躬尽瘁。他那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他那关心战士、热爱群众、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广阔胸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那英勇善战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为革命创建的光辉业绩流芳千古。本篇所记述的，仅是他在1927 年至1929 年初，从南昌起义前后到坚持井冈山斗争那风云突变岁月中的战斗生活片断。

　　奉命来到南昌城

　　1926 年初夏，祖国南方的大地上热浪滚滚，革命风云翻腾。

　　7 月1 日，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北伐战争的战斗号角响遍湘鄂赣闽粤浙南方诸省的城市和乡村，一场革命风暴席卷而来。国民革命军出动8 个军，兵分三路，一路入湖南、湖北，一路朝江西，一路走福建，向盘踞在湘鄂两省的北方军阀吴佩孚和盘踞在闽浙赣三省的北方军阀孙传芳发起了猛烈进攻，进行严正讨伐。正当祖国南方枪声四起，北伐军由南向北挺进，在湖南首战告捷的时候，先后在马克思故乡德国和列宁故乡苏联留学的朱德，远渡重洋，回到了离别近4 年的祖国。

　　回国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组织便派他到广州国民革命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 军（原川军杨森部队）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积极说服杨森配合由南向北开进的北伐军，联合讨伐北方军阀吴佩孚。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向革命势力发动猖狂进攻。当时窃踞北伐军总司令要职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支持下，正在阴谋策划另立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公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第一次国共合作面临夭折。在此革命的关键时刻，这年冬天，朱德在武汉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给予的一项艰巨而特殊的新任务，要他到江西省省会南昌，开展传播和点燃革命火种，培养军事干部、发展革命武装的工作。

　　朱德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后，当天晚上，一夜未能入睡。他和衣仰卧在床上，把黄军大衣盖在胸前，微合双眼，想起一幕幕难以忘却的往事。

　　18 年前，他应聘在家乡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时，由于上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激怒了当地的豪绅，结果被开除了。正当他在家苦恼思索，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忽然接到好友敬荣从成都的来信，约他一同去投考云南讲武堂，这使他受到启发和鼓舞，决心“奋身军界”。

　　他冲破家庭的阻挠，毅然告别了生活20 来年的川北山村，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向四川省会成都走去。在好友的帮助下，他以山村小货郎的身份，跟着一帮“足客”（即作小买卖商人），从成都出发，爬山涉水，走村串庄，星足走了70 多天，才到了风光秀丽的春城昆明。可是，第一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因如实填报四川籍，结果落榜了。他又一次陷入痛苦的沉恩和求索中。

　　后来也是因好友相助，假报云南省蒙自县籍，才被讲武堂录取入学。

　　他回想起18 年前这一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他深有感触地默想：“路都是由人走出来的，事业是多么需要众人好友相助啊！”他轻声自语道：“古人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时，他对去南昌如何开展工作，理出了几分头绪，便立刻起床，活动活动手脚。他推开窗门，一阵寒风迎面扑来。这时，天渐渐放亮了。

　　朱德洗漱完毕后，在附近小餐馆吃完早点，便开始了他启程奔赴南昌前的紧张准备工作。他首先到图书馆查阅有关南昌和江西的历史文献资料，了解当地的地理位置、人情、习俗和社会情况。接着，一面找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工作的共产党人交谈，详细了解我党在江西开展革命活动以及国民党右派在江西活动的情形；一面走亲访友，打听驻赣国民革命军的底细。只要有一点线索，决不放过，他总是要“顺藤摸瓜”，弄个一清二楚，恨不得把有关南昌的一切，都装进自己脑海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经过几天紧张的奔波，出乎意料地了解到：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江西省省长朱培德，及其下辖的第3 军军长王均、第9 军军长金汉鼎、师长杨池生及赣东警备司令杨如轩等，都是自己当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或是当年在滇、川时护国军和靖国军的同事、部属。朱德决定巧妙地利用同乡、同学、同事关系，以当年滇军将领这种特殊身份，到南昌去完成党组织所赋予自己的特殊任务。

　　1926 年底，朱德在武汉刚度过40 岁生日，便卷起简单行装，手提装满从国外带回的马克思经典著作和军事操典，以及近几天刚收集到的有关南昌资料的皮箱，从汉口码头登上船，沿长江顺水而下。第二天抵达江西的九江，顾不上看看市容和稍事休息，就迅即改乘火车，去了南昌。

　　南昌是江南重镇，位于赣江下游东岸，浙赣铁路的向（塘）九（江）支线经过这里，通达长江重要港口九江，水陆交通十分方便，是江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南昌是神州大地上的一座历史古城，城里名胜古迹林立。有唐代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唐太宗李世民之弟、膝王李元婴所营建的滕王阁；还有始建于唐代的绳金塔、绳金塔寺、钟鼓楼、杏花楼等结构独特、外形秀美的古建筑。南昌也是历代兵家争夺的军事要镇。

　　1926 年11 月8 日，李富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2军、第6 军一举攻克南昌，击退了盘踞在南昌的北方军阀孙传芳。这时，蒋介石自恃羽毛丰满，妄图独霸南昌重镇。他匆匆忙忙赶到南昌召集紧急会议，非法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企图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尽管当时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极力反对，蒋介石这一阴谋没能得逞，但他却贼心不死，仍指派其国民党右派段锡朋，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负责江西省党部工作，窃取了江西的党权。还暗中收买了一批流氓和反动政客，组织AB 团，在江西专门从事反共活动。另外又派遣亲蒋派朱培德率军驻守江西。因此，这时南昌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右派势力非常猖撅。

　　朱德就是在这个时刻来到南昌，开展富有戏剧性、独创性的革命活动的。

　　朱德一到南昌，忘记了连日旅途的疲劳，直奔朱培德公馆。他虽然早已作了种种思想准备，但是仍感到须慎之又慎，因而一面预测着相见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情况，筹划着需要采取的相应对策。他意识到这次会见事关重大，是关系到来南昌开展革命工作成功与否的重要一步。这关键性的第一步迈好了，就会给以后的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当然，朱德决心立即去会见朱培德，并不是毫无成功把握，他自信将会有八九分希望，因为他和朱培德是学友，1910 年曾同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习。当时他俩是全班的高才生，被讲武堂师生们称为“模范二朱”。每次上司派官员到讲武堂进行军事点验，讲武堂总是派朱德和朱培德作示范表演。每次军事操练表演，无论是步兵操典，军事体育，或是射击教范，野外演习，朱德的军事素质、品德风度都明显比朱培德好。但每次点验后，朱德总是自谦地对朱培德和同学、老师们说自己哪些动作表演不够好；而朱培德却逢人就沾沾自喜地夸自己表演如何如何成功。所以讲武党的同学都知道朱培德是一个好贪求功名的伪君子。朱德对会见这位阔别十五六年、爱戴“高帽子”的同窗好友，是心中有数的。他提着两瓶刚从四川家乡带来的沪州特曲，两包当年他和朱培德都爱吃的带有麻辣味的油炸蚕豆，走到朱培德公馆的哨兵面前。他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哨兵。哨兵立正，双手接过名片，当即转给值勤传令兵。传令兵一看门前站着的这位穿黄呢军大衣的客人，就断定是一位大官，马上跑步进入公馆。

　　不一会儿，肥头大耳的朱培德走出来。他穿着藏青呢马褂，笑咧开两片厚嘴唇，迈着八字步两手大张开，上前紧紧抱住朱德，操着满口云南话说：

　　“德兄！久违！久违！”传令兵恭敬地从朱德手中接过礼品，朱德紧紧握着朱培德的手，操着满口川北口音说：“培德兄重任在身，劳苦功高，可喜可贺！”两人久别重逢，高兴地走进客厅，在八仙桌前，面对面坐下，一面吃着茶点，一面天南地北地交谈着。朱德尽量挑一些朱培德爱听的话题。当提到一个月前朱培德管辖的北伐军第2、6 军一举攻克南昌，赶走了北方军阀孙传芳时，没等朱德把话说下去，朱培德立时站起，慢悠悠地迈着八字步，两手比划着，两眼一眯，厚嘴唇一咧，笑咪咪地说：“这个孙传芳，号称拥兵20 万，想称霸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五省，真是自不量力，癫哈蟆想吃天鹅肉，不堪一击！”说完，又靠近朱德身前坐下，摆起龙门阵，谈他如何打败孙传芳的事。朱德一面听着，一面还插上一言半语，意思是向朱培德提醒，不要忘记打胜仗还得靠全体将士英勇善战，更得靠广大民众大力支援。朱培德可能太兴奋了，只一个劲地给自己“摆谱”，看看朱德还是当年那样，宽厚待人，友好相处，对朱德每句插话，他来不及细思考是否赞同，他总是礼貌相待，或点点头，或应声说凡声“是呀！”“是呀！”的，接着便只顾滔滔不绝地谈他自己。朱培德由于谈话时间太长，鸦片烟瘾又发作了，忽然变得没精打彩起来。他走到朱德身前轻声说：“德兄！不要走，晚上我们还有要事商谈..”说完，用右手比划个“六”字，往嘴前一放，示意要去吸几口大烟提提神。

　　这天晚上，朱培德设家宴欢迎远道而来的学友朱德。同时，还把当年与朱德在讲武堂一起学习，及在护国军、靖国军共事过的，现又在朱培德部下任要职的国民革命军第3 军军长王均、第9 军军长金汉鼎、师长杨池生、赣东警备司令杨如轩等请到公馆，一起陪客共欢。朱培德之所以这般热情款待朱德，是盘算着准备利用朱德非凡的军事才能，创办军官教育团，为自己扩大军事实力。席间大家有说有笑，一面饮酒，一面攀谈。朱培德当大家谈笑正浓时，忽地站起来，举起酒杯，高兴他说：“诸位！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我没有先用茅台酒招待大家，是用德兄从家乡捎来的沪州美酒来招待..”

　　没待他把话说完，大家异口同声称赞道：“多谢德兄！好酒！好..”朱培德趁大家说到“好”字，立刻接着说：“好！是好酒！是德兄带来的好酒，大家为欢迎德兄光临南昌干杯！”说完，大家几乎同时把酒杯举起、停了停，相互碰杯，立时一口把酒喝下。坐下后，各自选择自己爱吃的菜，边吃边谈着，这时，朱培德招呼公馆招待员，打开茅台酒瓶给大家斟满酒杯。他紧接着，又举起酒杯，笑眯着眼说：“现在我用茅台酒，请诸位于掉第二杯，欢迎德兄来我省任职。”说到这里，席间霎时鸦雀无声，大家把两眼盯着朱培德，尖着耳朵听他宣布任命。朱培德接着说：“现在向诸位宣布一个好消息，德兄来江西，不久前，武汉国民政府给我打了招呼，从现在起，德兄就是我们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9 军副军长、第3 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停了停又再次举杯说：“我们又一起共事了，为大家久别重逢，团聚一堂干杯！”于是，金汉鼎、王均代表第9 军、第3 军先后向朱德敬酒表示欢迎。特别是王均，听说朱德要来本军创办军官教育团，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近月来该军收编了孙传芳在江西的残部，有一批编余下级军官急需培训，正愁没人筹办。

　　他一听朱培德宣布这个任命，马上拿起茅台酒瓶，走到朱德身边，把酒斟上，恳求说：“德兄，这杯酒您得赏脸，干了！酒后请与我一起回军部上任..”

　　金汉鼎打断王均话语，也要求朱德住在第9 军，两位军长都有几分醉意，互相争吵起来。这时，朱培德摆了摆手说：“这件事不要争了，德兄到了江西，到处都是家，都可以住。只不过王均那里工作紧迫，办军官教育团是为我们第五方面军培养骨干嘛！我看德兄还是先去王均那里创办军官教育团为好！”

　　说完，转过脸亲切地间朱德：“德兄的意见如何？”朱德不紧不慢地站起来，拿起还剩多半瓶的沪州特曲，给大家把酒斟满后，举起酒杯，笑盈盈他说：”

　　感谢各位好友热情款待，今后希望各位多多相助！多多指教！”

　　晚宴持续到晚上10 点才散。朱德和大家告辞，随王均同车到达第3 军军部。这天晚上，朱德由于到南昌迈出的第一步达到了预期目标，略感欣慰，加上这些日子也确实太累了，这天晚宴酒又喝得有些过量，他一躺在床上就“呼呼”入睡了。他睡得真香，睡到第二天上午10 点才起床。

　　潜心创办教育团

　　朱德深知，抓紧利用得来不易的良机，努力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为我党在南昌开展革命活动、进行武装斗争做准备工作，是多么重要。

　　在风云突变的1927 年，元旦过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朱德潜心筹划，抓住有利时机，着手创办这个军官教育团。为了把它办成革命化学校，又快又好地为我党培训革命武装干部，传播革命火种，他亲自起草办学规划，确定学制、学员条件、教学内容和方法，还亲自奔走南昌市区，一面了解南昌的社会情况，熟悉南昌的地理位置，一面勘察、选定校址。当他来到南昌市进贤门花园角附近的原江西讲武堂旧址时，高兴地对同行的刘介眉说：“这个地方不错，要好好看一看。”说完，他一边走，一边心里默默数着步数，估算占地面积，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本子，不时停下来把情况记下。在大院里勘察后，召集建校筹备小组人员，在现场研究。他掏出记录本，满面笑容他说：

　　“这个大院适合办学校，占地几十亩，前后三进共四五十间房，还有礼堂和操场，房屋多数完好，能当宿舍和课堂，地理环境也很好。我看军官教育团校址就选定在这里吧！”。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一致赞同。

　　选定校址后，朱德立刻带头搬到学校去住。白天，同工杂人员一起，清扫校舍，平整操场，指导泥瓦匠、木匠维修房屋和课桌；晚上，在一间小屋里，放着一张木桌，桌上堆着书，放着一盏煤油灯，工作到深夜。在他的主持下，筹建工作很快就绪。这时候，党代表魏瑾钩、副团长兼参谋长刘介眉等也先后到职。当时，南昌军官教育团在建制上虽归属国民革命军第3 军， 但实际上是接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部领导，教育团主要领导、部分教官和学员都是由朱德指名选调的中共党员。在教育团；临近开学的半个月里，朱德忙得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好在他在长期戎马生涯中养成了一般人很不容易形成的习惯，一天从白日到黑夜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一旦困了，就伏在桌上或躺在椅子上，一合眼立刻入睡，而且睡得十分香甜，只要睡足两个小时，醒来精力又如往常那样充沛。他每天除了组织全团干部和教官研究教案、编写教材、规划校舍外，还要接待来团报考的学员。因为自军官教育团登报招生后，朱德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的消息，很快在全省驻军青年军官和青年学生中传开了。特别是那些原属滇军部队的川、滇籍进步青年军官，早已听说朱德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护国讨袁战争中，是一位屡立战功的少将旅长，作战智勇双全，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并传说敌人子弹飞到他面前，也要拐弯飞跑，又传说有时友军战事不利，只要朱将军带队伍去支援，把上面绣有“朱”字的红旗往山头阵地上一插，敌军便闻风丧胆，望旗动摇，由于朱德的故事和传说在滇军中广为流传，所以一心要来报考。每天都有许多川、滇籍青年军官来团部报名，有的还专门要找朱团长报名，亲眼看一看这位当年在官兵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将军。江西籍的许多进步青年也纷纷从全省各地赶到南昌报考，朱德对每一位前来报考的青年军官和青年学生，总是亲切地与他们个别交谈，或把考生召集在一起座谈，反复宣讲办学的方针和宗旨。他那魁伟的外表、和蔼的态度、热情的谈话，给考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使他们受到很大鼓舞。不到一个月，被录取的学员即达1100 多人，共编成3个营：第1、第2 营共700 多人，大部分是原滇军中川、滇籍的排级军官和军佐；第3 营共400 多人，多是江西籍的进步青年。

　　1927 年新春2 月，在明媚的阳光中，军官教育团正式开学了。

　　从此，朱德全心全意地扑在如何办好军官教育团上，决心把它变成传播革命火种、培养革命武装干部及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和堡垒。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他在察看校址时，早已物色了离这处校址不远的花园角2 号的一座砖木结构两层楼房，把它租下来，作为自己的“住宅”。朱德每天天麻麻亮就起床，穿好军装，从住所跑到军官教育团，亲自领导师生出操、上课和研究教案，开展教学组织工作，一直忙到天黑。晚上，回到住宅，有时聚精会神地伏案编写军事、政治课教材和阅读马克思著作；有时召开秘密会议，商讨革命要事。朱德在南昌武装起义前，创办军官教育团的五六个月时间里，集中地狠抓了三件大事：头一件是严格军官教育团军、政训练，又快又好地为我党培养革命武装干部；再一件是抓紧慎重地发展党员，积极参加和支持当地工农革命运动；第三件是利用自己公开的合法而又特殊的身份，依靠自己的智慧，向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势力进行有理、有力的斗争。

　　当时，军官教育团的训练课目是军事、政治并重，开始每天三操两讲，后来为加强政治教育，改为三操四讲。军事课目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对外勤务等；术科有操场持枪教练、野外实弹演习、刺杀教练、体操教练等。早晚有集体跑步和唱军歌，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政治课目内容，主要是学习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和社会问题等。朱德不但亲自参加拟定军事训练大纲，还早晚带领学员跑步半小时，并经常亲临操场和野外指导学员操练。星期六他还常带领学员打野外，摸爬滚打在一起，没半点特殊。他还把多年所积累的作战经验和从欧洲留学学到的军事知识，编写成教材，亲自讲授。他讲解时，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很受学员的欢迎。

　　朱德对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很紧，方法也很灵活、重视讲求实效。

　　他经常邀请郭沫若、邵式平、黄道等进步人士和工农教育界知名人士来团讲演。在每天晚点名和每个星期夭举行纪念周会时，常向学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讲解革命形式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多次指出：中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还没有打倒，工农劳苦大众还在受穷受压迫，每个决心革命者都应站在工农大众这一边，扶助工农、联俄、联共，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我们要坚决拥护。当时，军官教育团革命气氛很浓，学员思想很活跃，经常议论信仰问题。有的主张信仰这个主义，有的主张信仰那个主义，还有不少人不知究竟应信仰什么主义，思想十分混乱。朱德针对学员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者信仰的唯一真理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政治思想教育中，他还十分注意组织和带领学员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坚定他们的革命信心。当时，政治形势突变，蒋介石撕掉了假左派的外衣，向革命人民开始进行大屠杀了。3 月6日，中共党员、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兼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蒋介石派特务暗害；同日中共党员、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也遇害；3 月17 日国民党右派在九江制造了“三一七”惨案，在街头高喊“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反动口号，还捣毁了总工会等进步团体，打死职员和工人4人，重伤多人。在这前后，国民党右派和反动AB 团分子捣毁并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学联、妇女协会等进步组织，查封了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社；在江西许多城镇还相继出现了专门谋杀革命党人的反革命组织。

　　恶浪滚滚，反革命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了军官教育团。学员对反动当局的不满情绪一天比一天高涨。这时，朱培德、王均等都不敢冒然触犯武汉国民政府，装聋作哑充当狡猾的骑墙派。朱德抓住这一契机，一方面组织近百人的宣传队，利用星期天和课余时间分赴南昌市的街头巷尾，向群众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鼓动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径；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学员参加校外政治斗争。3 月18 日，他亲自组织全团学员参加南昌市各界群众追悼陈赞贤革命烈士大会，在大会上坚定而响亮地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狠狠还击反革命的进攻。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惩办杀人凶手。

　　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日益激烈。3 月30 日，朱德又组织部分学员配合南昌市的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收缴蒋介石派驻牛行车站宪兵团的枪支，扣押宪兵团代团长关麟征和宪兵留守处全部人员。4 月2 日，他再次派出部分学员骨干，率领南昌市的工人、农民、革命群众，在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共党员方志敏领导下，冲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捉拿反动AB团头目、江西省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程夭放，解除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纠察队的武装。次日，朱德率领全团学员参加南昌市3 万余人举行的斗争程天放等反动AB 团首要分子大会。这次集会极大地鼓舞了工农革命群众的斗志，朱德在南昌市工农群众中的声望也不断提高。

　　正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半个月前，以方志敏为首，曾组成江西人民请愿团到武汉，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惩办杀害共产党人陈赞贤的凶手，解散右派控制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恢复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经我党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工作同志的努力，4 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派方志敏、刘一峰、李尚庸、邓鹤呜等8 人为中央特派员，来南昌代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职权，并决定由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朱德出国留学前，于1920 年初就曾担任过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任职期间，他积极支持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严惩贪官污吏，整顿警察纪律，并提倡公安干警要主持正义，富有公安工作经验。朱德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后，充分利用自己在当局身兼几个要职之便，加紧进行各种革命活动。他一方面加紧整顿南昌市的治安保卫工作，对保安、消防人员进行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树立工作认真、待人和气的新风尚。一方面加强对付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对策，并从公安局拨出100 多条枪武装了江西省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自卫大队，又积极在公安人员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加强与总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及军官教育团之间的联系，及时掌握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活动。

　　这年的春夏以来，朱德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面临异常复杂的形势，他变得愈来愈繁忙。他胡子顾不上剃，头发也没有时间理，不到半年的时间，好像老了十来岁。但是，他却充满了革命活力，越加焕发出革命青春，大家都称他是“不知疲倦的革命老黄牛”。每天他除忙完本职公务外，还常到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工人夜校、妇女识字班、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中讲演、讲课和指导工作。朱德到南昌开展革命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工农群众中享有根高声誉，特别是受到军官教育团师生的尊重和爱戴。他言传身教，平时穿戴和学员一样，穿着粗布军服，裹绑腿，素腰带，总穿着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非常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官架子。许多进步学员经常来到他租用的花园角2 号住室，聆听他的教导。由于他十分重视在学员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所以军官教育团从最初每连只有中共党员一、二人至四、五人，到学期结束时每连有了多达三分之一的中共党员。这样，他的住室自然成了同党员、党员发展对象、进步学员进行个别交谈，及开党小组会、上党课、研究革命活动计划的场所。他的住室也是办公室，有时他忙得吃不上饭，便就近买个烧饼或烤红薯吃。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曾在他的住室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蒋介石已经不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指骂蒋介石是为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效劳的反革命中心力量。朱德看了这篇文章后，翘起大拇指微笑着，风趣地当面夸郭沫若是一名高手“画家”，把蒋介石的真面孔描画得惟妙惟肖。

　　4 月间，蒋介石策动国民党右派在全国对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他在上海亲自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许多工人和共产党员。江西各地的反革命势力，也相继镇压工农革命运动。朱德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采取各种对策，坚决予以还击。

　　有一次，他接到遂川县保安大队长肖家壁一份报告，反映当地“匪情”（即指农民运动）活跃，要求省府派兵协助“围剿”。他看完这份报告，立刻到省农民协会举办的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找到遂川县来学习的农会干部了解情况，并告诉他们要提高警惕，防范肖家壁对工农群众下毒手。同时，又马上复信肖家壁，要他速来南昌，来后便把他软禁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朱德接到朱培德的指令，要军官教育团派人去赣东剿匪。

　　他想：这是支持、保护农民运动，发展农民武装的大好机会。于是，他除留下部分学员继续参加南昌市的革命活动外，亲自率领几百名学员和警察去临川地区，帮助剿匪和扶助工农运动。出发前他对大家说：现在农民运动已在各地兴起，我们一定要严格分清匪患和革命农民运动的界限，对匪患要坚决打击、肃清，对革命的农民运动要坚决保护、支持，千万不要盲干乱动，要依靠当地工农群众和干部。他到达临川，驻扎在城外天主教堂内，立即深入调查匪患情况；井召开民众大会，动员大家组织起来清匪反霸，为民除害。

　　还马上派了一名中共党员任临川县农民协会自卫军大队长，一名中共党员副官任临川县公安局长，参与领导该县的剿匪工作。紧接着，又举办了党化教育讲习班，吸收工会和农会的干部及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亲自给大家讲解有关社会发展、工农运动、新文化运动、组织工农武装等革命知识，结业后，派他们去农村扶助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开展清匪反霸。

　　当时，赣东的土匪，主要是土豪劣绅为镇压农民运动，所收编的孙传芳溃败时流窜的散兵游勇，以及一些地痞流氓。他们经常出没乡间，打家劫舍，鱼肉民众。朱德亲自深入土匪活动最猖撅的乡间，发动群众，了解土匪活动情况，帮助工会、农会建立武装，把收缴上匪的枪支、弹药以及从民间收集的刀、枪、剑、鸟铣等兵器，配发给各地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短短的时间内，仅在临川县，就帮助新建立了一支近500 人的农民自卫军，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发现匪患就集中乓力予以打击。4 月中旬，东乡右派县长阳燮与土豪劣绅何荣昌、许潜喜等相互勾结，贿买途径东乡的反动军队廖土翘工兵团，并纠集一批兵痞流氓打手，袭击和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东乡县党部，造成了流血事件，还阴谋袭击县工会、农会，镇压工农运动。朱德得悉后，立即从临川县派出工人纠察队员和农民自卫队员40 多人，组成剿匪突击队连夜赶赴现场，会同当地工农武装及时镇压了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当即宣布撤销反动县长阳曼的职务。不久，金溪县浒湾反动劣绅吴光宗与喉山寺长老圆无和尚相互勾结，抓走浒湾工会常务委员黎钻仔，在寺中严刑拷打杀害后，沉尸睺山泫，企图掩尸隐罪。朱德一得到当地群众举报，迅速派出50 多名剿匪突击队员，在当地群众配合下，逮捕了杀人凶手反动和尚扁里，并将其押至价湾召开公审大会，公布恶僧罪状，就地正法，警告土豪劣绅不准鱼肉民众。这一革命举动，大长了工农的志气，大灭了反革命的威风，进一步推动了金溪县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多地方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戳。而来德的革命意志更坚，一心加紧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打击反动派势力。正当朱德在赣东剿匪和扶助工农运动取得重大战果的时候，6 月6日，朱培德反动本性难移，迫不及待地公开叛变革命，倒向日趋反动的国民党武汉政府。他在南昌宣布戒严，下令停止全省工农运动，释放反动AB 团骨干分子，张贴“欢送共先生出境”的反动标语，并派武装部队将在省、市政府部门和革命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干部王祖翼等21 人押解出境，还派出大批军警查封工会、农会、报馆等革命机构，同时成立了所谓“保安维持委员会”，强行接管了工会组织，收缴了省农协自卫队的一切武器。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南昌市的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这时，朱德也突然接到朱培德的指令，要他火速率领军官教育团学员返回南昌。朱德离开赣东前，毅然专门选派了一批骨干学员和党员干部留在赣东农村继续领导农民运动，坚持革命斗争。

　　朱德回到南昌后，更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变化和反动派的动向。他很快就获悉江西反动当局正在阴谋策划解散军官教育团，便立即与中共党组织研究对策，经研究决定：军官教育团第1、2 营学员迅即提前毕业，有计划地分派到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周围各县及南浸铁路沿线，担任工会、农会领导工作和担任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干部；第3 营继续留团学习，以便应付突发事变。

　　古城南昌的初夏，乌云翻滚，山雨欲来风满楼。6 月中旬，不出所料， 朱德果然被朱培德“礼送出境”，离开南昌。于是，他暂避九江庐山，尔后秘密抵达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南昌情况。

　　“八一”起义创伟业

　　1927 年，是政治风云猛烈突变的一年，也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册上写下光辉一页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革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汪精卫迫不及待地剥下了他们“革命”的外衣，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举起反革命的屠刀，肆无忌惮地公开反共反人民了。他们残酷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激起了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然而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却一味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蒋、汪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导致全国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被镇压，工会、农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团体被解散，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等工农革命武装被缴械。“四一二”

　　以后，正当中国革命处在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7 月4 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指出要保存武力，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 月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改组了陈独秀所领导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次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退参加武汉国民党政府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同时发表了《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声明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走武装革命道路。

　　不久，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正确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我党当前的三大任务，即发动南昌武装起义、秋收武装起义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召开的“八七”会议）。7 月15 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确立的国共合作路线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5 年至1927 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在这个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的关键时刻，朱德对中国革命前途依然充满信心，他按照中共中央新的指示，肩负着全国人民的期望，7 月21 日由武汉秘密返回南昌。他趁朱培德已去庐山之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以及在滇军中的老关系，广泛和国民党当局接触，摸清敌人在南昌的兵力部署，秘密进行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

　　7 月27 日，周恩 来不畏艰难险阻，也从武汉秘密抵达南昌，住进南昌市花园角2 号朱德寓所里。周恩来不顾旅途疲劳，连夜听取朱德介绍南昌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并一起共同筹划起义大计。临近起义时，虽然朱德更为忙碌，但由于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聂荣臻等先后来到南昌，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筹划起义，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定。每天，他全力以赴，四处奔波，有时去江西大旅社向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起义总指挥部汇报情况，领受新任务；有时忙于迎接和安排新开进南昌市参加起义的贺龙、叶挺等所领导的部队；有时忙于滇军中的上层工作；有时还要回到自己所管辖的军官教育团、南昌市公安局和国民革命军第9 军，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首先在军官教育团，把枪支弹药配发给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组织大家进行野外演习，熟悉南昌市周围地形、地物和交通情况，又组织南昌市部分倾向革命的进步警察，配合起义总指挥部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陈赓，在起义前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同时秘密在国民革命军第9 军，组织中共党员策应起义，监视反动军官行动，还有意将一些反动骨干以帮助筹备军粮为名派到农村，调离南昌市。经过起义官兵紧张准备，抓住当时南昌城和近郊敌守军兵力较薄弱这一有利时机，中共前敌委员会经研究，决定8 月1 日凌晨4 时起义。

　　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指示，要削弱和消灭驻守南昌城里的敌国民党第3 军第23 团和第24 团，为起义创造条件。朱德便利用自己与滇军的旧谊， 在南昌武装起义前一天的晚上，请这两个团的团长卢泽明、肖胡子和姓蒋的副团长，到南昌市大土院23 号伪市长李尚庸住宅喝酒吃饭，想方设法拖住他们。饭后，又陪他们打麻将。还通过警卫人员给敌团长的卫士一些钱，让他们上街进餐馆吃喝，并布置身边警卫人员和起义总指挥部派来的侦察员暗中严密监视敌团长及其卫士。当天晚上9 时许，第20 军第1 团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叛变，向敌军告密，暴露了起义时间。敌军派人到处寻找这3 个团长，让他们迅速返回兵营待命。当来人找到李尚庸家的时候，朱德的随员故意说团长不在，把来找的人打发走，然后迅即把此事关起义成败的极为严重的情况，悄悄报告给朱德。朱德一听心急似火，但表面上却非常镇定。他于是借口有公务要事及时处理，安排一位副官继续陪敌团长打麻将，自己火速离开李尚庸家，赶赴起义总指挥部和贺龙的住处，报告这一紧急情况。中共前敌委员会得悉后，当即研究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朱德赶快返回军官教育团进行提前起义的行动准备。

　　各起义部队接到起义总指挥部下达的提前起义的命令后，加速了准备工作。南昌市各主要街道布设了起义军的岗哨，起义军每人颈上系红带，夜间左臂扎白毛巾或白布，口令为“河山统一”，手电筒、手提灯的灯罩都贴有红十字作标志。起义主力部队起义前都已到位待命，贺龙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20 军指挥部设在南昌市子固路中华圣公会，主攻驻守在旧藩台衙门、大土院街、牛行车站等处的敌朱培德所辖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直属部队；叶挺所辖的国民革命军第11 军第24 师师部设在心远中学，主攻驻守在松柏巷、新营房、百花洲一带的敌第6 军第57 团；朱德所辖的军官教育团学员、两个警察队、一个消防队和部分参加起义的第9 军官兵，以及工人等，主攻敌第3 军第23 团和第24 团；刘伯承协助中共江西省委组织和发动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革命团体，带动各界人民支援起义军，搞好通信、联络、宣传和后勤等工作，并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配合起义军行动；粟裕所辖的警卫队坚守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每个起义部队都严阵以待，准备迎接“八一”黎明曙光的到来。

　　8 月1 日凌晨2 时，起义战斗的号角终于吹响了！各路起义军从四面八方向敌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霎时，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杀喊声，震撼全城。南昌城上空火光闪闪，南昌城里城外的敌军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逃，个个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经过4 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拂晓时枪声渐渐稀疏下来，街头巷尾到处是欢腾的人群，到处飘展着起义军的红旗。起义总指挥部门前，人流如海，有敲锣打鼓向起义军祝贺胜利的革命群众，有坚决请求参加起义军的革命青年，还有些革命群众押送着被抓住的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上午，一队被起义军警卫队打开监狱营救出来的爱国人士，举着红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军阀蒋介石！”“打倒卖国贼汪精卫！”等革命口号，也来到起义总指挥部门前，坚决要求参加起义军。下午，驻守在南浔铁路线上马回岭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4 军第25 师的两个多团由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率领，开赴南昌参加起义行列，其中包括周士第团长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5 师第73 团，该师第74 团参谋长王尔琢率领的一个重机枪连，以及该师第75 团第1 营营长孙一中串连的3 个营。这时，起义部队急速发展壮大，达到了3 万多人。

　　南昌起义胜利后，在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起义部队各级领导作了调整，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2 方面军的番号，下辖3 个军。贺龙任总指挥，兼第20 军军长，党代表为肖乾吾；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11 军军长，党代表为聂荣臻；朱德任第9 军副军长，不久升任军长；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了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各起义部队中，还相继建立了中共党组织。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高举着武装斗争的革命大旗，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土地革命战争。

　　艰苦转战闽粤赣

　　南昌武装起义，名扬海内外。国民党各派反动集团大为震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汪精卫坐卧不安，急匆勿地命令张发奎、朱培德等调兵遣将，纠集赣东、赣南各地驻军，向南昌进攻，妄图凭借他们的“大军”优势，就地歼灭起义军，把这场革命扼杀在摇篮里。

　　敌人总是盲目的过高估计其力量，一厢情愿。他们哪里知道中共中央早有准备。在此关键时刻，中共前敌委员会接着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南进，先攻占广东省东江地区。我党在东江地区的惠州、潮州、嘉应州（即梅县）三州所辖的25 个县群众基础好，农民运动还处在蓬勃发展中，起义军想以东江地区为立足基地，发展革命力量，井依靠就近的海口及时取得国际援助，待革命力量充实后，再攻占广州，重新北伐。

　　1927 年8 月3 日至5 日，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沿抚河南进，计划经临川、瑞金、会昌、寻乌、梅县进入东江地区。

　　事关我军命运的这次转移，重担又由朱德挑起来了。他所率的第9 军担任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先头部队，于8 月3 日率部先行，沿抚河向临川进发。

　　朱德多思善断，他为了能使起义军南下时顺利通过赣东，到达预定目的地，出发前派人给驻防临川的国民党第31 军第27 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杨如轩（当年参加护国战争时，在自己所属支队当过营长）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

　　最近在南昌开了一个会，推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为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在决定到广东去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请你拉起部队一起跟我南下参加革命。杨如轩看过信，深恩了半天，对送信人说：请回去转告德兄，这次我公务在身离不开，来不及一起南下，但请德兄放心通过赣东就是了。由于杨如轩出于与朱德的旧谊给起义军让出了一条通路，因而起义军沿途未受阻击，于8 月7 日前后相继胜利到达临川。这时，得悉参加南昌起义的第二方面军第11 军第10 师师长蔡廷锴，在南下进到进贤时，脱离起义军开往浙江，投奔蒋介石。根据这个情况，起义军在临川地区稍事休整后便继续南下。临川地区曾是朱德3 个月前率军官教育团驻防之地，当时这里留下了一部分中共党员干部和军官教育团骨干，所以起义军在临川地区休整时，群众和干部积极提供物资保障，并在城里城外到处张贴“欢迎起义军到临川”、“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等醒目标语，使起义军官兵受到很大鼓舞。

　　起义军在这个地区休整时，各路反革命军队先后进占南昌。敌人没想到他们动作晚了，扑了个空。蒋介石更是怒火万丈，当他发现起义军直指广东，便急令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8 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组织大军堵截。李以黄绍坑为第8 路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将两广国民党军编为左、中、右三路：范石生为左路总指挥，辖第16 军两个师；黄绍位兼中路总指挥，辖第7军两个师；钱大钧为右路总指挥，辖新编第1、第4、第20 师和第18 师两个团，全力多路堵截起义军南下广东。

　　起义军在临川地区短期休整后，朱德率第20 军第3 师一个营为前卫营南下。他一方面指挥所部与遭遇的敌人周旋，为后续部队开辟通路；一方面沿途组织宣传群众，向当地农会、工会等革命团体筹备粮草，为后续部队安排宿营地等。夏日炎炎，蚊子成群，长途转战中许多战士泻肚子、发疟疾、脚起了泡，他及时组织群众和医务人员照顾和护理伤病员。特别是在行军中必须随时随地了解前进方向的地形、交通和敌情，及时通报后续部队，忙得他常常废寝忘食，每天只能睡2 至3 个钟头觉。8 月26 日，朱德所率的前卫营在瑞金以北的壬田，突然与敌钱大钧部的前哨两个团遭遇。在敌强我弱、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朱德英勇率部与敌周旋。激战一昼夜，贺龙所率的第20军主力赶到，击溃了守敌3 个团。

　　第二天，起义军乘胜追击溃逃之敌，占领瑞金县城。敌军向会昌方向逃窜，朱德率部追敌到瑞金县与会昌县之间的谢坊。这时，为打退在会昌堵截起义军南进之敌，中共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将起义军分为左、右两纵队进攻。8 月30 日，朱德所率的第20 军第3 师、军官教育团和第6 团为左纵队， 在会昌县城东北大柏山首先向敌发起攻击；叶挺所率的第11 军第24 师和第25 师为右纵队，攻占会昌县城西北的洛口，阻击敌黄绍竑部。会集在会昌的守敌钱大钧共18 个团，依靠其所占据的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疯狂向起义军反扑，战斗十分激烈。朱德指挥会昌县城东北的起义军坚守阵地，积极动作，吸引敌人主要火力。在战斗最激烈、最艰难的时刻，他身先士卒，毅然从阵亡战士手里拿起步枪，就地卧倒，一发一发准确地向敌人射击，顶住了反冲锋的敌军，使叶挺所率的右纵队得以胜利进攻。激战一昼夜，又歼敌钱大钧部主力4 个团，俘敌900 余人。起义军占领会昌后，追敌至筠门岭，9 月3日折返瑞金县城，稍作休整。经过1 个月的艰苦转战，起义军减员近1 万人。

　　在这重要的时刻，中共前敌委员会和参谋团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起义军分兵南进，以朱德所率的第25 师进守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 以起义军主力夺取广东省潮州、汕头两市，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

　　9 月10 日，起义军由瑞金抵达福建省长汀县城，朱德仍担负艰巨的先遣任务，提前赶到了长汀。他颇有远见卓识，事先主动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罗化成等取得了联系，及早安排了起义军进城后的宿营、粮秣等事宜，并找该县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联系安排医治起义军伤病员。傅连璋当时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后来参加了红军，解放后任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他提前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通知，要接收一批起义军伤病员，所以早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起义军主力开进长汀县城当天，全县人民群众夹道热烈欢迎。身患重病的第20 军第3 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以及前不久在会昌战役中负重伤的第20 军第3 师第6 团第1 营营长陈康等300 多名起义军伤病员，一一被妥善安排住在福音医院。那时候，县城的小医院里护理人员是很少的。朱德立即动员了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给伤病员洗伤口、上药，喂水喂饭。9 月19 日， 朱德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的计划，率第11 军第25 师和第9 军一部，经福建省上杭，进守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准备对付从梅县向起义军主力进攻之敌。

　　三河坝位于梅江、韩江、汀江的汇合口，其中心点是汇城。在起义军到汇城之前，中共广东省大埔县委已拨200 多支枪，武装了当地农民自卫队， 当地群众积极出人筹物支援起义军，经常派人穿着便衣到梅县、松口一带协助起义军侦察敌情。9 月下旬的一天，从松口返回汇城的侦察员报告说，在会昌遭起义军痛击的敌钱大钩部，又纠集两个师近2 万兵力，企图进犯三河坝。朱德得悉后，立刻赶到韩江边仔细观察地形，随后马上在河滩上的一片矮树林里，召集起义军官兵，进行扼守三河坝，保障起义军主力南进的战斗动员。他指出，如果我们坚守汇城，将会形成背水作战的局面，这是用兵之大忌；不如东渡韩江到东文部，先占领笔支尾山、龙虎坑、石子异、大麻、连圹一带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作好充分准备，打有准备之主动仗，痛击来犯之敌。会后，他连夜率部东渡韩江，首先占据与汇城隔江相望的笔支尾山，在这主阵地上抓紧构筑工事，并把江面上所有船只，动员集中到韩江东岸，同时派出侦察员严密监视敌人动向。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进占汇城后，不敢贸然渡江，便在韩江西岸的旧寨、南门坪一带挖战壕，以断墙残壁为掩体，架起了几十挺机枪，与起义军隔江对峙。10 月2 日，敌军从松口抢来7 艘民船，在机枪人力掩护下强渡韩江。

　　朱德率领起义军官兵沉着隐蔽地坚守在笔支尾山主阵地的战壕里，严密注视着朝东岸迫进的敌船。当敌船快靠岸时，他一声令下：“打！”。霎时，子弹像一阵巨风卷向敌船，船上敌人被打得倒在船舱里，掉落在韩江中。3 艘敌船当即被子弹击漏下沉，其他4 艘敌船空舟无人，随激流顺江飘去。敌人的第一次强渡被打退了。晚上，敌人又调集二三十艘船发动了第二次强渡。

　　当敌船靠岸、敌人步入沙滩之际，朱德即指挥起义军战士冲杀上去，与敌人进行拼杀搏斗，将300 多个敌人全部歼灭。

　　10 月3 日早晨，江面浓雾弥漫，朱德到滩头阵地仔细观察了天象和地形， 果断下令起义军立即撤出近滩头阵地，退守山地，准备迎击敌人。不久，敌人果然凭借江面弥漫的大雾，开始发起第三次强渡。由于江面上能见度差，待起义军发觉来袭之敌时，有些敌船已停靠东岸，越过沙滩，正朝守卫在笔支尾山的起义军迫进。朱德沉着地指挥着起义军官兵，一面集中火力反击向笔支尾山进攻的敌人，一面组织部分起义军战士抄侧路迅速隐蔽在山脚下，用火力封锁江面，阻击正在强渡的敌人。战斗越来越激烈，从黎明一直战斗到黄昏，笔支尾山主阵地仍在我手中，敌人已死伤1000 余人。这时，起义军也伤亡很大，战士都已经相当疲惫，子弹也快打光了，而且同远在汤坑与敌作战的起义军主力部队又失掉了联系。在敌众我寡、孤军作战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与敌激战3 天3 夜后，6 日清晨，朱德率部撤离笔支尾山主阵地， 退出三河坝，南下接应在潮州汕头地区与敌作战的起义军主力部队。当部队抵达饶平县城附近时，与从潮汕地区撤退下来的起义军主力部队200 来人相遇，方知起义军主力部队9 月28 日在汤坑县东南的白石与敌李济深之东路军遭遇，激战3 天后起义军伤亡2000 余人，无力再战。10 月3 日，起义军主力余部，在流沙（今普宁）同由汕头撤退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流沙县西南的葵泽附近，又被敌军截为两段，队伍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负责人分散转移。这时，起义军主力部队只剩下12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后，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队伍。

　　起义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态势下，英勇顽强战斗了两个多月。由三河坝和潮汕地区撤退下来的起义军在饶平县城附近会合后，已不足2000 人。部队往何处去？要不要坚持斗争？怎样坚持斗争？朱德与起义军陈毅等领导同志反复思考着并进行了研究。

　　10 月7 日在广东省饶平县茂芝召开了起义军干部会议。经过全面分析研究，决定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尽全力保存这支部队，将这支部队向东北方向沿深山老林穿插出去，沿闽粤赣边境隐蔽前进，找个立足点。同时，还派出起义军300 人，支援当地农民自卫军发展革命武装，攻打饶平县城。其余起义军1500 人由朱德率领，由当地党组织派人引路，艰苦转战，先后经广东省的大埔、蕉岭，以及福建省的峰市，于10 月16 日抵达福建省武平县。朱德指挥所部与当地钟绍奎土匪部队交锋，接着又击退尾追之敌钱大钧1 个师，然后，率部从武平向西北方向转移。当起义军到达地形险峻的石迳岭时，又遭敌阻击。这时候，朱德义无反顾，机敏沉着，率领会卫人员等攀登悬崖，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攻击，又一次击溃了阻击的敌人，随即指挥起义军通过隘口，进入赣南山区隐蔽疾进，竭力摆脱敌人的追击。但是不久，起义军西进的行动又被敌人发觉，敌第18 师又调转矛头，紧紧尾追上来。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到处都是敌人，起义军今后怎么办？往哪里去？

　　一时干部、战士的思想很混乱，感到革命前途渺茫。许多人悲观失望了，离队的也越来越多，建制也松散了。朱德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部队，仍坚定革命必胜信念，下定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一定坚持斗争的决心，不论部队面临多大的困难，总是苦口婆心地对官兵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每天照常行军。有时为了及时传达行军命令，传令兵找不到营长、连长，朱德就让传令兵站在岔路口，看见个排长给他看看写好的命令，看见个班长也给他看看命令。就这样，一路上人越走越少。

　　10 月下旬的赣南已是深秋，山区更是冷气袭人。此时，起义军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的单军服，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军服早已破烂不堪，鞋也穿透了底。要打草鞋，一无苧麻，二无时间，有的只好光着脚行军。晚上露营，干部战士只好弄把树叶垫在身子底下，抱着枪背靠背挤在一棵棵树下，相互暖和着身子过夜。有时朱德也挤在战士中间，在大树底下露宿。一路上，起义军官兵拉痢疾、发疟疾的日渐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处境如此艰难，有的伤病员无力行进而掉队了，有的病亡了。当这支部队到达安远县时，只剩下不到900 人，师团政治工作干部中，幸存者只剩第73 团指导员陈毅了。

　　最艰难处显奇才。在部队前途渺茫的关键时刻，朱德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坚决率领起义军迎难前进。他率部抵达安远县天心圩后，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这天，天空晴朗，是起义军南下以来难得遇上的好天气。等大家在一块草坪上盘腿坐下后，朱德以和蔼、慈样、沉着的神态，满怀信心地向到会干部说出了一番一字千钧、力挽狂澜、发自肺腑的话：“同志们，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必要跟大家讲清楚。大家知道，中国的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 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 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 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 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 年’的。只要能保存革命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蒋冯战争也一定要爆发，他们一打起来，我们就可以重整旗鼓，发展革命武装。”停了停，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要革命的就跟起义军走，如果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走出，也可以回家，不勉强，走后愿意回来的，也拍手欢迎。

　　只要有十支八条枪，我是还要坚持革命下去！即使最后只剩我一个人，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革命的人总会越来越多！”说完，他双目格外明亮，仔细环顾全场。大家都痛苦地低下头，会场鸦雀无声，只听得风吹竹林，沙沙作响。起义军干部听了朱德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讲话，对革命前途逐渐有了信心，但今后怎样坚持革命斗争？都在默默深思着。沉闷了一阵儿，会场里有人低声发问：“今后我们怎么干法？”朱德立时向发问的同志望了一眼，笑一笑回答说：“打游击呀！”接着，他又耐心向大家解释说：“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赣南、湘南这一带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搞得好，只要我们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我们的队伍就能发展！”最后，陈毅也在会上讲话，鼓励大家坚定信念，共度难关，并宣布了革命纪律。经过这次干部大会，起义军官兵思想混乱状态有了好转，士气也逐渐高了。

　　会后，朱德、陈毅率领这支经过血与人的洗礼和生活极度困难的考验，而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从赣南崇山峻岭向湘南艰苦地行进着。朱德一直穿插在行军行列，肩上扛着动摇的人扔下的步枪，有时还搀扶着伤病员，一面走一面给战士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前程；有时又指挥部属同尾追和阻击的敌人进行战斗；有时又要组织宣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筹备粮饷。在起义军途经信丰时，朱德曾和中共信（丰）、定（南）、安（远）

　　中心县委书记郭一清取得了联系，商量解决起义军粮袜给养等问题，临走时还留下8 条枪，用以建立信丰县赤卫队。

　　昌起义南下，历经4 个月，行军千里，艰苦转战闽粤赣，起义军就象一炉熔炼中的矿砂，在革命熔炉中经受了千锤百炼。各种泥沙杂质被淘汰了，每个起义军官兵都受到了一次最严峻的政治考验。当时起义军第73 团第2 营第7 连连长林彪，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刻开了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因走投无路，才去而复返。44 年后的1971 年9 月13 日，林彪再次叛逃，自取灭亡，还是被革命所淘汰。

　　1927 年10 月底，起义军到达赣南大余县时，虽然只剩下不到900 人， 但这却是革命队伍的精华骨干。朱德在回忆艰苦转战闽粤赣这段烽火岁月的情景时，颇有感触他说：“我们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剩不到900 人，衣服又破烂，身上又脏，人人饿得心发慌，可是个个仍然顽强战斗，都是钢铁汉、硬骨头，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曾说：“原来想，有两百人能同生共存，就能胜利。现在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决不可能消灭我们！相反，只要我们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打败强大的反动派！”这豪言壮语，早已成为现实。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不但在当时极大鼓舞着广大起义军官兵战胜艰难险阻，而且也一直激励着革命后代为振兴中华、保卫祖国而英勇奋斗，不断前进！

　　重整旗鼓战湘南

　　1927 年11 月初，朱德、陈毅等面对现实，困难重重。然而，他们决心重整旗鼓，与蒋介石的反动军队继续战斗。他们领导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部队，在赣南大余县进行整编。他俩分工合作，相得益彰。陈毅主持整顿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团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把起义部队整编为1 个纵队，下分3 个支队，支队以下是大队。全纵队还成立了1 个机炮大队和1 个特务大队。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5 纵队”番号， 朱德化名为王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指导员兼党代表，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大余整编后，官兵思想情绪日趋稳定。

　　寒冬之际，枪炮声突然又起，但不是敌我之战。不出朱德所料，张发奎同李济深、黄绍坟打起来了，粤、桂、湘军阀都卷入这场军阀混战之中，无暇追击起义部队了。朱德在天心圩所作的军阀之间必然要相互争斗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从而也更加坚定了起义部队官兵跟随朱德“打游击”的决心。11月上旬，朱德乘此机会，率部开赴湘、粤、赣三省交界处赣南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一面开展游击战，一面对部队进行军政整训，以更好地实现部队从正规战转向游击战、把立脚点从城市转向农村这一伟大战略转变。在军政整训中，首先整顿军纪，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其次进行军政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夭天上。朱德在给大家上军事课时，提出自己在苏联学习军事时曾主张的新游击战战术。他强调指出，现在作战环境变了，是在山区和农村同强大敌人作战，应从打大仗转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为打有把握之仗，没有把握取胜的仗不打。在战斗队形方面，他提出应由正规战常采用的一字散兵线形，改为适宜游击战采用的“人”字散兵线或弧形散兵线，构成交叉火网，以有效地发挥火力。在军政整训期间，他还实行部队以连为单位分兵活动，帮助群众冬耕冬种，组织宣传群众，打土豪、分财物，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枪支弹药，武装当地农民赤卫队。这样，不仅部分解决了起义军的给养，而且进一步发动了群众，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使部队暂时有了立脚之地，从南下以来，第一次获得比较稳定的环境，得到了短暂的休整。

　　进行军政整训期间，在赣南上犹县营前，与从井冈山下来、曾在遂川县大汾遭敌袭击的工农革命军第1 军第1 师第1 团第3 营取得了联系，并帮助这个营进行军政整训。朱德通过找该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详细了解情况，得知毛泽东所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已在10 月上了井冈山。于是，立即派原在南昌起义部队第25 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的胞弟——毛泽罩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覃从湖南省资兴经茶陵到宁冈，会见了胞兄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朱德及其所部情况。毛泽东很高兴，立即派工农革命军第1 军第1 师第1 团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下井冈山找朱德联系，商定如何带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起义军指战员们得此喜讯后，受到很大鼓舞，斗志更坚了。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解决部队给养，度过难关，重整旗鼓，扩大、巩固革命队伍，朱德与陈毅、王尔琢等商量后，将革命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决定利用国民革命军第16 军军长范石生与蒋粤军阀的矛盾，在保持我军政治上的独立和原建制不变，对我军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不干涉的前提下，与范部建立反蒋统一战线。于是，朱德便给范写信，动员他一起反蒋。范石生和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学，曾经有过深厚的友谊，后来又一起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都是当年滇军中的名将。北伐战争时，范任国民革命军军长，驻防广东省韶关和湖南省汝城一带，周恩来曾委托在黄埔军校工作的云南共产党员王德三，派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去第16军组建政治部，并建立了党组织。以后，我党同范石生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

　　1927 年8 月，蒋介石曾任命范石生为左路总指挥，令他堵截南昌起义南下部队，但范一直按兵不动。10 月，范石生又得悉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在潮汕失利， 十分关切这支部队的动向。正好这时收到朱德的信，便立即密派共产党员韦怕翠，到崇义县上堡找到了朱德，转达了范很愿意与朱德接触和谈判的意图。

　　11 月20 日，朱德率学生队五、六十人去湖南省汝城同范石生谈判。途经汝城县壕头圩时，在一座祠堂里住宿，半夜突然被当地土匪何其朗部包围。匪兵冲进伺堂，朱德沉着指挥大家突围。当时他的衣着和大家一样，十分破旧，满腮留着黑胡子，匪兵在夜间分不清谁是官。朱德急中生智，随手拿起伙夫的围裙系在腰间就往外冲，几个匪兵忙冲过来堵住他问：“你是什么人？”

　　朱德不慌不忙回答说：“我是伙夫头。”匪兵接着又问：“你们的司令住在哪里？”朱德故意指着后面的空房子说：“就住那边！”匪兵仔细看了看朱德，信以为真，便急匆匆往后屋冲去。由于祠堂门口有许多匪兵把守，朱德便趁机迅速折回厨房，敏捷地从后窗跳出，脱离了险境。突围的学生队发现朱德不在，以为被土匪抓走，当即向土匪反击。土匪摸不清底细，吓得像一群吃惊的狗，夹着尾巴四处慌忙逃窜。在追击土匪中，学生队才与朱德会合。

　　这时，夭已麻麻亮，朱德便又率学生队赶往汝城县城。

　　朱德到了汝城县城后，先和范部第47 师师长曾日唯进行了两天谈判，达成了协议，同意朱德提出的条件：朱德所部一切行动听共产党调动；补充给起义军部队的物资由朱德支配；起义部队如何组织，训练工作如何进行，由朱德决定，别人不得干涉；朱德所部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6 军第47 师第140 团，朱德化名王楷，任第16 军总参议、第47 师副师长兼140 团团长。

　　谈判结束后，范石生特地赴汝城县城，在城外储能小学的教室里，召开了尉级以上军官会议，介绍与会军官同朱德见面，并要求其全体军官要遵守协议，尊从朱德总参议的指挥。会后，迅速供应朱德所部一批现款、弹药、冬衣、被服等物资。不久，通过会谈又达成协议，将井冈山下来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 团第3 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6 军第47 师第141 团，由张子清任团长；1927 年秋由汝城、宜章起义农民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2 师第1 团共200余人，通过范部中共地下党员韦昌义介绍，与朱德取得联系，将其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16 军特务营，原第1 团团长何举成任特务营长。他们都先后得到范部所提供的军需给养。朱德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下属的第140 团、第141 团和特务营这3 支革命武装力量的行动，成立了中共第16 军军委，由陈毅任书记。

　　朱德的这一步棋走得好，统战工作取得显著的实效。隆冬虽然寒冷，队伍却较前强大了。

　　12 月上旬，朱德率领部队雄赳赳地由资兴南下。抵达粤北仁化县境后， 立即和中共广东省江北特委秘密取得了联系。不久他被任命力江北特委委员。此后，便一面积极配合当地中共党组织，推动农民运动，发展农民武装，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有一天，他率部抵达仁化县董矿区宿营，一放下行装便积极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他了解到此地有几个地主民愤极大，便支持当地农民赤卫队镇压了他们，还收缴了当地民团的枪支弹药，用来武装农民赤卫队。在朱德的指导和推动下，这个区的工农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新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4 团。

　　12 月中旬，朱德按党中央来信，指示他立即率部南下支援广州起义。

　　12 月19 日，他率部到达韶关，与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出的200 余人相遇， 始知12 月11 日由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在13 日失败。朱德把这200 余人编入部队建制后，即率部转移到广东韶关县城西北15 公里的犁铺头镇进行休整。在休整中，重点培训基层干部。他举办了一次为期一周有100 多人参加的教导队，亲自编写军事教材， 并给学员讲课。学习的重点是游击战战术。他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和体会，通俗、生动他讲解游击战术的特点，特别强调“知已知彼”的重要性，要求每个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集和侦察，不摸清敌人情况决不言动。在战斗动作上，他反复强调每个士兵要熟练手中武器，灵活掌握战机，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没有把握打中敌人不开枪。在讲解战略战术中，他总是谆谆告诫大家说：我们人少枪少，千万不能和敌人硬拼，要善于识别和抓住敌人的弱点，避实击虚。有时他还亲自带学员进行野外演习，教学员如何结合地形地物进行战斗队形变换。教导队学员结业后；被分派到各连当教员，带动全团开展军事训练。不到一个月，全团人员游击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犁铺头整训的日子里，朱德还积极支援韶关县的农民斗争，帮助韶关县东河坝秘密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2 月下旬，一股由地主民团和散匪纠集起来的数百名土匪，突然围攻青水扩的农会和农民赤卫队。屡攻不下，村里地主便跑到10 公里外的犁铺头，找到朱德的部队，请这支国民革命军帮忙攻占农会。朱德向来报信的地主问清了详细情况，完全明白了真相、心里默默想：

　　这股土匪竟然送上门来了，不能让他们逃出罗网。于是，立即答应派“正规军”前往，并要报信的地主带路。我军出发前，朱德暗中作了周密部署。朱德率部一进青水扩村，便一声令下，立即把报信的地主绑了起来，迅速扬起红旗，戴上红袖章，吹起冲锋号，从四面八方向这股土匪冲杀上去，把土匪打得尸横遍野。没有死的都一个个跪在地上，把枪举在头上投降了。土匪被歼灭后，朱德还同得救的农会干部和农民赤卫队员交谈，鼓励他们不但要敢于跟上豪劣绅斗争，而且要善于跟土豪劣绅斗争。当地群众个个拍手称快，敲锣打鼓把朱德部队送回犁铺头驻地。

　　朱德、陈毅已知道毛泽东等在井冈山上树起红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派人来寻找南昌起义部队。他们早也盼、晚也盼，急切地期望着见到毛泽东派来的代表。

　　有一天，朱德正在同湘南、乐昌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代表聚精会神地研究进军湘南的计划，从井冈山下来专门找朱德联络的何长工来到犁铺头。他是通过与中共湖南省委联系到了韶关，在韶关澡塘洗澡时，从第16 军军官谈话中听到南昌起义部队下落的。第二天一大早，何长工就赶路找到第140 团团部。朱德一见这位陌生客人，知道是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派来的何长工，便笑吟吟地立刻箭步上前，紧紧握住亲人的手，高兴地说：“这下子太好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先进取湘南再上井冈山的计划呢！”接着，他便详细地询问了毛泽东所率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并具体地介绍了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计划，还转告何长工，从井冈山打散下来由张于清、伍中豪所率的第3 营，也暂用第16 军第141 团的番号，从范石生那里弄到军饱和一批弹药， 已安排先行脱离范部由茶陵返井冈山。朱德和何长工亲切交谈了一个通宵，意犹未尽，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第二夭，何长工临行前，朱德给他一些银元作路费，并一再叮嘱道：“请赶快返回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划湘南起义，重整旗鼓后，马上奔向井冈山。”

　　朱德所率领的这支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16 军的名义作掩护，进行着湘南起义的各项准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在查追南昌起义部队下落中，发觉朱德所率的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密令范石生要解决这支革命武装，并逮捕朱德。但是，范石生不忘与朱德的旧谊，秘密通知朱德及早撤离。这时，朱德也接到中共广东省委通知，要他尽快率部脱离范部，到广东省东江地区海丰、陆丰县境和广州起义军余部会合。于是，朱德立即派人送信给驻防在广东省乐昌县境的第16 军特务营营长何举成，要他火速率部脱离第16 军。由于何举成行动迟缓，该营被敌缴械，何举成不幸在战斗中牺牲。同时朱德也在积极筹划撤离第16 军，并立即给范石生写信，希望他革命到底。范石生火速给失德回信说，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并赠送朱德几万银元作军饷。

　　时光易逝，转瞬之间，1928 年元旦已过。不久，朱德精心谋划，以“野外演习”为名，率部撤离犁铺头先北上，准备折向东江地区。撤离时，朱德还动员范石生部三、四百人，脱离第16 军随他出发。有一天行军中，正下着大雨，朱德得知附近有敌方一个军火仓库，便突然下令紧急集合，进行战斗动员和部署，命令砍倒沿路电线杆，割断电话线，派人奇袭敌军火仓库。战斗不到1 个小时，缴获10 多担子弹。然后率部向仁化疾进。部队抵达仁化县鸡笼附近，发现国民党军第33 军军长方鼎英部正沿着侦月开往南雄，堵住去路。朱德全面分析敌方情况后，果断决定率部折回北进，按照他已设想过的计划，去湘南找一块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

　　南昌起义部队正在向湘南行进中，朱德想起前不久在犁铺头整训时，中共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带着胡少海曾前来秘密联系，准备在宜章组织农民进行年关暴动，于是率部先到宜章县莽山洞。部队安排宿营后，朱德立即与中共湘南特委和宜章县委取得联系，在听了县委书记胡世俭的情况介绍后，朱德提出了智取宜章方案，即利用胡少海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出面活动。胡少海家是宜章县有名的大地主，父兄都是地主豪绅，而他很早就背叛了地主家庭，投身于革命。他北伐时曾在国民革命军第6 军任营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入粤北、湘南边境，同当地工农革命武装和宜章县暂时分散秘密活动的共产党领导人高静山、杨子达、毛文科等取得联系，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其真实身份尚未暴露。党组织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朱德的方案，由胡少海以范石生第16 军第47 师第140 团副团长和团长王楷（即朱德的化名）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宜章县县长杨孝斌，说奉命要率部开进宜章具城驻防，维护地方安全。

　　伪县长接到信很高兴，立即给胡少海回信，欢迎胡团副回老家驻防。

　　1929 年1 月11 日，胡少海率两个连先行开进宜章县城，当地官吏豪绅在杨孝斌率领下夹道欢迎。当晚，朱德率主力浩浩荡荡开往宜章，驻扎在宜章县城附近一个山坳上。次日，胡少海按原计划，发出请帖，在县咨询局摆下酒席，宴请“桑梓父老”，拟“共议剿匪灭共，保护乡里之大计”。伪县长杨孝斌、黄得珍和豪绅要员共20 多人欣然赴宴。这时，李广洪率领中共宜章地下县委、部分农民武装骨干，化装成商客、小贩，先行进了县城，朱德随即率部悄悄地包围了伪县政府和反动团防局所在地“养正书院”，并在城里各个要道路口布设了岗哨。在宴会上，待酒至数巡，胡少海起身把酒杯一摔，掏出驳壳枪，纵身站在门口，啪！啪！啪！朝门外放了三枪，几十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突然冲进宴会厅，每人都把枪口对准一个官吏、豪绅。这时候，胡少海厉声对赴宴的豪绅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你们这些反动家伙，摧残革命，屠杀工农，十恶不赦，是人民的罪人，我现在代表人民宣布：你们被逮捕了！”说完。战士们马上把这些官吏、豪绅关押在一间房子里。几乎在同一时间，一听得宴会厅发出的三声枪响，朱德率部扬起预先准备好、绣有斧头镰刀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番号的大红旗，分头冲杀上去，立时缴了团防局的枪，砸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把缴获的粮食、衣物、食品分给当地穷苦群众。

　　1 月13 日上午，天空晴朗，宜章县沸腾了。这时，在宜章县城西门外广场上，召开五、六千人的群众大会，会上公审和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到会群众和战士们情绪激昂，个个拍手称快。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高兴地说：“同志们！农友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是为工农打天下的工农革命军队。我们支持大家组织起来闹革命，工农只有自己掌握武装，彻底打倒反动派，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翻身得解放！”会后，朱德立刻会见宜章县和从碕石、赤石、笆篱堡等地赶来的中共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研究部署全县各区、乡抓紧建立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智取宜章后，朱德所部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 师。他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他们打响了湘南起义第一枪，从此把工农革命军与湘南工农运动结合了起来，为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造了良好开端。

　　智取宜章的胜利，震惊了当地反动派。l 月下旬，国民党军自韶关北上进犯宜章县城。朱德便率部暂时撤离宜章县城，转移到县城西南40 公里的笆篱堡、圣公坛一带，一面组织发动群众，一面充分作好战斗准备，待机进击来犯之敌。有一天，朱德率一个连到圣公坛帮助建立农民武装，当时大家都穿着国民党军衣服，部队刚走进村头小山林，忽然从山上朝部队“啪！啪！啪！”打来几枪，朱德命令部队迅速隐蔽。一阵枪响后，他见没动静，头脑中带着个问号进住村里。通过登门走访，深入发动群众，才了解原来从山上放冷枪的，是给地主当了30 多年长工的王光佑所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因为王光佑为人正直，性格倔强，有见地，好打抱不平，深为当地穷入敬佩。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协会垮了，西山地主罗策英网罗了一批土匪、流氓对圣公坛洗劫一空，还抢走了十几名青年妇女。王光佑实在忍不住满腔怒火，带着十儿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农民，硬是用大刀、梭标与土匪拼杀，把这十几名青年妇女解救了出来。他知道地主和土匪决不会罢休，就拉队伍上山打游击，当绿林好汉，专门跟反动地主武装对着干，抗暴安良，为民除害。他凭着高山峻岭、深山老林，有人民群众掩护，反动当局也拿他没办法。朱德了解详情后，认为王光佑是可以团结、争取的一支武装力量，便乘机通过村里老贫协会员王无佑与王光佑联系，收编了王光佑率领的这支队伍。

　　朱德把这支队伍改编成后防营，由王光佑任营长，跟随朱德所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 师师部行动。从此，朱德又思考着下一步怎样行动，如何夺取新的战果。这时候，王光佑从后防营挑选了两名最可靠最熟悉当地情况的战士给朱德当响导。一天，朱德率部转移到宜章县城南25 公里的岩泉圩、栗源一带宿营时，带着响导和参谋爬上附近山头观察地形，布设岗哨，忽然发现山后驻扎有一个连的敌人。朱德隐蔽在山崖下和大家商议，然后由响导带路，很快抓来一个上山闲逛的敌排长。经详细审问，弄清了在附近驻防的由许克祥任师长的国民党独立第二师的兵力部署情况。朱德又派出侦察员进一步侦察敌情，绘制了一份敌人在岩泉圩一带的兵力部署草图，并连夜召开军事会议，确定歼灭许克祥部的作战方案。经研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胡少海率领赤卫队和暴动队，抄小路从笆篱堡、白沙、五拱桥迂回敌后，直捣敌人指挥部；一路由朱德率领主力部队走大路，进攻敌巢。1 月30 日，部队按预定计划出发，首先包围了设在岩泉圩的敌师部。当时，许克祥正在饮酒作乐，忽听村外传来密集枪声，知道是“共军”进村来了，吓得像条丧家犬，夹着尾巴往砰石方向逃窜，到砰石后，带着七八个护兵化装成渔民模样，坐一条小船逃跑了。敌官兵见师长逃跑，无人指挥，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逃，乱成一团，伤的伤，亡的亡，没死没伤的都一个个举枪投降了。这次战斗歼敌1000 多人，缴获山炮、迫击炮30 多门，步枪、机枪1000 余支，子弹200 多担，并占领了许克祥的师部和后方仓库所在地粤北乐昌县坪石。广大指战员和当地群众兴高采烈，斗志更旺。战士们看见缴获的枪炮弹药堆成山，风趣地说：“‘许送枪’（指许克祥）给我们送来这么多枪炮弹药，都来不及给他打收条就溜跑了！”朱德听后对大家说：“是啊！只好等他下次再送时，一起打收条吧！”他这么一说，逗得周围战士笑得个个都合不拢嘴。

　　2 月2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赞同朱德策动湘南起义的计划，认为朱德已抵湘南，打开了局面，不必回广东省东江地区。决定传来后，更加坚定了朱德在湘南建立革命根据地，重整旗鼓大战湘南的信心和决心。坪石大捷后，朱德率部重占宜章县城，把缴获的武器配发给宜章农军，并将宜章农民扩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3 师，胡少海任师长。在宜章起义和坪石大捷的影响下，湘南各地工农群众纷纷武装起义。为支援湘南各县正在蓬勃发展着的工农武装起义，朱德率部挥师北上，开往湘南重镇郴州。

　　湘南大地上一片绿野，春风迎面吹拂。2 月3 日，工农革命军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急迈步伐，很快到达郴州县良田。朱德通过当地党组织，很快摸清了敌情，原来郴州县城南面门户大福桥的敌军，是国民党军第35 军军长何键部下属的6 个连，士兵大多是学生和穷人子弟。于是，他便提出了”打虎牵羊”、攻占郴州县城的作战方案，即对顽敌要当成老虎狠狠打击，对那些学生兵要立足争取教育，可“顺手牵羊”，对待不同敌人区别对待，软硬兼施。部署已定，不失战机，迅即实施。次日，朱德在中共郴州县委和郴州农军的紧密配合下，率部迫近大福桥，与守敌交战。首先将敌团长击毙，把守敌6 个连的官兵俘虏后，抓紧宣传政策，进行耐心说服教育，大多数被俘人员自愿参加了工农革命军。郴州县城守敌5 个连见大福桥守军败北，便纷纷逃窜。朱德率部乘胜追击，激战后迅速占领了郴州县城。他随即帮助恢复中共郴州县委，并成立郴州县苏维埃政府和县工会、县农会、县女子联合会，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插标分田地”斗争。从此，全县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这两支地方工农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 师，由邓允庭任师长。

　　随着湘南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工农革命军也不断巩固和发展，至此已发展为3 个师。

　　2 月10 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朱德为了不失时机地乘胜前进，夺得进军的主动权，经过动员，毅然率主力部队从郴州出发，继续挥师北上，直取耒阳。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在当地党组织和农军的积极配合下，先后攻克湘南的永兴、资兴两县。由于中国工农革命军节节胜利，声威远震，湘南人民兴高采烈，土豪劣绅惊恐不安，工农革命军还未攻打来阳县城，城里的土豪劣绅便纷纷北逃至衡阳，反动的挨户团和民防团也逃的逃，散的散。2 月16 日，朱德率主力一举攻克来阳县城。这天，正是正月初七，春节刚过几天， 城里城外，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比春节还热闹，人民群众成群结队热烈欢迎工农革命军进城。入城后，在城皇庙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大会上激动地说：“蒋介石、李宗仁与汪精卫、唐生智正在进行军阀混战，趁着这些强盗吵嘴打架，互相争地盘，难分难解时，我们发动湘南起义，重整旗鼓，发展工农革命武装。现在，宜章、郴州、永兴、资兴4 个县农民武装起义已经取得胜利，今天，我们耒阳农民武装起义也胜利了！”说到这里，会场一片欢腾，群众高兴得跳了起来。会后，便分兵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插标分田”，恢复农会组织，并帮助全县18 个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同时，还将耒阳县原来分散活动的游击小组、游击小队集中起来，增配一些武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 师，邝鄘任师长。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短短的时间里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连续歼敌克城，革命群众运动的风暴骤起，威震敌胆。不久，宁汉战争结束，时刻不忘反共的蒋介石急忙电令桂系军阀转兵湘南，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桂系第19 军李宜煊师接蒋介石电令后，火速沿衡（阳）郴（州）公路直扑耒阳。朱德、陈毅、王尔琢和耒阳县委书记邓宗海、县苏维埃主席刘泰，以及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天柱等，立刻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避敌锋芒，保存革命实力，布下“空城计”。

　　2 月26 日，朱德率部暂时撤出耒阳县城，分散隐蔽在农村进行游击活动。

　　3 月1 日，敌李宜煊师一进占耒阳县城，就挨门挨户搜查，却不见工农革命军的人影，气得没法，只好在第二天分兵十几路，由来阳县反动豪绅带路，到四周农村进行烧、杀、抢。朱德指挥早已埋伏在深山老林里的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员，采取夜间四面出击，白天引敌进山，各个歼敌的游击战战术，与敌周旋。激战3 天3 夜，敌人损失惨重，敌师长李宜煊颓丧地说：“朱德太厉害了，我就是占住了耒阳城，孤军守城，早晚会被朱德吃掉，要它干什么，只好早撤为上计咯！”3 月4 日，李宜煊便率部弃城往衡阳北逃。朱德随即率部二占耒阳县城。正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毛泽东派来接应朱德所部的伍中豪和毛泽罩，率领一个连赶到来阳参战。朱德得知这个大喜讯，马上和陈毅赶到该连驻地。朱德一见到毛泽覃便亲切地问：“毛委员好吗？”毛泽章高兴地回答说：“好！好！毛委员派我们下井冈山来接应你们，他要我向你们问好！向全体工农革命军战士问好！”朱德和陈毅没待毛泽覃把话说完，便异口同声地说：“谢谢毛委员！”接着他们亲切交谈起来。朱德、陈毅听了毛泽覃的情况介绍，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心里激动地默默说：“革命的春天来到了！早日上进冈山，两军早日会合的宿愿终于快实现了！”

　　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在中共湘南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重整雄风大战湘南，点燃的农民起义熊熊烈火，席卷湘南大地。

　　起义风暴势不可挡，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除宜章、郴州、永兴、资兴、耒阳五县农民武装起义获得成功，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外，临近的桂阳、安宁、常宁、桂东、汝城、衡阳、茶陵、攸县、酃县、临武、禾嘉等11 个县，大部分地区或部分地区也相继举行了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和发展了农民革命武装。革命武装力量像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不断巩固、发展、壮大，中国工农革命军除成立了以南昌起义部队为骨干的第1 师外，还先后成立了以宜章、郴州、耒阳三县农军为骨干的第3 师、第7 师、第4 师。3 月8 日又成立了由宋乔生领导的，以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铅矿起义工人为骨干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特务营，总人数由原来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不到900 人，发展到近1 万人。3 月中旬，在永兴县还胜利召开了湘南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从此，镰刀斧头的苏维埃红旗插遍湘南，湘南起义的春雷传向英雄的井冈山，传遍祖国各地，唤醒千千万万工农群众为追求自由、谋求解放而战斗！

　　井冈红旗遍四方

　　朱德、陈毅所领导的这支南昌起义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地依靠当地各级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的支援和配合，将革命武装建设与红色政权建设、工农革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抓住粤桂湘军阀混战的最有利时机，发动了湘南起义。不到两个月，农民武装起义的革命烈火燃遍湘南大地。湘南及临近10 多个县，人口约达100 万以上的广大地区，相继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党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在湘南起义中新组建了3 个师，两个团，共8000 余人。湘南起义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南方许多地方的工农群众， 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该地区的统治，震惊了湘赣两省的敌人，使蒋介石恐慌不安。1928 年3 月底，粤桂湘军阀混战结束，相互达成暂时妥协，蒋介石乘机指使国民党军出动了7 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湘南红色区域和中国工农革命军进行“协剿”。正在这时，由于中共湖南省委的“左”倾盲动主义，对待敌人的“协剿”采取了“坚壁清野，烧尽柳（州）宜（章）

　　大路两侧5 里内民房，不给敌人半点东西”这一“左”的错误行动，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当地群众极大不满。3 月12 日，中共郴州县委在郴州召开群众大会，贯彻中共湖南省委的“左”倾盲动主义决定。朱德闻讯后，立即派陈毅率1 个营赶到郴州，制止和平息这一伤害群众的盲目举动，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做法。但湘南仍有许多地区继续执行中共湖南省委的盲动主义决定，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不满，也使中国工农革命军在湘南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赖，甚至难以立足。这时，毛泽东派下井冈山来接应朱德所部的毛泽覃、伍中豪，已和朱德、陈毅等接触，井冈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也已作好欢迎朱德所部上山的各项准备，所以朱德和陈毅等研究决定，除留下一部分地方革命武装继续在湘南坚持革命斗争外，中国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近万人退出湘南，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

　　巍巍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湘赣边界的宁冈、酃县、遂州、永新四县交界处。北麓是宁冈县茅坪，南麓是遂川县黄坳，两地相距45 公里； 东麓是永新县拿山，西麓是酃县水口，两地相距90 公里，方圆275 平方公里， 海拔高达1800 多米。山上有茨坪、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村落， 虽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但地势险要，到处是高山峻岭，深山老林，周围有黄洋界、八面山、珠砂冲、桐木岭、双马石五大哨口，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能打能藏，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根据地。

　　1927 年9 月下旬，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农民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工农革命武装近1000 人，到达永新县三湾进行了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 军第1 师第1 团。同年的金秋10 月，他率部高举红旗上了井冈山，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积极发展工农革命武装。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不久，团结改造和收编了山上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农民武装，入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 军第1 师第2 团。毛泽东十分关心南昌起义部队转战闽粤湘赣的情况，上山不久就指派富有经验的第1 团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下井冈山， 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后来，先后见到了朱德派上井冈山来联络的胞弟毛泽覃和在犁铺头见到朱德后返回井冈山的何长工，得知朱德急切盼望早日上井冈山，实现两军会合，心里特别高兴。3 月又得知粤桂湘三省敌人正在策划对湘南进行“协剿”，便立即派毛泽章和伍中豪率领一个连去接应朱德所部，并亲自率领一部分工农革命军下山接应。

　　4 月上旬，湘南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由湘南向井冈山转移。

　　一路由朱德率领，撤出耒阳，攻占安仁、茶陵等地上井冈山；另一路由陈毅率领，由郴州撤向资兴、彭公庙、中村、水口等地上井冈山。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也是分两路下山到湘南接应，一路由毛泽东率领第1 团为左翼，下山后楔入桂东、汝城之间，准备接应朱德所部；另一路由何长工率领第2 团为右翼，下山后向彭公庙、资兴前进，准备接应陈毅所部。4 月下旬，毛泽东所率的第1 团在由桂东县沙田向汝城进发途中，击溃当地土匪何其朗部后， 挥师北上，回到酃县，在城郊接龙桥一带阻截敌人，掩护朱德主力部队向井冈山转移；何长工所率的第2 团进抵滁口，与敌人遭遇，激战两天两夜后， 转战到资兴，与陈毅所率的湘南农军和地方党政人员会合，经彭公庙一起回到酃县沔渡，与朱德所率的以南昌起义部队为骨干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主力胜利会合。

　　4 月25 日，朱德、陈毅率部抵达江西宁冈县砻市，住在龙江书院。4 月28 日，毛泽东率部经沔渡、宁冈县睦村回到砻市。朱德听说毛泽东回到砻市， 就急忙出来迎接，两位我军的主要创建人亲切地紧紧握着手，激动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毛泽东带着祝贺的亲切口吻对朱德说：“上了山就好，这次桂粤湘三省敌人拼命追，也没整到你们！”朱德激动地说：“我们顺利转移，全靠你们掩护啊！”接着两人进行了长时间亲切交谈，商量成立红四军问题。

　　后来，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经两军干部会议讨论，确定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领的这两支革命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第10 师师长由朱德兼任，第11 师师长由毛泽东兼任，陈毅任教导大队长。不久，红四军所部改编为6 个团，即红28 团（由南昌起义部队编成）、红29 团（由宜章起义农军编成）、红30 团（由郴州起义农军编成）、红31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红32 团（由井冈山袁文才、王佐地方武装部队编成）、红33 团（由来阳起义农军编成）、取消师建制，由军部直接领导团部，全军约万余人，枪2000 余支。

　　5 月4 日，在砻市召开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和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大会。这天，晴空万里，山清水秀的砻市披上了节日盛装。在砻市东边草坪上，用门板搭起了主席台，周围有许多红旗，两旁放着许多标语板，上面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一清早，成千上万的人手持小红旗，川流不息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会师部队也荷枪整队一队队进入会场。会场上锣鼓喧天。上午10 点，大会在一片鞭炮声和军号声中开始，大会执行主席陈毅首先致开幕词，祝贺两军胜利会师，并宣布红四军的团以上干部名单。接着朱德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这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步入新的起点。今天我们参加会师庆祝大会的同志都很高兴。我们在这里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让敌人心里难过吧！我们不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准备消灭他们！现在，我们力量扩大了，又有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他讲话中特别希望两支革命部队会师后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最后，他还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坚决保护群众利益。他的讲话博得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一阵阵热烈掌声。随后，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两军胜利会师的伟大意义，正确地乐观地分析了两军胜利会师后的光明前程，生动他讲述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同时，还宣布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的革命韬略，使大家无限敬佩，信心倍增。最后，王尔琢和各方面代表也先后讲了话，祝贺两军胜利会师！庆贺红四军成立！预祝红军多打胜仗，井冈山红旗传遍四方！

　　红四军的成立，引起敌人的恐慌，蒋介石更是紧张，妄图把这支新生的红军扼杀在摇篮里，迫不及待地对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和红四军进行反革命“围剿”。红军会师的第二天，江西反动军阀朱培德听到南昌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害怕得心惊肉跳，立刻命令国民党军第31 军第27 师师长杨如轩率部兵分两路，从井冈山南麓遂川县黄助向井冈山进犯。朱德和毛泽东立即分析敌情，研究部署率红28 团、红29 团采取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歼敌的游击战术， 在黄坳歼杨如轩部第81 团1 个营。次日，又率部追敌至遂川县五斗江，采取四面包围、突然奇袭战术，将杨如轩第81 团全部歼灭。杨如轩部另一路第80 团和第79 团闻讯仓惶向永新方向逃窜。朱德迅速率部乘胜追击，分段围歼，又击溃敌杨如轩部这两个团。5 月7 日，红四军第一次攻占永新县城， 成立了永新县苏维埃政府。黄坳战斗、五斗江战斗、一占永新战斗三战三捷，大扬了我军军威。这是继同年2 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粉碎江西国民党军向井冈山第一次“进剿”后，又一次取得的粉碎江西敌军“进剿”的胜利。

　　5 月中旬，敌师长杨如轩不甘心失败，又纠集4 个团的兵力，从江西省吉安向永新县城的红四军进犯。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朱德、毛泽东采取“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率红四军主力主动撤出永新县城，退至宁冈。然后，朱德率红28 团和红31 团，采取“声东击西”、“各个击破”的战法，佯攻并占领湖南省荣陵县高陇。敌军以为红四军主力已转移至湖南，便疯狂地向井冈山发起进攻，集中两个团向我龙源口守军猛烈攻击，企图直取宁冈。这时，毛泽东连夜派人火速送信给在高陇指挥作战的朱德。朱德接信后，立即率部东返，准备二占永新县城，切断敌人退路。朱德率红军以一天65 公里的速度急行军，飞兵永新县里田，又悄悄隐蔽在县城西北的草市坳，准备伏击来犯之敌。敌人没预料到红军主力会如此急速折回，杨如轩所部第79 团仍呆头呆脑地继续由吉安向龙源口西进。当敌人一进到草市坳，朱德率领红四军战士突然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出敌不意，将敌第79 团全歼，井将敌团长刘胡子击毙。红军乘胜追敌，5 月19 日，第二次占领永新县城，捣毁了敌师部， 敌师长杨如轩负伤逃跑，红军缴获了大批弹药和5 万多块银元。这时，向龙源口进犯的敌人两个团得知永新县城被红军占领，怕自己陷入红军罗网，便仓慌绕道拿山向吉安逃窜。这样，红四军便胜利粉碎了江西国民党军向井冈山发动的第三次“进剿”。次日，朱德率领红四军又主动撤出永新县城，分散在农村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工农革命武装。

　　火红的5 月，适时的决策，红军取得了新战果。5 月20 日至22 日，朱德在宁冈县茅坪出席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以来武装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右倾悲观论调，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制定了发展党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政策，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后，一个月里，胜利粉碎了江西敌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两次“进剿”。猖狂的敌人是决不会甘心失败的。6 月中旬，敌人又纠集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10 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联合会剿”。湘敌国民党军第8 军军长吴尚率5 个团，由茶陵向宁冈进犯；赣敌国民党军第3 军第9 师师长杨他生和第31 军第27 师师长杨如轩共率5 个团，由吉安向永新进犯。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妄图兵分两路一举攻占井冈山。6 月21 日，红四军在宁冈县新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粉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进行“联合会剿”的作战方案。朱德和毛泽东根据敌人兵力部署情况，决定避强就弱，诱敌深入，对湘敌吴尚部取守势，对赣敌“二羊”（即杨池生、杨如轩）取攻势，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宰“二羊”。

　　会后，朱德立即率红四军主动悄悄撤出永新县境，集结于宁冈休整，伺机歼敌。果然，“二羊”进占永新县城后，得意洋洋，又以为红四军主力远出湖南。6 月22 日，赣敌兵分两路向宁冈进犯。一路由杨如轩率3 个团沿老七溪岭偷袭，另一路由杨池生率两个团从龙源口沿新七溪岭进击。

　　七溪岭坐落在宁冈和永新两县交界的地方，分新七溪岭和老七溪岭。这座山上岭七里下山八里，从山上通往井冈山只有一条崎岖曲折、用几干层石阶垒成的傍山险道。山道两旁芦苇丛生，野草挡道。在悬崖陡壁上，到处是苍松翠柏。这儿地形十分险要，是井冈山的一个重要咽喉。朱德和毛泽东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打开地图一看，断定敌人一定要从七溪岭进犯，于是便抓紧部署兵力，决心坚守七溪岭，给进犯敌人以迎头痛击。

　　6 月23 日，天还没亮，红军早已占据七溪岭有利地形。清晨战斗打响了！ 朱德率红四军军部直属队和机枪连、迫击炮连扼守新七溪岭制高点蛤蟆湖和笠月亭，敌人一进入火力有效杀伤区，他一声令下，子弹便像雨点一样扑向敌群。敌人仗着兵多、武器好，疯狂进行反扑，争夺制高点笠月亭。在战斗最激烈时，朱德奋不顾身，手提一挺机关枪，带着3 个警卫员坚守笠月亭， 连续击退敌人3 次反扑。战斗中，他的军帽被子弹打穿、仍坚持在前沿指挥战斗。不久，红28 团团长王尔琢率部迅速打退了沿老七溪岭进犯的杨如轩部。紧接着，毛泽东所率的红32 团从白口以密集火力突然攻击敌前线指挥部。顿时，敌军乱了阵脚，红28 团乘胜追敌迫进龙源口，抄向沿新七溪岭进犯的敌杨池生部的后路。朱德立即命令红31 团1 营和红29 团火速冲下山去， 主动进击正在上山的敌杨池生部。激战1 个多小时，敌腹背受击，全线崩溃， 有的缴枪投降，有的往永新方向逃窜。朱德马上率领红军乘胜追击，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此次战斗共歼敌1 个团，击溃敌两个团，缴枪1000 余支， 胜利粉碎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耿合会剿”。

　　这天，正逢端午节，七溪岭大捷的喜讯，传遍了井冈山，胜利的红旗满山招展，像遍地开满了红花花。红军指战员欢欣鼓舞，根据地人民更是兴高采烈，满山遍谷是歌声笑声，大树上、墙壁上、桥头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有的标语上这样写着：“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不费红军三分力，宰掉蒋贼两只‘羊’。”

　　这次反“联合会剿”的战斗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 个县全部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分，红色区域达到全盛时期。然而，正在这时，为贯彻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以及永新县委于6 月30 日在永新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围绕“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三占永新县城后即开往湘南”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朱德和毛泽东等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若红四军开往湘南，红四军和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均可能被敌人吃掉。最后会议决定红四军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深入地做组织发动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联合会剿”的失败，7月上旬又纠集两省11 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联合会剿”。为了阻击湘赣敌军会合，粉碎敌人的行动，朱德和毛泽东研究决定，除红32 团留守井冈山外，红四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毛泽东率红31 团在永新牵制赣敌，袭扰疲惫敌人；一路由朱德率红28 团和红29 团，进取湖南的酃县、茶陵，调动和牵制湘敌，并歼湘敌于运动中，然后再寻机痛击赣敌。7月12 日，朱德率部出敌不意，首战湘敌，占领了酃县。本想再攻下茶陵，折返永新，配合红32 团寻机合击赣敌。但是，正在这个紧要时刻，由宜章起义农民组编的红29 团湖南籍战士思念家乡心切，不愿折返永新，要求回湘南； 红28 团因在永新县城三进三出，虽反对去湘南，也不愿折返永新，而想去赣南。

　　12 日晚，红29 团竟然迳自决定会湘南。红四军军委闻讯后，多方进行解释，耐心进行劝阻，均无效。朱德也耐心对湖南籍官兵进行说服教育。他们以中共湖南省委有指示要红四军回湘南为理由，仍坚决要冒进湘南，在这种情况下，15 日，红四军军委研究决定红29 团进取湘南，堵击湘敌。但在行军路上，部分湖南战士却私自跑向宜章家乡，结果大部分被广东省乐昌县的土匪胡凤章部消灭，一部分散落在郴州、宜章一带。朱德得悉后，立即率红28 团追赶，前往救援，沿途与湘敌周旋，牵制湘敌，不让其与赣敌会合。

　　转战近1 个月，先后收编了散落在湘南的红29 团余部约100 人，编入红28团。8 月18 日，朱德率红28 团退至桂东县沙田一带开展游击战争。8 月23日，他在桂东和毛泽东所率赶来救援的红31 团一部会合。他俩经全面分析研究决定，红四军由赣南的崇义、上犹重返井冈山，发展、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8 月25 日，朱德和毛泽东率部撤离桂东进抵赣南途中，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红28 团第2 营营长袁崇全因害怕艰苦，突然率该营4 个步兵连和团部机枪连、迫击炮连在崇义县思顺圩叛变离队逃跑。朱德和红28 团团长王尔琢率部迅速追赶，说服不明真相的红军官兵，不要上当受骗。经他们说明真相，有3 个步兵连和机枪连的干部发觉袁所指使的行动方向不对，不愿受袁的控制，率部返回红28 团，并参加一起追赶袁崇全。结果袁崇全只威胁拉走了少数人。在追赶叛徒的途中，朱德的亲密战友，从南昌起义以来一起艰苦转战的王尔琢团长不幸牺牲了。朱德和红28 团官兵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在罗霄山脉南段的一棵苍松下，落泪悼念和安葬了王尔琢团长。朱德号召红四军官兵要继承和发扬王团长不怕苦、不怕死、为革命英勇善战、为人民求解放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坚决保卫红色政权。

　　敌军是狡猾凶狂的，但他们却经常错误地估计形势。8 月30 日，湘敌吴尚部3 个团和赣敌王均部两个团相互策应，趁红四军主力在湘南欲归未归， 井冈山上红军兵力不多之机，准备向井冈山黄洋界哨口发起攻击。朱德和毛泽东早已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获悉这一情况，命令守卫在黄洋界的红31 团第1 营两个连，在赤卫队和人民群众支援下，利用山险，构筑工事，设置障碍， 凭险坚守。当敌军贸然进犯到黄洋界时，红军奋勇迎头痛击，连续打退敌人多次猛烈进攻。红军用仅有的一门刚修复的迫击炮，不断轰击集结在源头的敌军，敌误以为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不敢冒犯，便撤兵下山逃跑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为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粉碎湘赣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联合会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9 月8 日，朱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由赣南上犹抵达井冈山南麓黄坳， 驻赣南国民党军第5 师副师长刘士毅率5 个营尾追至遂川县城。遂川县赤卫队派人送信报告了这个情况。朱德和毛泽东立即研究，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一口一口吃掉这股尾追之敌。9 月12 日，朱德率红28 团和遂川县赤卫队第1 中队担任前卫，毛泽东率红31 团第3 营和遂川县赤卫队第2 中队担任后卫，先后由黄坳出发，向遂川县城疾进。第二天，朱德率部首先悄悄地占领了遂川县城周围的有利地形，控制通往赣州的遂川石桥，切断敌人退路，并采取“调虎离山”计，消灭城里敌人。他指派部分赤卫队员化装为红军主力，一面放枪，一面冲进县城，吸引敌人主力交锋。接着，朱德率部从县城周围山林冲杀下来，毛泽东率领后卫部队从西面包抄上来，把城里守敌团团围住。经过激战，城里敌人死的死，逃的逃，没死没逃的都缴械当了俘虏。

　　这次共歼敌3 个营，俘敌200 余人，缴枪200 多支，这是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山上山下的军民知道这个好消息后，欢天喜地，倍受鼓舞，决心作好各项准备，彻底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联合会剿”。

　　9 月26 日，朱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当队伍行至宁冈县茅坪的时候，忽然红军侦察员跑步前来报告说，驻宁冈县新城的江西国民党军第5 师旅长周浑元正派出1 个营和靖卫团百余人前来偷袭茅坪。朱德听了， 慢慢地笑了笑，对毛泽东说：“这帮反动派又送上门来了。”说完，便和毛泽东研究，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便率红四军6 个营在茅坪坳头垅设伏。坳头垅地形险要，两面高山耸立，群山绵延，中间是一条二、三公里长的山冲，入口小，肚子大，很像个紧口的大布袋。朱德精明地采取“张开布袋装白匪”

　　的战法，待敌人全部进入“布袋”（即伏击圈），立刻命令号兵吹响了冲锋号。霎时，埋伏在两面高山上的红军指战员冲杀下来，并用猛烈火力封锁入口处，扎住“布袋口”，堵住敌人退路，闯进坳头垅的这一营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消灭这股敌人后，红军又乘胜追敌，一举攻下新城，收复了宁冈全县红色地区。红四军自7 月上旬至10 月初，近3 个月时间，先后经过酃县战斗、黄洋界保卫战、遂川县城战斗、坳头垅战斗，四战四捷，终于胜利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联合会剿”。

　　金秋10 月，天朗气清，我党我军的部分精英济济一堂，共商大计。4 日至6 日，朱德出席了在茅坪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如今《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这次重要的大会进一步讨论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确定了湘赣边界党组织面临的中心任务。大会选出谭震林、朱德、陈毅、陈正人、毛泽东等19 人组成第二届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

　　10 月13 日，国民党江西独立第7 师进占遂川县城，屠杀当地农民协会、工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朱德闻讯后，立即率红28 团和红31 团（缺第1营），火速下井冈山，一举将敌军击溃，第二次占领遂川县城，并亲自担任遂川县行动委员会书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遂川县委研究决定，红四军乒分5 路，分赴全县农村领导当地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肃清零散土匪和遂川县大恶霸肖家壁的靖卫团，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党组织，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在朱德领导下，全县土地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斧头镰刀大红旗到处飘扬，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井冈山的山山水水。

　　11 月14 日至15 日，朱德出席在新城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国际国内形势、湘赣边界的政治、党务、军事、经济和红军纪律等问题分别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决定，选举了23 名委员组成红四军军委，依照中央指定，朱德任红四军军委书记。会后，朱德领导红四军主力在新城和砻市一带进行冬季整训。在整训中，他经常教新入伍的红军战士学刺杀、投手榴弹、打野外、利用地形地物，操练各种军事动作；还经常给红军战士上政治课，指出红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支持，依靠铁的纪律；晚上他还查铺查哨，对红军战士体贴入微，战士们个个充满信心地说，“跟着朱军长干革命，革命定成功；跟着朱军长打白狗（指国民党军），白狗必丧命！”。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经济封锁，加上彭德怀、膝代远率领的红五军5 个大队也转战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红军队伍不断扩大，井冈山上粮食不敷军用。面对军粮的困难，朱德毅然亲自带领红四军司令部全体官兵开展下山挑粮运动。每次挑粮行走100 多里，他不怕劳苦，率先参加。大家看在眼里，热在心中。红军指战员们见他年岁大，挑的多，走路又快，怕累坏了朱军长，便把他的扁担悄悄藏了起来。后来他亲自上山砍了一根老竹子，自制了一根新扁担，扁担上写着“朱德记”3 个字，每次挑完粮上山，便把扁担藏在自己睡铺底下，不让大家发觉，坚持带领山上军民下山运粮。当时井冈山军民编了一首歌颂朱德的《挑谷歌》：“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会剿。”这首歌至今一直在当地人民中传颂着。

　　这时，湘赣两省敌人还不甘心失败，纠集了18 个团的重兵，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联合会剿”，形势十分严峻。

　　12 月中旬，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宁冈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共青团负责人联席会议。不久，1929 年1 月4 日至7日，中共井冈山前敌委员会在宁冈县白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各县党组织联席会议。两次会议都集中讨论如何粉碎敌人即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联合会剿”问题，决定：红五军部队和红四军第32 团留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外线作战，实行“围魏救赵”的战法，以解井冈山之围。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前，朱德深入各连队检查下山准备工作。出发前一天，他来到新城经过冬季整训的红军连队，看见营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像迎接新年一样，有的战士边打着草鞋、边谈论下山打“白匪”，个个情绪激昂。大家一见朱德走来，便蜂拥而上，相互亲切地问寒问冷，热热闹闹地攀谈起来。没谈上几句话，大家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红军为什么要下井冈山和下山以后怎么打“白匪”这一问题上来。你一言，我一语，朱德听大家讲得都是理，笑咪咪地点点头说：

　　“大家说得都很好，红军红军举红旗，不是红一人，红一家；也不是红一村、红一山，而是要红遍天下，要把井冈红旗传遍四面八方，解放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大家听了都点头，异口同声地说：“军长说得对！我们听你的！”

　　话音刚落，一位红军战士拿来笔墨和红纸，走到朱德身边，笑吟吟地请求道：

　　“朱军长！我们住在这里，老乡对我们像亲人，走后总得给老乡留下几句吉庆话，请求你给写副对联..”没等这位红军战士把话说完，大家几乎是同时请求说：“对！请军长给老乡写副对联！”朱德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好哇！好得很！”沉思了一会儿，便提笔写下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红军如鱼民如水，红军百姓一家人”，下联是“白军似狼民受害民恨白军视仇人”，横批是“人民万岁”。红军健儿们笑逐颜开，斗志昂扬，只等一声令下，奔上新的征途。

　　1929 年1 月14 日，太阳从东山冉冉升起，山野闪着金光，井冈山男女老幼怀着激动、留恋的心情，成群结队，手里拿着小红旗，站在山道两旁，一面敲锣打鼓向下山东征的战士亲切地挥手告别，一面激动地唱着：“战鼓咚咚，红旗飘飘，我们在此立正敬礼，唱歌来送行。送你们上前方，英勇杀敌人。”

　　在井冈人民的欢送声中，朱德和毛泽东昂首阔步，高瞻远瞩，率领红四军军部、红28 团、红31 团、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 余人，告别了父者乡亲， 高举井冈红旗，迈着雄健的步伐，向赣南、闽西进军，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彭大将军在陕北（罗霄 萧帆）

  

  

 
　　彭德怀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彭得华，号石穿。1898 年10 月24 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幼年读过两年书， 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十五岁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1916 年入湘军当兵，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葫发富国强兵思想。1919 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豫捕，在押解途中逃脱。1922 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

　　1926 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 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 年1 月于所在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1928 年1 月升任团长，4 月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 月22 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 军，任军长兼第13 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5 军主力到达井冈山， 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4 军会师。1929 年1 月为了配合第4 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担负留守井冈山，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1930 年6 月任第3军团总指挥，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乘胜攻入长沙，占领10 日。

　　1931 年11 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 年1 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所率3 军团屡建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1934 年10 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3 军团积极执行新的作战方针，北渡赤水，回师攻占娄山关， 再克遵义城，协同第1 军团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第一方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利。1935 年6 月第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素的分裂活动。9 月，第1、3 军团合编为陕甘支队，任司令员。

　　10 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在他率领红军勇猛打退敌军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同年11 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1936 年1 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2 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毛泽东等指挥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5 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 月底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德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在华北敌后领导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与日军进行频繁战斗的同时，并与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0 年，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后称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使全国军民受到鼓舞。1942 年8 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华北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3 年9 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 年6 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 年3 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0 多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指挥仅2 万余人的陕北部队和后勤机关，同10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取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1948 年2、3 月间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5 个旅，于4 月22 日收复延安。彭德怀出奇制胜，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兵力的指挥艺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1949 年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形势下，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淡判方式，解放西北五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0 年10 月，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时，他坚决拥护抗美援朝的决策，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7 个月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经过两年边打边谈，于1953 年7 月签订停战协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52 年4 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1954 年9 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改善武器装备，组建技术兵种，举办各类军事学校和研究机构，实施正规的军政训练，建立第一线国防筑城体系，促进人民解放军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 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 年7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62 年6 月，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1965 年9 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严重迫害，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1974 年11 月29 日在北京逝世。1978 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人民出版社1981 年曾出版《彭德怀自述》。

　　* * * * *

　　彭总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现代军事家，从北伐战争时的普通军官，参与领导平江起义，率军转战，迅速成为我军领导人。他指挥有方，以勇猛著称，令敌丧胆，屡建战功。不仅指挥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而且亲率百万志愿军健儿，跨过鸭绿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同朝鲜军民一起，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名扬海外。他赤胆忠心，矢志于民，艰苦挤搏了一生。本文着重记叙他不畏艰险，在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主动请缨，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统帅仅2 万多人民子弟兵，打败胡宗南20多万敌兵的光辉战绩，并记下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延安，延安

　　1947 年春，沟壑交错的陕北大地上空，云层密布，天气阴沉沉的。

　　蒋介石直接指挥下的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转而对陕北解放区“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面临着严重的局面。

　　是年2 月，蒋介石先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从西安召到南京，接着又亲赴西安，进行部署。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集团——这支国民党最大的战略预备队担负南线主攻，北有宁夏的马鸿逵集团，西有青海的马步芳集团，加上榆林的邓宝珊集团，共向陕甘宁解放区投入了34 个旅（师），约25 万兵马；还从西安、鄠（户）县、太原和郑州调集了上百架美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由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坐镇西安指挥。蒋介石妄图以优势兵力，一举攻占延安，“摧毁”我党领导中枢，聚歼我军于延安及其以北地区，或逼迫我军东渡黄河，进而争夺华北。

　　当时，我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只有第1 纵队（辖358 旅、独立第1 旅）和教导旅、新编第4 旅、警备第1 旅、警备第3 旅共6 个旅2.6 万多人。

　　在胡宗南大军逼向延安的危难时刻，革命圣地延安军民的心头都罩上了一块阴云：党中央是否还留在延安？能否以2 万多人击退敌人20 多万重兵和许多飞机的进攻？当时，我军驻陕北的部队统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司令员是贺龙，他正忙于处理晋绥问题，不可能赶回陕北。那么，这场严酷的决战到底由哪位大将来指挥呢？

　　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彭德怀，从来忧党和人民之所忧，急我军之所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于3 月12 日主动来到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请战。周恩来副主席和任弼时正好也在那里。彭德怀掀开门帘，只见主席、恩来、弼时围坐在火盆边，正研究着问题。彭德怀的到来，使窑洞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彭总喝了一口主席递上的热茶，打开已经标好敌我态势的作战地图，首先向毛泽东汇报到延安南线视察的情况。他说，总的看来，情况是好的，部队士气旺盛，指挥员决心很大，从富县到临镇100 多里都构筑了防御工事。

　　但有三件事还没有做好。

　　毛泽东问：“哪三件事啊？”

　　彭总说：“第一，部队弹药太少，每人还不到50 发子弹，有的迫击炮只有20 发炮弹，需要尽快解决。第二，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的速度太慢了， 需要加快。特别是中央，要尽快下决心撤出延安。第三，要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贺龙同志正忙于晋绥公务，一时还不能回来，因此我想..”

　　也许话题已接近毛主席他们正在研究的问题了，于是主席催他讲下去。

　　彭德怀诚恳地说：“我想，贺龙同志回延安之前，陕北这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2 万多人，请主席和副主席考虑一下，是否先由我来指挥一下。”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神，各人心里都很欣悦，可是谁也没有说话。窑洞里静得能听到时钟的嘀哒声。

　　彭总见主席、副主席都没有表态，又补充说：“等贺龙同志返回延安，仍请他来指挥。”

　　毛泽东突然站了起来，用劲地握着彭总的手。他望了望周恩来，恩来同志微笑地点点头。他又望了望任弼时，弼时同志举起握着烟斗的拳头。主席说：“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

　　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肝胆昭日月，忠心垂千古嘛！我们三个人都同意了，回头召开一个会，作出决定，再正式任命。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别无他求，给我几个人就行。”彭总胸有成竹。

　　10 倍于我的凶恶敌人，党中央、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敌我形势，确定了战略行动的部署，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并直接决策陕北我军作战的方针。为此，以一部兵力抗击敌人进攻，尔后主动撤出延安，使敌人误认为我军不堪一击，从而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集团，机动灵活、出其不意地寻机歼敌有生力量，重重地杀它几个回马枪，夺取陕北战场的最后胜利。

　　3 月16 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鼓德怀与延安军民有着血肉联系，对陕北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3 月8日下午，延安各界1 万多人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面对手持红缨枪、步枪等简陋武器，情绪激昂的群众，彭德怀信心十足、高声地讲道：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不过1 万多人。敌人呢？有101 个团，30 万人，敌我兵力是20 比1。可是我们东西转战，无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逢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今天，胡宗南只有35 个团，而我们比那时已经有很大的发展。” 讲到这里，彭总问大家：“我们能打胜吗？”

　　1 万多群众齐声回答：“一定能打胜！” 

　　“是的，是一定能打胜的！”彭总挥动着双臂，大声地说：“11 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胡宗南的35 个团，有很大的可能，就被消灭在这里。”

　　他的讲话，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显示出边区人民对我们党中央和子弟兵的信任，增强了以少胜多的信念。

　　古语云，“预则立”。具有长期指挥作战经验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彭德怀当然是具有预见性的。他身负我军重任，对驻重兵于西北要地的胡宗南集团是早有防备的。在1946 年国民党军“全面进攻”期间，他便反复查看了延安南部地区地形，思考着如果敌军猛攻陕北时，我军应当如何应敌..。他主动向主席、副主席请缨，在动员大会上作信心十足的讲话，就表明了他的预见、智慧、胆略和赤诚。

　　3 月10 日，鼓总带着军委一局副局长王政柱和几名参谋、警卫人员，乘坐美军观察组赠送的吉普车，再次视察南线防御准备情况。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延安以南临镇、金盆湾至牛武、茶坊，已经构筑起正面90 公里、纵深约40 公里的野战防御阵地，担任防御兵团的教导旅和警备7 团正在加修工事，严阵以待。担任战役预备队的第1 纵队和新4 旅， 在结束西华池战斗后，也星夜兼程，赶到了富县的茶坊一带。

　　彭总的汽车沿着咸（阳）榆（林）公路南驶，经延安的南三十里铺，向东翻过蟠龙山，进入南泥湾垦区。往年这时候，垦区里早已人欢马叫闹春耕了。可是现在，由于胡宗南亲率重兵进攻，我军正在加紧备战，川道山坡上很少见到劳动的人群，老百姓忙着坚壁清野。彭总望着车窗外我军千辛万苦开垦出来并结下累累硕果的田园，心情很沉重，默默不语。

　　下午2 时左右，彭总到了教导旅旅部驻地金盆湾。他与罗元发旅长等旅、团干部握手问候后，说：“天时不早了，咱们先争取时间，到前面阵地上看看去。”

　　彭总与大家骑马来到金盆湾南面的山岭。进入深山以后，繁密的梢林绊得战马连蹄子也难抬起。彭总跳下马，用手拨开梢林，边察看边对罗元发等同志讲：“这一带地形看起来很复杂，作指挥员的要钻进梢林里，对每一条通道，每一处山口，每一个制高点，都要认真察看，作出周密的部署。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呀！”彭总还说：“要特别注意封锁消息。敌人用飞机、大炮从正面来进攻。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如果防范不好，走漏了消息，被敌人偷袭一下，那可要吃大亏罗！”

　　道路崎岖，梢林浓密，参差的树枝不时刮在脸上，打到肩头。鼓总的旧棉衣上，又被划出几条口子。但他不顾这些，仍然不知疲倦地走着，一边察看地形，一边作着指示。在每一处阵地上，彭总一见到战士就问：“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还特别问陕北籍的指战员：“家里的坛坛罐罐就要被胡宗南打烂了，你们舍得吗？”听到指战员们响亮而肯定的回答以后，彭总总是满意地点着头，言简意明、亲切地嘱咐几句，鼓励大家一番。

　　天黑以后，彭总才回到旅部。吃了晚饭，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彭总先认真听取了罗元发旅长的汇报，然后指着地图说：你们防御的地带很可能就是敌人进攻的重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号召大家，要在这一地区进行坚决的机动防御，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党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转移，掩护延安群众的疏散。讲到这，彭总用信任的目光把大家打量了一下，接着问：“用7 到10 天时间阻击敌人，有把握吗？” “有！”大家齐声回答。罗旅长又说：“请彭总放心，我们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第二天，彭总乘车离开金盆湾，转到茶坊看望习仲勋同志。

　　当时，习仲勋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张宗逊是野战集团军司令。他们刚率部队从西华池战斗归来。西华池一仗，重创胡宗南的48 旅，击毙旅长何奇。但由于我军初到陇东，地形不熟，加上准备不足，部署欠周，此仗打成僵局。习仲勋同志为此事深感不安。参战部队一到茶坊，习仲勋便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总结经验教训。

　　彭总到部队后，一些同志以为会受到严厉责备。可是彭总听完汇报，却亲切地说：“陇东一仗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的侦察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没打好，部队有点伤亡，不要紧。打仗总有胜与不胜两种可能嘛。打了这一仗，把胡宗南的底子摸了摸，对今后作战大有好处，这就叫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嘛。”

　　当晚，彭总和习仲勋等同志开会到深夜，并向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

　　3 月12 日，敌机窜入延安上空投弹轰炸。次日，胡宗南集团在南线大举进攻。战火在延安地区熊熊燃起。

　　肩负重任的彭德怀司令员，指挥西北野战军，与敌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战斗一开始，长期养精蓄锐的胡宗南集团便投入了15 个旅14 万兵马， 并有50 余架次飞机狂轰滥炸延安和边区城镇。整编第1 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29 军军长刘勘分率左右两个兵团，从宜川、洛川出动，胡宗南亲到洛川坐镇指挥，他狂言：“3 天之内占领延安。” 

　　敌一线攻击部队12 个旅，以猛烈的炮击为先导，然后以密集队形的轻装步兵沿荒山向前冲击。我担任一线防御的教导旅、警备7 团，依靠野战防御阵地，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口号鼓舞下，士气高昂，节节抗击。

　　3 月15 日，第1 纵队加入防御作战。

　　由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前梯队，已于敌人进攻前撤到瓦窑堡附近。彭德怀在保卫延安的日日夜夜里，始终操劳着。他要及时了解战况，指挥部队抗击10 倍于我的蒋胡军，又要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安全， 还要组织延安机关、群众的疏散转移。当敌机临空时，他又登上王家坪后山，鼓励中央警卫团的指战员狠狠地打击空中强盗，再三嘱咐他们说：“这里很重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就住在山下面！”

　　在我军顽强抗击下，胡宗南部进攻受挫，他匆忙调整部署，加强地面炮火和空中人力，以“天下第一军”为赌注强化右路攻击。我教导旅已经没有机动兵力。许多阵地展开了白刃战。1 团1 连班长李国玉在与敌浴血争夺阵地中，缴了两挺轻机枪，活捉敌1 个排长；2 团7 连战士刘铁锤独自刺倒12个敌人，自身4 处负伤，牺牲时手指上还挂着20 多条手榴弹拉火环..

　　战场情况日益复杂。彭总坐阵指挥所，面对强敌猛攻，运筹帷幄，异常镇静。当16 日中央军委下达成立西北野战军的命令后，彭总立即抽调军委一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人员，组成精干的指挥班子，并严肃地对大家说：

　　“中央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我们，倘若指挥不好，就有负中央的重托，那就是对人民有罪。”

　　3 月18 日，敌机全天对延安轰炸，地面敌军向延安步步逼近。敌炮的轰击声、机枪声，我军的还击声，在延安听得清清楚楚。傍晚，彭总赶赴毛泽东、周恩来住处，力劝毛主席尽快撤离，而毛泽东却十分镇静，坚持最后撤走。当各机关和市民群众已撤离疏散完毕，毛主席深情地环视住地，仰望星空，然后伴随着枪炮声，镇定地离开了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窑洞，开始了在陕北的转战。这时延安变为一座空城，唯有那座宝塔山依然挺立，等候着黎明的曙光。毛主席撤离后，彭总脸上才显出宽慰的神色，并连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敌61 旅己抵近宝塔山以南地区，不时传来清晰的枪炮声。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劝彭总尽早撤离延安。彭总镇静地说：“延安可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党和人民都需要我们这样做。”

　　夜深星疏，战况更紧。左路敌先头部队已前出三十里铺，右路敌军的炮弹已落到飞机场。此时此刻，彭总等司令部指战员顺公路东撤已不可能了。

　　王政柱副参谋长再次走进彭总的窑洞，请他马上出发。彭总没有回答，沉思片刻，扳起手指头，自言自语地计算着中央到延安已经多少年了，计算他自己到延安又是多少年了。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对革命圣地延安充满着眷恋之情。许久，他才从座椅上站起来，激愤地说：“胡宗南这个王八蛋，你占延安吧，先让你背上一个包袱，我们还会打回来的！”

　　走出窑洞，在警卫员手提马灯的微光映照下，彭总回头看看熟悉的窑洞，又望了望墙上张贴的标语，停顿了一会儿，才毅然离开了王家坪。

　　沿着后沟的小路翻上山梁时，已经是3 月19 日凌晨了。回头望去，延安城里一片火海，大火烧红了半边天，枪声凄厉，硝烟弥漫。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不少同志悄悄地擦着伤心的泪水，咬着牙抽泣着。彭总停住脚步，久久地望着烈火燃烧中的延安城，轻蔑地说：胡宗南是个志大才疏的家伙，别看他张牙舞爪，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我看，他倒霉的日子不会太远罗！

　　三战三捷

　　3 月19 日凌晨，教导旅等防御部队全部撤离延安。

　　当日，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

　　蒋介石高兴得手舞足蹈，即电“祝贺”。

　　国民党《中央日报》大字标题：“延安大捷，毙伤共军万余人”，“将军三日克崂山，壮士长歌入延安。”

　　反动派历来过高地估计自己，得志便猖狂。此时的胡宗南兴高采烈，他军装笔挺，背靠宝塔山，拍照留念，作着请功受奖，树碑立传，名扬于世的美梦。但苦干没有真正的战绩，于是，西安第一战区的官员们在延安忙乎了几天，用自家人和自家武器乔扮出10 个“战俘管理处”和1 个“战绩陈列室”， 向南京、上海来的记者参观团谎报战果，大吹大擂。

　　此时，真正的战绩是我西北野战军鏖战7 昼夜，歼敌5000 余人，实现了战略转移。我军主动放弃延安空城后，又在青化砭地区酝酿着与胡宗南部队进行新的较量。

　　其实，胡宗南心里明白，以折兵5000 的代价换取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而已。为了实现“光复”陕北的美梦，他命令部队尽快寻找我野战军主力，以求决战。对此，党中央早有预见。撤离延安时，就指示西北野战军，除以一部在延安西北方向，同敌人保持接触，诱敌深入外，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方向，待机歼敌。彭总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于3 月19 日，命令第1纵队在安塞以北地区集结，并派出1 个营，到延安西北方向担任诱敌任务； 又命令第2 纵队和教导旅、新4 旅，分别在延安以东和东北地区的甘谷驿、何家山岔和青化砭一带集结待命。

　　3 月20 日，在延安东北梁村，西北野战军指挥机构正式组成：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司令部参谋长，王政柱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彭总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坚决打掉胡宗南的嚣张气焰。

　　当日，我军电台截获了胡宗南发给31 旅的一份电报，要该旅于24 日进驻青化砭。鼓总在低矮的土窑洞里，接过情报，看看地图，兴奋地握紧拳头说：“好哇！终于送上门来了。把这个家伙吃掉！”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围歼31 旅，是我军主力要粉碎敌人对陕北重点进攻的第一仗，关系重大，必须“慎重初战”，打则必胜。彭总根据中央精神，迅速形成“牵牛鼻子”、声西击东的战役指挥思想。

　　21 日，彭总和习仲勋副政委召集各纵队指挥员，研究了作战方案。

　　22 日，彭总定下了在青化砭公路两侧布设袋形阵地，以伏击方法歼灭敌31 旅的决心，迅速实施部署。

　　同日，参战各部队已集结于青化砭地区。

　　23 日，彭总带领旅以上指挥员到现场察看地形。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六七十里，其南北是一条30 里长的川道，咸榆公路经延安后沿川蜿蜒其间，东西两面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地。进了青化砭，就像进了1 个长长的笼子和口袋。

　　大家看了这种地形，无不夸赞这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都打心眼里钦佩彭总精心运筹设计下的这个口袋阵。

　　按预定部署，第1 纵队率第358 旅在阎家沟至林坪间小河以西地区展开， 主力配置在小寺沟以西高地。其任务是：等敌人退路被切断后，由西向东猛攻。第2 纵队和教导旅在青化砭至房家桥公路以东地区展开，主力配于寨子沟、窑子沟以西高地。任务是：等待敌后卫部队通过房家桥，首先断敌退路，阻敌增援，然后由东向西猛攻。新编第4 旅进至青化贬东北及赵家沟以南地区，等战斗打响后，即向青化砭猛攻。第1 纵队的独立1 旅担任预备队，在宋头庄、郭家庄地区，监视安塞敌一军的行动，并保障野战军主力翼侧的安全。

　　在我军各部指挥员察看地形时，敌人有十几架飞机临空盘旋。由于风大，黄沙滚滚，敌机无法发现地面情况，哼哼一阵便飞走了。

　　彭总特别要求，必须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配置要隐蔽，伪装要严密，纪律要严格。

　　看到大家完全理解了作战意图，彭总深吸了一口气，环顾起伏的群山，对站在身边的第1 纵队司令员张宗逊、第2 纵队司令员王震和教导旅旅长罗元发、新4 旅旅长张贤约等幽默地说：“当新4 旅封住底子，独4 旅扎住口子以后，你王震就站在高山上大喝一声：李纪云，你往哪里跑！然后你们各位就指挥各自的部队狠狠地打，打它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彭总说完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山中回荡。指挥员们心明眼亮，决心坚定，战士们斗志高昂，大家严阵以待，誓夺大捷。

　　24 日一大早，独1 旅2 团2 营终于把冒进之敌的“牛鼻子”牵住了。胡宗南求战心切，误认为这支小部队是我军“溃退”的主力，带上他的指挥所由洛川赶到延安，督促整编第1 军军长董钊，率5 个整编旅快速追击。我2营指战员且战且退，一直把敌人牵到了安塞。

　　与此同时，在远离安塞的青化砭地区，各路部队秘密进入伏击阵地。细雨霏霏，春寒彻骨。激战前的阵地上格外宁静。

　　到了傍晚，一群乌鸦呱呱地从阵地上飞过。敌人毫无动静。部队暂时从阵地撤回。

　　等了一天，却看不到敌31 旅的踪影，我军指战员心里都在纳闷：是不是走露了消息？是不是敌人改变了计划？

　　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所的同志们也在议论着。

　　鼓总听了，摇了摇头，说：“部队行动很隐蔽，群众基础也很好，大家要坚信，是不会走露风声的。”他略停了片刻，又接着说：“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的二杆子。他进了延安城，估计我中央机关的领导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顺公路撤退怕他的汽车追，所以骑着马向安塞方向去了。而我军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这是出其意料的。其次，胡宗南虽是草包，但是占延安之后要派兵保障侧翼，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有，要不然他怎么能捞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坦克，有汽车，这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要吗？所以说，他一定要来。”

　　彭总的精辟分析，实事求是，入情入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野战军司令部一边通知部队加强侦察，摸清敌情，一边告诉大家继续耐心等待。

　　经我军侦察后，得知敌31 旅因在拐峁得不到当地群众的粮食，没有备齐干粮，把出动日期推迟了1 天。

　　第二天黎明，部队又在阵地上隐蔽好了。没有话音，没有火光，只有一双双熬红了的眼睛，严阵以待。

　　天亮了，果然不出彭总所料：两架敌机鬼头鬼脑地掠过。

　　敌人的先头侦察分队缩头缩脚地走来。

　　上午10 时许，敌整编第31 旅旅部及所属第92 团的全部兵马，完全钻进了彭总布下的特殊“口袋”里，却丝毫没有觉察。

　　随着3 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军阵地上突然军号长鸣，枪炮声大作。

　　独4 旅在南面紧紧地扎住了“口袋口”，新4 旅在北面封住了“口袋底”， 我主力部队从东西两侧山梁居高临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敌军拦头、断尾、斩腰，勇猛地冲击，展开了激战。

　　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所高地上，彭总和习仲勋副政委、张文舟参谋长、徐立清主任指挥若定。彭总端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敌人占了延安，这就给他背上了一个包袱，我们却变得主动了。虽然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大10倍，但我们可以做到最大的集中，想打哪里，就打哪里，主动完全在我们这里。”

　　很快，我军将敌人分割切断，敌军的建制全被打乱了。手榴弹、炮弹在敌群中到处开花。敌军走无处走，藏无处藏，2 900 多人纷纷投降，全部被歼。整个战斗只进行了1 小时40 分钟，打得干净利落。

　　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和92 团团长谢养民等直到当了俘虏，仍然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失败的。李纪云在被审时竟然装腔作势地嘟哝着说：“你们要打，就摆开阵势来打，偷偷摸摸，搞突然袭击，算不了好汉！”

　　彭总望着他那愚蠢的样子，轻蔑地笑了笑说：“《孙子兵法》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是高级军官，是什么黄埔之类毕业的吧？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呢！”停了一下，彭总的声调激昂起来：“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你们发动的战争不得人心。老百姓见了你们就像见了瘟神一样，你们什么情况也不晓得，成了聋子、瞎子，你们不打败仗才怪呢！”

　　我军撤出延安才短短6 天，就吃掉了敌人一个旅，作为西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彭总怎能不高兴呢！走出指挥所时，他欢快地哼了一阵歌曲，对大家讲：“胡宗南说‘共军不堪一击’，实际上他才是一个不堪一击的蠢家伙。

　　我们只派了一支小部队，就把他的主力引到安塞去了。古语说：‘声东击西’，我们这次是声西击东。青化砭这一仗，对我们来说是歼灭战的序战胜利，为今后更多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揭开了一个序幕。”他还说：“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个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喔！”这是彭总对“集中兵力，歼灭孤弱之敌”这一基本军事原则的生动形象的概括。

　　战斗一结束，参战部队立即撤离战场，连俘虏也全部带走了。

　　敌机飞临上空，战场上苍茫一片，没有一个人影。

　　胡宗南为其31 旅的突然失踪大惑不解，苦果难咽。

　　青化砭战斗，胡宗南如遭当头一棒，两眼直冒金星。他唯一感到自我安慰的是：共军主力的去向终于搞清了，原来不在安塞方向。

　　于是，胡宗南的整编第1 军和第29 军随即掉头向东。敌七八万兵马，摆开几十里方阵，经青化砭一直推进到延川、清涧，来了一趟400 里路的“武装大游行”。敌军所到之处，不但仍然未见我军主力的踪影，还屡遭袭扰，被拖得精疲力尽，粮草断绝，人心沮丧。

　　4 月5 日，胡宗南除以76 师驻守清涧县城，135 旅守备瓦窑堡外，其余退回延安附近，进行粮食补给。

　　6 日，敌29 军军部率12 旅经永坪撤退时，被我军乘机狠揍一拳，损失600 多人。

　　这下，胡宗南发现了我军主力所在，又得意起来，急令主力部队向蟠龙西北方向反扑，并要135 旅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围歼我军。

　　4 月11 日，我军获悉敌72 团接替瓦窑堡135 旅防务的情报。

　　彭总得知敌人动向后，沉思很久，决心来个“虎口夺食”。

　　瓦窑堡西南桑树坪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彭总住的小土窑里，各纵队和各旅的指挥员拥挤在一起参加紧急会议。鼓总说：“现在，从敌军主力前进的态势来看，135 旅很可能沿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我们的决心， 是要在它同主力靠拢之前，在这个地方”，此时，彭总用手里的树枝指着地图上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左手有力地向下一挥说：“把它一举歼灭。

　　大家讨论一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讨论热烈。彭总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等大家的意见讲完了，彭总站起来说：“同志们讲得很好。消灭135 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挡住敌人援兵，一是速战速决。”形势很明显，如果不把北进的敌军8个旅阻住和调开，不仅135 旅歼灭不了，我们自己还会陷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境地；如果歼灭135 旅的战斗拖久，阻击部队就要增大困难。彭总向大家反复讲明了这个战役思想。

　　紧急会议又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各部队受命而去。散会后，彭总立即起草了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请示报告和给部队的作战命令。

　　4 月14 日拂晓，部队进至指定位置。由于时间紧迫，有些部队边走边进行战斗动员，有些是没来得及吃早饭，一路小跑到位的。战士们凭着一种特有的信念，听彭司令指挥，指哪打哪；稍为明白点战役意图的干部战士，心里像15 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担心敌人不上钩。

　　清早，彭总带王政柱副参谋长飞马赶到独1 旅旅部，一边察看地形，一边再次向王尚荣旅长强调：“把董钊、刘勘的牛鼻子牵得越长越死，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如果你们能把敌29 军阻击在羊马河以南，这次歼敌135 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

　　这一次，敌人的算盘珠子又被彭总拨动了。

　　敌135 旅从瓦窑堡南下后，正走向第2 纵队、教导旅、新4 旅设下的天罗地网。

　　敌1 军在夏家沟、李家岔一带与我358 旅接火后，误认为是我军主力， 气势汹汹地全线扑过去。

　　敌29 军在元山寺、元子沟一线，遮天盖地，轮番攻击。我独1 旅分兵把口，顽强抗击。

　　上午10 时，我军把敌135 旅紧紧包围在羊马河西北，四面猛攻。

　　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所里，地图交叠，电话不停。彭总不断询问前线战况，并及时作出分析判断，发出指示，显得格外紧张繁忙。

　　战至下午4 时，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整编第135 旅旅部及所属两个团土崩瓦解，4700 余人全部被歼。此时，敌29 军一部虽与135 旅仅隔一座山梁，但在我独1 旅抗击下，终于未能挽救该旅的覆灭。

　　当指挥所同志把消灭135 旅的捷报向彭总汇报后，彭总的表情虽放松了许多，但仍然一言未发。长期征战，横刀立马，养成了他的性子，只报告消灭了敌人，如抓不到敌军的主要将领，他是不会满意的。果然，隔不大工夫，前线又传来报告：敌135 旅少将代旅长麦宗禹、404 团上校团长成耀煌、405团上校团长陈简全部被俘。彭总听了，兴奋地耸了耸肩，哈哈笑道：“好啊，这才叫全歼！刘勘、董钊带那么多兵，连一个旅也救不了。我看你胡宗南还能神气多久！”

　　彭总打电话向教导旅进一步询问战况，罗元发旅长笑着说：“陈海涵参谋长刚把敌旅长带回来。俘虏很多，武器弹药都还堆在沟里，要人去背呢！”

　　彭总说：“你们也背一点嘛！”

　　罗旅长说：“我们已经背了，战十们都换上了美式卡宾枪。”

　　彭总说：“好嘛！给我们送点来，谢谢了！”

　　羊马河战役，是在一个狭小的作战地域内，从敌人9 个旅当中，抓住1个旅，速战全歼，犹如虎口拔牙，挫了敌人锐气，振了我军的军威。

　　4 月下旬，蒋介石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已开始陆续东渡黄河”。他急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延榆公路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南下，企图将我军一举歼灭在霞县（即佳县）、吴堡地区，或逼我东渡黄河。

　　当时，胡宗南正在为羊马河地区“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的事儿苦恼。

　　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即倾全部机动兵力9 个半旅，由董钊、刘戡指挥， 分两路于4 月26 日北犯，只留整编167 旅旅部率1 个团，在蟠龙修筑工事， 守备这个前进补给基地。

　　彭总以359 旅一部，配合绥德分区警备部队诱敌主力北上，沿途佯遗杂物，并在黄河沿岸集结船只，虚张声势。敌军排成方阵，冒雨推进，在泥泞的黄土高原上一路喘息。

　　此刻，蟠龙之敌成了一个孤点。彭总下定决心：乘敌主力进到绥德来不及回援之时，集中主力，攻打蟠龙。

　　在部队向蟠龙集结途中，彭总多次讲：这一仗打好了，不仅可以再吃掉胡宗南1 个旅，还能使我军利用蟠龙的大量物资，得到一次很好的补充机会。

　　彭总要野战军司令部告诉部队，千万不要轻敌，不要以为敌主力已经调开了，这一仗就可以轻易取胜。他说：“蟠龙有强固的工事，担任守备的，又是胡宗南的精锐第167 旅。如果说青化泛和羊马河之战，我们吃了两块肥肉，那么蟠龙一仗，我们要准备啃骨头了。各部队要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认真地切实地作好攻坚、打硬仗的各项准备。”

　　顶风冒雨，第1 纵队集结到幡龙西北核桃坪地区，2 纵独1 旅集结于蟠龙东南何家峁子，新4 旅集结于蟠龙东北的卧虎镇。野战军司令部进至蟠龙东北的薛家沟。

　　5 月1 日，大雨不停，攻击计划推迟一天。

　　5 月2 日，董钊、刘戡拖着疲惫的主力部队，到达绥德。

　　这几天，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在窑洞里连续开会。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首长们又在部署战斗，调动敌人，指挥作战了！

　　2 日下午，风吹云散，阳光初照。彭总下达命令：黄昏开始攻击。毛主席和首长们开了一夜会，刚和衣躺下，就听到了驻地东南方向沉重的炮声。

　　主席身披那件补了又补的棉袄，走出窑洞，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一时间院子里的同志们都起来了。秘书拿着电报飞快地送往主席的窑侗。

　　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上午，敌人损失一些前沿据点，收缩到主阵地或重要的支撑点，进行顽抗。

　　集玉峁是蟠龙守敌要点，明碉暗堡密布，交通沟壕纵横，火力交叉密集。

　　独4 旅啃了几次没啃动。彭总打电话给2 纵王震司令员，要求集中火力，改进战术，坚决啃下这块硬骨头。同时要其他部队分割敌人，不让他们凭险聚拢。

　　下午3 点钟了，彭总还没吃午饭。警卫员把饭放在小炕桌上，他连看也没有看一眼，仍然在地图前来回走动着。司令部的同志都知道，每逢彭总考虑重大问题或遇到战斗进展不顺利时，他总是这样，凡看见彭总皱起眉梢，不停地走动，不讲话，也顾不上吃饭和睡觉的时候，谁也不去打搅他。当警卫员第二次催彭总吃饭时，彭总仍没理睬。

　　傍晚时分，集玉峁山头上的枪炮声稀疏下来。2 纵报告：王震司令亲到前沿指挥，独4 旅英勇果敢，集中火力猛攻；战士们用对壕作业破坏敌人的工事障碍物，有的用攀援绝壁、背后出击的方法炸毁敌堡，有的用抵近攻击的“膏药战术”楔入敌阵；现已攻占集玉峁敌人的主阵地。听到这个消息，彭总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一面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战斗进展情况，一面通知部队乘胜前进，全歼守敌。

　　5 月4 日黄昏，我军对蟠龙镇发起总攻。

　　午夜前，蟠龙攻坚战胜利结束，全歼敌精锐167 旅旅部及499 团等守备部队6700 余人，活捉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粮食和服装，堆积如山，胡宗南这个“运输队长”当得不坏，此役中更充实了我军继续打击敌人的物质力量。

　　彭总看了战果报告，把手里的六棱红蓝铅笔往炕桌上一丢，哼起歌来。

　　机灵的警卫员，赶忙把再次热好的饭菜端进窑里。彭总一见，把手一挥，说：

　　“好！现在该吃饭了。”

　　愚蠢的胡宗南原以为蟠龙“固若金汤”。直到5 月4 日李昆岗再三呼救， 他才令董钊、刘戡带主力南下驰援。可惜，援军于5 月8 日才到，蟠龙已是一座空城。

　　5 月14 日，在安寨县真武洞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庆祝我军收复蟠龙的胜利和西北战局的扭转。周恩来事先赶去，他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英勇的西北野战军指战员祝贺。井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旧留在陕北。

　　“毛主席还在陕北！”这个大好消息，给人们以莫大鼓舞，人们兴奋地欢呼着，跳跃着，不少人把帽于抛得高高的。周恩来回到驻地后，笑声充满了小院。他说：“主席，旅长们为你担心，说你周围的武装太少了，纷纷要求保卫你的安全呢！”毛泽东笑着说：“让他们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吧，我们这里不是很安全吗！”首长们连连笑着点头。

　　普通一兵

　　天高云淡。

　　黄土扬起尘烟，枯草贴着地面，梢林密布，群山连绵。

　　打破岁月的沉寂，三路大军在漫漫高原上挺进，军号低回，马蹄阵阵..

　　我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后，彭总和周恩来副主席、陆定一、习仲勋等，商讨数日，起草了《出击陇东作战命令》，命令说：胡宗南集团主力集聚一团，我军各个歼灭胡军的战机不易寻找，决定出击陇东，歼灭青、宁二马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尔后相机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以调动胡宗南集团之主力，寻找战机继续歼灭敌人，并解决粮食和经费问题。

　　部队经过八九天急行军，翻过沟壑纵横、梢林遍地、人烟稀少的黄土高原，于5 月27 日，登上陕甘交界的子午岭。

　　彭总和习仲勋副政委及后勤司令刘景范勒马远眺，脚下沙石蠕动，远处群峰苍凉。一阵风吹，他们面颊又多了一层尘色。刘志丹同志曾在这里闹革命；中央红军曾翻越雪山草地，击溃敌人围追堵截，从这里北上抗日；许多红军战士在这里流尽最后一滴血..

　　望着熟悉的山山水水，彭总的心难以平静。

　　当年，红军经过长时间的征战，来到子午岭。阴雨绵绵的一天，红3 军团10 团正搭草屋准备宿营，彭德怀军团长走过来，问团政治处主任陈海涵： “部队情绪怎么样？干粮还有没有？昨天的战斗伤亡大不大？”

　　陈海涵说：“全团情绪满好，干粮早就光了，现在全靠打野食。战斗中伤亡不大。”

　　彭总严肃他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就住在前边，你们团要特别注意西侧合水方向，一有情况立即报告。毛主席肩上的担子很重，周副主席的病还没好。晓得我这话的意思吗？”

　　“晓得。”

　　彭总听出陈海涵的福建口音，恍然道：“哦！我们在草地打过交道。陈海涵同志，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要走的路还很遥远啊！”

　　陈海涵激动了：“军团长，你也要多关心点自己，你的身体也没等他讲完，彭总便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看看，我壮得像条老黄牛！”

　　红军就是这样领导垂范，上下一心，同甘共苦，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晃10 多年了。

　　彭总沉思许久。身边队伍已经走出很远了，他才又扬鞭催马。

　　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队，是在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的时候，突然侵占我陇东、三边分区的。

　　5 月29、30 日两天，经过长途艰苦跋涉的找各路部队，按照彭总预先指定的作战目标，先后向陇东敌据点发起攻击。右路第1 纵队一举攻克蒋台， 全歼守敌第81 师60 旅之179 团，活捉上校团长马鸿宾的女婿马奠邦。中路新4 旅攻占悦乐，消灭了敌骑2 旅第3 团，生擒少将副旅长陈应权和上校团长汪韬。左路第2 纵队和教导旅围攻合水，重创守敌，并击溃由庆阳来援之敌第82 师。

　　此役我军突破了敌苦心经营数月的160 多里防线，为向北发展打开了缺口。

　　打开蒋台、悦乐，我军从马匪手里缴获上千匹战马。王政柱副参谋长派人从新4 旅精选了两匹高大肥壮的枣红马，拴到老庄野战军司令部门前的大树上。因为自撤离延安以来，彭总一直骑着一匹老马，马体消瘦，受不住跋山涉水，经常失蹄，有几次险些把彭总从马背上摔下来。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们都认为该给彭总换匹好马了。

　　彭总走出来，见有两匹好马，不禁被吸引住了。他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不住地称赞：“哎！哪来的好马！”“不错，挺有精神！”他知道司令部里没有这样的好马，便问骑兵通信班的战士：“这两匹马是谁的？”

　　“是按王副参谋长的指示，刚给你从悦乐选来的。”一个战士心直计快地地回答。另一个战士还专门补充说：“首长那匹马太老了，骑着不安全，也该换一换了。”

　　“啊，原来是准备给我的！”彭总听说是给他选的马，刚才那股高兴劲一下子不见了：“我的马怎么不安全？我从延安出来后，一直骑那匹马，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不安全？真是乱弹琴！”

　　彭总背着手，围着那两匹马来回转，怒气未消。

　　王政柱副参谋长得知后，前来解释：“彭总，是我派人去选的马。过去一直没有机会，这次缴获了那么多马，挑选了两匹，还是把首长那匹马换掉吧。”

　　听了解释，彭总的火更大了：“你们老是首长首长的，就知道考虑少数人，为什么不先考虑部队？”

　　“这次缴获的马多，部队需要的已经挑选补充过了。”

　　“缴的马多又怎么样？可以让能骑马的伤员带到后方去嘛！那不是可以节省一些担架吗？”

　　“送往后方的伤病员，已经带走了一批马。”

　　“马多了，还可以送给老百姓嘛！光知道动员老百姓的骡马支前，就不想到把多余的马送给老百姓。”

　　彭总虽然还在生气，但语气已经缓和下来。最后，他坚持着说：“不管你怎么讲，派人到部队里去挑马总是影响不好。部队打了胜仗，你就去下边搞东西，哪有这个作法呀！告诉你，我的马不准换。”

　　由于部队马上要转移，退马已来不及。王政柱同志只好安排这两匹马暂时随野战军司令部机关驮东西。

　　6 月15 日，我军围住环县猛攻。

　　第二天，守敌第81 师招架不住，慌忙从城东原突围北逃。王震司令员率2 纵长驱100 多里，在洪德城附近将敌追垮聚歼。敌全部重型武器落人我手。

　　马鸿宾痛失血本。

　　6 月下旬，彭总挥师北上，向三边挺进。

　　6 月29 日，部队走进荒漠地区。

　　沙砾，枯草，荒丘。塞外沙漠的热风滚滚而来。烈日如火，黄沙扑面。

　　到处光秃秃的。小河沟的水多是苦的。偶尔发现老乡的水窑，部队也是秋毫无犯，默默而去。彭总有话：“如果部队把窑里的甜水喝了，群众喝什么？就得喝苦水！不能这样做。”

　　在彭总眼里，是容不得任何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的。越是环境艰苦，他越是关心群众疾苦。他常教育部队：“山里没得树，那是死山；水里没得鱼，那是死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部队就打不了胜仗。”

　　彭总和部队白天一道疾步行军，夜晚一道睡在风沙弥漫的沙窝里。

　　部队的饮水问题日益严重。大家每天最多只能喝上两口水。有的同志鼻孔流血，有的同志中暑昏厥。

　　根据当地老乡的指点，部队用葫芦装上珍贵的山泉水，顽强地北上。彭总风趣他说：“你们都是李铁拐，革命的李铁拐，那个神仙的葫芦里装的不知是什么药，连自己的脚也治不好；你们葫芦里装甜水，能解渴，还能治脱离群众的毛病。”

　　一天，在野战军司令部机关的行军队伍旁，一个青年战士摇摇晃晃地走着，一屁股坐了下来，口吐白沫。

　　彭总立即跳下马，走到那个战士身边，俯下身来，摸摸他发烫的前额，对身边的同志说：“是中暑，快！给他些水喝。”

　　周围的同志，你看我，我看你，多数人身上只有一只可以盛水的饭碗，少数人摆动葫芦，一点水响也没有。到哪去找水呢！

　　彭总的警卫员摸了摸身上的水壶，低头不语。

　　“壶里不是还有水吗？快拿来！”彭总瞪起眼睛。

　　“就剩下两口了，你..”警卫员望着彭总那干裂的嘴唇，急得简直要哭了。

　　“这是救命！我的同志！”彭总理解警卫员的心情，但是不能谅解他，显然是要发火了。

　　警卫员不敢再申辩，把留给彭总的一点水，递给那个小战士。在这片干涸的荒土地上，一口水，是珍泉，是甘露。小战士喝了几口，深情地望了望彭总，挣扎着要起来赶路。

　　彭总连忙把他扶住，慈爱他说：“小同志，来，骑上我的马走。”

　　“不用，不用。”那个小战士很有礼貌地摆着手，急切他说：“首长，你骑吧，我自个慢慢能走。”

　　彭总把脸一沉：“你再不骑，我可要下命令了。”

　　那位小战士这才很不好意思的，由警卫员扶着上了马。可是，当他看到老首长在步行，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几次恳求：“首长，还是让我下来走吧。”彭总每次都用手指着前方说：“快到宿营地了，你就好好地骑着吧！”

　　晚上，野战军司令部到定边县城宿营。刚一落脚，彭总就吩咐警卫员：

　　“把这位小同志送到管理科，请医生检查检查，安顿他晚上睡个好觉。”

　　第二天，彭总还惦记着那个小战士，特意抽空带管理科长高克恭到卫生所去看望。在临时病房里，小战士烧还没退，正在昏睡朦胧中，听到有人喊：

　　“小同志，彭司令来看你啦！”他睁开双眼，看见一位身材魁伟的人站在他的面前，一下子楞住了：原来昨天把马让自己骑的，竟然是人们敬仰的彭司令啊！他欠起身子，激动得说不出活来，泪水夺眶而出。

　　彭总微微躬着身子，伸出温暖的手，又在他的前额上摸了摸，安慰他：

　　“好好养病。等病好了，再回部队去打胡宗南。”

　　我军进入定边地区后，在彭总的指挥下，东克安边堡，西克盐池城，只七八天，就将马鸿逵侵占我三边分区的失地全部收复。

　　连续转战的劳累，加上三边气候水土不适应，彭总眼角的皱褶深了，脸色沉了，肠炎也时时作怪，但他始终关注部队的斗志，关注战士们的情绪。

　　彭总就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把战士挂在心上的指挥员。当他穿上棉衣的时候，他会想起战士穿上了没有；当他坐下来端起饭碗的时候，他会想到战士有没得饭吃。关心战士的饥饱，惦念战士的冷暖，彭总不仅自己总是这样，而且把这作为每一个指挥员应具备的起码条件。

　　一天，彭总来到教导旅，罗元发旅长看见彭总消瘦的面容，想留彭总吃顿饭。

　　彭总笑着说：“有什么好吃的呀？”

　　“没啥，炒小米。”罗旅长故意说。他了解彭总的脾气，说得太好，他是不吃的。

　　彭总高兴他说：“好，吃点儿。”

　　罗旅长请彭总到旅部坐下，悄悄地交代管理科的同志：“转战陕北的日子，你们都知道，彭总和部队一样吃野菜，咽没油没盐的榆树叶子面。西出陇东，环境恶劣，瞧他一天天消瘦下来，肠胃又不好，咱们得想办法让他吃点好的。”

　　“明白了。”管理科的同志二话没说，马上忙开了。

　　不一会儿，除了端来小米饭外，还搞了几个鸡蛋、两盘小菜。彭总一看满脸不高兴：“这些鸡蛋哪里搞来的？战士们都能吃上鸡蛋吗？你们光会照顾我，不会照顾战士！”

　　罗旅长了解彭总，他像个竹壳热水瓶，外表又粗又冷，心里火热。他解释道：“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嘛。你是总指挥，你的身体要紧。虽然战士们有时吃得不如我们，有时可比我们吃得好。”

　　“哪里学来的歪道理！”彭总怒气未消：“战士们哪里会比我们吃得好？

　　我们这些人，要时时想到和大家同甘共苦，才能万众一心打败蒋介石。”

　　罗旅长还想解释，彭总一摆手说：“算了算了，不谈这些了，还是谈点打仗的事吧。”于是，他边吃饭，罗旅长边向他汇报战斗情况。

　　饭吃完了，可鸡蛋和菜却几乎没动。

　　7 月中旬，野战军司令部进抵靖边县的张家畔。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

　　彭总到卫生队看望伤病员时，发现有些头部负伤的战士，因头发较长，在清洗伤口和治疗时给医生护士带来很大麻烦。他立即向司令部、政治部、后勤机关下令，把头发剃光，以整肃军容风纪，适应战斗环境。

　　命令下达后，机关里闻风而动，个别小伙子犹犹豫豫。彭总知道了，令机关人员紧急集合。

　　广场上，全体列队。彭总背着手，走到队前，首先摘下自己的军帽——

　　寸发不留，仪表堂堂。

　　他大吼一声：“脱帽！”

　　队列中一齐把军帽脱下。

　　彭总伸出手，拿着一把理发推子。他从左到右，逐个察看。看到有头发没剃的，上去就是一推子。

　　之后，彭总站到队前大声说：“我们是野战军，天天行军打仗，随时都有流血负伤的可能，要求大家把头发剃掉，不但可以严整军容，更重要的是，万一脑壳负伤，便于治疗。今天我来了个突然袭击，亲自动手给你们剃头，有意见吗？”

　　“没有！”同志们齐声回答。

　　“解散！”彭总下令。同志们一阵欢腾。被推了一推子头发的同志笑着找人把头剃光了。

　　休整期间，野战军司令部准备开一次团以上干部会。

　　张家畔是陕甘宁边区靖边县政府的所在地，马匪军溃逃后，又充满生气。

　　管理科的同志想到几个月来，大家一直啃咸菜、吃山药蛋（土豆），为改善一下会议伙食，狠心买了20 根新鲜黄瓜。

　　为了不让彭总看见，炊事员杨应国用围裙包住黄瓜，绕道进了司令部院子的后门。不巧，还是碰上了彭总。

　　“你抱的什么呀？”彭总挺细心。

　　“..”只有十六八岁的小杨，不会撒谎也不敢实说，呆呆地站着。

　　彭总打开围裙：“这黄瓜哪来的？”

　　“买的。”小杨不敢含糊。

　　“多少钱一根。”

　　“两千块。”

　　彭总听罢气乎乎地扭头就走，还自言自语道：“两千块一根。哼！真舍得花钱。”

　　在团以上干部会上，彭总就这事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你们常说我彭德怀艰苦朴素。可是，我昨天一下子就买了20 根黄瓜。一根多少钱呀？”他举起左手，伸出两个指头，摇摆着说：“一根两千块。20 根要多少钱呢？4万块。同志们，我一下就花了4 万块钱啊！”他又举起右手，伸出4 个指头， 重重地摇摆着。

　　彭总没有责备管理科的同志。他风浪里来，硝烟里闯，深知创业的艰难。

　　他对大家说：“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老百姓舍得吃黄瓜吗？舍不得。那我们这些人就应当吃吗？战争打得这样苦，2 纵队过沙漠时就渴死了人，我们应当多为战士们想想呀！老百姓自己勒紧裤带支援我们，他们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浪费一分钱，我们都应当觉得惭愧！可是我买黄瓜花了那么多钱，这能说我彭德怀艰苦朴素吗？我向大家检讨，并且保证今后一定改正，请大家都来监督我。”

　　开饭时，管理科的同志把凉拌鲜黄瓜分到各组。彭总招呼大家吃饭时，又说：“我们在陇东、三边走了这么一大圈，确实够辛苦了。今天大家到这里开会，吃一点黄米饭和羊肉菜汤，已经很不错了嘛。偏要搞什么黄瓜！战争年月不是讲口味、图新鲜的时候。应该多想想战士，多想想老百姓。”

　　凉拌黄爪虽是难得的鲜菜，但开会的同志却尝不出一点味道来。

　　挥师陇东，横扫三边，苍凉的高原上留下了西北野战军艰苦征战的深深足迹，也留下彭总爱兵如子、与民沥胆的高大身影。

　　伟大的转折

　　莽原7 月，赤日炎炎，热浪翻滚。万物的生命之火又进入兴旺勃发的季节。

　　下旬，党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就战略进攻中三路大军配合问题作出决议：由陈赓率太岳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豫陕根据地，东向配合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西向配合西北野战军，东西机动作战；西北野战军北上出击榆林，继续拖住胡宗南。

　　8 月初，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晋绥军区的许光达率第3 纵队独2 旅、独5旅，由葭县以北西渡黄河，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

　　彭总指挥野战军8 个旅和绥德分区的警备第4、第6 团，于8 月6 日开始进攻榆林。两天，扫除了榆林守敌设在神木高家堡至横山响水堡、200 余里防线上的大部分外围据点，大军直逼榆林城下。

　　榆林地处长城线上，三面环山，西面为沙漠，城墙坚厚，城外多为沙丘，易守难攻，是国民党军设在晋陕绥边区的一个反动堡垒，由邓宝珊部第22军等1.5 万余人据守。

　　我军第一次攻城未能奏效。

　　蒋介石总是过高地估计国民党军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的能量。他本来期望胡宗南亲率的20 余万精锐部队，既有先进的枪炮，又有飞机助阵，一举可以夺占陕北，打垮中国共产党和我军的首脑机关，早日与部将们亲信们弹冠相庆。却万没想到胡宗南接二连三惨遭我军沉重打击的厄运。此时，他总算有了点畏惧之心，深怕榆林丢失，影响西北整个战局。于是，他慌慌忙忙飞到延安，急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以10 个旅6 万多人，分路北进， 迅速增援。

　　敌整编第36 师师长钟松，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率该师123 旅和165 旅组成援榆“快速兵团”，由飞机空投补给，沿长城，取捷径，星夜兼程，轻装北进。钟松师，是胡宗南手中最得力的王牌之一。抗战时期，这个师驻防洛川一带，担任反共前哨，屡次窜扰陕甘宁边区。钟松经常自吹：“共军可以吃掉别的部队，就是啃不掉36 师。”此时，钟松斗胆急进，骄横之中伏着几分杀气，急欲逞能，为蒋家王朝立汗马功劳。

　　11 日夜里，我军再次攻城，因为准备不足，破城力量不够，仍没有成功。

　　当夜，敌36 师避开我在归德堡地区的阻援部队，突进至距榆林不到30里的地方。榆林形势骤变。

　　彭总和司令部几位领导同志，在榆林城东南的赵庄商议，认为我军已经达到了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赓兵团准备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目的，应果断撤出榆林战斗。因此，命令全军主力于12 日向榆林东南方向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当我主力撤出的第二天，钟松的36 师进抵榆林，用兵“神速”，不战而“解围”，这下子，钟松这家伙又昏昏然把“骄兵必败”的兵家常识忘得一干二净，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国民党报纸也为其大吹大擂，并骄横地断定我军是“仓惶逃窜”。

　　我野战军迅速撤围榆林后，野战军司令部为保障后方机关安全并迷惑敌人，决定以一支小部队掩护西北局机关和后方医院等单位，东渡黄河。果然，敌人根据空中和地面侦察，产生了我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的错觉。胡宗南欣喜若狂，急令各路部队“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自恃“援榆有功”

　　的钟松愈加骄横，进入榆林后兵不卸甲，马不落鞍，第二夭即掉头南下，叫嚣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紧接着，敌第、军和第29 军两路主力在绥德会师，并加快步伐向葭县北进。

　　8 月16 日，敌7 个整编旅的重乒向葭县重重压来。

　　战场形势的确空前严重：刘勘的南路之敌和钟松的北路之敌，相距不过百里路程，东向封锁黄河渡口，西向控制咸榆公路。我西北野战军和党中央机关，将被挤在蔑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区域，处于背靠沙漠、侧水侧敌的困难境地！

　　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部队难免有点紧张。但指战员知道毛主席、周副主席就在身边，知道彭司令员正在亲自指挥战斗，因而不顾饥饿、疲劳和艰险，信心坚定，士气不减。有的部队由于缺粮，只能吃些黑豆、糠批，或宰杀骡马。彭总面对危局，稳如泰山。他告诉司令部的同志们：我军的处境确实非常困难，但敌军的困难比我军更多，而且人民群众和地形条件，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他认为消灭敌人的战机已逐渐具备，要密切注视敌人的行动。并指示电台，要同党中央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注意中央机关的安全。

　　当晚，乌云密布，大雨滂沱。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冒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打电报给彭总，告诉他中央不过黄河，继续留在陕北。彭总马上复电，建议中央机关向葭县以北的安全地带转移，并决定派许光达司令员率第3 纵队，到乌龙铺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彭总一夜没休息。他的两眼充满疲劳的血丝，他的额纹留下风雨的汗渍。

　　在敌人重兵即将合围的紧要关头，他全力思考的，是如何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如何抓住胡宗南的破绽而化险为夷。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棋盘上，出色的棋手往往能以惊人的胆略，捕捉住最关键的战机，轻轻挪动一子，而使战局发生急剧的转变，造成敌手的全盘崩溃。

　　那么，在眼前的这盘棋上，应该从哪个棋子下手呢？彭总把注意力狠狠地盯在敌36 师身上。

　　骄兵必败。敌36 师就是一支骄横十足的部队。17 日，求功心切、利令智昏的钟松率部孤军深入，派123 旅附165 旅之493 团作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冒进。彭总当即果断地决定：在沙家店地区歼灭36 师，用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经中央批准、并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之后，彭总率野战军司令部机关移驻预定战场以北的刘全塔。

　　第二天上午，部队向指定位置开进。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又是一场暴风雨。虽然在乌龙铺以北和沙家店以东，部队与敌36 师的前后两个梯队发生接触，但因大雨引起山洪暴发，致使战斗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南路的刘戡主力，此时时我中央机关穷迫不舍，雨中急进。

　　顶风冒雨，党中央机关到达蔑芦河边。河水陡涨，白茫茫一片，根本无法渡过。刘戡部已经逼进，后面传来枪炮声。部队改变方向，沿羊肠小道向西北而去。在这严峻的关头，毛主席笑着对警卫部队说：可以在这里竖块牌子，写明毛泽东向西北山上转移，让敌人跟着我们转吧！部队上山不久，敌人闯到蓖芦河边，以为我中央机关已从蓖县过了黄河，于是架起大炮，向葭县城猛轰。第二天，大雨不停。中央机关向北到了蓖芦河上游。敌人弄清了方向，尾随而来，警戒部队和敌人又接上了火，敌机冒雨出动，飞临渡口上空。在周副主席亲自指挥下，部队迅速抢架了一座浮桥，中央机关终于渡过汹涌的葭芦河..

　　党中央面临险境，彭总焦虑不安。他长时间地俯在地图前，一会儿伸开手指丈量着两路敌军相隔的距离，一会儿用红铅笔勾画着党中央机关到达的位置，一会儿又用两个指头，在他那紧皱的双眉之间使劲地揪拧。

　　当晚，无星无月，大地漆黑。千军万马仍在黑暗中频繁调动。

　　彭总的心高悬不下。终于，一阵电话铃声，打破窑洞指挥部的沉寂。彭总拿起电话，啊！是毛主席打来的！原来党中央已经甩开敌人，安全到达野战军司令部以北15 里的梁家岔。彭总兴奋地问：“你是李德胜吗？” “是的，我是毛泽东。”话筒里回答。

　　自从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毛主席在通讯联络时，一直使用“李德胜”

　　这个代号。如今，在这个风雨之夜，电话里突然响起“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场的人，先是一阵惊愕，继而欢呼起来。这说明，陕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即将展开，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快要破灭了！

　　当彭总向毛主席汇报已将敌36 师包围在沙家店地区时，毛主席高兴他说：“好！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战斗在20 日拂晓打响。

　　我第1、第2 纵队，首先将敌36 师师部及165 旅包围在沙家店地区；紧接着，新4 旅和教导旅又将由乌龙铺掉头西援的敌123 旅，包围在常高山附近。

　　陷入天罗地网的钟松，疯狂劲全然不见了，慌忙调兵突围。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指名道姓地把钟松大骂了一顿，让他“固守待援”。接着，胡宗南又令刘戡驰援钟松。刘戡遭到我第3 纵队和绥德警备第4、第6 团的阻击， 生怕被歼，迟迟疑疑，在黄河边上打转转。

　　雨过天晴，山川如洗。

　　下午1 时彭德怀司令员向部队发出总攻命令：“彻底消灭敌36 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发扬你们无限英勇精神，立即消灭36 师，活捉钟松， 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

　　部队接到彭总的战斗命令后，群情激奋，如把把利剑钢刀，直插敌人心脏。黄昏之前，1、2 两个纵队即将敌师部和165 旅大部歼灭，敌师长钟松和165 旅旅长李日基带少数人，乘雨后泥泞，夺路脱逃。新4 旅、教导旅也在黄昏时分完全解决了123 旅，活捉敌旅长刘子奇。

　　与此同时，敌29 军军长刘戡率领的援军，在30 里外的乌龙铺附近，被我阻击部队死死顶住，眼睁睁地看着钟松部6000 余人被吃掉。激战中，我部队一度突入刘勘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的十多人。

　　沙家店战役，是我军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背水作战，成功杀敌的一个回马枪。

　　战役结束后，彭总在前东原村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进行总结。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特意从几十里外的梁家岔骑马来到野战军司令部，祝贺此役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彭总率指挥员们到村口迎接。一见面，彭总就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好！”

　　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彭总呀！你们打了一个了不起的仗啊！”

　　彭总只是笑笑，与周恩来、任粥时握过手后，回过头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得好！”

　　毛泽东一边同大家打招呼，一边又说：“是彭老总指挥得好！”

　　一会儿，毛泽东来到2 纵队王震司令员面前，开玩笑地问：“王胡子， 你这回是坐吃的肥肉，还是啃的骨头？”

　　王震笑着说：“吃了一块肥肉，也啃了一块骨头。”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参加了旅以上干部会。彭总向大家讲：“我们是在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同胡宗南打仗，这叫得天独厚，近水楼台。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再做不好，就没有理由了。现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又来看我们，这就有点担当不起了。”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就吃掉敌人一个师，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我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毛泽东讲话后，彭总站起来说：“主席讲过坳了，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我看要真正过拗，还得再打几仗。”言简意深，体现了他的远见、决心和用兵之道。

　　围城打援

　　1947 年夏秋。

　　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折。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3 月至11 月，我西北野战军经艰苦作战，歼敌7 万余人，陕甘宁解放区失地大部收复，且与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野战军已发展为5 个纵队11个旅7.5 万余人，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明显改善，特别是经过新式整军运动， 战斗力空前提高。

　　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29 个整编旅33 万多人，但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且处于分散守备状态。胡宗南为了策应河南作战，妄图打通撞关、郑州间陇海线，封锁黄河，保守关中，遂于1947 年11 月先后由陕西抽调3个整编师开赴豫西，对陕北则被迫转入“重点机动防御”之守势。

　　12 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告解放战争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1948 年1 月20 日，西北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彭德怀司令员提出《关于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接着，野战军司令部决定，挥师南下，解放黄龙山区，并以此为依托，乘胜向南，威胁西安，策应中原。

　　彭总说：“解放黄龙山，必须先打开宜川这个山门，这是毛主席的决策。

　　在胡宗南的棋盘上，宜川是一个重要棋子，我围宜川，敌军必援。原因就在于胡宗南一向对我军估计不足，刘勘还有股‘英雄’劲儿。加上第2 纵队仍在河东，敌人可能估计2 纵队不会马上过来，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样我军以逸待劳，可以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这时，在胡宗南的调遣下，刘戡率整编第29 军军部和第27 师、第90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地区为机动兵团。其第76 师24 旅两个团驻守宜川。经过一年的较量，尽管碰得头破血流，刘戡仍不死心。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寻报沙家店之仇。

　　2 月初，野战军司令部派出小分队暗查黄龙山区敌情。各旅侦察部队也前出侦察。

　　为进一步完成战役部署，彭总带着参谋人员到第4 纵队、第3 纵队，和王世泰、许光达司令员等纵队领导交换意见，然后在延长以南的佛古原再次召开旅以上干部会。会上分析刘勘增援路线有三：一是沿洛（川）宜（川）

　　公路，经瓦子街到宜川；二是经黄龙和圪台街到宜川；三是经洛川以北的金狮庙梁到宜川。针对这三条路线，野战军司令部制定了3 个打援的作战方案， 但估计敌军走第一条路的可能性最大。这条路距离最近，虽沿公路走易受伏击，但胡宗南过高估计自己，主观成性，必然令刘戡从此路来。我军的第一方案就是如果敌军取道瓦子街，则第3、6 纵队以一部兵力正面抗击，不使其与宜川守敌会合；第1 纵队截断敌退路，攻敌左侧后；第2 纵队迅速渡河， 攻敌右翼；第4 纵队攻敌左翼，最后合围全歼敌援军。彭总说：“就这么统统吃掉，尔后回师再克宜川，这一局棋就算走完了！”

　　2 月16 日，野战军主力进入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一线隐蔽集结；第2纵队受命于宜川战斗打响后，强渡黄河禹门口，直奔瓦子街。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亲自发动群众踊跃参军支前。边区政府副主席兼野战军后勤司令刘景范，动员广大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出征。

　　2 月20 日，彭总发出“进字第一号”命令：“战役第一步骤夺取宜（川）、韩（城）、石（堡）、郃（阳）4 城，并准备各个歼灭可能增援的整编第27师及第90 师。” 

　　部队从东西两面围向宜川城。

　　在大军压境之前，胡宗甫亲临宜川，命令24 旅固守宜川，纵遭到解放军的猛攻，也要坚持一星期，以待援军。

　　包围宜川的第二夭，彭总会同张文舟参谋长、王政柱副参谋长、政治部甘泗淇主任及纵队部分指挥员，到瓦子街以北察看地形。瓦子街是洛（川）

　　宜（川）公路的咽喉，山势险峻，林木丛生，两山间形成一条长约15 公里的狭谷。彭总笑着说：“刘戡啊，你钻进了这个‘铁笼子’，就别想出去了！”

　　随后，彭总又和王政柱副参谋长策马来到宜川城北。

　　宜川城座落在黄河西岸，四周高山环绕，山势陡峭，易守难攀。高耸的凤翅山，如两只百米巨翅，从东、南两面把宜川城紧紧包围。城西的外七郎山与凤翅山鼎足而立。城墙厚实坚固，墙外沟溪回折。张汉初的24 旅接防宜川后，加强工事构筑，频繁调配火力。张汉初经胡宗南一打气，腰杆变硬，凭着2700 余名守军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形，心神初定，跃跃欲试。胡宗南以此作为战略要点，押下了“关中屏障”偌大的赌注。

　　彭总看准这一点，深知一打宜川，必然点中胡宗南的痛穴，他定要派重兵救援。为此，要实现攻城打援的计划，攻城部队必须啃啃硬骨头，把他啃得越痛，援兵就来得越快。

　　沿着崎岖小路，彭总登上一个高地。薄雾蒙蒙，宜川城只现出微微轮廓。

　　为便于观察，彭总不顾劝阻，又前出了1 里地。

　　彭总拿起望远镜，宜川城廓清晰，守敌身影晃动。这时，敌人的两发野炮炮弹当空飞过。王政柱提醒彭总：“敌人已经发现我们了，要注意隐蔽。”

　　彭总站在土堆上，凝神观察，十分镇定。一会儿工夫，前前后后打来好几发炮弹，可彭总仍然全神贯注，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突然，一种低沉而带有嘶嘶的响声呼啸而来，王政柱意识到这颗炮弹将在附近着落，他忙叫：“彭总，快低下身子！”并立即上前拉了彭总一把。就在这一刹那，一发炮弹在十几米外爆炸了，几片弹皮，从他们身边掠过，气浪卷起一片尘土。

　　彭总抖抖身上的灰尘，诙谐他说：“娘的，敌人的炮镜到底比我们的望远镜强些。我没有看见他，他倒看见我们了。你耍什么威风，你们很快就要完蛋了。”

　　不久，战斗打响了。许光达率第3 纵队、罗元发率第6 纵队，肃清宜川外围的反动地方武装据点后，担任主攻的3 纵独2 旅和6 纵教导旅，在张开基、陈海涵两旅长指挥下，缩紧包围圈。敌人在山野上设置了大量地雷，造成我军不少伤亡。敌军炮火打得很凶，教导旅3 团团长冯佩岳、政委匡昌伟、参谋长何明等在山头阵地上开会时，不幸被炮弹炸伤，彭总通报批评了3 团的麻痹现象。教导旅派作战科长王洁清代理团长。经激烈战斗，围城部队先后攻占了老虎山、虎头山、外七郎山等重要据点，将敌压缩在城内。部队按彭总命令，猛烈攻城，但只攻不克，逼敌呼救求援。

　　守敌24 旅旅长张汉初孤军作战，连失防御据点，不禁惊慌失措，急忙向胡宗南发出求援信号。

　　果然，胡宗南骄横无比，他认为西北野战军三分之一是游击队编成，现在以3 个纵队攻宜川，1 个纵队在河东，必定无力打援。即令刘勘率整编第29 军的4 个旅经瓦子街驰援宜川。

　　天压云低，雪花纷飞。

　　彭总在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所里，纵观战局，精心运筹。

　　2 月26 日，刘勘率部出发，迳直沿洛宜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宜川开来。彭总即命令按预定部署，第3、第6 纵队各一部继续围攻宜川守敌，其主力9个旅，迅速在瓦于街以东的南北高地进入阵地。第2 纵队也已西渡黄河，于屹台街地区集结。

　　千军万马汇集瓦子街。

　　激战之前，彭总的心难以平静。与胡宗南交手以来，踏高山，走莽原，迎风沙，冒雨雪，斗智斗勇，反复拼杀，虽有些失手，但敲掉敌人几张王牌，煞了敌人的锐气。胡宗南这个黄埔一期生，对蒋校长尽心竭力，他是准备了最大的赌注的，现在手持胡宗南令箭的敌29 军刘勘、严明两员干将，同彭总早就打过交道，还在抗战初期，根据国共两党协议，朱德和彭德怀分别担任抗日东路军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时，指挥着20 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刘戡和严明就是当时的师指挥官。在粉碎日寇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战斗中，刘戡、严明等部毫无斗志，一触即溃。如今，在陕北战场上，这两个家伙却骄横自恃，一再讨战。眼下，刘勘率数万大军，彭总调5 个纵队，摆开阵势，欲决高低。

　　彭总胸有成竹：我军几经休整，秣马厉兵，准备充分。刘戡骄兵必败，在劫难逃。

　　瓦子街的山野，抖着漫天的飞雪，不再沉睡，注视着即将展开的一场空前的高原大战。

　　2 月28 日，敌援军进入瓦子街，我阻击部队且战且退，诱其深入。傍晚， 敌军调整部署，冒雪宿营，仍摆着进攻的架势。

　　当日，彭总下达“进字第二号”命令：“本野战军决定于明（29）日拂晓发起总攻，歼灭来援之敌。”

　　29 日凌晨两点；枪声划破夜空，尾随敌军的独1 旅在王尚荣旅长指挥下， 歼灭了敌后卫第90 师搜索连，将敌退路断绝。

　　拂晓，贺炳炎司令员和廖汉生政委偕1 纵指挥所进至瓦于街。

　　风雪之中，刘勘定定神，沉思片刻。前有阻截，后有封断，狭长的山沟里，回旋困难，共军显然已集结重兵，布阵于此，应迅速集结，摆脱不利态势。

　　第90 师1 个团回过头来争夺瓦子街。

　　瓦子街东南山，高达千米，地形复杂，控制着南向道路。一股敌人扑向高地。贺炳炎司令员得知2 纵因雪路难行未能按预定时间到位，便果断派358旅向东南山攻击，堵住敌人。

　　刘戡的部队仗着美式武器，与我军展开反复争夺。

　　刘勘的军指挥所和90 师指挥所移至东南山。两个主力团拼死抢占各要点。

　　彭总命令1 纵坚决堵住口子，不让敌人南逃。

　　黄新廷旅长和余秋里政委率358 旅展开浴血争夺战。担负主攻的714 团在团长任世鸿指挥下，一连突破敌人3 个山头阵地。班长刘四虎带领全班， 攀荆棘，踏积雪，勇猛顽强。他几次用刺刀拨开敌人的手榴弹，左冲右突，杀人敌阵，踢翻敌人的轻机枪，连续刺倒6 名敌兵，不幸多处负伤，昏倒在战壕里。战士们前仆后继，夺取了阵地，封住了缺口。

　　敌90 师师长严明自恃兵强，曾执意要继续东进宜川。在南突碰壁之后， 慌了神，督令53 旅旅长邓宏仪组织部队轮番向714 团实施反冲击，并以化学迫击炮轰击我军阵地。任世鸿团长率部冒着敌人，两面夹攻，终于攻占敌159团重兵坚守的主阵地。

　　敌人军、师指挥所完全暴露了。刘戡心急火燎，严明倒吸凉气。

　　一道死令，敌157 团倾巢出动，疯狂反扑。炮火连天，硝烟遍地，短兵相接，杀声阵阵。我团参谋长武治安阵亡，团政委徐文礼立即组织部队全力拼杀。战至黄昏，敌人反扑彻底失败，阵地上留下数百具敌军尸体。

　　大雪还在下，天昏地暗。雪地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

　　瓦子街东南山——敌人可能突围的唯一缺口，被我军死死封住。

　　第2 纵队由王震司令员带领，冒雪开进战区，在彭总指挥下，协同第6纵队，直捣敌61 旅。

　　一天激战，1 纵独1 旅夺取乔儿沟北山；四纵主力接替3 纵独5 旅，进占海州源以南山梁；6 纵攻至枣卜台、铁笼湾；2 纵从砖庙梁投入战斗。

　　敌军被围困在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一带狭小地区，伤亡惨重，阵形混乱，士气颓丧。第31 旅旅长周由之、第47 旅旅长李达、第53 旅副旅长韩指针相继被击毙。

　　人夜，山风呼啸，大雪不停。

　　稀疏的枪炮声仍在山野回荡。

　　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所马灯齐明，灯火跳跃。

　　敌29 军军部灯光昏暗，人声嘈杂。

　　彭总目光炯炯，持灯注视地图。

　　刘戡两眼呆滞，蜷在军大衣里。

　　彭总手臂一振，定下翌日总攻的决心。

　　刘勘声音颤抖，向胡宗南发出“败局已成，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哀鸣。

　　3 月1 日上午9 时，野战军司令部进至屹背岭，彭德怀司令员向部队发出总攻击的命令。

　　刹那间，枪声、炮声、喊杀声惊天动地。1 纵由西向东，2 纵由南向北， 4 纵由北向南，6 纵（欠两个团）由东南向西北，3 纵独5 旅由东北向西南， 五路合围向敌人席卷过去。敌人拼竭全力，做最后的困兽之斗。弹雨中，率先向敌军指挥所冲杀的714 团任世鸿团长中弹牺牲，战士们激愤地高喊：“活捉刘戡！”扑向敌人。

　　战至下午5 时许，围城打援计划实现，来援的敌整编第29 军全军覆没。

　　血色黄昏中，彭总拄根木棍，登上前线一座山梁。雪后初晴，稀疏的树枝上冰雪晶莹。彭总注目眺望硝烟弥漫的群山，心中充满胜利的喜悦，情不自禁地挥木为鞭，唱起京戏：“一马离了西凉界..”

　　下面，该轮到宜川了。

　　3 月2 日，3 纵、6 纵部队向宜川城发起总攻。

　　眼下，刘勘部倾巢增援，全部被歼。延安守敌兵少力单，不敢乱动。胡宗南调回的裴昌会兵团尚在河南憧关以东，远水解不了近渴。宜川完全孤立了，在我重兵包围之中，厄运临头。

　　，部队夺取内七郎山和风翅山，并杀入宜川城区，与敌展开巷战。

　　3 月3 日拂晓，守敌24 旅旅长张汉初见大势已去，从土城里伸出了白旗。

　　次日，胡宗南的飞机悄悄飞临瓦于街和宜川城上空，唯见残烟散去，战场上死一般的沉寂。

　　宜川战役胜利结束，彭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一举全歼敌整编第29 军军部及第27 师、90 师师部、第24 旅、47 旅、53 旅、61 旅、31 旅共2。

　　9 万余人。瓦子街的几十里山川，敌尸遍野，一片狼藉。

　　打扫战场时，在敌29 军指挥所附近，发现了一具身体肥胖、个子不大的尸体，头部被炸得血肉模糊，看样子是个用手榴弹自杀的高级军官。接到报告，彭总和赵寿山副司令员赶到现场，让医生把那具尸体上的血水和泥土洗净，再缝合好面部。他和赵副司令员端祥一会儿，又让俘虏军官看了看，证实：该尸体就是敌29 军中将军长刘戡。接着，把敌90 师中将师长严明的尸体也找到了。

　　彭总兴奋地对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们说：“抗战初期，我和赵寿山就同刘勘、严明打过交道，没想到十年以后又在这里见面了。”他向部队交代：

　　要把这两具尸体保存好，不能草率处理。

　　部队用一丈八尺白布缠了刘勘、严明的尸体，掩埋成墓，立上标牌。

　　不久，我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的委托，广播了刘勘自炸身死的消息，并通告其家属亲友说：“遗尸已由本军埋葬干宜川城西羊道村南三里之山地中，你们如果来运尸体，解放区军民必予方便。”

　　不久，刘、严家属通过宜川县政府转来一封致谢信，称道我军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仁义之师。”

　　尽管胡宗南非常难堪，但为了安抚部下和死者家属，还是不得不派人把刘勘和严明的尸体运了回去。

　　胡宗南痛失刘勘，惊魂未定，忽然蒋介石从南京飞抵西安。他痛定思痛，递上辞呈：有负校长苦心栽培，甘愿撤职查办。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即勉：宗南虽愚，忠实可靠。真是可怜的学生，费心的校长！

　　宜川，这个胡宗南苦苦支撑的“关中屏障”被彻底摧毁了，西北野战军取得新式整军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战略进攻首战告捷，野战军直指关中。

　　激战泾河川

　　宜川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乘胜进攻。

　　3 月9 日，第3、第6 纵队包围洛川城。第1、第2、第4 纵队向黄龙山挺进。

　　洛川守敌61 旅凭借深沟高垒，拼死守城。副旅长杨荫衰将从外围逃人城内的官兵全部杀掉，警告城内守军断绝余念，舍得一死，死里求生。

　　胡宗南调兵遣将。3 月29 日，裴昌会率第5 兵团的4 个师8 个旅，组成援洛（川）兵团，自铜川北进。

　　洛川城久攻不下。彭总恨铁不成钢，对攻城部队说：“你们不行就下来，让别的部队上去！”

　　集炮火猛轰，挖地道狠炸，冲击，拼杀，争夺，攻城部队还是与顽敌相持不下。

　　彭总深入教导旅2 团指挥所，问大家：“怎么样，洛川能不能打下来？” 沉默一阵，旅团指挥员议论起来：洛川守敌有1.5 万余人，头脑顽固，凭险据守，不会轻易缴械。洛川是顶在胡宗南心口上的一张盾牌，他会死死抱住不放的。

　　彭总听后说：“你们讲得有道理，我们原来决定打洛川，看来有点毛草。”

　　议论了一阵，彭总站起来说：“下步如何，回野司再商量。你们还是继续攻城，如果敌人来增援，还是围城打援。”

　　北进的裴昌会兵团，吸取了刘勘在瓦子街惨败的教训，采取援而不进或缓进的方针，几个师龟缩一团，有时日进30 里，夜退15 里，徘徊窥测，步步为营。

　　洛川守敌铁了心，北进援军收着胆。

　　在这种敌我态势下，如何调虎离山，寻机歼敌，彭总反复思索着。作为沙场将帅，要拿得起，放得下，有利则打，不利则收。他改变了打援计划。

　　野战军主力，于4 月7 日隐蔽集结到马栏镇地区。

　　4 月13 日，野战军司令部在马栏镇杨坡头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野战军司令部原计划在夺取洛川之后收复延安，尔后背靠解放区，直取关中。现在洛川久攻不下，胡宗南调兵猖集渭河以北，继续围攻洛川和打援已不可能，黄龙山区粮食又困难，我军不宜久留，而西府（今凤翔地区）的敌人兵力空虚。许多同志都认为应甩开敌主力，大踏步向敌后方挺进，相机夺取胡宗南的后方战略基地主鸡，并调动延安、洛川守敌和裴昌会兵团，寻找战机消灭敌人。

　　彭总对此思虑再三。西府虽物资丰富，但东有敌重兵集团，齐装满员，尚存新锐；西有三马步骑，一贯凶悍，有恃无恐。敌众我寡，又远离边区，要取胜没有足够把握。然而，全国形势发展很快，要求西北野战军尽快消灭胡宗南，不能拖全国后腿。彭总想起古今用兵之道：乘胜前进，谨慎用兵，抓住战机，一举成功。

　　赵寿山副司令员也提出：“我们从胡马之间的夹缝打进去，大深入了，有一定的冒险性。”

　　到会的多数同志觉得我军连战皆捷，士气正足，主张一鼓作气，打敌宝鸡。

　　会议最后作出发起西府战役的决定。

　　彭总对大家说：“打洛川没能把胡宗南调出来。这次打西府，目的还是调虎离山。这叫做一计不成再来二计。只要我们能把敌人从西安、延安和渭河两岸调出来，我们就可以寻找战机消灭他。你们不要背上包袱，洛川可以先放下。打仗嘛，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扎手的时候。我们当指挥员的就是要经得起胜利，也经得起失败。当初胡宗南占领我们延安，看起来我们是失败了，现在我们搞到他屁股后面来了，杀他的宝鸡，捣他的后方，叫他火冒三丈，你看是谁的胜利？我们不仅要光复延安，还要拿下西安呢！”

　　认识趋于一致，作战方案已定。4 月17 日，西北野战军从马栏地区出发， 向西府进军。

　　由张宗逊副司令员率领的2 纵、4 纵为左路兵团，击溃永寿、乾县、武功等阻敌，占领陇海线的绛帐车站，截断了西安到宝鸡的铁路交通。野战军司令部随1 纵为中路兵团，渡过泾河后，攻占邠县（今彬县）、鳞游，直趋宝鸡。6 纵为右路兵团，连克长武、灵台，捅了马鸿逮的老窝，马部万余人随即出动，横扑过来。陈海涵率教导旋不顾疲劳，节节抗击，英勇顽强。敌骑兵蜂涌而至，穷追不舍。

　　激战数日，教导旅利用沟坎，稳住阵脚，转入防御。

　　3 纵仍在洛川佯动，钳制敌人。

　　胡宗南发觉我三路大军直逼宝鸡，大为惊慌，急令裴昌会向宝鸡增援。

　　又令马步芳的马继援整编82 师向长武、亭口进攻，以钳制我军。同时，即电延安、洛川守敌南撤。

　　4 月21 日晚，敌整编17 师在师长何文鼎率领下，乘着膝膝夜色，自延安仓惶南逃。胡宗南的神气劲再也没有了。延安，这座革命名城又回到了人民手里。我军指战员和陕北人民群众欢欣鼓舞。

　　彭总高兴地对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们说：“我们出西府，是调虎离山。

　　我们向主鸡进军，胡宗南就顾不上要延安了。当初他占领延安空城时，是那样的大吹大擂，如今放弃延安，却灰溜溜的。”

　　24 日，中共中央为光复延安专门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野战军全体同志。电报传到西府前线，部队争相传报，一片欢腾。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更加振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斗志更坚。

　　4 月25 日，主鸡之夜，2000 余名守敌在睡梦中被隆隆炮声惊起。彭总指挥第1、第2 纵队从三面向宝鸡发起猛烈攻击。

　　第二天黄昏，顽固抵抗的敌76 师铁甲指挥车被我炮火击碎，中将师长徐保在车内毙命。我军全歼宝鸡守敌。野战军缴获陕北作战以来的最大一批军用物资，使我军的后勤保障进一步加强，官兵的斗志更加昂扬了。

　　宝鸡失守，胡宗南如咽喉被卡，对部下大发雷霆。但他还要继续反扑，尽力挣扎，不甘败北。

　　裴昌会兵团奉命加速向宝鸡驰援。在杏林镇地区，担任机动防御的我军第4 纵队兵力分散，抵抗又不坚决，右侧被敌军突破。4 纵未经请示，又不通知友邻，即自行撤离，使敌军得以长驱直入。正处危急关头，我军第6 纵队新4 旅奋起迎击。张仲翰旅长率独6 旅在元大营也与援敌发生激战。

　　此时，胡宗南集团已经压上来11 个半整编旅。北面敌82 师4 个步骑团也气势汹汹地直逼过来。

　　我军背水侧敌。

　　彭总立即决定迅速撤出宝鸡，摆脱敌人，以利再寻机反攻。我军深入敌占区，无法获得确切情报。野战军司令部判断马继援部兵力较小，遂于4 月28 日率部撤离宝鸡后，挥师北上，集中力量对付马部第82 师。

　　5 月5 日，6 纵机关和教导旅按野战军司令部命令，进占屯子镇，准备策应1 纵夺取肖金镇，并掩护野战军主力渡过径河。这时，马继援的3 个步骑团已从镇原开来。6 纵通过电话侦听，得知敌人意图，但对敌兵力还不清楚。

　　就在教导能进入屯子镇的同时，马部骑兵蜂拥赶到，拦腰切断6 纵，包围了屯子镇。结果，罗元发司令、徐立清政委、张贤约副司令随教导旅旅部及1、2 团被困在镇内，纵队部、新4 旅和教导旅3 团被隔在镇外。

　　6 纵立即调整部署，并与野战军司令部取得联系。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彭总当即命令教导旅坚守屯子镇，吸引敌人，待野战军主力对敌反包围后，里外夹攻，消灭敌人。

　　事不宜迟。就在第二天拂晓，彭总迅即指挥第1、第4 纵队向马继援部展开进攻。

　　教导旅虽被马部死死纠缠，消耗很大，但坚决贯彻彭总意图，以镇内阵地为依托，与敌反复冲杀，顽强苦战。

　　屯子镇是块弹丸之地，方圆只有几百米，无水无粮。我部队几千人挤在镇子里，连续作战又饥又渴，有些战士不得不杀掉伤马，吃马肉充饥，喝马血止渴。

　　围镇之敌以优势兵力疯狂攻击，炮火打个不停。部队伤亡较大，2 团副政委赵明月阵中牺牲，旅政委关盛志中弹负伤。

　　激战一天，敌人的兵力仍在不断加强。裴昌会的大队人马由南向北，马继援的几路骑兵由西向东南，步步紧逼，企图“聚歼”我军于泾川、西峰镇、屯子镇之三角地区。

　　情况越来越严重。

　　敌兵集中，敌情多变，我军对马部骑兵作战又缺乏经验，必须尽快摆脱敌人。彭总第二次电令教导旅，继续坚守屯子镇，掩护主力东进。

　　陈海涵旅长把镇外3 团部分兵力调入镇内，于第二天继续全力顽强抗击敌人。

　　5 月7 日晚，彭总再电教导旅：连夜突围。

　　接到教导旅复电后，彭总带领几位参谋，再次来到王庄，直向靠近屯子镇的前沿走去。教导旅3 团团长王洁清紧跟在彭总身后说：“前面有危险， 有我们在这里，你就放心先走吧！”

　　彭总没答话，一直走到塬崖边上，转过头，红着眼圈，对王洁清说；“你去指挥你的部队，我在这里等等教导旅的同志们。”

　　王洁清完全理解彭总此时的心情，但眼前硝烟翻涌，流弹纷飞，彭总的安全令人担心。他再次对彭总说：“彭总，请相信，教导旅一定会胜利突围的。请你赶快离开这里吧！我有责任对你负责。”王洁清已作好准备，拉也要把彭总拉下来。

　　彭总深情地望着屯子镇，对王洁清说：“团长同志，你对我负责，我对教导旅也要负责。你们的心意，我晓得，是为了我老彭多活几年。可是，教导旅的同志们被敌人重兵包围着，已经激战两昼夜，我能不担心吗？这是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立下过战功的部队，我作为司令员，能够对他们不负责吗？顺利时我向他们下命令，危难时我一个人躲起来，还像个指挥员吗？”

　　听了彭总的话，王洁清再也讲不出什么话来。

　　夜风阵阵，不时传来枪炮的轰呜声和骡马的嘶叫声。

　　敌人的迫击炮弹还在向屯子镇发射。一炮打来，教导旅的电台被炸翻。

　　教导旅与野战军司令部机关和所有单位失去了联系。

　　电台就是部队的生命线啊！陈海涵旅长的心一下子提起来。身边是熬红了双眼的纵队首长和浴血挂花的战友，镇外是数倍于己。挥动马枪、狂呼怪叫的敌人。

　　突出去！教导旅不是孤军作战。

　　突出去！彭司令员在等着我们。

　　夜色苍茫，火光明灭。

　　此刻，彭总的心与教导旅数千同志的心在一样紧张地搏动着。从保卫延安浴血7 昼夜，到这两年转战陕甘，教导旅吃了多少苦，打了多少仗，取得了多大战绩，又有多少指战员牺牲了、负伤了，彭总心里是清楚的。现在，教导旅或是顺利突围出来，或是被胡马吃掉，生死关头，彭总的心怎能平静下来呢！

　　当夜，经过连日来的艰苦鏖战，屡经战火磨炼的6 纵机关和教导旅突围成功了！

　　彭总迎在沟沿上，与罗元发、徐立清、陈海涵等同志紧紧地握手。沉重的心情，终于散开，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在彭总指挥1 纵、3 纵接应6 纵突围的同时，张宗逊副司令员率2 纵由荔镇突向肖金镇，以掩护全军在此集结东进。荔镇与肖金镇两源相对，隔着深沟。2 纵行动不久，马部骑5 团和甘肃保安5 团即抢先占领肖金镇。紧接着，敌军败将钟松率重新组建的36 师和马部骑1 团从南面逼近荔镇。

　　枪声大作，战马嘶呜。

　　情况严重。敌36 师后面还紧跟着敌1 师。2 纵没料到敌人行动那么快， 如果让敌人占领荔镇，和肖金镇的敌人南北接应，我军主力东进的道路就会堵死，整个野战军主力就有被敌围歼的危险。

　　此时，彭总正随1 纵行动，不在野战军司令部机关。

　　各部队都在按统一命令紧急行军，电台互相联络不上。

　　中央军委也正在开往河北平山的途中，野战军司令部无法从那里得到情况通报。

　　张宗逊和2 纵领导王恩茂、郭鹏等同志，当机立断，改变部署，命令独6 旅和359 旅在荔镇坚决抗击敌36 师的进攻，独4 旅主力继续围攻肖金镇之敌，另以1 个团抢占荔镇和肖金镇以东的三不同，保障野战军主力东进的道路。

　　但是，担任机动防御的4 纵没有完成任务，特别是警备3 旅5 团擅自撤到肖金镇以东，使马继援部得以跟踪追击我军主力，6 纵新4 旅和1 纵独1旅受到敌迂回堵击，部队有些混乱。

　　2 纵激战一天，终于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保障了野战军主力东进，使全军脱离了险境。

　　不久，彭总经359 旅的指挥所，安全回到野战军司令部机关。

　　5 月12 日，野战军主力回到马栏镇地区，摆脱了马继援和钟松的纠缠。

　　西府战役，我军连续艰苦作战1 个月，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和贯彻敌占区政策方面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野战军司令部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对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

　　会上，彭德怀同志认为这次战役没有打好。他说，西府战役胜利方面是光复延安、夺取洛川、巩固黄龙山区，歼敌21000 多人，摧毁了胡宗南的宝鸡市西北供应基地，但未能收复陇东、三边。对西府战役的组织指挥问题，彭德怀同志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认为宜川战役大捷之后，应当及时进行休整，争取教育被俘的大批敌军。但是在战役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却进攻宝鸡，想破胡宗南的后方，缩短西北解放战争的时间，思想上犯了急躁病。再一个是轻敌思想，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料到胡宗南采取异常迅速的手段，调集重兵夹击我军，使我军撤出宝鸡后，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致使本来可以歼灭的敌人没能歼灭。

　　林伯渠同志对彭德怀同志说，西府战役还是取得了很大胜利的。并说，这就跟看漫画一样，要从整体来看，不能分割细看，整个来看这次战役应该认为是成功的。

　　西府战役，虽然我军受了些挫折，然而，在每个局部战斗中，部队是非常勇敢顽强的。尤其是在战役的危急时刻，六纵和教导旅领导，能挺身而出，率部抗击敌人，掩护主力转危为安。尔后，又突破重围，安全转移。正如彭总说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胜利！

　　向西安进军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

　　党中央、中央军委计划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继续对胡宗南集团开展攻势，积极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钳制敌人，使其不能抽兵增援其他战场。

　　蒋介石仍握着胡宗南这张牌。胡宗南背靠秦岭，窥测动静。

　　这时，胡宗南还有11 个整编师30 个旅的兵力。其主力第1 师、第17师、第36 师、第38 师和第90 师，集中在西安及以北地区，实行“机动防御”， 其中以第36 师在澄城、郃阳一带设防，企图封堵我军南进。

　　彭德怀司令员审时度势，抓紧整军备战。

　　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黄龙山区，休整两个月，于8 月初全线向南推进。

　　敌36 师师长钟松又壮起了胆子。榆林解围，西府征战，为这个黄埔首期毕业生增添不少光彩。他坐镇冯原东北的壶梯山，凭坚据险，赶修工事，向着我军探头探脑。

　　彭总决定发起澄（城）邵（阳）战役，再次打击钟松，拔除这颗钉子。

　　这是一个诱敌深入聚歼的计划。但钟松相当狡猾，行动谨慎，派出便衣侦察混人我主力驻地探听虚实。另有一个瓦子街战斗中的俘虏兵投敌，供出我军聚歼36 师的意图，于是钟松赖着不动。

　　8 月8 日拂晓，攻击开始。

　　l 纵、4 纵进攻冯原镇敌123 旅，3 纵、6 纵进攻冯原镇以东敌］65 旅， 2 纵突向敌主要支撑点壶梯山。

　　指挥靠前，是我军许多高级指挥员的优良作风。每当紧要重大的战役前或战斗问，彭总常常是亲临前线了解情况，予以指导和帮助。这次，他首先来到2 纵指挥所。

　　这里紧靠前沿，只构筑了简易工事。枪弹、炮弹横飞，战火、硝烟四起。

　　王震司令员一见彭总，大吃一惊：“这里太危险，你快到后面去。”

　　彭总镇静地举起望远镜，边看边说：“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在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

　　王震硬把彭总拉到掩蔽部里，以急切的语气对彭总说：“我简单给你讲讲作战情况。讲完，你就赶快回到后面去吧。”

　　王震把情况讲完，彭总仍然不走。王震急了，无可奈何地问：“彭总，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

　　彭总笑道：“谁不相信你的指挥？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我保证不干预你的指挥。”

　　经过一小时激战，2 纵攻占壶梯山，消灭敌28 旅的精锐82 团。

　　黄昏时分，敌人全线溃退。钟松吓得率部南逃。

　　次日，我军主力将钟松包围在王庄镇、杨家凹地区，除165 旅旅部和495团一部逃脱外，我军第二次歼灭了敌整编36 师，击毙少将副师长朱侠，俘虏少将师参谋长张先觉。狡猾的钟松再次脱逃。

　　9 月12 日，彭总在郃阳以北的雷家庄主持召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配合其他务野战军的秋季攻势，发起荔北战役，目标是歼灭大荔以北的敌整编第17 师和第38 师。

　　在战役前的整训中，部队针对荔北高原地形和敌军防御特点，抓紧军事训练；连队补充了华北于弟兵和澄郃战役的解放兵，普遍进行诉苦复仇教育，文工团还演出《刘胡兰》、《刘四虎》等革命戏剧，大大激发了战士们杀敌立功的决心。

　　敌17 师和38 师，利用在大荔以北到永丰镇一带砖石结构的村落和土围子，构筑了一个南北30 公里、东西20 公里的纵深防御地带。

　　“知已知彼”，情况明了，决心才大，胜利就更有把握。彭总立即指示各部队抓紧深入侦察敌情。

　　l 纵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率侦察队，于战前化装深入戒备森严的敌区， 将敌兵力、火力、工事及地形侦察得一清二楚，又带领部队隐蔽进入敌人防区，从而使1 纵顺利完成对敌军的分割包围。彭总及时通报表扬了刘桐树， 并在战役结束时亲自起草电报稿，表彰刘桐树：“在荔北战役之前，亲自查明敌人的情况；战斗中间，又亲自为部队带路。他机智勇敢，为这次消灭敌整编17 师和38 师作出了贡献。这次战役的胜利，有他一份功劳。” 10 月6 日，我军向敌17 师发起攻击。

　　1 纵轻装疾进，突然插入敌军心脏，把敌17 师师部和48 旅分割开来， 在2 纵、4 纵协同下将48 旅大部歼灭。

　　接着，我部队转向对敌38 师进攻。

　　敌军抵抗一阵，掉头溃逃。3 纵、2 纵乘胜追击。6 纵直逼大荔城郊，裴昌会的兵团司令部仓惶逃过洛河南岸。

　　屡战屡败的胡宗南十分懊恼，生怕再吃损兵折将的苦果。于是，急忙把李振的65 师和1 师、13 师调上阵来。

　　65 师，来自广东，初露锋芒，气焰嚣张，在大炮、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 军官严厉督战，拼命向我军阵地反扑。

　　铁链山下，两军对峙。

　　彭总很炔查明敌情，一声令下，4 个纵队全力向立足未稳的敌精锐65 师猛攻。

　　敌主力见势不妙，即撤回大荔。65 师160 旅退至大壕营土寨里，负隅顽抗。

　　两军继续对峙。

　　彭总判断，胡宗南在恼羞成怒之下，将投入全部战役预备队，行动更为谨慎，不易各个歼敌。于是当即改变决心，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占领有利地形，在防御中大量杀伤敌人。

　　果然不出彭总所料，10 月13 日，胡宗南出动13 个旅的全部兵马，疯狂反扑了。

　　荔北平原，地形开阔。

　　敌机呼啸着，轮番轰炸。

　　敌山炮、野炮、榴弹炮发疯似的，向我阵地倾泻炮弹。

　　敌步兵以密集队形，在坦克掩护下，向前冲击。

　　我部队面对气势汹汹敌军的猖狂反扑，顽强抗击。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部队开始后撤。

　　敌军扑向担负掩护任务的6 纵教导旅。激战数小时，该旅弹药消耗严重， 防御阵地眼看就要被突破。此时，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所就在后面两里处。

　　在这千钩一发之际，6 纵政委徐立清命令陈海涵旅长：“你们一步也不能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无论如何要抗住敌人，坚决阻击到黄昏，坚决保证野司首长的安全，坚决保证野战军主力的安全转移！”

　　用枪，用手榴弹，用刺刀，用鲜血和生命，教导旅把敌人死死顶在阵地前。

　　胡宗南以2.5 万余人的巨大损失，蠕动到澄城、郃阳地区，暂时夺占了点地盘，实际上得不偿失。

　　我野战军奉命移回澄城、部阳以北休整，以利再战。

　　彭总指示部队，要很好地总结荔北战役。他指出大荔以北的平原地形作战经验，对以后进入关中地区作战有普遍意义。他指示李夫克副参谋长，抽调一部分营团干部和班排骨干，举办各种技术、战术训练班。他称赞后勤工作深入严密，特别是野战医院和支前民工，冒着敌人进行战场救护，对保障战役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彭总对部队讲到荔北战役为什么要反复拉锯的道理，讲到反击中，二纵碰到土寨3 层工事，未打下来，敌坦克却上来了。他说，战场变化多，要善于因势利导、随机应变。他还风趣他说：“你们计算敌人的兵力时是怎样计算的？大概都是计算他有多少人，我可是计算他们有多少旅，计算一次战役能吃掉他几个旅，什么时候能把他这些旅全吃光。”

　　1948 年11 月6 日，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这是一场战略大决战。蒋介石预感到未日的来临，急电胡宗南调兵驰援中原。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讨论冬季战役的会议上，彭总斩钉截铁他说：“为了配合淮海战役，决不能让胡宗南抽调一兵一卒到中原战场！”他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的打击。我们对胡宗南的压力愈大，愈使他感到自身难保才行。”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将原整编军改为兵团，整编师改为军，整编旅改为师。胡宗南在荔北战役遭受打击之后，完全处于守势，把3 个主力军平分为3 个防御集团，分守蒲城、澄城、郃阳3 个地区。

　　彭总根据敌人分布情况和作战地区特点，改变以往的打法，将野战军5个纵队的兵力组成两个“拳头”：以2、3、6 纵队组成左兵团，转战于洛河东岸；以1、4 纵队组成右兵团，于洛河以西活动，以此调动和分散敌人，创造歼灭敌人的有利战机。

　　11 月15 日，战役终于打响了。

　　彭总向全军发出“争取歼敌两至三个师，改变渭北战局”的号召。

　　当天，左兵团在郃阳以东临皋和以南乳罗山，全歼敌114 师。胡宗南忙令1 军、65 军和17 军的12 师，由蒲城、富平向东增援。

　　彭总迅即率野战军司令部西渡洛河，跋涉200 余里，在同官的上店和富平的底店一带，指挥右兵团，先后歼敌17 师大部和254 师一部，并炸毁咸同路铁桥1 座，占领黄堡火车站。

　　胡宗南误认为我军主力要在咸同铁路上作战，急令刚到洛河以西的1军、65 军调头西进增援，并令90 军、76 军和36 军之165 师放弃郃阳、澄城，向南夹击我军。

　　彭总立即抓住战机，率野战军司令部星夜东进至洛河西岸的坡头村，挥动左右两兵团“铁拳”，将退至永丰镇之敌76 军一举全歼。生俘76 军中将军长李日基，少将军参谋长高宪岗，20 师少将师长吴永烈，24 师少将师长于厚之。

　　此时，敌90 军和36 军之165 师，距永丰镇只有5 公里，却心有余悸， 龟缩不动，望而兴叹。在胡宗南严令之下，已西进的几个军匆忙掉头进至永丰地区时，彭总已率部队胜利转移了。

　　这就样，彭总指挥两路大军，往返洛河两岸，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敌人几个军调过来、调过去，使敌疲于奔命，晕头转向。我军则抓住有利战机，东挥一拳，西吃一口，连连取胜。结果胡宗南不但不敢抽出一兵一卒去增援中原，还把李振兵团调回西安，以保其老巢的安全。

　　完成战略决战，向全国进军的1949 年开始了。

　　1 月11 日，西北野战军在澄城武庄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彭德怀传达了1 月6 日至8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1949 年和1950 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1949 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他同时还作了西北野战军1948 年各项工作基本总结和1949 年基本任务的报告。

　　大会代表受到极大的鼓舞，明确了任务，决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执行西北野战军的部署。

　　2 月1 日，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整编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接要任参谋长，甘泅淇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原来的各纵队依次改编为军，旅改为师。

　　2 月17 日，彭德怀离开西北前线，前往河北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春节刚过，第一野战军按彭总的部署，发起春季战役。

　　2 月21 日，3 军与6 军协同，一举攻克蒲城，歼敌“陕西保安第四旅”， 俘敌旅长赵国珍。

　　2 月25 日，3 军与6 军协同攻克富平。

　　3 月1 日，4 军在淳化西南全歼敌20 师，俘敌师长褚静亚。

　　3 月4 日，6 军攻克大荔。

　　次日，胡宗南集中11 个师，在青海马部82 军配合下，全线反扑。

　　3 月11 日，4 军在淳化以北重创敌82 军，击毙敌248 师师长马德胜。

　　4 月19 日，野战军司令部在澄城以北平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由于彭德怀司令员在山西参加太原战役指挥，王震同志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4 月21 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顽抗之敌，解放全中国。

　　同日，我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随即解放南京。

　　4 月24 日，华北野战军攻克太原。

　　同日，中央军委命令华北野战军第18、19 兵团归属第一野战军，入陕作战。

　　我军接二连三的巨大胜利，震撼了盘踞西北的胡宗南。他震惊之下，将主力全线向后收缩，猬集于三原、咸阳、临潼三角地区，打算一有风吹草动，就向西南逃窜。

　　身在太原前线的彭总，趁着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规划着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的宏伟蓝图。他对胡宗南太了解了。胡宗南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是准备与我军进行最后周旋的。彭总指示部队，要抓紧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食，弄清敌情，准备吃大苦，打大仗，彻底打败胡宗南。

　　5 月中旬，张贤约副军长率7 个团的补充部队入陕，胡宗南误认为是华北两个兵团开进，便慌忙召开紧急疏散会议，决定将主力撤到秦岭以南地区。

　　一野司令部获取这个重要情报后，立即认真研究，决心不失战机，发起陕中战役，以第1 、2、4 军向西截击敌人，6 军解放西安，3 军为预备队。

　　各军立即行动，抢渡泾河，追击全线西撤的敌人。

　　5 月20 日拂晓，6 军强渡渭河，歼灭守敌17 军大部，解放胡宗南多年经营的老巢一一西安。

　　22 日，1、2、4 军在凤翔以北全歼溃逃的敌57 军，解放宝鸡以东广大地区。

　　在咸阳至西安的道路上，第6 军的后续部队和其他友邻部队如铁流滚滚：

　　风尘仆仆的步兵；

　　马蹄踏踏的骑兵；

　　战车隆隆的炮兵。

　　士兵们擦去额头汗水，加快步伐；

　　指挥员们挥动马鞭，昂首向前；

　　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彭德怀司令员乘坐吉普车，从太原返回一野，汇入奔向西安的铁流。他笑着对同志们说：“这次到中央开会，又到太原作战，见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听到他们的情况，我们西北只能算一盘子小菜。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蒋介石近两百万军队，那才叫伟大战役呢！我们要虚心地向别人学习，不能满足一个瓦子街战役。”

　　彭总还说：“西安失守，胡宗南要往四川跑。对此，蒋介石很恼火，急令胡马联合，反扑西安。这样对我们倒是有利，可以把他消灭在西北。现在，19 兵团很快就能过来，大仗还在后头呢。” 6 月，18、19 兵团大举入陕。

　　彭总指挥数十万大军，开始了解放大西北的胜利进军。 


　
 
 

 

 


　		　
　	


　
在揭开战略反攻序幕时刻的刘司令员（景佳 景海）

  

  

 
　　刘伯承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军事家，原名刘明昭。1892 年12 月4 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1911 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 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 军。1914 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 年3 月率四川护国军第4 支队攻占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1923 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取得了弛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曾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 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 月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与杨..公、朱德等发动沪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 军军长），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1927 年起义部队失败后，徒步出川，绕道陕西到武汉，接受中共中央指示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 年留学苏联。同年夏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军事问题补充报告。1930 年夏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

　　12 月回到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2 年1 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 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错误，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调任第5 军团参谋长。长征初期参与指挥5 军团殿后， 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934 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并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 年1 月，参加了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指挥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证全军顺利北渡金沙江。5 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进入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敌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尔后率第1 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 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材等战斗。1938 年后，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之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 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击正太、平汉、白晋、同蒲等铁路交通线。在日伪军加紧实施“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时，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出击，在被动中争得主动，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液军队对根据地的进犯。1943 年9 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后回到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 月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组织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沉重打击了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

　　1946 年6 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与邓小平率主力部队开赴冀鲁豫前线， 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在10 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金鱼和豫北等9 个大规模的战役，歼灭和钳制大量国民党军，解放大片地区，有力地配合其他战场击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 年6 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指示，与邓小平率12 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组织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远离根据地，进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并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攻。9 月起与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 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10 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 年11 月起，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与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淮海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1949 年4 月，他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的广大地区。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行西南战役，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 年12 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 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后兼政治委员）。

　　1954 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 年9 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评。1959 年后还曾负责中共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工作。他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军的先进经验。他组织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积极建设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团结教育旧军官出身的教员。重视合同作战的训练，并陆续开设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系，为后来建立各军种、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培养了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

　　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 年1 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 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 年10 月7 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攻读古今中外军事名著，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之中。他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等都有独到的论述。其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1982）。

　　另有《合同战术》（1942）、《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1949）等大量译著。

　　* * * * *

　　在那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有这样的传说：每当敌我战阵摆开，明智的敌酋就会从阵势和战法上察觉“刘伯承来了！”他们深感：“刘伯承一来，我们必败无疑！”是的；刘伯承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转战黄河两岸，驰骋于广阔的冀鲁豫平原，在揭开战略反攻序幕的伟大时刻，功绩卓著，威震敌胆，成为胜利的旗帜。

　　为揭开战略反攻序幕谱写序曲

　　1945 年8 月，阳光格外明媚。

　　“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沉浸在欢庆胜利的氛围中。然而，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拿起屠刀，悍然挑动内战。8 月下旬，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调集大军，兵分三路向解放区迅猛杀来：第1 战区胡宗南部两个军，经风陵渡进抵运城以南；第10 战区李品仙部3 个军，经皖北向徐州推进；第12 战区傅作义部4 个军攻占我集宁、丰镇后，又积极准备寻机沿平绥路向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一带进攻。这样，中国人民脸上刚绽开的胜利笑容，就随着内战的炮声而逐渐消失了。

　　在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从延安飞回太行前线，征尘未洗就来到河北省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的驻地，组织指挥上党战役，率先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

　　作为战略家的刘怕承同志深知，此役事关重大，打好了对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蒋介石这个人吃硬不吃软，我们这里打得越好，胜利越大，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就越有力量。

　　作为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家，刘伯承还深深感到，当前的敌情是严峻的：8月16 日，在蒋介石的密令下，盘踞在山西的土皇帝、第2 战区的阎锡山，命19 军军长史泽波率5 个师共1.7 万余人侵入我大行、太岳根据地之间的上党地区。8 月21 日侵入长子，23 日进至屯留、长治，25 日侵入壶关、潞城、襄垣。对于敌人入侵上党的战略企图，刘伯承是明察秋毫的。他说：“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这是大好事。可是整个形势变化了。”现在蒋介石“首先让阎锡山的19 军占了我们上党5 个县城，在背上杀一刀，又让他们嫡系部队在平汉路和同蒲路上用大炮对准我们的胸膛，妄想席卷华北抗战胜利果实，南北夹击，消灭我们。”“如铓在背，背上有一把刀子，背脊就发凉嘛！”

　　为了争取胜利，刘伯承对战役作了精心的部署。9 月初，刘邓在襄垣县署二堂东边的寅畏堂，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当前的敌情，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和冀南3 个军区的主力和地方兵团共3.1 万人，首先夺取长治外围各城，诱歼出援之敌，尔后会攻长治，以歼灭上党之敌，解除心腹之患。9 月5 日，刘邓发出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9 月10 日，刘邓在潞城的黄碾镇召开旅以上干部会， 作了上党战役的作战部署。刘伯承说：“上党战役很重要，关系全局。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必须把撬进来的敌人消灭，保卫上党。这次战役在战术上要有新的转变。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

　　经过两天激战，长治外围城市被攻克之后，9 月24 日，我各路大军直逼长治城下。此时，得悉阎锡山部署第83 军3 个师约7000 人从太原出动向南驰援。27 日，南援之敌到达沁县。28 日，其先头4 个团正进抵沁县以南、虒亭以北之新店地区，并有南下救援长治被围之敌的迹象。

　　敌变我变，先变于敌。这是刘伯承指挥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根据敌情这一新的变化，为了诱歼援敌和同时歼灭可能由长治突围之敌，刘邓当即改变决心，将攻城为主改为打援为主。刘伯承熟读兵书，是打援的能手。依照敌情、地形条件，他果断地作出了这样的具体部署：以冀南纵队全部、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继续包围和佯攻长治，吸引敌第83 军向长治驰援：以太岳纵队主力和太行纵队全部兼程北上，结合原地区的第17 师，预伏于虒亭以南之常隆、上村地段公路两侧地区歼灭援敌；另以30 团为独立支队，在南援敌军之后跟进，堵住它的退路。

　　兵无常势，战场上敌情瞬息万变。

　　当南援敌军进至虒亭镇后，不再沿公路前进了。敌军突然变更路线，不走常隆离开公路，跨过漳河，沿儒亭至屯留的南大路向南进。刘伯承根据敌情的变化，当机立断，变更了作战部署：将打援部队向虒屯公路两侧隐蔽转移，钳击来援敌军，并增派第17 师和独立支队尾敌前进。10 月2 日，当敌进入我预定作战地区后，我军参战部队立即向敌发起进攻，一面从正面诱援敌继续南进，一面展开两翼迂回，逐步将敌合围于老爷岭、榆林、关上村、磨盘垴地区。敌人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并没放下武器，而是负隅顽抗，他们凭借磨盘山、老爷岭的险要，妄图与我决战。4 日，我各路打援大军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势，消灭部分敌人。但是，老爷岭久攻不克。为此，我军在占领了两个山粱之后，切断了守敌与主力的联系，控制了北山水源，使敌人陷入缺水断粮、失去指挥的困境。

　　随后，我军在战役手段上也作了调整，改强攻为围困。在与敌的较量中，刘伯承从敌人的火力、兵力的使用上发觉，被困之敌并非只是从太原来援的3 个师。经过侦察发现，当面之敌为第7 集团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23、83 军和省防军等8 个师和两个炮兵团，共2 万余人，与我围困部队大体相等。

　　为了在力量对比上造成优势，刘邓立即决定担任围城任务的冀南纵队投入打援之战。刘伯承指示，要大白天开进，示形于敌，以动摇敌人军心。为了避免敌人垂死挣扎，刘伯承又将战役部署作了调整，采取了他惯用的“围三阙一”的战法，在北面给敌人虚留一条生路。在我军强大攻势下，10 月5 日， 据守在老爷岭一带的敌人见势不妙，不得不撤出主峰，并决定放弃增援长治的计划，向北逃窜。敌人为了造成假象，彭毓斌命令一部佯向南进，而辎重和指挥机关则悄然向沁县方面北逃，企图重演“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伎。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敌人的“雕虫小技”，逃脱不了熟知中国历代兵书战法的刘伯承司令员的眼睛。他很快识破了敌人的企图，立即命令太岳部队抓住敌人，使敌陷入我太行、太岳、冀南各路大军的重围之中。经过激战，敌人2 万余人全部被歼，敌副总指挥兼炮兵司令胡三余、46 师师长郭溶、49 师师长张宏、66 师师长杨佩膺都当了俘虏，敌总指挥彭毓斌横尸战场， 随即，10 月12 日下午3 时，我军对长治县城发起总攻，至晚6 时战斗结束。

　　史泽波的万余人被歼，史泽波和他的两个师长被活捉，上党战役传出了胜利的捷报。

　　这捷报传到山城重庆，使国民党反动派感觉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也休想得到，蒋介石不得不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

　　这捷报传到延安，宝塔山下一片欢腾。就在上党战役结束后的第五天，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上党战役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他说：“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大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 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 个师全部消灭。” 

　　“双十协定”公布之后，蒋介石并不是诚心执行这个协定，而是在“协定”的掩护下，继续施展向解放区进攻的阴谋。至iQ 月中旬，敌第1 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3 军、第16 军，经同浦路、正大路进抵石家庄， 后续部队第1 军进抵闻喜以南；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第11 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30 军、40 军、新8 军，妄图10 日左右到达石家庄与胡宗南部会合，其后续部队4 个军已抵达新乡。这时，蒋介石的战略目标是向北推进抢占平津，夺取东北。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打通平汉路。对于这种战略态势，刘伯承看得一清二楚，他明确指出：“卡住津浦、平汉、同浦三条铁路，就会使东北敌人陷于孤立，立即发起平汉战役不但可以歼灭北犯之敌，而且有利于粉碎蒋介石全面内战的阴谋。”

　　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把住华北大门，掩护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主力歼灭平汉路之敌，并指出：在安阳以南，似难寻找大量歼敌的机会，应诱敌深入安阳、沙河之间地区，寻求机会，予以各个歼灭。同时，号召晋冀鲁豫军民团结一致，争取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具有战略眼光的刘伯承，早在进行上党战役的同时，就已经注意到敌人的动作，把主力集中于平汉路线。因此，当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刘伯承、邓小平提早从上党前线回到司令部，投入了紧张的战役部署。根据敌情刘邓下定决心：除以第4 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担任同蒲路方向阻敌北进外，集中第1、第2、第3 纵队及太行、冀鲁豫、冀南三个军区的主力共6 万人，并动员10 万民兵、自卫队，计划以两个月时间歼灭平汉路之敌。在具体打法上， 刘伯承司令员根据军委电报精神，提出：将敌第一梯队诱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套的多沙地区，先打一仗，然后视战况发展逐次歼灭之。他对这次战役的作战部署是，以第1 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路东军；以第2纵队、第3 纵队和大行、冀南军区部队编为路西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敌实施攻击；另以太行军区7 分区3 个团组成独立支队，配以太行、冀鲁豫地方部队和民兵，先在黄河以北至安阳，破坏交通，迟滞敌人，掩护我主力部队向平汉线集中。待敌渡过漳河后，即控制渡口，阻击敌之后续部队增援。

　　中央军委得报后立即复电刘邓：“电悉，部署甚当。俟后续部队到齐。

　　养精蓄锐，那时敌必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其一个师，敌气必挫。..”

　　战役打响以后，由于敌人未触及我军主力，进展较快。为了争取时间，集中主力，刘伯承命一纵队先行阻击敌人，迟滞其前进。在敌军过漳河前，我军各部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不断与敌接触，选其弱点，机动作战。为此，刘邓指示，在敌精力尚未耗散、疲惫，我后续部队到达之前，暂不与敌决战。

　　10 月24 日，我军各部队进入预定战区：二纵队两个旅控制了邯郸及其以南之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3 纵队集结于东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独立支队和太行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敌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

　　战役进入合围阶段以后，我军进攻连连受阻，进展不大。为了以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刘伯承及时地改变了战术，采取了分而治之战法：阻击从石家庄南下之敌；牵制从安阳北上之敌；割歼、袭击、疲惫当面之敌；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政策，促其动摇之敌起义。早在这次战役发起之前，敌新编第8 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就派人到刘邓前线指挥部，刘怕承同志亲切地接待了来人。如今，高树勋又派王定南来联系起义之事。刘伯承对王定南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请他当机立断！”王定南回到新8 军，将刘邓的意见转告后，高树勋还有后顾之忧。他说：“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以及本军的其他家属，目前还在徐州，我们马上起义，国民党定要迫害他们。”于是，王定南又来请教怎么办？刘伯承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至于高夫人和其他家属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请示中央设法解决。”当即签发电报，将此事电告中央。这样，使高树勋解除了顾虑，决定立即举行战场起义。28 日，刘怕承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我各路大军猛攻敌阵，敌人在我打击下，胆战心惊，只好收缩阵地，企图固守待援。

　　10 月30 日，高树勋将军宣布率新8 军和河北军万余人在马头镇起义， 使敌人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

　　这时，刘伯承判断被围之敌必然向南突围。于是，他故意网开一面，放开敌人的退路，将我军主力先敌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占领有利地形，以便于运动中歼敌。这一高招果然奏效，在敌人离开阵地南逃过程中，被我打得溃不成军，除少数逃遁外，孙连仲的两个军和11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 军军长马法五的2.3 万余人被歼，马法五被俘。

　　平汉战役之后，到1946 年6 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次拦腰斩断陇海路，作战13 天，歼敌正规军5 个旅，5 个保安团，歼敌2.8 万余人， 解放豫东大片土地，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为实现其狂妄计划，于1946 年8月又重整旗鼓，急忙从豫西、陕南抽调3 个整编师，从淮北、徐州调来1 个军、2 个整编师，加上原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等地的7 个整编师，共14 个整编师，32 个旅，30 万人，迅速集结，准备向冀鲁豫军区腹地菏泽发动进攻。

　　敌情是严重的。敌32 个旅，30 万人，而我军只有4 个纵队，5 万人，在数量上，装备上显然是我军处于劣势。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刘伯承司令员十分镇静，经过深恩熟虑，又有了应敌良策，决心在战役的局部上达成优势，战而胜之。他认为，从徐州来犯之敌是蒋介石的嫡系，其第5 军和11 个整编师，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号称蒋介石的五大主力的两大主力。根据当时我军人数、装备情况，不宜选为首歼对象。可是，从郑州方向来犯之敌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兵分3 路，左路整编第41 师，远在东明；右路整编第68、第55 师及部分地方团队正攻曹县；中路是由敌第89 军和第10 军合编的整编第3 师。这个师武器好，战斗力强。在这3 路敌军中，整编第3 师和整编47 师虽齐头井进，但有8 至10 公里的间隙，便于我军分割、围歼。整编第3 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如遭到攻击，其他杂牌部队不会积极增援，加之该师刚从中原调来，是疲惫之师。因此，刘伯承毅然决定，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吃掉这个处于突出部位的整编第3 师，打开战局，粉碎两路敌军的攻势。

　　为了实现上述决心并在战役主要方向达成优势兵力，刘伯承将第3、第6、第7 纵队主力集结于定陶地区，调2 纵队至东明东南地区，组成两个集团： 以第2 纵队（欠第4 旅）、第6 纵队共5 个旅为右集团；以第3 纵队（欠第9 旅）、第7 纵队共4 个旅为左集团，共同担任歼击敌军整编3 师的任务。

　　同时对钳制、阻击方向也相应的部署了部队。战役打响以后，敌整编3 师在开进中节节遭我打击，力量受到一定削弱。于是敌前线总指挥刘峙改变了整编3 师和整编47 师会攻定陶的计划，令整编3 师单独攻菏泽，整编47 师攻定陶，致使两个师的间隙拉大到10 至12 公里。这时，徐州出犯之敌被我钳制在百公里之外；整编47 师被阻于东明西南地区，距整编3 师40 余公里； 整编55 师和整编68 师也被阻于曹县以南，距整编3 师20 余公里。这是极好的时机，各路敌军分散，钳形攻势尚未合拢，整编3 师突出而孤立。为了扩大这种态势，刘伯承即命令部队，继续放手诱敌整编3 师冒进，争取该敌于9 月3 日夜到达大小杨湖预定战场。

　　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其力量，骄兵多败仗。这次又听任刘司令员的无言调动了。5 日下午，敌整编3 师果然被牵到预设战场。当午夜来临的时候， 刘伯承向全军发出了总攻的命令。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前仆后继，迅速突破守敌防线，于6 日全歼敌人1 个团。随后2 纵、3 纵、7 纵又在周庙、小杨湖一带各歼敌一部，从而使整编3 师遭到重创，敌人开始动摇了。6 日，整编3 师师长赵锡田见势不妙，企图率残部突围南逃。正当敌军离开工事，惊慌逃命之际，刘伯承当即一声令下，整编3 师被歼，活捉师长赵锡田。

　　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向我大举进攻的疯狂气焰。

　　1946 年9 月16 日，延安《解放日报》为庆贺定陶战役的胜利发表社论， 指出：“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我军愈战愈勇，乘胜再战。

　　刘伯承又在鄄城杀了个“回马枪”。巨野战役之后，蒋介石再次组织对我军的进攻，企图迫使我军连续作战。这次来犯之敌气势汹汹：陆军徐州司令部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从菏泽方向杀来；第2 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的5 军及11 师、75 师、88 师，由金乡北犯巨野、嘉祥； 敌55 师、68 师从菏泽进犯鄄城；敌47 师、41 师残部由滑县侵入濮阳，以此妄想造成夹击之势。刘伯承及时掌握了敌军态势，慧眼识破了国民党军的阴谋，决定采取声东击西、避强击弱的战法，避开敌主力王敬久部，西进濮阳地区，寻机歼敌。

　　10 月27 日，刘伯承率部从郓城、巨野以西秘密向濮阳前进。翌日，当我军主力进至鄄城地区时，刘伯承获悉：敌刘汝明的119 旅及29 旅由菏泽经白衣集向鄄城前进。他判断：邱清泉、胡琏两部将由东西策应。于是，刘伯承当机立断，决心杀他个回马枪，在鄄城至白衣集间摆开战场，捕歼该敌。

　　29 日夜，当敌人进到鄄城以南的高魁庄、任庄、刘家庄地区后，我军利用夜暗，以优势兵力将敌团团围住，穿插分割，经两夭两夜激战，全歼该敌9000余人，生俘旅长刘广信。这一回马枪是刘伯承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大踏步地机动歼敌的杰作。

　　鄄城大捷之后，刘怕承司令员在前线接见了新华社记者，纵谈战争形势，对我军的战略思想不仅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而且对战争发展的总趋势也作了极为正确的预见。他说：“3 个多月来，我们以冀鲁豫17 座空城，换得蒋介石6 万多人。”“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罢，让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算出总帐来的！”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之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刘伯承还精辟地指出：“死守一城一池，无异自背包袱，如果我们不在必要时毅然放弃那些城镇，那么我们必将分散兵力，处处防守，而处处挨打。”他笑着说：“可是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

　　他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

　　国民党军在鄄城吃了败仗之后，蒋介石的面子很过不去。正在这个时候，伪“国大”即将召开。

　　蒋介石自恃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握有重兵，妄想打个胜仗，早日召开伪“国大”。为此，他迅即命令刘汝明集团在东明、菏泽及其以南固守；命孙震（第五绥靖区司令官）集团在滑县、封丘、长垣固守；命王敬久（第2兵团司令）集团经濮阳向大名进犯；命王仲廉（陆军整编26 军军长）部以主力第85 师进抵安阳，会同王敬久集团经临漳、大名直趋邢台，妄图与第11战区的孙连仲会合后，再取邯鄣，打通平汉路中段，以此配合伪“国大”的召开，掩盖其战场上节节失败的惨景。

　　与此同时，刘邓收到毛泽东主席的来电：“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将刘汝明、孙震两集团大部歼灭，使王敬久集团陷于孤立，尔后歼灭该敌转变战局。”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经过认真分析敌情，取得了共识：

　　在上述四股敌人中，刘汝明虽屡遭打击，是惊弓之鸟，但与王敬久靠近，不易分割全歼；孙震集团战斗力弱，较麻痹，较分散，消灭该敌既可以抑留王敬久集团，又可以威胁开封、新乡，调动王敬久、王仲廉增援，进而粉碎敌人打通平汉路中段的作战计划。于是，决定从孙震开刀，发起滑县战役。

　　战役发起前，敌孙震集团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124 旅驻守在白道口、滑县、浚县地区；104 旅驻守在留固集、上官村、泥马庙地区，旅部在上官村；125 旅驻守在老岸镇、黄庄、邵耳寨；122 旅驻守牛市屯、封丘地区；127旅驻守丁奕集、长垣地区；河北保安队第12 纵队驻在朱楼、小渠地区。孙震集团上述兵力部署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由西到东以上官村、邵耳寨、朱楼为中心布成3 个集团据点，其104 旅、125 旅、河北保安纵队均以这些据点为依托，向濮阳方向伸展10 余公里，又建立诸多小据点作掩护，主力集中在中心区。

　　根据敌人部署的特点，刘伯承对这次战役作了精心部署：集中主要兵力，即3 纵队、2 纵队、6 纵队、7 纵队，攻击孙震集团，再派出部分兵力阻击、牵制王敬久集团和刘汝明集团，防止来援。在具体打法上，刘伯承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远途奔袭，秘密接敌，避开敌前锋警戒和一线据点，使敌之触角失灵，而后以突然神速的行动直入敌纵深，消灭敌旅指挥部，吸引其来援，或迫其出逃，相机歼灭。尔后向西或西南、东南扩张战果。这是一手出敌不意的“猛虎掏心”战法。

　　战役开始以后，担任牵制任务的部队和地方武装，按照刘伯承的作战意图，广泛开展了游击战，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忽东忽西，神出鬼没，使敌人耳聋眼瞎，草木皆兵，摸不清刘伯承下一刀要落在谁的头上。

　　与此同时，我担任歼灭孙震集团的主攻部队，于11 月15 日夜，按计划由濮县附近和鄄城以北地区秘密西移。我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夜行晓宿，人不吸烟，马不出声，避开敌人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于18 日夜， 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从敌104 旅、125 旅和河北保安第12 纵队3 个敌人接合部，突然插入其驻守区纵深，将三敌割裂；19 日拂晓前，我军突然向敌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全歼敌河北保安第12 纵队。20 日黎明时分，我3纵攻克邵耳寨，中午我6 纵攻克上官村，并将向北突围之敌千余人歼于野外。

　　留固集之敌先向上官增援，见救援无望，转而向滑县方向逃退，亦被我截歼。

　　接着乘胜扩大战果，22 日攻克黄庄，全歼守敌。此时，东面援敌王敬久集团和西面援敌王仲廉集团仅距我军半日行程，队势密集，不易割歼。于是，刘邓当机立断，下令放弃对老岸镇敌人的攻击，结束此役，转到观城地区，休整待机。

　　不久，敌郑州“绥署”头目顾祝同，命王敬久率整编第27 军、王仲廉率整编第26 军，共10 个旅6 万余人，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妄图沟通与华北国民党军的联系，寻找我主力决战，尔后抽兵东调华东战场。

　　然而，敌酋的美梦作得过早了。刘伯承司令员另有良策相对。

　　为了消灭来犯之敌，刘伯承在分析了当面和鲁西南敌情后认为，与其在正面战场上“锅上加水”，不如到敌后战场，“釜底抽薪”。于是刘伯承决心改变内线破敌的打法，以主力向鲁西南敌占区转移，实行外线作战，粉碎敌人北进和东调的企图。

　　战役打响后，我军主力由观城、朝城地区隐蔽南下，攻克了聊城、巨野、嘉祥，全歼守敌，发展顺利。我6 纵在奔袭成武途中，得知金乡守敌大部被吸引至金乡以南地区，金乡城内仅有1 个团。刘伯承获悉这一新情况后，认为金乡是鲁西南重镇，若能一举攻克，对战局的发展十分有利。于是，决定放弃夺占成武计划，改攻金乡。这一作战行动的调整，极大地震撼了敌人。

　　为解金乡之围，敌从徐州、定陶、菏泽分兵三路来援。这个变化了的状况是一个很好的战机，刘伯承立即决定变强攻金乡为围城打援，逐次歼灭来援之敌，即首先歼灭方先觉的88 师，尔后歼灭定陶、菏泽之敌。经过激战，三路来援之敌先后被我歼灭于运动之中，胜利地结束了巨金鱼战役。此役历时25大，歼敌正规军3 个半旅，连同地方军共2.8 万余人，又打了一个机动灵活的漂亮仗。

　　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前的日子里，刘伯承司令员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数十万健儿，驰骋于广阔的冀鲁豫平原，纵横进退，十战十捷，深受人民的爱戴。

　　早在1946 年10 月初，龙风大战告捷之后，冀南前线部队曾在安阳东北的范营村隆重举行第一届人民功臣大会。会议休息时，冀南军区副政委刘志坚领着冀南党、政、群各界的代表，把绣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送给刘伯承同志。他双手接过匾，感谢人民的支援。他谦虚他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支援下，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人民给吃给穿给人，军队就不能打仗。我们感谢你们的支援，前后方要更加团结一致，把敌人尽快消灭干净！”

　　为战略反攻揭开序幕

　　1947 年，党中央、中央军委运筹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什，逐步实施。

　　我军更加壮大，战场上硝烟滚滚，捷报纷呈，战略反攻的历史性转折开始了。

　　在晋冀鲁豫的战场上，我刘邓大军越战越强。

　　1947 年6 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决定组织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以敌人兵力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

　　为此，中央军委命令刘邓大军于6 月底自鲁北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歼敌，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刘伯承同志遵照中央的命令，决心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大量歼灭敌人，配合山东野战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

　　这时，鲁西南的敌人虽然凭黄河天险，占有地利，但他们兵力薄弱，战斗力不强。为此，刘伯承毅然决定渡河战斗的4 个纵队10 万大军，在300里宽正面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6 月30 日夜，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浩浩荡荡，胜利进入鲁西南。

　　我军渡河的消息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他立即从豫西、豫皖苏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援军，以其东路援军为主，妄图造成东西夹击，迫使我军背水作战。刘伯承识破了敌人的这个企图，将计就计，以“攻敌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打乱了敌人的行动，把敌人调到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一带，使其从南而北，形成一字长蛇阵，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战至16 日，有的敌人钻人我袋形阵地，有的敌人已被我分割、包围， 被歼已是时间问题了。这时，蒋介石急飞开封前线，并从西安、潼关、洛阳、豫皖苏调遣援兵，以解燃眉之急。刘伯承闻讯后，又精心设计了一个口袋阵，在正面留一个缺口，诱敌199 旅过河后，我3 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冒雨作战，在运动中将其歼灭。尔后，刘伯承又集中我军主力，会攻羊山集，激战一昼夜，全歼守敌66 师。此役，我军连续作战28 天，歼敌4 个整编师，9个半旅，共5.6 万余人，收复了鲁西南解放区，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广大军民欢欣鼓舞。

　　鲁西南战役之后，刘邓大军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马不停蹄，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立即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大行动，实施战略挺进。

　　早在强渡黄河之前，党中央、中央军委就指示，立即转入战略进攻，从中原地区突破，刘邓野战军自鲁北强渡黄河后，先在鲁西南消灭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区实施战略展开；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按照既定的战略进攻意图进行了紧张有序的运筹、谋划，在全局上作了两翼牵制、中央突破、三军配合的战略进攻部署：

　　“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大量歼灭敌人，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尔后跃进大别山，在鄂豫皖实施战略展开；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在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陕鄂，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豫西、陕南、鄂西北实行战略展开；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后，首先在鲁西南地区牵制敌人，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尔后挺进豫皖苏，实行战略展开。三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机动歼敌，发动群众，建立中原根据地。

　　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调敌北上，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以配合我军主力的战略进攻行动。以我之外线出击，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我军则转入全面进攻，首先夺取长江以北，进而解放全中国。”

　　这一伟大的战略部署，使刘怕承激动不已。尤其自己的部队将担负起挺进大别山的重大任务，历史的重任使他忘记了大战后的疲劳，同邓小平政委立即召集全军各纵队、各旅首长，野战军司、政、后各部、处长干部会议。

　　会上，刘伯承司令详细说明了党中央给予的战略任务，着重传达了毛主席对这一战略行动的三种估计：“一，付出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二，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大别山周围坚持打游击；三，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恢复大别山根据地。”与会的指挥员一致拥护，坚决响应刘邓首长的号召，发出一个铿锵的声音：

　　“决心做无后方的跃进，誓死在大别山区立足！”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大决策，决不是简单执行的问题。刘伯承深知军事世界的事物和在军事领域中活动着的人，都是多侧面的，而军事指挥员的视角又是单方面的，所以要使战略决策付诸实施，必须把握全局。刘伯承司令员高瞻远瞩，首先透彻地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敌我态势，明确地指出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困难和有利条件：

　　南线，蒋军主力已深陷鲁中山区，后方守备更加空虚；我军，刘邓并华野西兵团已集兵巨野、郸城地区，形成强大的进攻力量：蒋介石，仓淬调整部署，从山东、陕北调集13 个旅分五路向郓（城）、巨（野）地区合击，并妄图乘大雨破坏黄河河堤，阴谋淹毙刘邓大军及数百万人民于鲁西南；水情、敌情不利于大军久停，刘伯承决定缩短休整期，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下决心不要后方，提前跃进，以半个月的行程直插大别山。

　　决心提前于8 月7 日全军开展战略跃进！”综合敌情、我情、天时、地利，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发出电报，3 小时后中央军委复电批准。

　　直出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一定，刘伯承便分别发电于各纵队。4 个纵队分三路开进：第3 纵队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直插固始、金寨、大安、霍山地区；第1 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成、项城、周家口、上蔡之线以西，直捣罗山、宣化店、黄坡地区；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和第2、6 纵队为中路，沿沈丘、项城、息线之线前进，直奔大别山腹地。为着更利于我主力隐蔽地突然实施跃进，以第11 纵队和各军区地方部队，在鲁西南地区积极开展攻势活动，并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的假象，以迷惑吸引敌人继续合围；豫皖苏军区部队破袭平汉路，断敌交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中原独立旅即西越平汉路，直趋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区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之敌。

　　在命令的后面着重写明两点：

　　一、暂归我野战军指挥的华野西兵团5 个纵队，于鲁南、鲁西南地区， 寻机歼敌，掩护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进。

　　二、为着迅速开展大别山根据地的开辟、重建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所组织的南征工作，随中路野直和2、6 纵队行动。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 并全力保证他们的安全。

　　电报指示各纵队接到命令后，于第二天晚上即开始行动。

　　刘伯承异常强调指挥员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机断行事。当命令下达之后，刘伯承又来到作战室。他严肃地对李达参谋长和作战科的同志们说：

　　“决心定了，部署有了，命令也下达了，你们做参谋工作的同志现在就应该研究我军到达大别山以后的战略展开问题。我军进入大别山，东瞰合肥、南京，西逼武汉三镇，威胁敌人长江防线，蒋介石当然不会罢休，还会纠集重兵，包围、进攻我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际，各个击破。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战略进军本身的问题，还必须部署好到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总的原则是既要分兵一部消灭分散的守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又要集中一定兵力，打中小型运动战，粉碎敌人的进攻。总之，我们不仅要考虑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还应该考虑和研究夺取整个中原的步骤。”

　　按照刘伯承的意图，李达参谋长和全体参谋人员很快制定出部队战略展开的部署方案：

　　“以一个纵队向合肥、芜湖之线以西的皖西地区实施展开；以一个纵队向信阳、武汉之线以东的豫东南、鄂东地区展开；另两个纵队主力位于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主要任务是掩护战略展开，同时分遣一部分兵力，扫清大别山腹地数十县的敌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干部开展新区工作，建立根据地。”李达参谋长向刘伯承司令员做了简短且深蕴战略眼光的汇报后，刘伯承脸上泛起满意的笑容，边点头赞许边充满信心他说：“好！请邓政委过目一下，咱们就这么干！‘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具体情况紧密结合，灵活运用，就一定能够得到胜利，‘鹿’肯定要死于中国人民之手！”

　　宝剑未出鞘，铮铮可闻鸣。

　　“我们上马了。”刘伯承铿锵有力的声音从电话中传给华野西兵团首长。

　　“牌怎么打法？”对方大声请示。

　　“打一张鹅牌”。刘伯承用密语作了简明的回答。意为华野外线兵团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以主要兵力寻机歼灭敌人，掩护刘邓南进的战略行动。

　　挺进大别山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前面横着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诸多障碍，加上当时正是雨季，给部队机动造成极大的困难。而更为复杂的是部队开进两侧，酉有平汉路，东有津浦路，如果蒋介石觉察到刘、邓的战略企图，就很可能将他的军队沿两条铁路干线向南急调，截断大军去路。为此，刘伯承、邓小平除分3 路南进以保证其进军大别山的隐蔽性外，同时以11 纵队和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野战军北渡的声势，而指挥暂归刘、邓属辖的华野外线兵团5 个纵队的少数兵力钳制蒋军， 示其主力积极寻机打击蒋军，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进。

　　夜，1947 年8 月7 日夜。蒋介石还蒙在鼓里，他坐镇开封，调集30 个旅分路向鲁西南合击，做着歼灭刘、邓大军的美梦；我12 万大军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兵分3 路，突然甩开敌人，向大别山挺进，由暗夜走向大决战的“黎明”。

　　横贯中原的大动脉陇海铁路第三次被刘邓大军的脚步震动了。

　　此时，蒋介石仍然认定我刘、邓部“向南逃窜”。所以，他仅以46 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纠合地方团队在沙河布防，而以主力罗广文集团和张淦集团的12 个旅为第1 梯队，王敬久集团的8 个旅为第2 梯队，分路南追；并以206 师、52 师、56 师、15 师各1 个旅在平汉路侧击，妄图把刘邓大军一举歼灭在黄泛区。

　　对于敌人的错误判断，刘伯承心若明镜；对于敌人兵力部署及罪恶企图刘伯承则成竹在胸。向南，刘、邓驱动大队兵马火速跃进，迅速穿过当面蒋军的合击阵势，于11 日胜利跨过陇海路，将敌主力甩在陇海路北。又经10个昼夜的疾驰，深入纵深200 余里；但他们也深知，十几万人马，要突破将面临的四五十里布满泥水的天然阻障黄泛区、沙河、汝河和淮河又绝非易事。

　　为此，刘伯承指出：大胆向南突进，顺利闯过“四道水”。这堪为宝剑出鞘的第一次“闪光”。

　　17 日，渡过涡河，各路部队均以日行至少80 里的速度，先后进抵黄泛区。野直纵队昼夜兼程，向南挺进，也按时抵达黄泛区边缘郸城集。

　　早在1936 年6 月，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平牟赵口决开黄河大堤，吞没30 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以后，每逢黄河涨水，这个地方就“泡汤”，故有黄泛区之称。泛区内，黄浆浆恰似一望无际的凝固的海。若不是残露的点点屋脊、枝枝树梢，好象又一条黄河横在眼前。黄泥地，看似硬的，脚一踏上就下沉，这只脚刚要抬起，另一只脚又被粘住，无力自拔。黄泥水，一脚下去，水深过膝，深处没腰。刘怕承、邓小平带领指战员排成纵队，挽着臂膀行进。大炮等重武器，有的用牛拉人推，有的则拆开由人扛着走。有的东西，如太行的小米、山西陈醋、山东大葱等，干脆不要了。

　　18 日夜，大军胜利渡过黄泛区，又急行30 多里，直奔沙河。野战军直属队很炔通过了豫皖苏军区预先架设的浮桥。结果，除后勤部队之外，晋冀鲁豫野战军又一次赶到敌人步兵到来之前，于8 月18 日全部到达沙河对岸， 野直天明后即到达安徽沈丘县贾寨。刘伯承顾不上休息，在李达参谋长陪同下查看休息的部队，布置防突警戒，并对请示下一次行动的军政处长杨国宇同志说：“后勤人员还没有过河。河水猛涨无法架浮桥，船少，又不断被敌机炸毁，我们要争取时间抢渡。你协助李达参谋长立即乘吉普车到沙河渡口，动员船夫，用最有效的办法，快速渡河！耽误一分钟，就是对人民犯罪。”

　　由于准备较好，后勤部队分两个渡口渡河，一个集中渡人员，一个集中渡车辆、牲口，有经验的驭手牵着马匹徒涉，顺利渡过了沙河。

　　蒋介石在我大军开拔时，就派出几十部电台于陇海路以南侦听刘邓部队的电台讯号，以判明其去向。刘伯承早料到这一点，所以命令听有部队一律停止使用电台。因此，蒋介石始终未弄清我军意图。直到刘邓大军过了沙河，蒋介石才如大梦初醒，发觉刘邓大军绝非“向南流窜”，而是有组织、有目的地挺进大别山区，威胁他的战略后方。于是，慌忙调85 师和15 师的一个旅，先于解放军到汝河南岸布防，妄图与在北面尾追我军的2O 个旅形成夹击之势。

　　大军过沙河只是过了三道水，尚有洪河、汝河在后，不可等闲视之。刘邓顾不上连日征途的疲劳，立即指示各纵队：

　　（一）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堵击中。王敬久率3 师、58 师，17日由肠山经夏邑向毫州前进。罗广文率10 师、206 师似沿平汉路运动。

　　16 日，拓城北之远襄集到敌百余，可能是桂系。吴绍周之85 师、57 师仍在单县地区。5 军仍在郓城地区。刘汝明仍在荷、邪地区。敌人兵力分散， 我军务于19 日渡河完毕，以争取主动。

　　（二）我过河后部署如下：

　　一、1 纵占领商水，主力集结商水以东、以西，休息两三天，派一先头旅，占领上蔡。第二步，主力占领汝南，派1 个旅占领正阳，尔后该纵即在上蔡、汝南、正阳之线待机。但应以骑兵团和张才干旅进至平汉线，由北而南破路。同时，由上蔡之旅1 个营附电台，留置商水，向北游侦警戒。如能更早点占领汝南、正阳，更为有利。

　　二、6 纵占领项城，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洪河，而后留置一个旅在新蔡及其以南。派1 个营附电台，留沈丘东西地区，游侦警戒。主力南进， 占领潢川、光山、商城三城待机。

　　三、3 纵在颖州（阜阳）以西地区，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三河尖东西地区，尔后除留置1 个营附电台，在三河尖游侦警戒外，全部自择道路， 或经霍丘、砚蛮，迅速占领六安、霍山、立煌三城。

　　四、本部在2、6 纵之间行进。

　　挺进大别山的任务向全体将士传达后，目标明确了，大家行军热情更高了，战胜敌人的追堵更有信心。当刘邓首长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并命令各部队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时，再没有什么犹豫的了，部队动作干脆利落，处理完毕便轻装上路，进军的速度很快。

　　19 日野直从新蔡县杨埠渡过了洪河。这样，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都被刘邓大军远远抛在了后面，本来是我军的重重阻障，现在则成了蒋介石追兵的一道道“鬼门关”，一个个障碍。

　　扬眉剑出鞘，第一道光束就把蒋介石的锋芒扫掉了一半，令其眼花缭乱，望而生畏，使其追击、堵击的企图一次次落空。蒋介石恼羞成怒，在刘邓大军南下之后，即撤销了陈诚的参谋总长职务，降为东北行政长官。这时，蒋介石怒斥追兵说：“追兵迟出早归，形似旅次行军”，“似此何以挽救党国于危亡？”并严令加紧追击，部署堵截。蒋介石本人则自兼参谋总长，飞至前线上空督战。

　　过黄泛区是险恶的，过汝河就更不容易。刘邓大军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在险阻中杀出一条路。

　　8 月23 日，中路先遣纵队18 旅52 团，抵达汝河北岸柳营渡口，侦察人员报告：河内船只已被敌人搜缴一空。

　　8 月24 日上午，汝河上空出现敌人的红头飞机，在先遣队头上盘旋低飞。

　　12 时左右，汝河南岸西边公路上烟尘滚滚，人喊马嘶。大队敌军沿大路由西向油坊店、汝河埠一带运动。阵成犄角，军成对峙，情况紧急。

　　汝河边，一座距河百米的小草房内，刘邓及其6 纵司令员韦杰、16 旅旅长尤太忠、18 旅旅长肖永银，正在紧张地运筹、计议： 先头旅肖永银旅长报告：“12 点以后，敌85 师吴绍周部进入了油坊店、汝南埠一线，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52 团占领河南岸大雷岗，工兵架起了浮桥。现在敌人正集中火力轰击北岸，封锁浮桥。我旅其他各团已集结河北待命，其他方面情况尚不清楚。”

　　李达参谋长俯视摊开的地图报告最新情况，他说：“我过沙河后，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战略意图，开始派部队向我追击。企图拦住我军主力，在洪河、汝河之间进行决战，以打乱我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现敌人85 师和15师1 个旅约3 万人，已赶到汝河南岸，后面追击我们的罗广文58、48 等3个整编师，离我们只有50 里路了。” 

　　刘伯承冷静地听着，摘下眼镜用手帕使劲地擦着。听完报告，他神情严肃他说：“现在已近半夜12 点了，估计尾追我们的敌人在明天下午可达北岸， 或者更早些。今晚不渡过去，便有受夹击被歼灭的危险！”说着，便把目光投向地图。

　　邓小平政委说：“是啊！正因为情况严重，所以把你们都找来了。”

　　屋内，大家屏住呼吸，目光都随着刘伯承的手在地图上搜寻着。这时，前有重兵以逸待劳，后有追兵急于决战，情况万分危急，大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时，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同志，离开地图，用他分外沉着、平和安祥的眼光巡视每一张焦急的面孔，缓缓他说：“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敌人追击的枪声了！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得坚毅有力：“自古以来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来对付敌人的进入，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定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这次战斗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看你这党员够不够份量！野司要从这里过河。”刘伯承把手指按在汝河渡口上。

　　邓政委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刘司令员的意见。情况就是这样的，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下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代阶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狭路相逢勇者胜！”

　　“坚决杀开一条血路，打过汝河去！”

　　“用顽强的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共产党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在座的同志把刘邓首长的话作为命令，作为座右铭，决心按时完成渡河任务。

　　刘伯承最后叮嘱道：“时间不多了，咱们要马上行动，强渡！

　　52 团的勇士们，已经勇敢、机动地冒着敌人的炮击和轰炸，强渡到汝河南岸，从敌人手中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大雷岗。这是对敌人防守的南岸，楔进了第一个楔子！旅工兵连又冒着重重封锁，积极搜索船只架设浮桥，这都好得很！命令部队，保护好浮桥，我们要从上面杀过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几位旅长跑步返回部队，迅速传达了刘邓首长的指示。“狭路相逢勇者胜！”象雄壮的号角激励着全军将士。接着，刘邓到汝河岸边，跑步通过浮桥，到达汝河南岸，进入肖永银旅长给他们安排的指挥所——姚官屯。这里，距敌更近了，指挥更灵了，电话可直通团营指挥所。

　　刘邓立即派人送命令给北岸张际春副政委：“明天不管敌机如何轰炸，火炮、机枪如何封锁，均应坚决强渡！”部队要轻装，把所有机密文件烧掉，不给敌人留下一片纸。

　　此后，纵队首长到了旅指挥所；旅、团长到最前面去指挥营、连；战士们争当开路先锋。

　　52 团、53 团做前卫，并肩从大雷岗向南攻击前进。50 团为二梯队紧跟其后，各连均以四路纵队前进，步枪上刺刀，揭开手榴弹盖子，遭遇敌人即行战斗，直到把敌人歼灭。

　　担任打开通道、带领全军渡河任务的前卫团，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断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子里。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来到前卫团指挥所。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躲敌人的炮火。他们并未理会，蹲在院子里，在摊开的地图前研究起来。此时，敌人炮弹呼啸而过，有的就在指挥所不远处爆炸，然而刘伯承却若无其事，一边看地图，一边详细询问前卫团指挥员兵力如何布置的，就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平时，指挥员们都乐于聆听刘伯承的提问，从中提高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可是现在，炮火连天，大家对首长的安全万分焦急。刘伯承明白大家的心意，语重心长地说：

　　“同志们，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们，因为你们的任务太重了！现在，还不能松劲儿，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守得住阵地，可是关系着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勇猛冲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经过整整一夜的拼杀，终于在夭亮前杀开一条血路，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过了汝河，淮河便横在人们的面前。

　　淮河，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最后一道险关。它是我国著名的一条内河。原来是一条流水畅通，规规矩矩的利河。就在700 多年前，北方的黄河决口，大量泥沙一下子泻入了淮河下游。从此，泥沙淤塞，流水不畅，河床不断被凶猛的黄河冲破，淮河也就变成了腰身大、尾巴小的害河。每逢阴雨连绵的秋季，咆哮奔腾的黄水，象开了锅的热油上下翻滚，气势汹汹，变化无常。当地人都知道淮河的脾气，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涉渡。刘邓大军南征偏偏遇上淮河涨水的季节。说也怪，一夜之间，十几万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干净利落地渡过了淮河天险，刘邓大军的这一奇迹，神话般地在民间流传开了。

　　有人说，老天爷长了眼，一看解放军要来救咱穷苦百姓，8 月就下起了棉团大的雪花，河面顿时冰冻三尺，大队人马就是踏着冰走过去的。有的说，解放军是天兵天将，每个人都身背，‘宝葫芦”飘过去的。还有的说，老天看淮河挡住了大军去路，忽然狂风大作，一阵黄风把几十万大军刮到大别山..

　　传说终归是传说。刘邓大军闯过淮河天险是经过一番风险的。

　　在抢渡汝河尚未结束时，刘伯承就已经谋划跃进途中的最后一盘棋，抢渡淮河。

　　8 月25 日下午2 时，刘邓风尘仆仆赶到了预先给部队指定的集合点息县彭店。天下着蒙蒙细雨，在此迎接刘邓的肖永银旅长把首长引进一户老乡家中。此时，6 纵队各旅旅长全在。刘伯承满意他说：“汝河战斗打得好！” 接着说：“同志们，我晓得部队是疲劳的。可是，胜利只能在战胜疲劳之后才能得到！敌人希望疲劳捆住我们的手脚。因此，我们一秒钟都不能停步，必须立即出发，向淮河进军。明天拂晓前攻下息县，夺下淮河渡，夺下咱们战略跃进途中的最后一个关口！”听的人都激动地屏住呼吸。刘伯承又重复他经常讲的话：“打仗就是这样要抓关键，在关键性的地方要勇、要猛，才能战胜敌人。敌人想把我们消灭在汝河岸边，但是，在我们的勇士面前，他们的企图完全被粉碎了！现在，敌人肯定要在汝、淮之间挫我跃进的锋芒，使我们功亏一篑，这又是一关啊！大家还要牢记，决不和敌人纠缠，轻战就正中敌人之计，只能抢先渡过淮河。”

　　当晚，野司和6 纵队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邓政委在紧急会议上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伯承和张际春副政委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大家一致同意邓政委的意见。刘伯承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于是，参谋长李达亲率18旅赶到淮河渡口。这里本来是可以涉渡的河面，不料由于上游突然涨水而不能涉渡了。渡口上的船只，也多被敌人破坏，只剩下10 来只小木船。此刻， 敌情也异常紧急，据侦察报告：敌整编48 师、7 师、58 师、10 师、3 师、65师、52 师、骑1 旅等，已经紧追而来，其中65 师已接近我军，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彭店，和我后卫部队已经接上了火，离淮河渡口只有30 多里。刘伯承了解这个情况后，说：“3 个旅的人马，只剩这么十几只小船来回摆渡，那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对军队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如果拂晓前部队不能按时渡过淮河，敌人几十个旅的兵力会一齐压来，势必要我们背水作战。拖过了时间，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种种努力将要毁于一旦。”

　　难道淮河真的不能涉渡吗？刘伯承一面指示李达同志组织十几条木船安排先头旅抢渡，一面仔细地问起先头旅的旅长：

　　“河水到处一样深吗？”

　　“能不能架桥呐？”

　　“你们实地侦察过吗？是不是找过当地向导调查过了？”

　　旅长虽然一一回答了他的提问，但他感到事情仍有未尽处，心里总不踏实，喃喃自语：“淮河水到底有多深，究竟能不能架桥，能不能徒涉？”他迎着萧瑟的秋风，急匆匆地向渡口走去。

　　他到渡口一看，渡口狭小，数以万计的人马拥在一起，加之人们心情急迫，竞相抢渡，秩序混乱。素以严治军著称的刘伯承绝不允许部队在危难之时的任何慌乱。触景生情，他想起了“投鞭断流”的历史故事：前秦时期，有一个叫荷坚的名将，在领兵攻打晋国时，遇到江水阻路，他自恃兵多将广，傲慢他说：“以吾之从，投鞭于内，足断其流。”由于他鲁莽从事，组织不利，指挥失当，不但未断其流，大军反被赶入江中，几乎全军覆没，苻坚本人也险被江水断其命。因此，历代军事家都很重视咫尺之沟，跨步之豁。刘伯承经常以此为鉴教育部属，鞭策自己。于是，他对组织抢渡的指挥员说：

　　“天下事必作于细，你的人马再多，也总不象前秦的那个苻坚‘投鞭断流，吧！你也不能插上翅膀飞过淮河去吧！走路要一步步走，渡河要一船一船地渡。一定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不然要吃大亏的。”旅指挥员意识到刘伯承话中的含意，立即派人整顿部队，编排好抢渡批次。刹那问，千军万马井然有序，抢渡比以前快了许多。

　　夜，只有一弯下弦月，淮河堤上一盏马灯在不停地游弋。刘伯承手里拄着一根很长很长的竹杆，向一只小船定会。船在江面上缓缓行驶，刘伯承用长长的竹杆不停地往江底戳着，站起又蹲下，蹲下又站起，小船经过河水不太深的地方，他还让警卫员插上标记。

　　“能架桥呀！赶快报告参谋长，坚决架桥。”一阵欣喜而有力地喊声从河中传来。他怕岸上的同志听不清楚，又派入送去亲笔书写的命令：“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可以架桥！”

　　旅政委把文字命令迅速交给李达参谋长，他也乘船到了对岸。船未靠岸就远远看见刘伯承站在岸边，翘望着部队渡河。刘司令员十分关心架桥的命令执行得如何，又给李达参谋长写了一封简信：“要尽一切办法，坚决迅速架桥。”在“尽一切办法”和“坚决迅速”两句话下加上圈圈，以引起收信人的注意。简信写成，当念给他听时，他又吩咐：“在圈圈的外边，再套上一层圈圈，要叫我们干部注意才行！”

　　信发出后，刘伯承对汇报情况的旅领导同志和身边的同志们严肃他说：

　　“粗枝大叶真害死人，害死人！”而后才又和缓下来，语重心长他讲到：“同志，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是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

　　刘伯承走后，旅政委写一封信，向刘伯承报告河水能够徒涉。原来经过查问，得知一个马夫掉了队，又搭不上船，就从上游某处徒涉过去了。信刚装入信封，刘伯承的信就到了，他写着：“我亲眼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完全可以徒涉，立即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叫部队迅速徒涉！”

　　李达参谋长认真分析了河水形势，掌握了当夜和第二天早晨河水涨落的情况，亲自指挥在河面插上行进的标志，命令部队分成五六路纵队徒涉过河。

　　待蒋介石的追兵赶到北岸时，我刘邓大军好多路纵队，成千上万的人马，浩浩荡荡地徒涉过去了。我军渡河后，河水又涨了起来，把敌人拦在北岸。愚蠢的敌军指挥官得知刘邓大军徒涉淮河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也逼迫部队徒涉。此时，洪峰一个接着一个，走在前面的敌兵脚下还没站稳就被大浪卷走了，后面的敌人仓惶逃回岸上，吓得瑟瑟发抖，纷纷传扬龙王有眼，向着共军。其实，哪里有什么龙王，而是淮河时涨时落的规律所致。淮河一般是天黑时涨水，天快亮时落水，涨水时间长，落潮时间短。

　　20 万敌军，整整用了半个月，还没有渡过淮河，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刘邓大军直趋大别山。

　　为战略展开高奏凯歌

　　1947 年夏末，大别山上骄阳高照，郁郁葱葱，但群众疑虑重重。

　　刘邓首长挥汗运筹部署着达成战略目的之策。

　　如果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区是一个战略任务总体的话，那么千里跃进大别山，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在大别山站住脚，并植根于这块土地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才是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目的。这也是刘伯承为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高奏的一曲凯歌，为此，这年8 月底，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刘邓首长立即宣布：

　　“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可能点。”并指出：“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住脚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上下一条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只要我们有思想准备，几个回合后，一定能站住脚，能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

　　大别山区，是用革命战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鲜血开辟、守卫、三进三出的红色土地。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革命根据地，群众对共产党、红军有浓厚的感情。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很多干部、战士就是大别山哺育的子弟，如今大家回来了，亲不够家乡土，喝不够家乡水。曾在这块土地上拼搏过的老红军，耐不住血泪家史的回忆和阶级的仇恨，用泪眼巡视断瓦残墙。用刺刀去铲剥反动派书写的“独子也要应征”、“和尚、道士也要当兵”的标语来发泄仇恨。

　　根据地被敌人破坏了，群众早已遁入山林。这次刘邓大军的到来，虽然大家高兴，但因共产党的军队曾先后几次退出这一地区，群众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所以群众还是担心解放军站不住脚，敌人一来又要遭殃。

　　针对这种情况，刘邓开始研究战略展开的新任务，“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他们指出：得到群众的信任，是我军到大别山后创建根据地的首要条件。因此，我军必须大量歼灭敌人，迅速展开，使群众认识到，我军有能力站住脚。同时，也告诉部队，现在毕竟是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群众已不认识我们了。所以，必须用铁的事实、爱民的举动、艰苦奋斗来证明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刘伯承身先士卒，他每天夜晚，都在昏黄的木梓油灯下，用放大镜刻苦阅读、精心体会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说：“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他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拟订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计划和部署。

　　“兵行从纪律”。为了保证战略展开的胜利，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是当务之急。由于刚到新区，人生地不熟，群众不敢接近部队，一些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群众思想顽固，变了心。因此，发生了骂人拿东西，强迫百姓送病员等违纪行为。这样，引起群众的恐惧，常常是部队刚一开进村镇，老百姓和商贩们便锁上门跑到山里躲起来。为了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刘邓决定整顿纪律，保证战略展开“正剧”的顺利进行。于是，在小姜湾村前草坪上，由刘邓首长亲自主持召开了整顿纪律的干部会。

　　刘伯承在会上讲：“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

　　邓小平政委接着警告说：“这样下去，就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

　　张际春副政委也说：“必须严格群众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这次会议向全野战军颁布了整顿纪律的命令。但是不久，司令部机关里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一个管理员为了解决办公和生活困难，竟趁主人逃走的机会，私自撬开一个铺子的房门，拿了一刀有光纸，几支毛笔，以及几斤粉条和白糖。

　　刘邓首长及时掌握这一情况，认为，这一事件非同小可，它出在领导机关，处理不好，先例一开，整顿纪律的命令不值一文钱，将后患无穷。古有诸葛挥泪斩马谡之举，今天刘邓也忍痛下了决心：坚决按军法从事，并召开大会公诸于世，以此教育部队，感召群众。在大会上刘伯承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是为了人民而打仗的，绝不允许存在丝毫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特别是在现在这样困难的关头，谁违犯纪律，谁就损害了我们这支部队！在我们再三强调组织纪律的时候，司令部却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件，我是非常痛心的，更为这位同志惋惜。这种事等于给敌人帮忙，不严办，部队要垮·台！今后大家都要接受这个教训。”

　　大会开得十分成功。整个部队为之震撼，广大指战员为刘怕承治军之严而折服，对“兵行从纪律”与维护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认识又深入一层。

　　大家都说，要在大别山区扎下根，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从此，晋冀鲁豫野战军全面展开了整顿纪律的工作。哪里惩治了违犯群众纪律的人和事，哪里的群众下山回归的就多。在总路嘴一带，有一个副连长公开抢夺商贩的粉条、花布，在群众中造成极恶劣的影响，许多人都吓得逃入山里。刘邓派出的纪律检查组发现这一问题后，为严肃军纪，申报刘邓首长，也公开地严惩了那个副连长。这下，老百姓都震动了，一传十，十传百，纷纷下山返回家园。

　　他们说：“要是知道解放军纪律这么严格，说什么我们也不上山。”还有的说：“都说当年红军好，可谁也没经历过，原来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哪！”

　　整顿纪律是大别山斗争的序幕。序幕初开，群众就看到了希望，感到人民军队确实为人民，不仅消除了误会，而且增加了他们的斗争热情。要使这种热情持久，要使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起来，还必须有坚强的实力，用武力打开新的局面，使群众真正看到解放军的威力。于是，在8 月30 日，刘邓向部队发出了重要指示：

　　一、我军已胜利地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敌人的追截计划完全失败。

　　今后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可能点。

　　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因苦的过程。没有半年以上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住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戒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完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三、向全军说明，我们完全有胜利把握。首先是有陈赓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和华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互为配合。其次是我们当面敌人只有23 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南下失败，战略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还有长期革命传统，有游击战争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有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家庭，他们的子弟兵在华北空前胜利了，壮大十倍。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军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使鄂豫皖人民获解放”。

　　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一次的歼灭战）。

　　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是必须了解，如果我们在半年内不歼灭10 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争意志和战斗的准备。

　　六、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群众同我们一起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部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

　　第二天，又在《军政往来》第46 期上，向部队发表了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公开信》，进一步向南征大军分析形势，讲明任务，指出困难，坚定信心。公开信说：

　　“我们已到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

　　党中央说我们是英勇的行动。我陈赓兵团已挺进陇海西线，向伏牛山前进。

　　这样，便以大别山、伏牛山、鲁西南（陈粟）形成一个犄角之势。在这战略态势下，我们解放中原，把蒋介石逼退一条线，是有充分根据与条件的。”

　　刘邓首长最清醒地意识到，坚持大别山光有信心和勇气是不行的，必须面对严峻的形势做出科学而实际的决策。我军进入大别山后首先遇到的大难题是，既要开辟根据地，又要牵制打击敌人，兵力应如何使用？刘邓首长创造性的运用了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刘伯承提出了我军在大别山的斗争，好象是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消灭敌人，一个轮子是发动群众。如果不同时开动两个轮子，就不可能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也就不可能完成重建大别山的任务。

　　为了完成上述战略任务，刘邓决定乘敌人主力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极为空虚的有利时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命令3 纵队3 个旅在皖西，6纵队的2 个旅在鄂东，迅速抢占中心地区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开创根据地。1 纵队、2 纵队、中原独立旅和6 纵队的一个旅共9 个旅的兵力， 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人，掩护展开，一面就地铺开摊子，开展地方工作。同时，将全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四个工作区，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各纵队抽调部队和干部，在统一领导下，开展地方工作。刘邓估计到新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坚决精简机关，减轻装备，隐蔽一批辎重，并积极训练部队，迅速熟悉当地作战条件和生活习惯，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

　　有关部队按刘邓指示在皖西和鄂东南展开时，蒋介石慌忙调23 个旅的兵力跟过淮河，尾随直追，妄图乘刘邓立足未稳之际，争夺大别山这个战略要地，9 月3 日，敌人第8 绥区（合肥）夏威所指挥的46 师进到六安、霍山地区，58 师进到固始、商城地区；郑州前进指挥所（信阳）张轸所指挥的85师进到罗山、信阳地区，10 师、40 师经宣化店沿公路向黄安、麻城前进；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所指挥的65 师，经平汉路进到黄安（今红安），52 师、56师在信阳以南的平汉线和武汉外围，就地分散，妄图摧毁我地方政权和后方机关。战斗力较强的桂系7 师和48 师，沿新县（经扶）、麻城公路向南寻找刘邓主力作战。

　　针对这些情况，刘伯承遵照毛主席的最新电示，决心在几个月内，避开桂系主力7 师、48 师，集中力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他确定先打战斗力较弱且比较孤立的滇军50 师牵制桂系，掩护展开。

　　按照刘伯承的部署，1、2 两个纵队主力和6 纵队1 个旅，在商城以北河风桥地区打了第一仗，准备消灭敌58 师一部。这一仗，由于部队还不熟悉山地、水田作战，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打击了敌人，调动了敌48 师和7师从新县、宣化店地区回援，掩护了展开。

　　商丘作战后，敌48 师又转向皖西，7 师、40 师、65 师仍在黄安、麻城地区。刘怕承为了打击敌人气焰，继续吸引敌人向北，集中1、2、3 纵队主力和6 纵队1 个旅，仍以歼灭商城附近的敌58 师为目标。9 月15 日，在商城以西的中辅歼灭其新1 旅1 个团，因而又调动了敌855 师自光山、潢川地区东援，48 师一部自六安西援。

　　接着，以1、2 纵队主力和6 纵队1 个旅，于9 月25 日在光山附近打了第三仗，击退了敌增援部队855 师的进攻。

　　这样，以9 个旅的兵力将敌牵制和抑留在大别山北面，而以5 个旅的兵力分别向鄂东、皖西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17 个县的民主政权，取得了立足之地。

　　但是，刘邓对这三仗并不满意，感到歼敌有生力量不多，当地反动势力如保甲、特务组织、反动武装都未彻底摧垮，他们在暗地里威胁群众，暗杀积极分子，向部队打黑枪，致使部队给养难筹，休整无安全之地。因此，有的同志目光短浅，不能从战略上认识形势，产生了急躁情绪。刘邓及时抓住这一思想动向，召开纵队领导会议，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刘伯承在会上看出部分指战员存在的思想问题，并形象、生动地指出：

　　“去年山东啃‘骨头，，我们在冀鲁豫基本上‘吃肉’，没有听到什么意见。现在人家开始吃点肉，我们在大别山啃啃骨头，就叫唤了。这是什么思想？还有人刚碰到一点困难，就怀疑在大别山区能不能坚持。这些同志目光短浅，也不想想，你要把刺刀插入人家的心脏，人家咬破你一点皮，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这是只看到自己艰苦而看不到全国战局变化的错误思想！”说到这里，他把话头转到战略问题。他要到会的同志一定不厌其烦地向战士们讲清楚，要他们认识到现在我们在全国战场上虽然是外线进攻，但在局部地区却变成了内线防御。在战略上是前进了，但在装备供应等方面却后退了。大别山部队就是这种情况。部队一举一动都受到无后方作战的严重困难。要想和战争头一年在内线作战那样痛痛快快地歼灭敌人，是不容易办到的。何况敌人除了用两倍以上的兵力向我们进行“围剿”外，还从日本人冈村宁次和美国人那里学来了什么三网（谍破、公路、碉堡）政策，制造无人区，煽动地主、富农武装叛乱，威胁群众，使群众不敢接近我们。这一切确实给予我们很大的困难。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宣誓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要消灭他们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我们的手不要发抖啊！”

　　9 月27 日，在光山以南的王大湾，又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战略方针，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定胜利信心，反对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

　　这两次重要会议，对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迅速实施战略进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此以后，各级政权的具、区武装逐渐建立起来。

　　胸怀全局的观念，坚定的胜利信心，昂扬的战斗意志，严整的军队纪律，加速了战略展开的进程，到9 月底，已解放县城23 座，歼灭正规军6000 人， 土顽8000 以上。在霍山、岳西、六安、舒城、潜山、大湖、庐江、罗田、商城、光山、罗山、新县、潢川等县建立了17 个民主县政权，从而打开了局面， 巩固了后方，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军，配合全国战场转入进攻，实现了毛主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计划，并为我军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依仗着人多枪多，坐镇指挥，妄图组织新的合击，将刘邓大军扼杀在大别山区。

　　10 月10 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同时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据此中原局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全区普遍宣传党的土地法大纲，立即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展开斗争。并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党委和军区。

　　由每个纵队各抽3 个团作军区基干武装，各抽调1000 至2000 名干部和老区翻身战士去参加地方工作。此时，我军已查明，蒋介石企图对这一地区搞一次大规模合围，并开始动作：敌7 师、40 师的两个半旅，由麻城向沙窝北进： 48 师、58 师集结商城；85 师及52 师主力集结潢川、罗山线。敌人以约7 个师的兵力，对大别山北部我主力进行合击，估计以上之敌人两天内可以行动完毕，寻我作战。这时，我鄂东、皖西敌人只有少数正规军防守，刘邓首长决定分东西两路向南突围。突围，不是单纯消极的摆脱困境，而是有目标的积极的突围。为反击歼灭敌人的突围。就是刘伯承同志一贯倡导的“必须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以突围调动敌人，就是在运动中造成敌人的弱点，把它歼灭。刘伯承以一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北部牵制和迷惑敌人，主力即摆脱敌人合击，乘虚出鄂东、皖西，寻机歼敌。

　　其部署：以1、2 纵主力及中原独立旅俟敌7 师、40 师进至麻城、沙窝之间时，南出黄安、麻城地区；3 纵应俟7 师进至麻城、沙窝之间时，出皖西地区，寻机歼灭小股敌人，路线自行选定；6 纵对7 师、40 师不要正面作战， 主要打敌辎重，而后应相机歼灭麻城之敌。由于敌情变化，刘伯承及时修正部署，指示东路之3 纵“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急回师，放手歼敌”。3纵得令即返，急由商城、固始出发，冒雨兼程，寻机作战。这一行动带动了战斗力较强的桂系第7 师、第48 师跟击，并于六安东南的张家店歼灭敌人88 师师部及所属62 旅全部，俘副旅长张家揖。这是到大别山后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刘邓大军头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

　　西路为刘邓首长亲自率领的1、2 纵主力，中原独立旅和6 纵一部，共7个旅的兵力，乘虚出鄂东，寻机歼敌。此时，大别山北部只留1、2 纵各、个旅，伪装主力积极迷惑敌人。此时，鄂东及沿长江一带的形势极利于我，而不利于敌，该地区敌人很空虚。据可靠侦察情报：麻城、黄肢两地区只有4个半旅；汉口以北只有1 个师，敌人从麻城到黄肢的拦阻线十分薄弱。在江南，敌人兵力更加空虚，只有要点九江摆了一个青年军203 师的2 旅和新北旅。我西面突围部队以平原独立旅和“纵一部为先锋于10 月：日奔袭经扶（今新县），歼敌保安团，打开向南机动的道路，直奔黄安（今红安）。沿途消灭土顽，冲向敌黄陂、麻城拦阻线。接着我1 纵主力和2 纵一部，于10 月8日，歼灭了歧亭、柳子敌56 师新17 旅旅直和第1、2 团；10 月10 日，1 纵一部攻克李家集，歼敌25 师1 个营。这样。我军主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荡涤了沿途分散孤立的敌军守备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连克长江北岸的团风、稀水、广济、英山等城镇。至此，刘邓大军已控制长江北岸达300 余里。10 月20 日，刘邓首长命令各纵沿长江北岸蕲春、广济、黄梅、宿松之线展开，以半月时间解决冬衣，尔后集结，寻机歼敌。在不到3 天的时间里，中原独立旅和1 纵一部在薪春北之竹瓦店歼敌青年军203 师第2 旅从江南伸过来的两个营。1 纵一部解放长江北岸重镇武穴，6 纵进驻团风。皖西方面，3 纵一部也解放了安庆西南的望江及华阳镇。

　　蹲在庐山的蒋介石闻讯，十分惶恐，害怕我大军渡江南进，急令203 师从九江伸至江北岸之蕲春、黄梅，新17 旅在军舰配合下侵占武穴。

　　刘伯承同志在强调捕捉战机，抓住敌人弱点的论断中，另一个原则是：

　　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时，就要“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

　　10 月24 日，刘伯承从情报中获悉：敌43 师辖39 旅（欠1 个团）、106旅和52 师的83 旅，共有5 个步兵团的兵力，正奉蒋介石的急令，由黄安、麻城一直在我们背后盯梢，并兼程前进对我追截，妄图把我们压缩到长江北岸的湖沼地带，包围歼灭。经反复核实后，刘伯承当机立断吃这块“肥肉”。

　　刘伯承说：“这是两个战斗力较弱的敌人，40 师曾在乎汉线上遭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这次孤军来追，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良机”。当查明追敌确为孤军弱敌，正从烯水东犯广济之后，刘伯承高兴且形象他说：“老蒋的5 个步兵团，真是送上门的大肥肉。还是我们四川人称呼的‘臀尖肉，啊！我们是吃定了。”本来我军打算沿长江一带展开后，拿出半月筹措棉衣的，现在一听说有仗打，纷纷表示，战机在手，失不再来，决心打了胜仗再穿棉衣。

　　为了战争的胜利，刘怕承拄着竹竿，翻山越岭去观察地形，选择战场。

　　当他登上稀水三角山顶时，举目四顾，山势险峻，易守难攻。特别是当他听说过去曾有部队在这里遭到过失败的战例后，更加仔细地察看。最后，决心选择地形险要、敌人必经的高山铺为设伏歼敌的战场。并指示要使用多种手段，造成敌人的错觉，助长敌人的骄做，把他们牵到设下口袋的预定地区，杀他个“回马枪”，歼敌于运动之中。

　　俗话说，风助火势，火借风威。12 月23 日，华北清风店大捷的喜讯传到大别山区，刘邓立即召开祝捷会。刘伯承在会上宣读给晋察冀野战军的贺电，并借兄弟部队的胜利，鼓舞本部队争取以新的胜利“向中央报捷！”祝捷会也是高山铺战役的誓师大会，动员大会。

　　10 月25 日，敌人进至蕲春东北的洁河镇地区。于是，刘邓命令分遣在长江北岸的部队立即作向心集结，决心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行动计划如下：

　　一、攻克团风6 纵队，由黄冈东北之上巴河、杨家祠地区，于26 日进至洗马畈以西地区，尾敌东进，并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迟滞敌人，保障我部队的集结。

　　1 纵攻克武穴主力，由广济西南之彭家塘，于26 日夜间，荫蔽地进至高山铺以东及东北、东南地区，构筑工事设伏。这两个纵队为第一梯队，由、纵队首长统一指挥，完成对敌之包围，并置重点于西北及南面，防敌逃走。

　　二、2 纵队为预备队，限26 日前，集结在黄梅西北后山铺地区。

　　三、3 纵队以4 个团西进，在黄梅以北弱家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参战， 扩大战果。

　　四、皖西方面主力则积极活动，牵制住桂系军队不使西援。

　　五、鄂豫军区部队积极活动，牵制罗田、宋埠之敌。

　　同时给中原独立旅以特别任务，命其装成地方游击队作诱饵，进至潜河镇、刘公河之间地区，前去和敌先头部队接触，沿公路进行运动防御，边走边打，诱骗敌人，把敌诱至我设伏地区，并千方百计阻滞敌人，争取时间，保障各参战部队能按时赶到。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星夜兼程，全部按时到位。野战军指挥部也移至高山铺以北之萌凉亭，可以俯瞰、了望敌必经之狭长山谷地段。

　　战斗从中原独立旅在大路铺初次牵牛开始。他们且战且走，敌人以为有便宜可占，毫无警觉沿公路追击，26 日上午9 时，敌前卫部队抵达高山铺， l 纵警戒部队与其小有接触即退走马奇山，敌以为我兵力不多，是掩护主力转移之余部。因此，他们以小部兵力实施，控制公路旁之小山，主力则疾速向广济推进。结果，一日之内突进60 华里。刘怕承认真分析每时每刻的战报， 脸上露出惊喜之情，连连称赞已取得的预期效果，并一再叮咛各纵队指挥员说：“一定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叫他们照我们的指挥棒行动！”

　　此时，冒进敌人抵达洪武恼山，刘伯承命令1 纵队顽强阻击。敌人初遇劲敌，十分狂骄，反复冲击，欲打开缺口前进。我：纵组织13 次反冲击，予敌以重创，守住了阵地。当夜，敌以40 师退守清水河，以82 旅缩守高山铺， 终于完完全全钻人了我军在高山铺附近设置的口袋里。

　　27 日拂晓前，1 纵队主力及中原独立旅共8 个旅的兵力，割裂了高山铺与清水河之敌，井对清水河进行攻击。1 纵35 旅从黄花铺以西之陈家凹、牛角恼出击，占领文子坳，切断高山铺敌人的退路，协同6 纵队攻击高山铺之敌82 旅。已进僧水河以东地区之6 纵队兼程东进，赶到高山铺以西，一部控制该地西南之安山，一部在19 旅的协同下围歼83 旅。2 纵队4 旅进至广济西南之许家铺、新屋湾地区待命。3 纵队当日也进到凉亭河附近准备扩大战果。此时，敌人从逐个被分割中发觉已陷入重围，惊呼上当。敌稍事清醒，即命令所部迅即抢修工事，强令集中兵力和人力，猛攻洪武垴和马奇二山，妄图抢夺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但均被我军一一击退。上午9 时，刘邓命令我军发动总攻，指示“扎紧布口袋，不让一个敌人漏出去。”各路部队英勇出击，冒雨奋战。经我居高临下之打击、勇猛冲击，本已惶恐的敌人更加乱作一团，夺路南窜。此时，预伏于高山铺西南山脚下的6 纵早已磨拳擦掌， 敌军蜂拥而至，6 纵迎头痛击，逼迫敌军陷入水深过膝的稻田地带，无法反击，更无法运动，东捞一通被挡了回来，西闯一番头破血流。至下午2 时， 我军铁壁合拢，l 个师部，2 个半旅共1.26 万余人全部被歼灭。

　　战役结束以后，野直移到了鄂皖边的刘家贩。刘邓的心里始终想着指战员们的寒暖。战幕一落，他们便把解决全军的冬衣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党中央和毛主席关怀着刘邓大军，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冬装来，或者送银元来让部队就地采购。刘邓首长找来后勤部门负责人商量，当后勤部门汇报部队已经动了起来，有的部队按政策向群众买了棉花、布疋，准备找裁缝赶制棉衣，然后总结经验向全军推广时，刘伯承不太满意，他语重心长他说：“部队的主动性和你们的想法都不错，可是现在又是闯险关，慢腾腾地要不得！

　　只要我们下决心，不要中央和兄弟部队支援，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邓政委强调说：“对，咱们要靠自己创造奇迹！”

　　奇迹终于在没有克服不了困难的指战员们手里出现了。在刘邓首长的亲自关怀下，只花了半个月的功夫，崭新的棉衣都穿到了南征指战员们的身上，大家暖在心怀，笑在脸庞，自发编就《棉衣曲》在到处传唱。

　　刘邓大军战略展开的第二个回合胜利实现了。与此同时，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赓兵团，都已胜利展开。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势已形成。解放大军的矛头，戳到了蒋介石的卧榻之旁。蒋家王朝开始震颤，解放大军全国大反攻的钟声已经敲响。

　　以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为铺垫，刘伯承在国民党军以7 个师的兵力对我大别山区北部进行合击，而只留少数正规军防守大别山南区之鄂东、皖西的实际，抓住国民党军北实南虚的空挡，指挥部队向南做以反击为战略目的的突围。在这里，特别反映出刘伯承用兵的巧妙：他以3 纵队为突围的东路，命令其向皖西运动，牵制和拖散这股敌军，并在那里寻机歼敌；他和邓小平则亲率1、2 纵队为主，中原独立旅和6 纵队一部，共7 个旅，为突围的西路， 到湖北东南部寻歼敌人，而大别山北部只留下1、2 纵队各1 个旅，伪装野战军主力，积极迷惑前来合击的敌军主力。敌多我则少，敌少我则多。这样，就使得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此举不是单纯的消极突围，而是有反击目的的积极突围。

　　战事的发展证明，刘伯承制定的这种突围作战计划是十分英明、正确的，分解起来看每一动作，都是一着绝妙的好棋：

　　第一招。遵照刘、邓首长指示，东路3 纵队“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速回师，放手歼敌”。立即由商城、固始出发，冒雨兼程，回师皖西，果真调走了旨在大别山北合围野战军主力的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桂系第7 师、48师。而这两个部队的企图是追踪我野战军的3 纵队，与原在六安的46 师和刚由合肥调至桐城地区的88 师、62 旅配合，组织对3 纵队的合击。当时，敌军这种合击态势尚未就绪，3 纵的突然回师，一下拉散了本已松散的合击态势，而恰恰创造了我3 纵队歼敌之战机。返回皖西之10 月9 日至10 日，即在六安东南的张家店，全歼敌88 师、62 旅。

　　第二招。西路在东路部队西返时，刘怕承指挥部队乘虚南下鄂东，连续攻克新县等重镇，歼灭1 个保安团及乡保武装800 余人，又在柳子港、李家集地区歼敌新17 旅大部和52 师的1 个营。而当敌40 师、52 师82 旅为我西路部队所调动，我主力趁虚连克舒城、庐江、桐城、潜山、英山、望江等城，蒋介石大恐，急令跟踪我西路部队之40 师、52 师82 旅，向野战军侧背进攻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不失时机，集中10 个旅的兵力，先施“拖刀之计”诱敌钻人“口袋”，然后，果断杀“回马枪”，一举歼敌1.26 万余人。这传奇故事般的杰作，堪称兵家运筹中的佳品，而刘伯承同志就是这一作品的英明撰稿人。

　　敌人重点扫荡，我军内线坚持反扫荡和在外线再展开，在友邻的平汉破击战役的配合下，粉碎敌人的重点扫荡。

　　蒋家王朝的大厦在逐步崩塌，国民党封建统治的气数将尽。但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是不倒的，即使连吃败仗，苟延残喘之境，仍会反口相噬。

　　而兵临卧榻之旁的刘邓大军则是蒋介石的心头之患，必先除之而后安。故不惜令正处在解放区的10 个旅回师，纠合原在大别山的23 个旅，共计33 个旅， 由新任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展开更大规模的残酷围攻。

　　兵集大别山，黑云压城，一些同志心理压力较重，以为这又是蒋介石往日“围剿”苏区的重演，有的甚至产生了动摇。究竟如何看待这一严重形势。

　　在长期战争中，刘伯承司令员指挥作战，一贯表现为谋深计远。每在大敌当前，制定战术指导纲要、拟定一个时期的行动计划、规定某一部队作战任务、计划某一战役时，总是把敌情放在首位加以研究，找出敌人整个态势中的强点和弱点，掌握其部署上的薄弱环节。这种对敌人洞若观火，了如指掌的分析，使他在作战指挥上从容不迫，能够左右敌人，稳操胜券。

　　他在研究气势汹汹的敌人，又拿出了他经常运用的四原则：一曰势，即从整个战略战役态势上分析。明确肯定他说，敌人的疯狂，只是垂死的挣扎，回光返照，从战略战役目的而形成的布势，反映着敌人只是未日来临时的猖狂一跳，实际上敌人已经没有战略进攻，尽管来势如潮，但底气不足，“桌子底下放风筝，起点就不高”，充其量只有战役进攻而已；二曰量，即从数量和质量上进行分析。通过质与量的分析，考察敌人作战能力，计算敌我力量对比。刘伯承说：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已不是刚到大别山区的孤立无援的困境了。建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地方政权，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人民群众已经和正在发动起来，我们的脚杆已经站住了。所以“我们不要形式主义的看问题，不要象我们囚川人说的‘蚊子咬菩萨，叮错了人’。敌人对大别山的‘围剿’，虽然形式上敌众我寡，同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相似，但实质上则完全相反。过去围攻是敌人处于战略地位的进攻，虽互有矛盾，但基本上是个个争先；而我则处于被动的防御情况。现在，则恰恰相反，敌人的围攻是我处于战略进攻：敌处于战略防御下进行的。因此，兵力的多寡并不起决定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我虽力量弱于敌，但战略优于敌。我们早就说过，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就是要吸引大量敌人，我们吸引越多，越重，对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不要忘记全国都是一盘棋啊。”

　　同时传达了毛主席发来指示，他对大别山的反围攻十分关心，说：“大别山根据地的确定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及时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增调第10 和12 两个纵队到大别山来，送来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愈归队的指战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对粉碎蒋军的围攻，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壮大了声威，起了重大作用。三曰术，即从战役战术上分析。蒋介石此次派重兵围攻大别山，采取的方法是以一个强大纵队寻我主力，其余分散清剿，两者互相衔接，全力扫荡。

　　刘邓首长则根据敌人的布置和我之情况制定了作战计划：一、我主力宽大机动，待敌疲困时，歼敌一路；二、以一部主力（2 纵），在外线分散活动， 坚决打敌弱点；三、军区、分区以一部适时转移到外线，大力活动，特别是断敌补给线，留适当兵力在内线，以积极进攻的游击战，疲困敌人，保护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反清剿，侦报敌情。这时陈粟、陈赓两军就实施平汉线郑州、信阳段的破击战役，调动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回顾其要点和要线，以拖散敌人，协同大别山我军粉碎敌人重点扫“荡。我大别山部队则以内线坚持反扫荡和外线再展开3 个地区来协同友邻的平汉战役，撕破敌人的阵势。即： 适时以晋冀鲁豫南下的后续部队10 纵和12 纵，分别向桐柏区、江汉区展开； 以1 纵由大别山内线转出，向北前进500 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区（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展开，同豫皖苏军区联成一片；刘邓指挥部也一分为二，由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组成小型前方指挥部，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率后方指挥部随1 纵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各纵队。四曰变，即分析敌人态势和战场形势的可能变化，加强预见性。战役展开以后，刘邓首长在展开活动中，始终统一步调，协同配合，根据战争态势及时指挥，机断行事，处处主动。

　　留置大别山的主力，在邓政委领导下，结合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适时的集中和分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猖狂围攻。1 个多月的作战，歼敌1.1 万多人，收复了太湖、黄山、京寨、广济、潜山、岳西、黄海、礼山等10 余座城。我再展开部队卡住了淮河，乘敌主力被吸引在大别山的有利时机进入桐柏山、大洪山，越过汉北，直抵潜江，横扫敌人保甲统治的土顽武装，占领了广大乡村，建立各级人民政权，至12 月底，共歼敌。

　　000 余人，解放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京山、钟祥、夭门、潜江等县城。从而，在武汉、宜昌问向南鼓出1 个“肚兜”，同武汉（南京问向南鼓出的“肚兜”东西呼应，直接威胁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和大已防线。迫敌慌忙从大别山区调兵回援，从而有力配合主力在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破袭平汉路南段作战取得大的胜利后，我军区部队迅速向许昌、信阳扩大战果，连续歼灭了第5 兵团整编第3 师，给敌20 师以歼灭性打击。这一回合，又是敌败而我胜，实现了毛主席预料的最好的前途。

　　敌人反复扫荡，我则不断发展游击战争，配合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是这一回合的重要斗争内容。白崇禧对我军合击扑空之后，方寸大乱，朝令夕改，甚至一日数变，急攻近利，暴怒失常。我野战军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按刘伯承的指挥，采取敌进我进，适时分遣与集结，内外线相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战斗方式，粉碎敌人的合围与“清剿”。各部队还以小部队结合地方武装，伪装主力，以袭扰、疲困、迷惑敌人，争取我主力机动转移、休整与寻找战机。还组织精干小分队，破坏敌军一切可以利用的公路、电线、焚毁敌兵站、仓库，阻绝其补给交通。这一斗争，歼灭了一大批敌人，而我军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进而在桐柏、江汉、淮西展开了游击战争。白崇禧众多人马已奈何不了刘邓大军，而宙己却被牢牢地栓在大别山，欲进不能，欲罢不行的困难境地。另外，刘邓大军开展的整军运动，对于全国整军起了很大作用。从而，又取得了第四个回合的斗争胜利。

　　“四个回合的胜利，不要单看自己，还要看到友邻的胜利。”刘伯承说着用搬动的手指计算着：“看到新式整军过后，东北的几个胜利，特别是四平街的胜利；看到西北战场上的胜利，特别是打死胡宗南的29 军军长刘勘， 歼灭1 个军部，5 个旅的胜利；我们也要看到陈粟、陈赓解放洛阳的胜利； 山东胶济西南的大胜利。”“要看到我们的利剑插进了敌人的胸膛，我们以釜底抽薪的战略行动，调动了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胜利；而不要只看到自己被敌人咬掉的一个指头，烧伤了一点手皮。釜底抽薪不烧伤手，那才是笑话哩。”

　　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进行的四个回合的斗争，以大获全胜结束了中原逐鹿的头一个阶段。1948 年2 月24 日，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与中原局及后方指挥部，在安徽临泉以南的韦寨会合。2 月25 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3、6 纵队向淮海以北集结。2 月28 日，3 纵队根据命令，北渡淮海进入淮西地区补充整训。晋冀鲁豫区补充刘邓野战军主力的新兵，由华东野战军10纵队和刘邓野战军11 纵队带领，越陇海路南下到达豫皖苏军区。

　　这一系列战略部署的调整，力量的聚合，形势的发展，都预示着中原新局面的到来。

　　从1948 年4 月始，便展开了三军会合、机动歼敌的新局面。

　　在我军进行战略反攻的伟大时刻，刘伯承同志以其大智大勇的名将风采，导演的十战十捷，千里跃进大别山和坚持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伟大历史活剧，将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熠熠生辉。 



　
 
 

 

 


　		　
　	


　
东北解放战场上的林彪（梁汉 萧帆）

  

  

 
　　林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原名林育蓉。1907 年12 月5 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入黄埔军校，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到武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25 师第73 团排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 军营长、团长。1929 年春，随第4 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任第1 纵队司令员，翌年6 月任第4 军军长。1932 年3 月任第1 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37 年任八路军第115 师师长，同聂荣臻等指挥了平型关战斗。1938 年3 月2 日行军途径山西隰县时，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哨兵误伤，返回延安。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 年1 月回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与罗荣桓等指挥解放东北的重要战役，领导建设东北解放区。1948 年冬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指挥所部进军中南。任第四野战军、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1 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街。1959 年9 月任国防部长，旋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务工作。自1945 年6 月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55 年4 月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 年5 月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 年9 月8 日下达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于9 月13 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 年8 月20 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 年1 月25 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 * * * *

　　1945 年9 月上旬，河南滑县，离平汉铁路不很远，太行山东麓，夜色茫茫。一小队人马正在敌伪驻守的据点之间穿行，向平汉铁路疾行。这时虽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因华北的日军拒绝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投降，这一带仍然是敌占区，行进中的人们还是非常谨慎。

　　出了太行山，没有了黑糊糊的山影，星星点点的灯光时隐时现。队伍中，依然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只有马蹄踏在地上的轻轻的得得声。队伍中间，一个身材瘦小的人，穿着一身灰色军装，闭着眼睛，低垂着头，无声无息地骑在马上，任凭别人牵马前行。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人，就是抗日名将、平型关大捷的主要指挥员之一——林彪。此时，他的妻子叶群和刚刚一岁多的女儿林豆豆，也在队伍之中。

　　此时的林彪，并没有睡觉，他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林彪的家庭也不例外。他的家乡林家大湾被日军焚毁，他的父母弃家南逃，他的母亲在逃难途中受不了颠沛流离的折磨而病逝，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幸亏得到周恩来的帮助，辗转来到延安，才免于一死。当初引导他出来参加革命的八哥林育英（张浩），在日军飞机轰炸延安时，因病情加重而去世。他自己也在抗日战争中负重伤，很长时间不能指挥作战。现在，这场战争结束了，全国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中共中央于8月25 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也为了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国民党连续3 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 月28 日，毛泽东赴重庆。29 日，国共双方开始谈判。但是，战争的危险却丝毫没有消除，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在谈判桌上和谈判桌外都明显地表现出来，迫使共产党人不能不对时局做出清醒的估计。抗日战争中，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因为负伤，没能有更大的作为。但是，他任师长的八路军第115 师，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1937 年改编为八路军第115 师时，全师仅有第343、344 旅，独立团、骑兵营、炮兵营、辎重营、教导营，共1.5 万人。1945 年8 月，由第115 师所辗转壮大起来的山东军区已经发展到8 个师、12 个警备旅和1 个海军支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强大的主力部队之一。1945 年4 月，林彪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肾病很重，需要治疗和休养，中央决定让林彪赴山东工作。8 月25 日，林彪因受命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搭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延安，同行的还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薄一波、膝代远、陈毅、萧劲光等中共中央委员。

　　2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撰稿致电山东分局：“林彪、萧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如罗荣桓因病必须休养时，林彪代理罗的职务，林、萧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在诺大的山东省，有如此众多的军队，周围的敌人还比较弱，这正为大军统帅提供了一个演出战争壮剧的广阔舞台，为林彪提供了海阔凭鱼越、天高任鸟飞的活动场所。如果打起仗来，共产党已经拥有120 余万人，同430 万人的国民党军形成2/7 的比例，同红军时期相比， 强大多了，加上人民的拥护，指导思想的正确，战略战术的成熟，内部团结一致，正可以同国民党较量一下，并赢得最后的胜利。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难得的时机。骑在马上，他的头脑里在不断地筹划着到山东以后将要采取的举措。

　　他的精神十分亢奋，以至周围响起了枪声，他一时竟没有明白出了什么事情。枪声没有持续多久，就停了下来。原来是部队同当地的游击队误会了。

　　清点人员和物品时，东西没有多大的损失，林彪的爱女林豆豆却不见了，一同失踪的还有李雪峰的孩子李丹林。人们找了大半夜，也没有找到，叶群急得简直要哭出来了。警卫员自告奋勇，又找了一遍，终于在一副马鞍下面找到了两个小家伙，这两个孩子还在酣睡，一点儿也不知道遇到的危险。看着孩子们平静的小脸，人们都松了一口气，队伍又继续悄无声息地向前行进9月19 日，林彪一行来到河南濮阳。在一个农家小院，收到了中共中央的“万万火急”电报。早在8 月20 日，中央军委即已作出了在冀热辽军区3 个大团深入辽宁的同时，抽9 个团赴东北的决定，准备乘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中央“万万火急”电报的内容是命正在赴山东的林彪、萧劲光、邓华、江华、李天佑、聂鹤亭等人到东北工作，成立冀热辽军区，林彪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林彪对接受争取东北的任务很兴奋，头脑中对山东战场的思索立即转为对东北战场的筹谋。他让人念了一遍电报之后，在大家正在议论纷纷时，自己却一言不发地沉思着将战马牵了出来，骑上马，独自向前走去。出了村子，有两条路，一条向北，一条向东，林彪径自走上了向东的道路。人们一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进军东北

　　应该说，时代对林彪是极为厚爱的，在当时看起来，东北战场比山东战场前景更加辉煌。前不久，也就是8 月9 日，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攻入中国境内，给了驻东北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8 月31 日，苏军解放了全东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老大哥，一时间，不少人都认为这下子，东北就是中共的了。东北的黑土地是国内最肥沃的土地，又是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钢铁产量占全国的90％，煤炭产量占60％，发电量占40％，而且拥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和最大的产粮区。占领东北，退可以依托苏联，拒敌于山海关之外；进可以席卷华北，争夺华中、西北，以至华东和华南。

　　很明显，东北肥厚的黑土地，将会是中共夺取全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让他去东北，是中央对他的极大信任，也寄托了中央对他的巨大期望。虽然此时他对东北的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是他对前途是充满信心的。

　　22 日，他致电军委并转罗（荣桓）黎（玉）：为掌握冀热辽战略枢纽， 准备一切力量，争取粉碎国民党与我争夺华北、东北的进攻，以保东北的顺利争取，因此，我们为坚决执行军委这一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部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因此我及萧劲光等，力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并建议关于山东出征部从的转移，留守部队的组织，干部的配备问题，请罗黎萧迅速决定办理。关于津浦路战役的组织与指挥，应由新四军北进主力兵团负责，最好由陈军长、宋时轮等亲自指挥。23 日，中央复电同意他的请求。

　　24 日，他又致电军委并转罗、黎、萧（华）：（一）中央皓电及贺电， 望你们迅速布置与行动，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关于山东部队与干部，可先后陆续地走，尤其是干部须迅速北去，以便展开广大的地方群众工作及进行扩军。（二）津浦路之破坏工作，望切实加以布置，最好即执行，除破坏铁轨外，必须挖坏路基，铁轨易补，路基难修，勿须以此种方法，奖励群众的破路工作，展开群众的破路工作，部队尤应起领导作用。（三）我与萧等现在濮阳军区，拟有日动身经冀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我们带有原北方局电台，请富春多带译电员去。

　　鉴于山东部队和新四军第3 师数万大军正离开家乡北上，肯定会有战士开小差，因此，他25 日又以林、萧名义致电罗、黎、萧并军委请转新四军： 在中央新战略方针下”，十余万大军进行北上，希转移时，防止逃亡，应将此视为一个重大问题。提议各部须为此召集会议，要真实研究动员的内容与方式及各种具体的保证方法，并互相通报，交换经验。动员方式不可仅限于首长讲话，而要开班、排小会，使战士人员讲话，以起到自觉与互相动员的作用。内容可勿在报上发表，但内部可说明北上目的。此举在加强装备、保卫抗战果实，取得保家乡的更好工具，也是为了发动与解放北面群众。此种说法是否有碍秘密，请中央指示。

　　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林彪是非常想在东北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大有一番作为的。而且他已经对争夺东北的局势和作战问题做出了初步的部署。这时候，他还认为，东北全境，基本上会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因此，他考虑的重点，或者说他心目中的初战的主要战场，还在东北大门之外，在冀中、冀热辽和冀东一带。

　　林彪在紧张地思考和部署。在三河县附近，他停留了几天，带着几位军事干部在二河附近看了地形，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但是，时局的变化，快得令人眼花缭乱，难于意料。美军此时已占领秦皇岛，芹巨上为大批从海路运输国民党军而作准备。在东北大门之外御敌的时机已经丧失。于是，军委决定林彪等人继续北上。

　　这样，林彪等人又东行到达山海关。站在雄关之上，放眼展望，东北肥沃的黑土地和低缓浑圆的丘陵，就一齐收在眼底，令看惯了家乡的红土地和陕北的黄土地，第一次来到东北的林彪感到十分新奇。东北局来接他的火车到了，林彪又很快到达了锦州，东北发达的工业和交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林彪听取了先期到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的汇报，然后，又继续北上。

　　10 月初，林彪到达沈阳，与彭真等人会合。

　　10 月31 日，军委鉴于苏军圃于同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不赞成我军在东北使用八路军名义，我军遂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 年后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

　　出乎林彪的预料，东北的局势比原先预想的困难大得很多。这时，中共调到东北的部队，还有不少走在路上，已经到达东北的部队主要有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包括冀热辽第14 军分区第13 团、第16 团一部、北进支队约2000 人等，司令员舒行；第15 军分区第11、第51 团2800 人，司令员赵文进；第16 军分区第12 团、第18 团、朝鲜支队、临抚昌支队等4000 人，司令员曾克林（9 月1 日入关）。现在李运昌部虽然已经扩大力12 个旅（内有2 个炮兵旅）、2 个支队、10 个独立团，约10 万余人，但是未经训练，成分复杂，战斗力很弱（后来国民党正规军一到，短期内就哗变、逃散了4 万多人）。原抗联的周保中部，8 个大队，有7 个叛变投敌，只剩了一个朝鲜大队。其他到了东北的部队仅有万毅的八路军滨海军区滨海支队、沙克的冀中军区一部、吴克华的山东军区第5 师、刘转莲的八路军游击第2 支队、曹里怀的冀鲁豫军区一部、萧华所部等3 万多人。黄克诚所率领的新四军第3 师约3.5 万人于11 月25 日抵达锦州附近地区，由于掉队等原因，还剩3.2 万人。山东军区由罗荣桓带领来东北的部队9 月间开始渡海，历时2 个多月， 此时还包括刘其人师及山东第1、第2、第3、第7 等师5～6 万人在路上。

　　各区部队全部到达东北的时间，大约在12 月初。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拼命地同我党争夺东北。他们一方面以和平谈判施放烟幕，欺骗国际、国内舆论；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帮助下，从海上、天空、陆地大规模进军东北。9 月起，国民党成立厂熊式辉为首的东北行营， 任命能证惯战的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委任了东北各省的主席和各市的市长；收编伪满军警、上匪武装；由美同军舰海运第13、第52 军于10 月、11 月在秦皇岛登陆，向我军占领的山海关、绥中、锦州等地发起进攻。由于国民党在华北沿同浦、平汉、平绥、津浦路向我军的进攻受到挫折；没有力量抽出更多的兵力到东北，所以要求顶定在11 月撤军的苏联军队缓撤，以保持东北的大城市、交通要道在他们到达之前不会落到中共的手中。

　　激烈的战个在山海关打响。

　　11 月13 日19 时，林彪、彭真给中共中央并转黄克诚、梁兴初的电报中说：（一）山海关附近敌被杨师三次将其先头击溃，现敌向山海关西北及抚宁方向伸延与筑堡，不放冒进，战斗力甚弱。（二）黄师、梁师应即自现地出发，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向敌之左背进攻，务须消灭其一部以迟滞其前进。（三）黄、梁两师在战斗中统一由黄指挥。（四）为执行上述任务，故该两师暂勿向锦、义前进。

　　11 月15 日，毛泽东给林彪复电，要求慎重使用黄、梁两师，使其先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待干将来决战时再加以使用。目前应命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持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待黄、梁等部休整后，举行反攻，分几次战斗，每次歼灭敌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敌军三个军，以从战略上解决问题。电报要求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19 日，中央又来电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东北”。

　　东北局决定由林彪去山海关、绥中线就近指挥。林彪遂带了罗荣桓带来的指挥机构，包括苏静、李作鹏、何敬之等，以及一个警卫排，分乘两辆汽车就出发了。不久，司机逃跑了，车也开不动了，林彪和他的随员们只好骑马前行。但是，就在林彪动身前后，16 日仅，守山海关的我军杨国夫等部8000余人，在与3 万多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战斗之后，已奉命主动退出山海关。

　　不久，国民党军又占了绥中。

　　11 月19 日，苏军又通知东北局，按照《中苏友好问盟条约》，苏军要把中长路沿线各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我军不得不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

　　22 日，国民党军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

　　前线的形势日益危急，这不仅因为敌人力量迅速强大，武器装备先进，援军源源不绝，也因为我军各个部队尚未形成有机的整体，联络纷乱，组织不一。大约11 月22 日，到达前线的林彪与辽西的黄克诚、梁兴初等部，由于电报密码不同，大战在即，竟然还联系不上。林彪11 月22 日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杨国夫师与我无密本联络，情况不明。”而黄克诚、刘震、洪学智给彭、罗并军委的电报也反映：“与林台密本始终未弄通，林来报均未译出。请转告林设法送密本来。”同时，各部队还纷纷反映人员、装备、冬衣等等方面的严峻问题。为了能够实施有效的指挥，林彪派出李天佑去与黄克诚等联系，联系上之后，才知道，黄克诚部已经到达离他的指挥部只有二三十里路的地方。黄克诚立即同李无佑一起来到林彪的指挥部，向林彪陈述了部队的情况。黄克诚认为部队经千里行军，已成疲惫之师，而且部队还面临着“七无”的问题，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实不可取，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以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决战。对这个问题一直有所考虑的林彪，当即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命令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线，作发动群众的上作。

　　11 月22 日，在冷静地考虑了东北的局势之后，林彪致电军委和彭真、罗荣桓，提出：“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己参加作战籽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帅尚来到达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禅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来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

　　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并拟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时部队与敌纠缠扭打。

　　部队急需补充棉衣，棉鞋，及大衣，望大量筹集，井望迅速大量印地图。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给我们与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于锦西坎圭附近已开始与敌接触，我即向江家屯转移以利与黄梁会合。”

　　很快，中央来电采纳了林彪的意见。鉴于变化了的形势，为在东北站住脚跟，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自卫军从中长铁路沿线和大城市退出，在东满、北满、西满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基地，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作持久打算。

　　26 日，我军主动撤出锦州。月底，又主动撤出沈阳。

　　林彪同黄克诚等会师后，与黄克诚一起，驻到义县附近的乡下。不久，在敌军又大举进攻义县时，林彪又率山东梁兴初、罗华生两师，以及新四军第7 旅（彭明治部），撤到康平、法库一线。与此同时，在大连的罗荣桓、在哈尔滨的陈云、高岗、张闻天等，都发表了与林彪、黄克诚相似的意见。

　　整个11、12 月，是东北国民党军比较神气的时候。

　　11 月24 日，国民党军第13 军与第52 军主力向锦州推进，26 日晨占领锦州。12 月24 日，国民党军占领北镇和黑山。28H 攻占义县。30 日，攻占阜新。

　　1946 年1 月4 日，攻占北票。5 日攻占朝阳。

　　在我军“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过程中，还有部队陆续到达东北，到11 月底，我军到达东北的部队共计有： 

　　山东第1、第2、第3、第6、第7 师，第5 师一部，鲁中警备第3 旅， 渤海、鲁中、胶东、滨海军区地方部队各一部，滨海支队、田松支队、山东军区直属部队等，共6 万余人；新四军第3 师（辖第7、第8、第10 旅，独立旅），3 万余人；陕甘宁第359 旅、教导第2 旅、警备第1 旅各一部，延安抗大、延安炮校等部，共万余人；晋绥第32 团；冀中第31 团；冀鲁豫第21 团；还有先期进入东北的冀热辽部队一部。以上部队约11 万人。另外， 还有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的党、政干部2 万余人，也陆续到达东北。

　　经过酝酿，12 月28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订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未，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中央指示：“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对于我军在东北站稳脚跟，扭转不利形势，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为了加强组织指挥，使部队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原来划分的10 个军区先后合并为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军区，实行新老部队合编，裁减老弱残疾，清理整顿内部。同时，以主力的大部，有重点地划归各军区指挥，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情匪剿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还以产主力编为机动部队，相讥打击团以下分散孤立之敌。到1946 年3 月，东北解放区已初见规模，部队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兵力己达到31 万多人。

　　1946 年1 月10 日，国共签可停战协定。12 日，双方分别下达了13 日零点生效的停战命令。但蒋介石借口东北是接收主权问题，不包括在停战协定以内，因此，在关内停战（实际是小打），在关外大打，把第71 军和他的“五大主力”中的两支——新6、新1 军陆续运到东北。

　　林彪对此非常不安，担心国民党借停战之机，把主力调到东北，使正在建立根据地的东北成为全国战局中最薄弱的一环。1 月15 日，林彪向中央、东北局发报，提出“对现在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地考虑之。”

　　林彪仍然主要考虑作战问题。到辽西后，他经常到前线去，第师攻打上下汲台时，他一直在师指挥所，紧跟着担任主攻的团队，观察部队的战斗队形和战斗动作。有一次他和秘书季中权一起去前线，季中权缺乏作战经验，不注意隐蔽自己，把头伸到战壕外观看战况，林彪立即按下他的头，说：“小季，会打死的呀！”

　　对于部队的战斗队形和战斗动作，林彪早在抗战时期已在考虑，1944 年10 月18 日，他在陕甘宁边区部队高于会议上讲练兵时专门谈了战斗队形问题。他说：“我们的部队作战时爱成批的涌来涌去，勇气很好，但是缺乏有智木的动作。”“如果被人家的大炮和机关枪射击的时候，损失就太大了，因此现在我们要教育战斗员三五成群的战斗，一个两个的去战斗。”在上下汲台战斗后，他看到一份部队印发的油印小报，介绍了一个连队为减少伤亡，进攻时把一个班分为儿部分，这部分前进，那部分掩护，那部分进攻，这部分掩护。在这份小报上他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记号，随后就提出了“三二制”

　　的战术原则，即在步兵班内分3 个小组，每组3～4 个人，在班氏指导下，以疏散机动、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以后，他又提出一点两面的战术原则，即集中兵力于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方面或多方面钳制并歼灭敌人。在主攻点上，要“采取狭窄的战斗正面和纵深的战斗配备”，使主攻点的部队像尖刀和钻头一样，突破敌人的防线并向纵深发展。林彪命令部队在国民党军发动新的进攻之前抓紧时间练兵。

　　从2 月8 日开始，国民党军队集中4 个美械装备师，分南、中、北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大举进攻，企图驱逐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进占沈阳创造条件。我军则以第3、第4 纵队留在南满，迎击新6 军的进攻，以新四军第3 师和山东第1 师沿法库、康平北上；山东万毅纵队和第2 师，以后又加上山东第1 师，在抚顺外围阻击国民党军第52 军的进犯。敌人的进攻一开始，他们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2 月9 日，由阜新、彰武出动的国民党军北路的第13 军第89 师第265 团第1 营首先进入彰武、法库间的秀水河子村。11 日，该师第266 团及师属山炮连、运输连也进入秀水河于村。他们距其主力己有一日行程以上。从进入东北就一直没有找到较好战机的林彪和彭真，迅速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立刻决定吃掉这股孤立无援之敌。林彪命令山东第1 师和新四军第3 师第7 旅、保安第1 旅第1 团，共7 个团的优势兵力，对敌人实施突然包围。然后，命第7 旅第19 团、第21 团分别山西南和东南方向，第1 师第1 团、第2 团分别由西北和正北方向对敌人发起猛攻；同时，以另外3 个团分别在秀水河子西南、西北和东南方向阻击援敌。2 月13 日晚22 时，战斗乘夜暗开始。第1师首先夺取虎皮山、北山等外围阵地，随即进行总攻。第1 师2 个团及第7旅第21 团等助攻部队，在林彪的布置下，先于主攻部队第19 团20 分钟进行攻击。于是，敌人的炮火全部倾泻到第1 师的阵地上。第1 师部队一面组织炮火压制敌人，一面迅速接近敌人，实行近战，使敌人的炮火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第7 旅第19 团按照林彪的命令，突然在敌人背后发动猛攻。

　　敌人因兵力和炮火己调往北面，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后立时乱作一团。14 日晨，战斗结束，全歼该敌。同时，阻援部队还击溃国民党军第52 军第2 师第6 团，歼其一部。这场战斗，我军共歼敌军1600 余人，缴获各种炮30 余门， 轻重机枪100 余挺，步枪800 余支，汽车20 余辆，以及其他军用物资。这是民主联军在东北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锻炼了刚刚整训的部队。

　　坚守四平

　　我军在秀水河子战斗的小胜，并没有阻挡国民党军进攻的凶猛势头。国民党军果然如林彪所担心的那样，利用和平烟幕，乘苏联军队撤退之机，更加疯狂地向东北腹地发动进攻。

　　1947 年3 月11 日起，苏军开始由沈阳沿中长路逐步撤出回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决定将东北各大城市及中长铁路（哈尔滨一满洲里一绥芬河一大连）移交给国民党政府。3 月13 日，国民党军进入沈阳，随即向周围扩展。

　　21 日，占领抚顺、辽阳。此时，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计有：第13、第52 军，新1、新6 军，第71、第60 军等6 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虽然也是31 万人，但是装备精良，有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有空中和海上支援。我民主联军的武器装备是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

　　3 月18 日，民主联军收复苏军撤退后被国民党收编的伪满部队占据的四平。林彪随后进入四平。四千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它处在东北中部平原，中长、四（平）桃（南）、四（平）梅（河口）铁路的交叉点，是东北的战略要地，成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

　　共产党虽然先占了四平，国民党却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乘苏军撤退之机，集中了5 个军11 个师的兵力，向四千大学进攻。他们的部署是：新1 军、第71 军向沈阳以北进攻，预期4 月2 日夺取四平；新6 军、第52 不及第94 军第5 师，向沈阳以南进攻，完成对鞍山、本溪等南满工业区的占领。然后集中新1 军、新6 军等部，沿中长铁路向四平以北发展进攻，企图将我军主力压迫于松花江南岸消灭之。

　　3 月24 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出：苏军将于4 月撤迟完毕，国民党必将由沈阳出兵向北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我党的方针就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黄（克诚）李（富存）要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如顽军北犯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3 月25 日，毛泽东致电彭林：“恩来回延三日，本日赴渝。美方因苏美关系，急欲停战，蒋被迫亦不得不停战。故美方专机接周赴渝谈判，判断数日内即可谈妥，派停战小组至东北，望你们准备一切，尤其是不惜牺牲，打一、二个好胜仗，以利我谈判与将来..。”

　　3 月27 日，国共两党关于东北停战问题达成初步协议。蒋介石乘协议尚未生效，下令加紧进攻，先后占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法库等地。我军在辽宁同敌人展开激烈争夺，一面占领中小城市，一面节节抗击国民党的进攻。4 月1 日，国民党军第25、第14 师分别从抚顺、辽阳等地出发向本溪发起进攻。4 月2 日，国民党军开始进犯四千。4 月4 日，国民党军新编第：军进占昌图，第71 军（欠第88 师）攻占法库、而后继续向四平街方向推进。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阻止国民党军的长驱直入，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促进东北和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确定东北我军要迅速集中主力，坚决扼守四千地区，给北进之敌以有力打击；南满主力则集中于本溪地区，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四千地区作战；在苏军撤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后，迅速歼灭三市的匪伪武装而夺取之。

　　林彪、彭真等民午联军领导人依据中央指示，确定了保卫四平的具体部署：新四军第3 师第10 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采取运动防御，迟滞、杀伤北进之故，掩护第1、第2 师，第7 纵队（原滨海支队扩建），新口军第3师第7 旅、第8 旅主力、独立旅等向四平地区集中，乘北进之敌在运动中成立足未稳之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之；以南满第3、第4 纵队及保3 旅等部，担任本溪地区作战；以山东第7 师主力等夺取长春，第359 旅等部夺取齐齐哈尔。

　　4 月3 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心集中6 个旅“坚决与敌决“死战”。

　　611，毛泽东复电林彪，肯定林彪的决心非常正确，指出：“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并提醒林彪“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火进攻之敌一个师。”以后，中央又迭次来电，对东北战事进行指导。

　　但4 月11 日，林彪又有点犹豫，在致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他叙述了阻击新1 军新38 师和71 军两个师的推进情况后，说“，在此种情况下，及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个能保卫城市义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难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就在林彪决心尚未坚定的时候，部队已经与敌人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在本溪方面，第3 纵队第7、第9 师采取阵地坚守、适时出击的战法，于石人厂、三人沟和大甸子地区将敌第25 师击退；第8 师于铧子沟地区经日夜激战， 将第14 师击退。4 月7 日，国民党军第25、第14 师和新增调的1 个团，分兵三路，向本溪发动第二次进攻。第3 纵队将其左路第25 师阻截于小四家屯、石富屯地区。9 日，当第25 师后撤时，第3 纵队立即追击，歼其2 个营。国民党军中路第182 师第545 团于8 日进至荒山子、班家寨地区后，也停滞不前。第4 纵队第10 师将国民党军右路第14 师阻于金钟山地区，并于9 日黄昏实施反击，追歼敌人于长岭地区。国民党军对本溪的第二次进攻遂告失败。

　　在四平方面，民主联军以第1、第2 师，第3 师（辖4 个旅弓3 个团）和第7纵队等部在昌图以北、四平街以南地区实施运动防御，阻敌进攻，并求歼其一部。8 日晚，第1、第2 师和第7 纵队、第3 师主力向进至四平街西南兴隆泉地区的国民党军新38 帅发起反击。至9 日，共歼国民党军1000 余人。国民党军第87 师2 个团继占法库后，沿公路经通江口北上，进至金山堡、秦家窝棚一带，这又是一股孤军深入之敌。林彪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命令以1个团做诱饵，引诱敌人继续北上。同时，急调山东第1 师、新四军3 师8 旅、第10 旅和万毅纵队共14 个团兵力，在大洼一带部署了一个口袋阵。4 月14日，敌人进入“口袋”。15 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击。担任主攻的第1 师原计划第1、第2 团并肩进攻，林彪知道后说不行，把两个团由横摆改为纵摆， 第1 团在前，第2 团在后；每个团1 个营在前，两个营在后，成梯次队形， 前边攻不动，后边接着攻。攻上去的都是生力军。很快将敌人压缩在大洼以南金山堡等10 余个村落内，激战至16 日晨，战斗结束。这一仗共歼敌两个团，4000 余人。同时，担任阻援的部队，还在金山堡以南击溃国民党援军第91 师一部。

　　大洼战牛的胜利以及4 月18 日民主联军收复长春，又增加了林彪坚守口子的决心。19 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表示守四平部队要“决战至最后一人”。

　　4 月17 日，敌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新1 军和第71 军主力，逼近四平街以东、以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即转入、四平市郊，实施防御作战。

　　林彪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防线上部署了6 个师（旅），沿四千向东、向南的铁路线，以四千为依托，顽强抵抗国民党军的狂轰滥炸和猛烈进攻，在本溪方面的部队有力配合下，至4 月27 日，与敌形成对峙。由于敌人的武器装备为全美械或十美械，空中和地面火力远较我军强大得多，我军的阵地在缓缓缩小。战役进行中，敌人新1 军曾一度突破我军防线，冲人四平街，由于守城部队的拼死抵抗，也由于敌人的后续部队没有跟上，我军又将冲进城的敌军就地消灭。这期间，中央、毛泽东曾多次来电。4 月26 日电指出：“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千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7 日军委致电林彪：“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5 月1 日又指出：“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在新1 军军长郑洞国拼力进攻四平而不能如愿时，林彪的前线总指挥部迁到了四平附近的梨树，并成立了以马仁兴为首的防守司令部，负责保卫四平。他们以大部队和小部队分别出击和阻击敌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和开展冷枪运动，打死打伤不少敌人，延迟了敌人的进攻，使敌人一时无法攻占四平。

　　此时，四千前线一时比较平静。新6 军还被牵制在南满，第71 军被消灭的部队还未得到恢复，“前总”考虑我军至少可以在四平周围休整一个相当时期，这就可以使后方各地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时间更加充裕。于是抓紧这段时间，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经东北局批准，民主联军成立了野战军政治部，创办《自卫报》，在总部驻地梨树召开了进军东北后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林彪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只是略好了一点儿，敌人给了我们一个喘息的时间，使我们能在四千街守下来。我们决不能就因此产生错觉，敌人新的进攻还会到来的。如果我们能在四平城下继续顶住，也能像金山堡、大洼战斗那样在野战中继续消灭敌人，我们这个喘息的机会就会更长，后方的群众就会更快更好地发动起来。那时我们就有一个像样的根据地，仗就会更好打了，和平也许就会早一些到来。而当前，最重要的是，决不要为国民党的和平触角所麻痹，这纯粹是一种缓兵之计。只要南满他们一抽出手，四平前线更大的战斗就会爆发起来。

　　“前总”作战处根据会议精神，部署四千城内的防守，要求继续加强工事，培养战士的战斗初性；对塔于山、三道林子及孤榆树的部队，要求坚决守住这些地方，发挥猛打、猛攻、猛追、猛退的精神；对因路远未能参加会议的第3 纵队，要求他们加强构筑工事，早日进入阵地，在昌图、开原一带， 拦截住敌人的增援部队。会议还要求，在军事上，要趁此机会加修工事，总结作战经验，作节节防御的打算，以求进一步消灭更多的敌人；在政治上，继续进行形势教育，进行俘虏政策教育，加强驻地的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主张减租减息、反好清算的；对违反群众纪律的人和事，一定要严格处理。为使敌人了解我军的各项政策，对俘虏要抓一个放一个，让他们回去宣传我军，使他们从长期反共教育中摆脱出来。野战军政治部当时还放了一个第71 军的团长，影响很好。

　　4 月26 日起，由于力攻四千不克，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社幸明改变了战略，暂时将四平搁置一旁，调新6 军、第52 军等5 万余精兵南下，于4 月28 日起全力进攻本溪。他的这一举措，使我军本溪方面部队陷于寡不敌众的境地。四千战事成胶着状态之后，林彪为断敌后路围歼四平之敌，从南满调第3 纵队北上，拟在辽宁昌图东北的双庙子建立据点。林彪的这一招棋，正中杜聿明下怀，使本溪守军更加薄弱。我军经过6 天的英勇抗击，于5 月3日主动撤出，敌人占领本溪。

　　4 月底，蒋介石拒绝关于东北停战的谈判，命令东北国民党军迅速攻占四平街继续向北推进，并将第52 军第195 师、新6 军和第71 军第88 师由南满北上增援四平街，使攻打四千的兵力增加到10 个师。5 月15 日，国民党军分三路向四平街发动全面进攻。

　　这时，在梨树的指挥所中，林彪经过仔细考虑，命令第359 旅火速南下增缓第3 纵队，一同在昌图、开原一带，构筑坚强工事，一定要阻止新6 军北上。但是，敌人的力量已经增大了许多，我军连日苦战，可用之兵已经不多。昌图、开原防线还是被敌人突破了，新6 军主力很快又占领了四平右侧的西丰、平岗车站。18 日晚井进入哈福车站，对坚守四平咽喉塔子山我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林彪急令第10 旅紧急向塔子山增援。18 日上午，新6 军和新1 军开始围攻塔子山。林彪曾向秘书口授命令：“塔于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他又接到第3 纵队敌军进占哈福车站的电报，他再次向秘书口述了如下命：“再命塔于山守军，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但是，由于第10 旅增援迟了一步，塔子山失守。敌新6 军开始迂回四平东北， 企图封闭我四子守军退路。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林彪把后方政治部主任陈正人、副主任陈沂找来，草拟为撤退四平告全军的电报，他对他们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6 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呵从我侧后迂回，封闭四千守城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我们已经大员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胜利的，特别是我们每一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长叹了 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 然后，他又对在场的所有的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民主联军经一个多月的防御作战，已伤亡8000 余人。为摆脱可能出现的全军被围的被动局面，林彪决定撤退。

　　18 日深夜，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现在进行退出战斗。”19 日，中央复电林彪“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

　　实际上，这一电报来到，民主联军已由林彪决定而撤退了。

　　四平保卫战，是党中央从全国的战略出发，为配合谈判斗争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在这场作战中，我军毙伤敌人万余人，推迟了敌人北进计划，对巩固北满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 年中共中央致林彪、彭真的电报中曾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 抗击敌军10 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以后又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林彪从四平撤退后，遵照中央指示去守公主岭和长春。但是敌人占领四平后，又长驱直进，与我军平行前进，先后占领了公主岭、长春、吉林等城镇。5 月27 日，林彪致电中央说明公主岭、长春、吉林等地未守的原因：“除时间仓促来不及立住脚跟布置防线和工事外，还由于防线太宽，公上岭防线至少卅里，长春防线则一百八十里，吉林防线约五十里，如敌先将我军包围，然后集中兵力突破一点，则状况甚难设想，四平之守，乃因敌未料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且敌在野战中，遭受了大的打击与歼灭，故四平防御乃一时条件所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此次如我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兵进行包围攻击，则仍然要放弃。原因就是这样。”

　　同民党为了巩固其占领区，不得不分兵把守。于是，我党和国民党的情况，就好比是抗日战争后期我军和日军的情况，国民党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军占有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当然，我军在东北所占领的还不只是中小城市和乡村，还有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还有社会主义邻国苏联和朝鲜。

　　而以农村包围城市，正是我党我军最擅长的。

　　不过，四平失守以后，东北我军还是度过了一段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携实力统计、撤迟计划叛变投敌，国民党新6 军得知民主联军内情，不顾停止追击的命令，放胆猛追。此时，毛泽东为全国斗争的需要，仍要求守长春。在长春附近的范家屯，东北局几位领导人开会研究行动计划，林彪主张继续北撤，得到罗荣桓的支持。5 月28 日林彪率民主联军主力撤往松花江以北，但还有大量部队落在敌后，去向不明；有的部队建制跑乱了，暂时失去了战斗力。林彪眼看大撤退可能收不住脚，于5 月底致电中央，准备放弃哈尔滨。此时，他的心情很坏。他每到一地都要首先问电台和中央及部队联络的情况。到舒兰时，由于李作鹏等占用了载有电台的占普车，电台迟迟未到。他让秘书带他到李作鹏的住处，进屋后见到李作鹏等正围着炕桌喝酒。他勃然大怒，将饭桌掀翻，并抄起一个挎包打李作鹏，经拦阻，才未打着。林彪平时似乎对什么也不在乎，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发起脾气来，就有点不可理喻。此时他所以烦躁，是由于中央对他们是否大踏步撤退尚未表态。6 月3 日，中央复电东北局和林彪，同意放弃哈尔滨，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方针。林彪心中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5 月25 日，民主联军在南满发动鞍（山）海（城）战役，连克鞍山、海城，并促使敌184 师潘朔端率部起义，在东北战场首创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歼敌一个师的战例。这次胜利，迫使东北国民党军急忙从进攻北满的部队中抽调4 个师掉头回援南满，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渐在第二松花江以南停了下来。这样东北我军主力再次获得休整喘息的机会。

　　6 月6 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15 天的协议。但停战实际持续了4 个月。

　　林彪到达松花江以北地区后，驻哈尔滨以南的五常，遵照中央指示抓紧时间收拢跑散的部队，准备再战。

　　6 月16 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组成东北局常委。东北局接到中央指示后，决定派高岗、谭政到五常，请林彪回哈尔滨。

　　7 月初，东北局常委总结了10 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随后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七七决议），毛泽东对它也提出了修改意见。

　　《七七决议》指出：要准备长期艰苦斗争争取和平。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它还指出，作战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地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

　　不久，罗荣桓赴苏联治疗肾病。林彪写了封信，请罗荣桓夫妇捎给他在苏联的妻子张梅，告诉她自己己婚，请她另行择偶。后来，张梅另婚了。

　　《七七决议》下达之后，民主联军利用停战时间，组织部队进行剿匪，发动群众。林彪曾在哈尔滨铁道俱乐部开会做报告，动员抽调两万二千名干部下乡，进行土地改革，迅速地建立和巩固了松花江以北的后方根据地。民主联军终于有了家，而且，家业越来越大，日子越过越红火。

　　8～10 月，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整编，编为第1、第2、第3、第4、第6纵队，另外有第359 旅，南满独立第1、第2、第3 师和独立师；11 月成立了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有炮兵团10 个，高射炮团1 个；战车队1 个，拥有战车40 辆；共约36 万人。同时，东北局大部分干部均深入农村发动群众， 进行土改，派小部队清剿土匪，扎扎实实做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国民党也利用时间加紧整补部队，到1946 年9 月，东北国民党军已有7个军，25 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共有40 万人。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1946 年10 月，社聿明又开始了对民主联军的进攻。由于他的兵力已经分散，没有力量展开全面进攻，于是他采取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企图先消灭南满我军，再集中力量进攻北满我军。

　　10 月，新开岭战役，我军辽东军区又创造了一次歼灭敌人一个整师的战例。但是，国民党军并不甘心失败。

　　11 月，杜聿明又调集新1 军、新6 军和第52、第60、第71 军各一部， 约6 个师的兵力进攻临江；同时以新1 军主力扼守长春、永吉（今吉林）以北、松花江以南各要点，阻止民主联军北满部队过江南援。

　　这时我军南满仅剩下了临江（今浑江）、蒙江（今靖字）、抚松、长白4 个县，南满主力和第4 纵队被压迫到狭小山区，十分不利。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战略，确保南满根据地，林彪决定采取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以南打北拉、南拉北打的战法，迫使国民党军两面作战，并令东满、西满部队积极配合，以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具体的作战部署是：

　　以南满部队在临江地区迎击进攻之敌，保卫南满根据地；以北满部队主力伺机南渡松花江，在长春、永吉以北地区寻歼分散之敌和由长春、永吉出援之敌，策应南满部队作战。为加强对南满的领导，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成立辽东分局，派陈云、萧劲光到南满，陈云任书记，萧劲光任军区司令员，萧华为副司令、副政委。11 月初，陈云、萧劲光赶到南满以后，召开了对坚持南满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提出“留在南满，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大闹天宫”以便南北夹击敌人。

　　从四平保卫战之后，林彪曾讲了国内外的一些战例，如1812 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时，俄军先撤出莫斯科以后打败法军的战例，来说明退出四平的意义，在于使敌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使我易干将其各个击破，坚定人们的信心。经过一段休整之后，林彪决定利用冬季江河冰冻的条件，调部队到松花江以南地区，在长春、吉林以北地区寻歼分散之敌。从11 月起，林彪不断派第6 纵队等部队到江南侦察地形、敌情，对敌人哪里有工事，哪里有桥， 哪里驻兵，河有多宽，水有多深，能否通车，都弄得一清二楚。为有利于保密和集中精力指挥作战，同时也为减少我军干部受城市生活的影响，林彪从10 月起将他的前线指挥部搬到了哈尔滨以南的双城。（每次战役后去哈尔滨看场戏，当晚归来。）

　　12 月17 日，杜幸明集中第2、第91、第182、第195 师、第30 师和新22 师等6 个师，沿辉南、柳河、通化、桓仁、宽甸一线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

　　我南满部队进行了一保临江的作战。第4 纵队于18 日向本溪、抚顺之间和宽甸以东地区出击，实施外线作战，转战十余日，攻克据点20 余处，歼灭国民党军3000 余人，迫使其从前线调新22、新91 师回援。第3 纵队于1947 年1月4 日开始向通化、辑安（今集安）一线反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第52 军第2 师和第195 师各一部，计1700 余人。5 日，林彪调集12 个师另3 个炮团， 即在北满的第1、第2、第6 纵队和独立第1、第2、第3 师，配合南满部队作战，冒零下40 度的严寒，第一次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南下，向国民党军进攻， 打响了“一下江南”的战斗。林彪命第1 纵队一部攻击其塔木，这里驻有敌新1 军第113 团一个营及辎重连、工兵排；同时让第1 纵队其余部队进至其塔木和吉林、其塔木和九台之间，让第6 纵队进至其塔木至德惠之间，准备伏击敌援兵。

　　6 日中午，第1 纵队第3 师向其塔木发动攻击，守军顽强抵抗，第2 天， 从九台和德惠来援之敌分别到了张麻子沟和焦家岭，被第1 纵队和第6 纵队歼灭。第1 纵队第3 师乘胜攻克其塔木，共歼新1 军两个团。同时，第2 纵队攻克伏龙泉等地。毛泽东得悉很高兴，11 日致电林、高、彭：“最近北满、东满开始打胜仗甚慰。包围其塔木一点，引九台吉林德惠三处之敌无计划的增援，均被我歼灭或击溃。这一经验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杜聿明遭此打击，被迫停止对临江的进攻，从南满调新30 师和第91师，由西满调第88 师北援。林彪又令东满、西满部队乘机向当面之敌积极出击，翻轨破路，牵制国民党军对南满的增援，使敌人顾此失彼，至1 月下旬， 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临江地区的第一次进攻。

　　19 日，林彪命令民主联军主力转回江北，休整待机。

　　1 月底，杜幸明又集中第52 军第2、第195 师，第60 军暂编第21 师， 新6 军新22 师等4 个多师分三路再次进攻临江地区。当中路第195 师进至通化以北高丽城子地区，处于孤立突出态势时，民主联军第了纵队和第4 纵队第10 师迅速出击，歼灭其5 个营，2000 余人。2 月8 日，第3 纵队又攻克三源浦，再歼敌青年军第207 师2 个营。第4 纵队第11 师为配合正面作战，插入国民党军后方，向宽甸、辑安一线出击，歼灭敌军一部，并袭入桓仁县城。

　　国民党军第二次进攻临江又被粉碎了。

　　紧接着，杜聿明又从北满将第91 师调回，于2 月13 日集中第2、第91、第195 帅，暂编第21 师、新22 师等5 个师的兵力，仍是兵分三路向临江发动第三次进攻。为配合南满三保临江的作战，林彪决定二下江南。他在战前召开的军事干部会议上说：“目前必须打这一仗，必须准备很大代价打这一仗，准祭打他四五十天，打列人候、敌情及其他情况不许可时再罢手。”他说，过去由于没有解决群众这个“天大的问题”，没有家，没有站住脚，所以不敢放手同敌人打，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了，敌人在南满、北满之间可以机动的部队也只剩下了儿个帅，如果消灭敌人两个师，就可以使敌人无机动兵力再发动进攻，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他说：以前在不利的时候，不打，要“等”，要“忍”，现在有利时机己出现了，就要狠打。他命令北满各部队选派小分队化装为游击队过松花江南下，与留在江南的小分队一起侦察、迷惑国民党军，掩护主力隐蔽集结。

　　18 日，第3 纵队主力乘敌人在运动中，于通沟歼灭左路暂编第21 师一个团及师属山炮营，继而向大北岔急进，与第4 纵队第10 师一起将中路国民党军包围。至22 日，在第4 纵队第10 师第10 师配合下，歼灭第91 师、第2 师各一部，并乘胜收复金川、辉南、柳河、辑安等城。第4 纵队第11 师于16 日突入国民党军后方，攻占碱厂、下马塘等地，歼灭青年军第207 师一个加强营，以及保安团一部。

　　2 月21 日，北满部队12 个师第二次越过松花江南下。林彪命令第6 纵队奔袭德惠东南的据点城子街，命令第1 纵队、第2 纵队准备打从九台、德惠出援之敌。

　　22 日战斗开始。但是经过一下江南，新1 军的傲气已不复存在。守城子街的一个团见民主联军来攻便准备逃跑。林彪立即越过纵队一级直接命令距离城子街之敌退路最近的第2 师赶到城于街背后通九台的道路上去阻击逃敌，随后第6 纵队攻克城子街，歼敌1 个团又一个营。

　　27 日第6 纵队与独立第2 师围攻德惠，第1、第2 纵队及独立第1、第3师在德惠、九台之间打援，第1 纵队还攻克九台。杜聿明为解德惠之围，不得不从南满、西满及长春地区调集12 个团北援，放弃进攻的临江，并打开小丰满的水闸成水，妄图将民主联军主力隔在江南。林彪见支援南满目的已经达到，敌人又过于集中，便命令第6 纵队停止攻德惠，全部主力回江北休整。

　　二下江南时，林彪曾多次越过纵队一级直指挥师，主要是为了减少中间环节，争取时间。他曾说，时间是一种力量，有时作战增加一个营、一个团都不能解决问题，而提早一个钟头就可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是进攻，就把敌人抓住了，如果你是退却，就能摆脱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一个钟头抵得上一个团、一个师的力量。3 月2 日，北满部队撤回江北。

　　杜聿明见民主联军撤迟，紧抓不放，以各地集中过来的新1 军、第71军等部，在一个航空人队配合下，分几路北上，第71 军第88 师一部伸进松化江以北。林彪见故又已分散，立即命令第2、第6 纵队回歼闯入江北之敌。

　　3 月8 日民主联军第三次越过松花江，反击进攻之敌。第71 军见势不妙，立即又缩回江南。林彪命令第1、第2、第6 纵队勇猛追击。为迫使敌人回援， 以便在运动中分割围歼敌人，民主联军在郭家屯、靠山屯地区包围了国民党军第88 师后卫第264 团等部，并分兵打援。杜聿明果然派第88 师、第87师主力分别从德惠、农安来援。于是，民主联军抓住大好时机，在苇子沟地区击溃第88 师先头部队，当天晚上，又将被围的第88 师第264 团1300 余人全歼。接着，民主联军又于12 日晚，相继在德惠、农安之间将第88 师全部、第87 师一部歼灭，并将第87 师主力包围于农安。社聿明的车队在从德惠回氏春途中被阻击，杜聿明侥幸逃脱。国民党军见在北满不能得手，又从热河、南满等地抽调第54 师、新编第22 师主力和长春新1 军一部北援，民主联军北满部队遂于3 月16 日回师江北。

　　3 月下旬，松花江开始解冻。3 月27 日，国民党军乘机调集20 个团分六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我南满部队以部分兵力钳制敌人两翼，集中主力歼其较弱的中路。4 月1 日，第4 纵队第10 师以小部队将敌军诱至三源浦西南红石砬子地区。隐蔽在那里的第3 纵队主力和第4 纵队第10 师于3日拂晓对敌发起突然攻击，将敌全歼，俘副师长以下7500 余人。其他各路敌军闻讯撤回。至此，国民党军对临江地区的进攻彻底破产。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历时3 个半月，民主联军共歼敌4 万人，收复城镇11 座，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削弱了敌机动力量，迫使其从此由攻势转入守势，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转入进攻作战

　　1947 年春，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幸明在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被粉碎后，采取了“内线作战，行持久之战略守势”的方针，加强了各要点的防守，企图巩固占领地区，继续分割东北之东、西、南、北满和热河、冀东各解放区，待关内援军到达后，再相机发动局部进攻。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有8 个军（含相当于军的青年军第207 师），计23 个师（旅） 36 万人，地方保安团队12 万人，共48 万人。其部署是：新1 军、第71 军及第13 军第54 帅防御永吉、德惠、农安、双山、通辽一线；第13 军第4师、第93 军（欠一个师）控制热河与北宁铁路（今北京—沈阳），保持关内外的联系；集中第207 师、第52、第60 军和第93 军暂编第20 师，控制在沈阳及其以南、以东地区，新6 军（欠一个师）位于本溪、鞍山地区，执行机动任务。

　　针对这样的情况，1947 年4 月7 日，陈云总结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作战经验，致电民主联军总部，要求南北满协同作战，统一行动，以求更大战果。4 月8 日，林彪致电南满分局书记陈云并报中央军委，指出：民主联军南北分兵，因被敌隔断，只能作战略上的配合，很少可能作到战役与战术上的及时配合。因此，“决将我军战略主攻方向与主要力量使用于南满。北满拟以八个师及两个炮兵团于开江后大举南下，到达南满，利用南满根据地收容伤兵，利用广大峰山依托，无河阻隔，又有许多攻击目标可选择的条件，以进行大规模作战，使东北战局发生根本变化，把过去东北由客观条件所形成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南北分兵状况，改为形成一个拳头为主的集中作战，估计有时一次能消灭敌半个师，许多次要城市的敌人将不打自退或被我各个歼灭。”

　　4 月14 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高岗，同意8 日提出的作战计划。

　　从5 月13 日起，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当时民主联军有5 个纵队15 个师和11 个独立师，共24 万人，还有地方武装22 万人。这次战役的计划是：第一步，从多方向对国民党军防御薄弱部分实施突击，歼灭分散孤立之敌，收复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第二步，集中兵力在敌人防御纵深内展开机动作战，相机夺取中等城市，歼灭敌人部分主力部队。第一步的具体部署是：

　　以在北满的第1、第2 纵队和独立第1、第2 师向长春、四平间实施突击，而后向四平以南攻击前进；以在南满的第3 纵队、第4 纵队第10 师和南满独立第2 师，向草市、山城镇地区实施进攻，随后由梅河口向四平方向发展；以在西满和东满的部队分别向郑家屯、永吉以东地区进攻；以冀察热辽军区部队向锦州至承德铁路和北宁铁路滦县至山海关段出击，配合主攻方向作战。

　　为使东北夏季反攻顺利进行，毛泽东命令我军关内部队钳制关内敌军，不使其东调。

　　早在5 月8 日，第1、第2 纵队和独立第1、第2 师就已由残余、大赉地区南下，奔袭长春以西地区。5 月13 日，第2 纵队第4 师突然包围了怀德， 第5 师于怀德以南阻击四平方向的援军，第1 纵队和独立第1 师于新开河东岸阻击长春方向的援军。西满3 个独立师奔袭郑家屯以北的玻璃山和双山， 钳制第71 军和87 师。17 日，第4、第6 师攻克怀德，全歼守军新1 军新30师第90 团和保安第17 团。此时，国民党军两路援军企罔后撤，林彪即命令第1、第2 纵队迅速攻击由四平出援至大黑林子的第71 军主力，激战12 小时，至18 日歼灭第88 师全部和第91 师（欠1 个团）。随后，第1 纵队占领公上岭、郭家店、陶家屯，第2 纵队奔袭昌图，歼灭守军2 个团。同时，南满第3 纵队主力于14 日攻克山城镇、草市，歼灭第60 军弟184 师一个团和暂编第20 师一部，切断了沈阳至吉林的铁路线。

　　杜聿明不付夫利，遂集中6 个团的兵力向民主联军侧后反击。第3 纵队和第4 纵队第10 师于16～17 日在南山城子地区将来敌击溃，并歼灭新22师一部。此时，梅河口的守军陷于孤立，林彪抓住战机，命第4 纵队第10师和第3 纵队第7、第9 师各一个团，于22 日将其包围，24 日展开进攻，激战5 昼夜，全歼守军第134 师，俘师长以下6000 余人。

　　24 日，第3 纵队主力沿梅河口至四平铁路向西进攻，连克东丰、西安（今辽源），歼灭青年军第2 师（地方部队）大部。

　　为配合南满、北满主力部队作战，在东满的第6 纵队第18 师和独立第3师于5 月13～14 日攻克永吉以东的大岗、江密峰，全歼保安第7 团。

　　22 日，第6 纵队主力和东满独立师在老爷岭、小丰满地区歼灭新38 师一个团。驻守海龙的第60 军暂编第21 师于29 日弃城北撤。林彪又令第6纵队、东满独立师和独立第1、第2 师在太平川东两一线地区截击，至6 月3日将其歼灭在吉昌地区。

　　至此，我东北民主联军肃清了永吉、长春以南、四平以东的广大地区的敌军，控制了沈阳至四平铁路东段和长春、沈阳间大部地区，歼敌近5 个师， 沟通了东西南北满的联系。

　　东北国民党军遭到严重打击后，迅速收缩兵力，坚守长春、四平、沈阳等战略要点。四平为东北中部重要交通枢纽，再一次成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

　　此时，四平守军为国民党军第71 军及第13 军第54 师主力等部。国民党军四平守将是第71 军中将军长陈明仁，他已颅料民主联军会移师网平，抓紧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四平建成一座以军部大楼为中心，以各部队驻地为大小支撑点，环绕市区、内外沟连，遍布钢筋混凝土和土木钢板结构鱼鳞式纵深集团地堡群的要塞。

　　为进一步孤立长春之敌，林彪决心夺占四平。他以第1 纵队、西满3 个独立师和第6 纵队第17 师担任上攻、以4 个纵队10 个师、5 个独立师和2个骑兵师，分别在四平南、北地区阻援。

　　6 月9 日，主攻部队开始向四平前进。从6 月11 日起，民主联军开始围攻四平，13 日攻占飞机场和新立屯等地，14 日夜发起总攻，第1 纵队和西满3 个独立师先后从西南、西北攻进市区，与守军展开巷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许多地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19 日，第6 纵队第17 师也参加了战斗。至20 日我军占领了大半个四平城，并攻占了敌人的核心守备区，国民党军71 军军长陈明仁带着卫队和直属队退守到城东北角，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民主联军付出极大代价，但久攻未下。国民党军为解四平之围，从长春、沈阳地区调来10 个师增援，从南北两面向四平逼近。林彪看到四平守军一时难以全歼，于是改变决心，于26 日集中了9 个师迎击由沈阳北上之敌。29日，在莲花街歼灭来敌一个团，在貂皮屯、威远堡地区击溃敌军一部后，由于敌军队形密集，啃不动，即于7 月1 日主动退出了战斗。这一仗虽歼灭敌人3 万余人，但民主联军伤广达万余，四平仍然没有攻下来。陈明仁因此得到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升为兵团司令。这一仗对林彪的刺激很大，使他怯于攻坚，影响到后来的打锦州。直到打开锦州，这团阴影才从他的头上消散。

　　杜聿明更不好过，因为除了守四平外，他打的全是败仗，40 万军队被困在四平以南、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的狭长走廊内。杜聿明忧心忡忡，7 月8日到北平去养病了。杜聿明走后，熊式辉也呆不住了，8 月，陈诚接替了熊式辉东北行辕主任的职务，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部并入行辕，独揽党政军大权。

　　陈诚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上任后，把保安队扩编成正规军，又从关内调来第49 军，使总兵力增至4 个兵团10 个军，共50 万人，扬言半年内恢复东北局势。但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在杨家杖子战斗中歼敌1.2 万余人；在威远堡战斗中歼敌8000 余人；整个秋季攻势共打掉陈诚近7 万人，夺占城市15座，切断了长春至四平铁路，迫使国民党军龟缩于中长、北宁铁路沿线20多个城市。紧接着而来的冬季攻势又打掉他15.6 万人，解放四平等城市，把国民党军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不相联系的孤立城市之中。陈诚被打得手足无措，只得通过夫人走宋美龄的后门，使蒋介石于1948 年1 月宣布卫立煌接任东北行辕主任。

　　1947 年6 月，罗荣桓回国，全力抓二线兵团建设，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参军，组建大批独立师、团，训练后成建制地加入主力部队，同时将大量国民党俘虏兵改造后补进部队。

　　1947 年夏季攻势后民主联军新组建了第8、第9、第10 纵队。1948 年3月，冬季攻势快结束时，又组建了第5、第11、第12 纵队，加上炮兵纵队、铁道兵纵队和15 个独立师、3 个骑兵师。到8 月，已达70 万人，超过了国民党军，具备了同国民党军决战的条件。决战从何处下手？颇受四平之战的困扰。林彪在双城那问挂满地图的房间里，或骑坐木椅，或来回踱步，煞费踌躇。

　　卫立煌到东北后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在长、沈、锦都集中了重兵。在长春约8 万人，由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领；沈阳及其周围本溪、铁岭、抚顺、新民地区，30 万人，由卫立煌亲自指挥；锦州、锦西15 万人， 由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领。

　　中央军委的意见是先打南面。1947 年8 月以来，毛泽东多次提出东北我军的作战方向应在东部山海关、沈阳线上。但林彪则认为锦州方向无仗可打。

　　1948 年2 月7 日，毛泽东又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4 月18 日，林彪等经反复讨论，致电毛泽东，认为南下北宁路及入关作战粮弹衣服不济，困难比较多，主张先打长春，吸引沈阳乏敌增援而歼灭之。22 日，军委同意这一计划，但指出不应强调南下困难。5 月24 日，东北人民解放军一部奔袭在郊区抢粮的守长春的国民党军， 准备乘虚攻入长春。国民党军被歼两个团后缩进长春。经此，发现部队对进攻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在技术、战术上均准备不足。因此，经军委同意，5月29 日，林彪给军委的电报提出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以便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的方针。7 月中旬，东北局重新讨论作战方针，认为长春工事坚固，粮食可靠空运，我军攻城和打援不能兼顾，因此在20、22 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表示“仍以南下作战为好”，拟于8 月中旬热河秋收和东北雨季结束后，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但这时，林彪还没有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歼灭，同敌人打一个空前大的歼灭战的思想准备，仍希望我军南下北宁路或平津作战，引起东北国民党军撤出东北，达到解放东北的目的。军委同意了这一方针，军委即于22 日复电指出：“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捉早向南作战的计划。

　　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己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

　　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8 月14 日成立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两个兵团，第1 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第2 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随后，由于雨季耽搁及后勤准备等原因，林彪仍未做出南下作战的部署。

　　经军委批评后，9 月3 日林彪才上报了南下作战的大体部署，决定于9 月12日发动辽沈战役（当时叫秋季攻势），先攻锦州。9 月7 日，毛泽东又来电要求东北野战军，确立攻占锦州、榆关、唐山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和处理俘虏事宜。

　　从冬季攻势结束到辽沈战役开始，约有半年时间，打仗较少，东北野战军提出“打长春，大练兵”的口号，部队进行了整训、练兵。林彪总结几次攻势、特别是攻四平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战术，主要有：

　　1.四快一慢。即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溃退后追击时要快；总攻发动时机要慢，以侦察地形、敌情，布置兵力人力，政治鼓动及休息。这是总结攻四平的教训。攻四平时，由于侦察不仔细，以为敌人只有两万人，一打，是3 万5 千人，不得不逐次增加兵力。“四快一慢”应该说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具体化。

　　2.四组一队。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突击队。这是队形问题，以解决攻城巷战中的队形问题，并说明可不受4 个组的限制，灵活运用。

　　3.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这在叶挺独立团时就有了。

　　4.三种不同情况三种不同的打法。一是敌人守，要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二是敌人要退不迟，如果作好准备再打，敌人就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碰下来，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打或小攻，用一部分和他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打。三是敌人退，那就要猛追，这时不等命令..不要怕部队少，情况不清楚，追就是了。

　　加上一点两面、二三制，共6 个战术原则。

　　此外，林彪还特别注意战斗作风的养成。认为“作风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但却是客观上存在的，可以说每个部队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作风。”作风的形成除了平时的政治和军事教育外，主要靠实际锻炼。军队需要的作风是战斗积极性很高，很勇敢，很顽强，动作迅速，能吃苦，严格执行命令，积极的机断专行，自动的协同动作。

　　在讲积极的机断专行时，他说：“在情况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

　　虽然没有执行命令，但却是服从于上级总的意图的。这种意图就是增加胜利，减少失败，这是最高的原则。”“革命的军队应当发扬积极的饥断专行，因为这是革命军队的特质，是人民起义军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当兵不是为了吃粮，而是为人民的解放。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所以我们对斗争，应当很积极的。上面看到的事，我们于，上面没有看到的，应当于时我们也千。

　　林彪当时确实作到了吃得坏些穿得坏些都无所谓。发什么他穿什么，也不计较合不合身，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用肉泥做成的肉饼。

　　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战争初期，他经常到前线去，不能说他怕死。但是到了1948 年，他却十分关心自己的健康。他很想治好怕风、怕光、怕水的怪病，但又不信医生，就养成了自己看中医书，自己开方于吃药的僻好。他开的药方里有砒霜，有一次过量差点出事。他有时还模仿道家，拿铅、汞等，让警卫员给他炼丹。叶群知道那些东西对身体有害，而林彪又比较执拗。他让炼又不好对他说不炼，只好开始编些假话来应付他。

　　在这段时间里，林彪对叶群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不允许她干政。但是由于林彪不太注意日常琐事，叶群的许多毛病开始暴露。

　　1946 年，孙维世学成回国，宣传部长萧向荣得悉便向罗荣桓提出，将孙维世留在东北工作。罗荣桓同意井向中央发了电报。叶群知道林彪在苏联和孙维世有过接触，十分紧张，冒用罗荣桓的名义给中央发电报，说孙维世不宜在东北工作。中央来电询问前后两电报内容相反是怎么回事，一查，才知道是叶群在搞鬼。东北局委托高岗同叶群谈话，叶群吓得向高岗下跪。但是由于林彪的关系，事后并未追究此事。此事暴露了叶群惯于说假话，拉大旗做虎皮，后来发展到致命的程度。

　　辽沈战役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8 年下半年，经过两年的艰苦作战，已经使全国的战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经过一年的战略进攻作战之后，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不仅把主要战场由解放区推进到国民党统治区，而且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上海和南京；使得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30 万人减少到365 万人，其中能用于一线作战的只有174 万人，并且被我军分割在东北、平津、西北、华中、华东五个战场上，在战略上已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而我军则越战越强，总兵力从战争初期的120 万人增加的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 万人，加之各解放区己连成一片，可以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作战。东北解放区也已达到30 多万平方公里，东北野战军兵力达到103万人，另外有33 万地方部队，超过55 万国民党军队一倍还多；东北人民经过土地改革，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援我军作战，保证了我军人力物力的充足供应。

　　9 月12 日，辽沈战役开始，至29 日，东北解放军已先后攻克昌黎、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将锦州、义县之敌分割包围。这期间，军委曾来电让东北野战军将前线指挥所南移，但林彪未动。

　　9 月25 日，敌人从沈阳空运第49 军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总部乃命令第8 纵队用炮火监视锦州机场。

　　26 日，第8 纵队报告：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金屯机场已多年未用，西郊小岭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封锁哪个机场。27 日，敌机仍频繁起降，将第49 军一个师运到了锦州。由于第8 纵队延误了时间，总部改派第9 纵队控制机场。29 日，第9 纵队一个炮兵营用炮火轰击西郊机场，击毁敌机5 架，迫使敌人停止空运。毛泽东得悉后于9 月30 日来电：“歼敌两万，毁机5 架， 甚慰。望传令嘉奖。”同时批评了延误两天封锁机场的部队，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这事说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部不应远离战场。9 月30 日，林彪终于下决心搬到前线去。当天，他和罗、刘亚楼、谭政及由野司、野政组成的前线指挥所人员乘火车经昂溪南下。

　　10 月1 日，东北解放军攻克义具，在战斗即将结束时，炮兵司令员朱瑞观察县城突破口时，不幸踩中地雷牺牲。

　　10 月2 日，前指的列车到达郑家屯（今吉林双辽县）以南，进行防空隐蔽。当日下午，林彪得悉国民党军在葫芦岛新到4 个师。本来，酝酿南下时， 林彪就迟迟下不了决心，他的主要顾虑是：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单程南下的汽油，傅作义由关内北上，锦州攻不下，大量汽车、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在罗荣桓、李富春、钟赤兵等过细地安排了后勤运输后，林彪南下的决心增强了。但他一听说葫芦岛增兵4 个师，担心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所夹击，又犹豫起来，四平的阴影又在他心头浮现，他命令暂停前进。22 时，他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去特急电报：“（一） 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二）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三）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问。（四）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己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五）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林彪签发此电后，攻锦部队仍按原部署继续向锦州推进。东北野战军的列车亦于深夜继续前开。

　　10 月3 日清晨，罗荣桓和刘亚楼一同找林彪，罗荣桓建议林彪仍执行打锦州的决定。林彪征求刘亚楼的意见，刘亚楼同意罗荣桓的意见。林彪想了一会儿，叫秘书告诉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但电报已在4 点发出去了。罗荣桓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态。林彪同意，于是3 人研究后又重新写了电报：“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并说：

　　此次战斗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锦州有可能在夺取之后，像开封一样，两面援敌重占锦州，因我打援力量仅能迟滞敌人，而无歼灭敌人的可能。

　　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保持和恢复锦州。

　　毛泽东在收到此电前，曾于3 日接连来两次电报批评林彪回师攻打长春的错误设想。17 时的来电说：“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

　　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接着，毛泽东又批评林彪：“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19 时的来电再次强调：“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两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毛泽东发了两个批评电报后，又过了5 个多小时，收到了林、罗、刘重新表示攻锦的决心的电报，4 日凌晨6 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蒋介石为了挽救在东北全军覆没的下场，飞到了沈阳，给他的屡败之军打气。

　　对此，毛泽东告诫林彪：“蒋介石己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

　　他讲些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部署做去。”

　　蒋介石到沈阳是为了同卫立煌磋商，他确定了以下计划：范汉杰固守锦州，华北“剿总”第62 军等部共5 个师，会同烟台第39 军2 个师，加上已到达葫芦岛的4 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 兵团侯镜如指挥增援锦州。沈阳地区的新1、新3 军等部11 个师另3 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 兵团廖耀湘率领，经彰武、阜新、趋义县，协同东进兵团对攻锦之解放军实施夹击，以解锦州之围。由于西进兵团离得很远，林彪主要抓的是两件事：一是攻下锦州，二是在塔山一线顶住东进兵团，保证攻锦胜利。

　　10 月4 日，前指到达早新后，换乘汽车南下。由于守锦州和守义县的敌人均是滇军，林彪想多了解一些滇军的情况，便发电报叫跟随第3 纵队打义县的参谋长苏静在义县以北的公路上等候前指的车队。见面后，林彪先问厂朱瑞牺牲的情况，又问了义县敌人的特点和第3 纵队攻义县的经验。随后， 林彪即将第2 纵队和第3 纵队在总攻前将95％的兵力搞迫近作业，挖交通沟，一直挖到敌人的前沿，以减少总攻时伤亡的经验通报全军。这个经验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各部队纷纷运用，起了不小的作用。

　　10 月5 日，前指到达锦州西北，距锦州30 余里的莽牛屯。林彪、刘亚楼到锦州城北的帽儿山看了地形。锦州是山海关内外陆上交通的咽喉。市区山岭环绕，南傍小凌河、女儿河，又有城桓为依托，地形险要。在看地形时，林彪说：“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人挡住。据报告，葫芦岛方向又增加了5 个师。我们的饭菜只够请一桌客，现在突然来了两桌客人，两锦相距约30 多公里，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就要受很大威胁。” 回到莽牛屯，野司召开了军事会议，拟定了总攻锦州和打援的具体作战方案。决定用第2、第3 纵队和“攻坚老虎”第6 纵队第17 帅，以及炮兵纵队并附坦克一部在北，第7、第9 纵队和炮兵部队一部在南，第8 纵队附第1纵队炮兵在东，承担攻城任务，以城北为主要突击重点；用第2 兵团指挥第4、第11 纵及冀察热辽军区两个独立师位于打渔山、塔山和虹螺岘一线，阻击葫芦岛和锦西方向的援敌；第1 纵队（缺第3 师）位于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作为战役总预备队，即可北攻锦州，也可南援塔山；第5 纵队和第6纵队主力、第1 纵队第3 师、独立第2 师、内蒙军区骑兵第1 师位于彰武东南地区，诱敌沈阳方向援军北进，使其不能直接救援锦州；增调5 个独立师到长春方向，连同原来围城的6 个师及内蒙骑兵第2 师共12 个师，由第1兵团指挥，继续围困长春。

　　由于第4 纵队死守塔山的任务很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0 月5 日致电第4 纵队，要求“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山下一线约二十余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林彪、罗荣桓又派苏静到第4 纵队去了解他们的情况，还存在什么问题，10 月10 日，苏静抵达第4纵队，听取吴克华司令员和莫文骅政委的情况汇报后，发电报给林、罗、刘：

　　4 纵对守塔山决心很大，需要大量手榴弹。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即命令从直属部队调一部分手榴弹给第4 纵队济急，同时告诉后方迅速补给。

　　从10 月10 日起，塔山战斗持续了7 天7 夜。蒋介石对进攻塔山、打开援锦的通路十分重视，曾于10 月6 日亲临葫芦岛进行部署。国民党军队在督战队驱赶下，成连成营轮番向解放军8 里宽的阵地冲击，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从军舰和滩头阵地上发射的炮弹，几十分钟内就倾泻了几千发，地表工事全被摧毁。一批敌人被打倒，另一批敌人冲上来。在许多阵地上，指战员们同敌人进行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激烈白刃搏斗，敌人遗尸6000 余，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10 月9 日起，攻锦部队开始扫清外围据点的战斗。10 月14 日，总攻开始，上午10 时，炮火准备，几百门大炮同时怒吼，这是解放军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首次使用如此密集而大量的炮火。攻城部队利用交通壕的掩护，迅速向前运动。11 时，各突击部队发起冲击，撕开突破口，分割包围，至15 日18 时，战斗结束，全歼守军12 万，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以下9 万余人。

　　次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莽牛屯分别接见了范汉杰和卢浚泉。当范汉杰、卢浚泉被带到林彪的住处时，都为他竟住在当地简陋的农家土坯房而感到惊讶。林彪、罗荣桓接见范汉杰时，询问他对此战的看法，范汉杰沮丧他说：“打锦州这一着，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锦州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扁担断了。”接着，林彪问卢浚泉：“曾派人坐马车送给你一封信，见到了吗？”卢浚泉回答：“没有。”

　　林彪接着像是向下级交代任务一样，用极其简单的语言说：“你可以给60军通个电。”守长春的国民党军第60 军和卢浚泉的第93 军同属滇军，卢浚泉和曾泽生有袍泽之谊。卢浚泉立刻明白了林彪的意思，当即草拟了劝曾泽生起义的电报。

　　17 日，曾泽生率第60 军起义。19 日晨，新7 军军长李鸿同解放军达成投降协议。

　　21 日凌晨，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从地下室爬出来，自动放下武器。

　　长春解放，歼敌10 万。

　　就在长春即将解放之际，毛泽东认为东北野战军下一仗以向南打锦西、葫芦岛之敌为有利。因锦西、葫芦岛之敌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很可能要沈阳来救，这样就可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下一仗如打廖耀湘集团，它随时可能退回沈阳，急切难以下手，只有等以后再包围消灭。

　　林彪依据军委指示，正准备部署攻锦西、葫芦岛，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出动了。本来当解放军攻锦州时，廖耀湘占领彰武，切断了解放军的运输线后便停止不前，后因蒋介石的催促，声称“如再延误，将以军法从事”，才又进至新立屯。此时，锦州已解放，卫立煌主张廖耀湘撤回沈阳，蒋介石却要廖耀湘南下。他认为解放军攻下锦州后伤亡必大，没有一个月的休整不能再战。卫立煌拗不过蒋介石，廖耀湘兵团终于南下了。

　　林彪一看，认为大好时机不能放过，立即和罗荣桓、刘亚楼于18 日、19日连电中央军委，认为锦西、葫芦岛地域狭小，大兵团作战展不开，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廖耀湘消灭在沈阳、锦州之间。毛泽东完全同意，要求林、罗、刘“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

　　于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立即制定严密的作战部署，并发布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要求树立连续打大仗，“一口气吃掉敌人七八个师至数十个师，一次俘虏敌人八万至十数万的雄心”，“以勇猛果敢、前赴后继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

　　10 月23 日，廖耀湘进攻黑山、大虎山，第10 纵队和第11 纵队一个师奉命坚守黑山、大虎山，连续抗击廖耀湘兵团每天四五个师的轮番进攻，为主力部队东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0 月25 日晚，廖耀湘看到黑山、大虎山攻不下，改向东南营口方向转进，正好被奉命前来的第8 纵队和独立第2 师迎头赶上，廖耀湘于26 日又决定向东撤回沈阳，又被第5、第6 纵队候着。至此，廖耀湘兵10 万余人，包括王牌新1 军、新6 军己被解放军团团包围。接着便是穿插分割，各个歼灭， 廖耀湘的指挥部被打掉后，乱阶一团，林彪见此情况立即下令，以乱对乱，哪里有枪声，就向哪里打。廖耀湘急得用明语呼喊：“部队都到二道岗子集中。”林、罗、刘等立即手持蜡烛，在地图上找二道岗子，一下子找到三个，并迅速判明是新立屯附近的那个，于是立即命令部队到那里去抓廖耀湘。

　　林彪在讲“四快一慢”时曾说：“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这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追呀，这时应一面追击一面报告，如这时要准备呀，报告呀，敌人就会跑掉。”辽西会战正体现了林彪的这个思想。

　　围歼廖耀湘的战斗正酣，林彪已经意气风发，部署下一步作战了。

　　10 月26 日，他命令辽北各独立师向沈阳前进。

　　28 日，又命令辽宁军区速占辽河渡口，架桥，准备大军过河进军沈阳。

　　28 日5 时，廖耀瓶兵团5 个军10 余万人被全歼，廖耀湘被俘。两昼夜， 消灭5 个军，在解放军历史上创造了新记录。

　　11 月1 日凌晨，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市区发起总攻。守军除少数部队外， 大多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投降。仅仅一天左右，沈阳这个在全国屈指可数的防御坚固的人工业城市就被我军全部占领，守军13 万人被歼。同时收复营口，歼敌1.4 万余人。另有万余人乘船逃脱，这是由于林彪把营口方向的守军澈走，使敌人钻了一个空子。对此，毛泽东曾批评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10 月26 口，蒋介行在北个听说廖耀湘兵团被围后，曾在日记中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可见辽沈战役给国民党军的打击之沉重和深痛。

　　辽沈战役历经52 天，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关内各战场我军的有力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和它所属的4 个兵团、11 个军部、36 个师及地方保安团队共47.2 万余人；我军伤亡6.9 万余人，实现了中央军委封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在东北境内予以歼灭的决策，使全国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成为人民解放军夺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巩固的战略后方，对全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进关作战的障碍——傅作义集团更为孤立，解放平津地区的又一个大战役即提上了议事日程。11 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从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隐蔽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滚滚开进，一场新的大战即将开始，林彪在西奔平津的列车上，又开始了思虑.. 



　
 
 

 

 


　		　
　	


　
从“两把菜刀”到南昌起义的贺总指挥（刘秉荣）

  

  

 
　　贺龙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贺文常，字云卿“1896 年3 月22 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曾与人结件运盐。1914 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 年率21 名青年持菜刀夺占芭茅溪盐局，组织农民武装，打出桑植县讨袁（世凯）护国民军旗号，任总指挥。后任湘西护国军营长。1917 年，在长沙因参与推翻湖南督军谭延阎的活动被捕，后经营救出狱，返回湘西，在慈利县两水井夺得枪支，重新组织武装，曾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任湘西援鄂民军第1 路所属游击司令。1918 年后任湖南靖国军营长、团长等职。1922 年率部人四川，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四川“讨贼军”混成旅旅长，与吴佩手纠合的四川军阀部队作战。1924 年返湘，先后任遭州、湘西镇守使。1926 年起， 任国民革命军第9 军第1 师师长、独立第15 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在湖北、河南屡战屡胜，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 军军长。1927 年8 月1 日，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所率20军为起义军主力之一。同年9 月，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在江西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与周逸群等经上海返回湘鄂西，发动和领导武装斗争。1928 年7 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 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率部与湘、鄂、黔军阀和地方武装作战，在斗争中几经挫折、几经发展，至1929 年夏，初步形成了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 年7 月率部到洪湖，与周逸群等领导的第6 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 军团，任总指挥兼第2 军军长。1931 年6 月，率第3 军（第2 军团改编）开辟鄂西北革命根据地。9 月率部重回洪湖。1932 年秋，由于“左” 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洪湖革命根据地被敌占领，他率部经豫西南、陕南、川鄂边，到湘鄂边开展游击战。次年12 月，政客熊贡卿奉蒋介石命前来诱降， 贺龙向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后，断然将熊公开处决。1934 年5 月，率部进入川黔边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西阳等地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自1931 年底到1934 年秋，他曾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作了严肃的斗争，在“肃反”中保护了一批干部，并对所部恢复一度被取消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起了重要作用。

　　1934 年10 月，第3 军与第6 军团在川黔边界木黄、石梁、南腰界一带会师，第3 军恢复第2 军团番号，他和任弼时统一指挥2、6 军团。为策应第一方面军长征，率部向国民党军开展湘西攻势，歼灭和钳制了大量敌军；同时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主席、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1935 年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挥所部进行反“围剿”作战，先在桑植、永顺等地连战皆捷，使部队由被动转为主动，后在转向湖北时于宣恩、忠堡、板栗园等地机动歼敌，打破了11 万国民党军的“围剿”，并占领石门、津市、渲州、临澧等城镇。

　　1935 年9 月起，蒋介石调集130 余团兵力“围剿”2、6 军团，他与任弼时等率部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11 月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在黔滇边乌蒙山区与敌进行了历时1 个多月、行程1000 余里的大回旋战，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1936 年4 月率部横渡金沙汪，进入西康。7 月，在四川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此时，奉中共中央电令，2、6 军团及第32 军合编为第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会师后，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随后，率部与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 月在甘肃的将台堡与第一方面军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0 师师长，与关向应等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忻口作战，在雁门关等地区主动出击，切断日军的交通线。1938 年3 月，采取机动灵活、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术，指挥所部击退日伪军万余人向晋西北的进犯，连续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奇岚等7县城，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年12 月，奉命率120 师主力东进冀中， 兼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120 师和冀中第3 纵队，打破日军对冀中的多次围攻，指挥齐会和陈庄等战斗，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 年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率120 师主力返回晋西北，领导军民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斗争。1940 年11 月，任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 司令员，领导军民挫败日伪军多次“扫荡”和“蚕食”，使晋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屏障。1942 年6 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工作和财政经济建设，领导军民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打破敌人封锁，渡过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同年8 月， 指挥所部参加对日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等职。

　　1945 年10 月，率领晋绥野战军，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解放绥东、绥南广大地区。1946 年7 月，指挥晋北战役，攻克朔县、宁武、繁峙等8 城。1947 年3 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他指挥联防军地方兵团积极配合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作战，同时，领导发展后备兵团，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战备后方，在困难条件下，集中陕甘宁晋绥人力物力，支援解放西北的作战。

　　1949 年底率第18 兵团及第7 军一部人四川，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西南广大地区。1950 年，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统一部署下，领导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和被俘人员的整编及改造工作，指挥部队肃清国民党军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稳定了西南地区的局势。同年10 月，指挥进藏部队解放昌都，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4 年6 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 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59 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64 年起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强调在军队中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寻想工作，重视战备训练和民兵工作，提倡群众性练兵活动，同时指导军工生产和军事院校工作。从1952 年起还兼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林彪、证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坚贞不屈，1969 年6 月9 日被迫害致死。1978 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著有《关于整军问题》（1942）、《论甄家庄的歼灭战》（1943）、《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1964）等。

　　* * * *

　　贺龙同志少年习武，立志利民强国。从青年时代率同伴们持菜刀杀向盐局，到组织农民武装，奋勇率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多次获胜，屡经艰难险阻，战功闻名。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热诚相助下，他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毅然率领第20 军广大官兵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负起义军总指挥的重任，不久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从此，他在革命的征途中，担任要职，转战南北，戎马一生，战果累累，成为我军的领导人、军事家。本文只记叙贺帅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我军创建人的光辉业绩与风采。

　　立志习武除恶

　　湖南省西部的桑植县座落在群山峻岭之中，素有山国之称。县城北25公里处，有个风景秀丽的小村——洪家关。贺龙同志就诞生在这村的一户贫苦农家。

　　他的祖父贺良仕少时读书不成，转而习武，尤喜驰怒马，挽强弓。祖母罗氏，上家族人，贤惠善良。贺龙父亲贺士道，自幼习武，人称“拳师”。

　　他生性但直，专爱打抱不平。因家中田少，一家人全靠其做裁缝维持生活。

　　贺龙出生之际，正值满清政府极为腐败。帝国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华大门后，加紧了瓜分的步伐。中华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仅湘西由于水旱之灾，便饿殍遍道，哀鸿遍野，穷困的农民，或饥饿垂毙，或流亡外邑。有志之士，为民族振兴，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前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在神州大地上角逐着。

　　桑植县地处偏乡僻壤，又是个苗汉杂居的地方，这儿的农民们受到的封建制度和官吏恶霸的压迫和盘剥更为厉害。历代都有过绿林豪杰，挨不过官府恶霸的欺压，啸聚山林，杀富济贫，自立为王。贺龙的堂曾祖父贺廷壁，就曾树大旗反清，人称“壁大王”，聚众数万人，后因叛徒出卖，遭官府杀害。

　　贺龙就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长大。他6 岁启蒙，但在他那幼小心灵中，就生了厌读书好习武的根子。于是，他连一本《三字经》也没读完，就弃学习武了。

　　稍长，因家境困难，贺龙随姐夫谷绩廷赶马。谷绩廷是哥老会中的龙头大爷。贺龙随他的马帮，走遍了湘、鄂、川、黔边各地。这期间，贺龙加入了哥老会。数年的赶马生活，使他更加了解人民的疾苦，更加憎恨官府和恶霸，也结交了许多江湖豪杰。

　　1911 年辛亥武昌首义，中华民国成立。但由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中华民国有名无实，百姓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孙中山东渡日本，把同盟会改成了中华革命党，进行“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时有湖南桃源旅居日本的老人罩振，在东京成立了“湘西同乡会”；有桑植人陈图南在日本留学，奉派回国至湘西，经陈图南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在一次做兵运工作中，他在沅陵与大庸交界处，被当地团警队逮捕，押到沉陵。

　　这是贺龙投身民主革命后第一次坐牢。后经父亲和堂兄营救，蹲了1 个月又4 夭牢房的贺龙才走出狱门。

　　1916 年2 月，蔡愕发动的护国战争，在四川进入两军对垒阶段，激战日酣。为了策应蔡锣反袁护国，贺龙同桑植韦家山的武林高手韦敬斋等21 人， 用两把菜刀，趁夜砍了巴茅溪盐局，生擒了税警官李佩卿，缴获了12 支毛瑟枪。从此，有了武器，就拉起了一支队伍。初春的3 月，阳光明媚，他们在贺龙的诞生地——洪家关召开了“桑植讨袁民军成立大会”，贺龙被推举为桑植讨袁民军总指挥。他首先率这支讨袁军攻占了桑植县城，杀了城内头号大恶霸朱海珊，并推选了革命党人卓晓初代理知县掌事。

　　贺龙在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说：“蔡锷起义之后，1916 年，我20 岁， 这时湘西农民都起来了，反对地方军阀统治。我和陈图南、谷绩廷领导桑植农民起义，先后提了盐局和沈典三的枪，在县城杀了大劣绅朱海珊。”

　　1916 年4 月16 日，湖南都督府军事厅长程潜在靖县召开了有48 个县的代表支持的湖南人民反袁大会，并被推举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誓师讨袁。

　　经湘西护国军左翼司令罗剑仇介绍，贺龙率领的数百名桑植讨袁民军被正式编入护国军。

　　6 月初，贺龙率本部人马同罗剑仇一起，围困了盘踞在大庸的北洋军。7月，依附北洋军的王子囱出兵来解救，贺龙指挥人马坚决抵抗。双方僵持到8 月初，湖南督军汤芗铭被逐，谭延阎二次督湘，始派澧州镇守使卿衡、湘西镇守使蔡矩猷到大庸调停，湘西战火始告平息。

　　夏日的湖南闷热、多雨，天空乌云滚滚。民军受骗上当了！

　　谭延闿为削平各地方势力，于8 月21 日令湘西各路民军分别开往长沙、常德听候整编。还没同军阀政客打过交道的贺龙不知谭延闿囊中之计，又适逢母病，便回家探亲，将队伍交给罗剑仇率领。罗剑仇带着队伍开往桃源，途经河袱时，被卿衡预先埋伏的一旅湘军包围。人马均被湘军收编。

　　贺龙从两把菜刀夺枪带队伍起，参加讨袁之战和湘西护法之役，虽遭到暗算，这支队伍被收编，但他在政治、军事上都受到了实际锻炼，取得了经验教训，也树起了一定的声威。时有湖南省长曾继吾在《湖南各县风俗调查笔记》中写道：“桑植地处偏僻，昔年风俗淳朴，民性耿直，自民五（1916）

　　军兴，匪风颇炽。贺龙以贩夫走卒，揭竿作乱，不数年荣绾军符，总领数千，身脐显要，名震乡邦..。”

　　这段经历，对于年仅20 岁的贺龙来说，搞武装斗争仅仅是开始。但是， 他那风华刚茂，立志从戎，为民除害兴国的斗志，将随着岁月的变化而放出光彩。

　　贺龙回到家中时，母亲已经辞世。他不胜悲痛，抓紧处理完后事，便赶回桃源，方知队伍已被收编。旋即到了常德，在南门码头登上了日“戴生昌”

　　商轮抵达长沙。贺龙找到了罗剑仇后，只见他头戴冲天帽，肩扛领章。罗剑仇见了贺龙，很是高兴，刚要开口，贺龙劈头间道：“咱们的队伍呢？”

　　罗剑仇说：“文常，回家说话。”

　　于是，他俩乘车到了罗剑仇的住所——一座环境幽雅的小院。有“老妈子”沏了茶。罗剑仇说：“家母病好了么？”

　　贺龙落泪不语，罗剑仇已知不测，没再多问，就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老太太的寿数到了。”

　　贺龙说：“母亲受了一辈子苦。”

　　罗剑仇叹了口气，说道：“都是封建帝制造成的，现在好了，袁世凯归西，革命已经成功。”

　　贺龙的眉毛一挑说：“袁世凯上西天了，他左右的那些狗杂种还在，怎么能说成功？！”

　　罗剑仇说：“不讲那些，还是讲眼前吧，如今谭都督正在用人之际，我们找找他。”

　　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极善看风使舵，又会拉拢各方势力，因甘草能调合百药，故人送其号为“甘草”。

　　谭延闿见贺龙不是等闲之人，在民军威望很高，就委任他为湖南督军署咨议员。井拨出两只粮船让他收税。这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不错的美差，贺龙听了，却气愤他说：“叫我替你们收黑心税？做梦吧，老子打的就是税官。”

　　说完，拂袖而去。

　　罗剑仇追上贺龙，又把他拉到家中，劝着说：“文常，你的抱负我知道，要为穷人争个天下，可这世道，这时局，你还没看清吗？那孙先生奋斗了多年，中华民国也不过换了个旗号，富人还是富，穷人照样穷。”他吸了口烟，又说：“如今那些讨袁领袖，都去做官享福了，你20 出头，正是快活的好光景..”。

　　贺龙听到这里，又起身拂袖而走。罗剑仇紧跟几步，喊道：“文常，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还来找我。”贺龙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长沙，贺龙遇见了堂兄贺连元，经他介绍，贺龙同林德轩相识。林德轩是湖南石门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在护国战争中历任讨袁军旅长、湖南清乡督办，湘西护法军长。时辛亥元老黄兴在沪病逝不久，湖南的革命党人用“正谊社”名义开展活动，以龙璋、罩振为正、副社长，林德轩、林伯渠、廖湘芸、罗迈等为会员。他们秘密策划、组织力量准备利用黄兴迁葬长沙的时机，推翻湖南军阀势力，目标是督军谭延闿、湘军师长赵恒惕、湖南善后督办中将主任梅子根，口号是“攻谭、杀赵、灭梅”。

　　贺龙同林德轩相见后，林德轩笑道：“你的大名我早听说了，年轻人就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又说：“说来我们还是亲戚呢，贱内是你们贺氏门中人，你要管我叫姐夫。”

　　贺龙早就听说过林德轩的情况，他对林德轩的革命精神甚是佩服。便把自己不当咨议员的情况说了一遍，林德轩赞扬说：“好！有骨气！”

　　接着，两人一番长谈，林德轩的话，贺龙越听越爱听；贺龙的见解，林德轩也赞赏。彼此只恨相见之晚。最后，林德轩说：“文常，我听人说你出生时天上吊龙，风雨大作？”

　　贺龙笑而不答。林德轩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吞云吐雾，小则隐蚧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伏于波涛之内。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我看你更名贺龙吧。”

　　贺龙迟疑一下说：“只是我祖上人湘后第三代祖人有叫贺龙的。”

　　林德轩笑道：“你是不是怕重名犯祖犯煞气？”没等贺龙开口，又说：

　　“一个武人，有点杀气倒好。”

　　贺龙笑道：“名字不过是个记号，你看着好，那就叫贺龙。”

　　自此，贺龙这两个字，便似春雷，震荡大地。

　　经林德轩介绍，贺龙同正谊社其他成员相识。自此，贺龙又投入反对湖南军阀的斗争。

　　那时革命党人正密谋策划炸毁谭延闿的住宅，暗杀梅子根。廖湘芸将炸谭宅任务交给了贺龙。正当贺龙怀揣手榴弹，寻找时机之际，刺杀梅子根的革命党人董清，在青石街开枪落空，引起了军阀们的惊恐，遂连夜搜查抓捕刺客。在贺龙住所福元旅馆内的砖墙中，搜出了手枪和手榴弹，遂将贺龙逮捕入狱。

　　革命党人立即全力营救。恰逢谭延闿、赵恒惕同湘军2 师师长陈复初关系闹僵，陈复初跑到了北京，通过段祺瑞的亲信傅良佐告谭、赵的状。傅良佐是湘西人。林德轩等审时度势，改变了策略，将“攻谭”改为“拉谭”，愿同谭一起，对付北洋政府。谭正处孤掌难鸣之际，欣然同意。随后，革命党人提出释放贺龙，谭遂顺水推舟。贺龙得以释放，这是他投身民主革命后，第二次坐牢。

　　1917 年8 月，段祺瑞政府下令撤销了谭延闿的职务，派傅良佐督湘。湖南各界立时震动。革命党人决计把傅良佐的副官长和秘书长杀掉，使傅不敢涉足湘省。廖湘芸等在湘军第2 旅旅长林修梅公馆密谋此举，最后选定了贺龙，要贺龙暗随前任内阁总理熊希龄夫人，在为傅良佐的副官长和秘书长洗尘之际，将此二人除掉。熊希龄系湘西凤凰县人，曾与谭嗣同共创办南学会。

　　清末出任热河省都督，为君主立宪派名流。辛亥革命后，曾任“名流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氏，也是有正义感的女子。

　　贺龙接受这个特殊任务后，便暗藏枪枝，时刻准备行动，傅良佐是个狡诈之人，料想湘省反己势力甚大，迟迟不去赴任，拖了一个多月，即9 月5日才到长沙，而且行动诡密，这样一来，贺龙第二次刺杀的行动又落了空。

　　这当儿，段祺瑞解散了旧的国会，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开始推行他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首先废弃了“临时约法”，重订国会法及选举法，以便造成个人权势。段的此举，遭到了西南各省的一致反对。时孙中山得到部分海军的拥护，从上海到达广东，邀请旧国会议员前往广东开会。8 月下旬，旧国会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护法政府，这样，西南各省就此正式与北京政府分立。护法运动自此开始。

　　当时的湖南，地当南北要冲。湖南革命党人决定，由林修梅在湘南起义，张溶川、周翟生在湘西起义。

　　按照革命党人的部署，贺龙同罗剑仇一起从长沙辗转到湘西南的洪江。

　　罗剑仇是到周翟生部任支队长的。二人从洪江到了辰溪，罗留在了辰溪，贺龙又到了沉陵。在沉陵，他同林修梅派去的代”表罗福龙相会。罗剑仇被林修梅任命为护法军湘西左翼游击司令，但只是个空衔，没有队伍。贺龙与罗福龙相会后，贺龙即凭老关系，从大庸、永顺找了200 多人，罗福龙这才打起了游击司令的旗号。

　　1917 年的冬天，斗争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南北军停战言和，北洋督军傅良佐弃职逃跑。这时，湖北鄂军第9 师师长黎元才以“自主军”名义，宣布湖北护法独立，遭到北洋军重兵围困。孙中山即电令湘西将领援鄂。贺龙和罗福龙奉林修梅之命前往。湘西护法军总司令怕罗福龙将贺龙的人马带走，遂用计把贺龙同罗福龙骗到常德扣押起来，队伍被收编。后因慑于林修梅的声威，在队伍收编后，将二人释放。

　　贺龙见队伍被收编，闷闷不乐，决心回乡，再拉队伍。

　　贺龙离开常德，水、陆兼程来到桃源、慈利两县交界的两水井，忽见大树下坐着一个人，轻轻地歌道：“桑植有个贺文常，不怕猛虎不怕狼，两把菜刀手中拿，砍得脏官见阎王。”

　　贺龙看了看这人，年纪十七八岁，长得很精干，却不认识。便停住脚，问：“小伙子，你认识贺文常？”

　　小伙子看了看贺龙，摇下头说：“不认识。”

　　贺龙又问：“你要到哪里？”

　　小伙子说：“我要去常德找贺文常。”

　　贺龙问：“你找他做啥？”

　　小伙子再次打量了一下贺龙，反问说：“你认识贺龙？”

　　贺龙说：“我不仅认识，而且关系相当密切，你有事可以跟我说。”

　　小伙子又仔细地看了看贺龙的胡子，突然像明白什么似他说：“你就是贺龙！”

　　贺龙说：“兄弟，你的眼力不错，我就是贺龙。”

　　小伙子猛地站了起来，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找你找得好苦哇。”接着又说：“我从大庸官家坪跑出来，地方上有个姓周的恶棍，他欺压良善，让我用棍子打死了，就跑了出来，要找你投军。”

　　贺龙听了，说：“原来你是个杀人犯呀！”

　　小伙子说：“跟你学的，杀坏人没罪。”又补充一句：“是我大爷要我去找你的。”

　　贺龙说：“你太爷是哪个？”

　　小伙子说：“太爷叫吴佩卿，我是他侄孙，叫吴玉霖。”

　　贺龙略想了下说：“你是吴佩卿的侄孙啊！不是外人，前些年赶马我们就在一起。”贺龙又说：“你跟我打算怎么干？”

　　吴王霖两手把对襟袄一分，只见胸前腰带上斜插着两把闪亮的菜刀。贺龙见了，拍着他的肩说：“玉霖，好样的。干吧，乱世出英雄！”

　　吴玉霖听到贺龙的夸奖很高兴，他眼睛一亮说：“贺大叔，刚才我看见县官坐着轿子同两名护兵一起走过去了，护兵都背着枪。”

　　贺龙一听有枪，忙问：“过去多久？”

　　吴玉霖说：“一袋烟的功夫。两个护兵边走边打嗝，八成在两水井那里吃得酒足饭饱。”

　　贺龙一咬牙说：“端了他！”

　　吴玉霖说：“大叔，他们两个，咱们两个，半斤对八两。”说完，拿出菜刀，递给了贺龙一把。贺龙用手试了试，说：“这刀刃子挺快。”

　　当下，他俩整理了一下行装，飞步追了过去。这条路是两水井通往连三湾的路，人烟稀少，草木幽深，古道弯曲。二人追了不久，看见一乘小轿在前面走，后边跟着两个背枪的护兵。当他俩离小轿十几丈远时，忽然一个护兵停了下来，要解手。这小子找的地方正好是古道的拐弯处，前边的人几步远就瞧不见了。贺龙眼看时机正好，立即紧走了几步，那个护兵看到贺龙两人，以为是走路的，于是，贺龙乘其不备，一刀砍倒了这个护兵，又砍一刀，结果了这护兵的性命，得了一支汉阳造步枪。贺龙和吴玉霖立即隐藏在草丛之中。

　　走在前边的护兵见解手的护兵还不来，就背着枪来看究竟，行到贺龙、吴玉霖身边时，二人从草丛中急出，手起刀落，这个护兵也一命呜呼。他俩又得了一支“汉阳造”。不消一袋烟的工夫，两人得了两支枪。吴玉霖说：

　　“大叔，一不做二不休，把‘县太爷’也收拾了吧！”

　　贺龙马上赞同。吴玉霖立刻端起了步枪，把子弹推上膛，向前走了几步，只见县官正站在停轿子的地方张望，两个轿夫在旁边擦汗，吴玉霖迅即举枪把县官的脑壳壳掀了。

　　这个“县太爷”叫田兴六，他和护兵被杀死，这还了得？！两个轿夫报案后，慈利、石门、桃源3 县的军警、民团都纷纷追捕。然而，他们却徒劳而无获。

　　为了保存这两支枪，贺龙和吴玉霖到处躲藏，昼伏夜行，衣服被荆棘撕烂。后来，转到了石门南乡，见官府还在通缉。贺龙想了想，就把枪暂时埋在了南乡哥老会龙头大爷陈跃武家。不久，他又买了一条枪。

　　这当儿，南北两军在湖北打得正恶。张学济的湘西民军也奉命开赴湖北作战。贺龙见时机很好，就邀了18 个弟兄，扛着3 条枪，去参加援鄂作战。

　　澧州有个民军援鄂司令，叫王子才，有30 余人，20 多条枪，他素敬贺龙，闻贺龙到来，便奉送贺龙一条枪，并给贺龙安了个营长的头衔。贺龙遂随王子才部开到湖北石首，仅与北洋军一江之隔。

　　王子才的顶头司令叫荣金芳，还没同北洋军作战，就吓跑了。王子才见状，即把队伍交给贺龙也跑了。这样，贺龙就成了湘西援鄂民军第1 路所属游击司令，参加了援鄂战争。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贺龙凭两把菜刀再次拉起的队伍，发展到100 多人， 70 多条枪。

　　时间易去。转眼间，1918 年春天到来。林德轩被广东政府任命为湖南省湘西护法军第5 军军长，住在石门，贺龙前往拜访。林德轩对贺龙以两把菜刀重新起家，大加赞赏，遂委任他为湘西护法军第5 军第1 团第1 营营长， 并令其驻防桃源。

　　驻防桑植家遭难

　　1918 年6 月，骄阳似火，南北两军战事再起。

　　北军冯玉祥部先占澧州，后占常德。不久，吴佩手发出致大总统冯国璋南北停战电，由于吴佩孚与西南军人公开表示合作，段祺瑞不得不表示同意。

　　8 月下旬，北京政府召开了国务会议，南北双方停战。这样，进入湘西的北洋军旅长冯玉祥便与湘西护法军和解。冯玉祥出任澧州镇守使。湘西各军也重新划分了防区。此时湘西北部的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归林德轩辖区，于是，贺龙就随林德轩由桃源、黄石移防桑植。

　　这年，桑植水灾严重，兵慌马乱，夭灾人祸，贫民百姓，苦不堪言，背井离乡，十室九空。

　　贺龙是贫苦人家子弟，深知百姓度日的艰难。这时灾民云集县城。贺龙目睹惨状，十分同情，一面下令严饬军纪，一面赈济灾民。他又迅速带着副官贺植卿，到县衙内面会黄知县，逼令他通知田粮处，打开官仓，在城中设粥棚，赈济灾民。贺龙这一果断善举，救了许多贫民的性命。

　　桑植县乃偏乡僻壤，城内又脏又乱，道路泥泞。特别是城外2 里远的乌龟嘴，是桑植通往大庸的要道，因有一状如乌龟形之石突出拦挡，使得道路陡然变窄，而下面又系大河，因而经常有人或货物落入河中。贺龙组织人力，动员商家捐款，修整了道路，除掉了乌龟嘴。百姓十分感激，齐诵贺龙之德。

　　桑植县是清雍正初年废除土司制度后，将原柿溪土司与慈利县属军民安抚所合并而成，因而，分内半县和外半县。加之地处偏远，境内土匪横行，到处有“神兵”，贺龙率部到达时，各处匪患已成为严重的灾害。其原因一是因官府苛捐杂税，兵祸战乱，百姓无生计而被迫逼成；二是在讨袁护国战役中，北军马继增的部队在湘西大败之时，散落在民间许多枪支。因而那些游民草寇便成群结伙，打家劫舍，直扰得民不聊生。再加上官匪又相通一气，所以，百姓对匪患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贺龙决计扫平土匪。由于他了解桑植各方势力情况和匪情，经过数月的出击，桑植境内安静下来。他这做法，不但大顺民心，而且得了许多枪支弹药，并把许多加入土匪队伍的贫民收编到自己队伍之内，一时间，贺龙队伍迅速扩大，声威大震。

　　年轻的贺龙，自己读书不多，但在数年的现实生活、战斗中，深感仅凭一腔热血之勇，不能成其大事。他率队到桑植驻防后，便广招贤士，培养人才。他将贺锦斋送往湖南陆军学校深造，请陈图南出任参谋长。

　　这年秋天，曾经参加过辛亥首义的前湖北荆宜施鹤总司令唐以杞，改任鄂省靖国军招讨使，取道桑植回慈利。贺龙闻之，热情款待，留唐以杞驻桑植数日，商谈军事，并请他检阅部队。唐以把建议要注重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素质，贺龙欣然接受。

　　唐以杞走后，贺龙就在桑植书院旧址，开办了军事讲习所。学员都为失业学生，每期3 个月，学员120 名。每天“三操两讲”，学习战术、兵器、战例等。他聘请了当年湘西名流周铁鞭之子、军校毕业的周敬新主持教务；请毕业回乡的桑植籍学者谷纯如，钟慎吾、贺连元等为学员上课。

　　不久，在长沙湖南省立一师毕业的肖珍元回到了桑植，他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贺龙便请其担任时事课，宣讲天下大事。

　　贺龙的这些措施，使这支民军队伍，逐渐正规化，战斗力也大大加强。

　　唐以把去后不久，派人给贺龙送来20 支枪，贺龙对他的支持，甚为感激。

　　由于湘西局势动荡，军事讲习所仅开办了半年就停止了。

　　在永顺、桑植的边界，驻有靖国军林德轩的第5 军所属马吉祥部。这个家伙倚仗一团人马的势力，胡作非为，害得百姓叫苦连夭。父老兄弟们知道贺龙同林德轩私交很好，纷纷向他告状。贺龙听了大怒，很快就到了5 军军部驻地陈家河，向林德轩报告了马吉祥鱼肉乡民的罪恶。林德轩听后，怒挑双眉，说：“真是岂有此理，我们靖国军的宗旨是为民众服务，岂能祸害一方。文常，你先回去，我定严惩马吉祥。”

　　贺龙见林德轩怒气冲冲，信以为真。当他回到桑植后，林德轩对马吉祥的害民行径，却视而不见。贺龙一打听，原来马吉祥同林德轩私交很深。贺龙无奈，只得将怒火压在心头。

　　马吉祥在林德轩袒护之下，更加有恃无恐，这年初秋，他竟在驻地明目张胆地召开分赃大会，公然分配从百姓家勒索来的钱财。贺龙闻之大愤，他在得到旅长涂月他的默许下，带所部人马，包围了会场，当场把马吉祥击毙，井令其部下缴枪，共缴获了长短枪47 支。

　　贺龙处死了马吉祥，虽然百姓们交口称赞，但是得罪了林德轩，他对左右说：“贺龙非囊中之物。”遂对贺龙持有戒心。

　　这时候的湘西政坛军界，混乱异常。后来人称湘西王的陈渠珍，湖南例阳人。原力清军一督队官，奉军令由川援藏，辛亥之役后，他反叛朝廷，由西藏经青海人甘肃抵兰州，经雪过草地穿沙漠，九死一生。他辗转到湘西后，在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手下任中校副参谋长，后田应诏任湘西靖国军第1 军军长。田本是花花公子，生性浪荡昏庸，贪图享乐，懒理公务。他见陈渠珍精明能干，就让其代理湘西靖国军第1 军军长职。陈渠珍乘机便以替田应诏训练骨干为名，主办军官队，实力培养自己的实力。这样，第1 军的4 个团军官，多出自陈的部下。他见时机已到，便夺了田应诏之权。

　　陈渠珍掌握大权之后，就排挤驻湘西的靖国军各路队伍。当时，有谢重光第2 军，周则范第3 军，林德轩第5 军等。陈渠珍挑动各军内部矛盾。其中谢重光因贩鸦片分赃不均被其内部的人打死。周则范被手下的团长廖相云在酒宴席间杀死，夺了军权。而另两个团长蔡矩犹、刘叙彝即起兵为周则范报仇。林德轩见陈渠珍在湘西势大，自己立脚不住，便将队伍开走，井给贺龙下了开拔命令，贺龙经一番权衡之后，决计脱离林部，毅然率营留在桑植，以保境安民。

　　贺龙拒随林德轩，而率部留在桑植后，没过几天，便收到两张委任状，一张是陈渠珍送来的，委他为支队司令，驻防沉陵；另一张是渣州镇守使王子豳来的，委他当团长。贺龙望着两张委任状，思索良久，最后决定依了王子豳，原由是自己同陈渠珍素无往来，与王子囱虽然过去交过手，但那时各为其主。另外，王子豳在辛亥武昌首义中，曾率领“武字军”智取荆州，在消灭最后一支清军的战斗中，被孙中山先生赞为“奋勇能战”的将领，他掌管澧州后，也做过一些好事。而且澧州与桑植相隔甚远，其鞭长莫及。因此，接了王子豳的委任状。

　　贺龙这样一决定不打紧，却惹恼了一个人，这人就是谷膏如。

　　谷膏如，洪家关人，早年曾和贺龙一起赶马，井同贺龙一起刀劈盐局夺枪，后与贺龙在慈利搞枪时被捕人狱。当他出狱时，贺龙已拉起了一支队伍，并当了营长，又驻防桑植。谷膏如便前来投奔贺龙。贺龙念旧谊，委其为营部参谋。谷膏如是个奸诈之辈，他想把贺龙的队伍变为己有，这时眼看贺龙接受了王子豳的委派，便暗中同陈渠珍拉上了关系，陈认为对自己有利，便向他许愿，说只要他把贺龙的人马弄到手，就委其为团长。这样，谷膏如竟生了杀害贺龙之心。

　　一天中午，贺龙在县城东门王家大屋营房午睡。谷膏如见有机可乘，就怀揣利刀，意欲行刺，不料被贺英发现。谷膏如见事泄，慌忙逃跑。

　　距洪家关不远的地方，有个村庄叫三屋乪（乪，音luò）。这村有个巫师王朝章，外号章二老，他自称自己是鲤鱼精显圣，到处装神弄鬼，愚弄乡民。同时，又网罗了一群“弟子”，在村内画符念咒。

　　谷膏如有个亲戚在三屋乪，人称王财东，家中很有银钱。谷膏如刺杀贺龙未遂，就逃到了他这个亲戚家中。在这里，他看到章二老的蜈蚣旗很有号召力，弟子们对章二老也很尊敬，便把这位“神仙”请到亲戚家中，与这个“神仙”套近乎。席间，双方谈到贺龙时，章二老对贺龙驻防桑植后剿“神兵”很不满，谷膏如就恶狠狠他说：“贺龙是龙精，圣水要向贺龙家中喷，利刀要向贺龙脑壳砍。”

　　由于谷膏如和“神仙”臭味相投，两人一拍即和，就在这时候，贺龙派了两名部下到了三屋乪，向老百姓宣传破除迷信，不要信神信鬼。谷膏如知道了，便和章二老一起密谋，竟把贺龙这两个部下秘密抓起来，挖心剖腹，残酷杀害。

　　贺龙闻知此事后，怒火满腔，决计亲自到洪家关，了解真实情况，以便还击。谷膏如就对章二老说：“趁贺龙没有了解底细，我们把他收拾了。”

　　章二老当即表示赞成。又说：“会烧的烧七月，不会烧的烧腊月。”

　　这天，是旧历七月二十六日，夜幕沉沉，洪家关的人们正在酣睡之际，章二老、谷膏如偷偷摸摸地率领“神兵”，从泉峪、二户坪和陈家山方向，扑向洪家关。到了村里，首先从洪家关大桥头贺龙家开刀。

　　其实这天晚上贺龙已回到了县城。“神兵”们没有抓到贺龙，就向贺姓家族人及“贺半街”附近的村民乱杀乱砍，放火焚烧房屋，村民乱成一片。

　　贺龙的父亲跑到了刘家坪，躲在刘光告家。其余亲属，都藏在包谷地里。贺连元的两个儿子被砍死，小女儿被活活摔死。洪家关大桥被烧毁。章二老穷凶极恶地边杀边喊：“要把贺子贺孙，斩草除根！”

　　天快亮时，章二老才带着“神兵”匆忙离开。这一夜，房屋被烧毁200多间，残害致死30 多人。受害的有48 家。

　　贺龙闻讯后，急率人马奔赴洪家关。只见村上浓烟滚滚，哭声震天。一些人埋怨说：“出了一条龙，全族跟着穷。”有个上年纪的人对贺龙说：“你看看吧，一人玩枪，全族遭殃。死的死了，烧的烧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贺龙此时咬牙切齿，怒火燃胸。他完全理解族人们的心情，悲愤他说道：

　　“贺家人杀不绝，房子烧不光。年轻人跟我拖队伍，女人们投娘家。”并坚决表示：这笔血债一定要让章二老偿还！

　　当天，贺姓家族中不少青年人，跟着贺龙走了。

　　复仇的火种，埋在乡民们的心间。时隔不久，章二老被乡民们擒住，很快就被贺龙处死祭祖。谷膏如吓得逃到了永顺王村，又投入了陈渠珍的队伍。

　　贺龙投到王子豳部下之后，便想借他之力，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贺龙的堂叔贺勋臣，在王身边干事，贺龙想方设法通过贺勋臣的活动，使王子豳答应配给贺龙部300 支枪和300 箱子弹。为表诚意，贺龙请父亲贺士道和弟弟贺文掌、副官贺植卿，带着重礼去澧州，拜会了王子豳。为安全起见，贺龙还派了十几名武装相随，另有一些商人同往。

　　1920 年5 月16 日，贺士道一行起程奔澧州。第一天，他们经杜家山、双溪桥、走马坪，到寒池峪投宿。次日，继续前行。当走到天子山下三人潭时，突然从乱草丛、密林和溶洞里蹿出许多人来，各持武器呼啸着直奔贺士道等人。贺士道见势不好，飞马而走。匪徒们乱枪射击，贺士道回枪抵御，不料腰部中弹落马。匪徒们狂叫着扑来。贺士道滚入河中，负伤囚渡到对岸，又突然遇上土匪拦截，他被砍落河内，被河水卷走。贺文掌和贺植卿等，均遭匪徒袭击。贺文掌不慎被匪徒们抓住，贺植卿拚死逃脱。护兵和商人们也多死于混乱之中。

　　这伙匪徒之首是陈继之，他是被谷膏如勾引而为的。原来，贺士道等起程至澧州之事，被谷膏如侦知。当贺士道等起程后，他急从杜家山窜到叶家桥，勾结了陈继之，聚集数百名土匪，埋伏于三人潭处，乘机打劫。贺文掌被匪徒们抓住之后，谷膏如、陈继之令匪徒们把他捆绑着扔进大蒸笼里，活活蒸死。

　　贺龙闻讯火急赶到三人潭，但只打捞到父亲尸体和弟弟的几块骨头。这杀父蒸弟和妄杀商人之仇，更使贺龙怒火满胸，他挥刀砍断一棵树，并表示誓为乡亲报仇雪恨。

　　不久，陈继之这股匪徒被贺龙好友钟慎吾军歼灭，陈继之死于乱军之中，而谷膏如却自此不知去向，销声匿迹了。贺龙从这段血与火的斗争历程中汲取着教益，他沉思着怎样才能实现利民强邦之志..

　　从湘西到川黔讨贼

　　在那战乱频仍，形势多变的岁月里，贺龙继续寻求着、奋斗着。

　　1920 年7 月，湘西发生兵变。谭延闿第三次督湘不久，便指使其亲信、澧州副镇守使卿衡，在王子豳赴慈利间，将其杀害于途中，夺得了澧州镇守使大权。

　　王子豳之子王育寅，当时已掌握澧州的军权，他发誓要为父报仇。7 月26 日，在慈利的东岳观，集中了7000 人马，哭师起兵，自封为常澧护国军总司令，并派人赴桑植请贺龙出兵作战。

　　贺龙与卿衡早有旧隙，今见王育寅相请，满口应承，遂起兵赴慈利，会同王育寅，将慈利城团团围住。

　　慈利城中的卿衡共有5 个营的兵力，难以抵御。贺龙军中原有一门小钢炮，又赶制了两门松树土炮，以居高临下之势，向城中猛攻。贺龙亲自带队，攻破了北门。王育寅的部将黄虎、周铁鞭也分别从东西两门发动进攻，不消半日，慈利的3 座城门均被攻破。卿衡见大势已去，急带残兵逾墙而逃，直逃到常德，才站住脚。

　　王育寅攻占慈利后，继以“逃贼犹存，大仇斯在“为题，向全省发出通电，要求湖南当局严惩卿衡。卿衡所为，原秉谭延闿之意，卿衡大败而逃，自然触动其心肝。谭延闿大怒，立即发电，令湘西各路军队，出击讨伐。

　　王育寅本是有勇无谋之人，闻知此情，顿时慌乱，急召左右相商，井邀请贺龙拜问大计。

　　众皆无计可施。唯贺龙提出：“请林修梅来主军中大事，谭军必不敢来。”

　　王育寅经一番权衡，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林修梅是林伯渠同志的堂兄，革命党人，在湘军中威望很高。谭延闿第三次督湘后，为使自己独揽湘军大权，把林修梅派往广东，出任湘军驻广东的代表，实则削其兵权。贺龙当年在长沙时，就同林修梅相识。

　　王育寅采纳了贺龙的意见之后，便派代表到广东谒见孙中山。孙先生遂即致函王育寅，称其“报仇雪恨，古称孝勇，更以为国为湘之急，共襄大业”；派林修梅回湘西“察看助理”，“肩此重任”。同时电告谭延闿：

　　“王育寅派员前来，自请援粤，文以其颇知大义，遂令林修梅亲往该处视察一切，望赞此举，毋使林君独为其难。”

　　林修梅到慈利后，王育寅自愿让位，甘为副职。林修梅在慈利登台誓师，就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委任贺龙为湘西靖国军第3 梯队团长。之后，又发了“援粤讨桂”的通电。10 月中旬，发兵常德。贺龙率部当先，激战3 夭， 攻克常德。谭延阎见势不妙，急调湘军第1 旅旅长宋鹤庚部、常德败军李蕴珩部，一起反扑。林修梅率队与宋、李部周旋了数月，虽有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之王育寅不很好合作，被迫辞职离湘赴武汉。贺龙对林修梅之走，恋恋不舍，洒泪而别。

　　这次军事行动失利后，贺龙只得率本部人马，返回桑植。

　　这当儿，陈渠珍已完全掌握了湘西的军政大权。他派人说服了贺龙，遂委任贺龙为湘西巡防军第2 支队司令，隶属右翼司令张云龙。

　　在那多事之年，风云变幻无常。

　　1920 年底，湘军内证，谭延闿出走，赵恒惕、林支字分别就任湘军总司令和省长。赵恒惕上台后，初喊的口号是“湘省自治”，继而又提出“联省自治”，其意是想并吞鄂省。7 月20 日，援鄂战争爆发。贺龙审时度势，看出这是一场不义之战，遂在桑植按兵不动。但几接援鄂前敌总指挥宋鹤庚的命令，他才随同张云龙部，移师公安。这时“援鄂”已败，贺龙部移往桃源。

　　这天，有两位留学日本的学生来看贺龙，一个是老朋友、同乡陈图南；另一个是陈图南的好友、留日同学，宝庆的方汉儒。贺龙向来好客，有朋友自远方来，自然高兴万分，仨人几乎每日都促膝长谈。贺龙对他俩的谈话，甚感兴趣。方汉儒谈列宁的社会主义，陈图南谈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这二人谈时，经常发生争论，有时竞争得面红耳赤。贺龙端着烟斗，仔细地听他俩的争论，揣摸其中的道理。他对方汉儒谈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十分感兴趣。方汉儒就仔细给他讲了社会主义如何灭人剥人的制度，如何人人平等，听得贺龙心头痒痒的，他说：“咱们这国家要像苏联那样就好了。”又对陈图南说：“你那个理论听起来也不错，可我总觉得实现不了。”

　　陈图南说：“文常，话别说绝了，行与不行，走着瞧吧！”

　　半月后，方汉儒离开了桃源，陈图南留在了贺龙军中，当了支队的副司令。

　　不久，贺龙奉命移防湘西浦市。

　　1921 年4 月7 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赞成孙中山提出的关于取消军政府，选举总统，设立正式政府的意见。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5 月8日，他宣告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劝告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即日引退，以谢国民。孙中山又派了程潜、汪精卫到南宁告诉陈炯明，言他自己决汁北伐讨贼，让陈炯明做好讨贼准备。12 月，孙中山抵桂林，组织了大本营， 计划北伐。

　　这当儿，四川分属南北的1、2 两军对垒，拥护广州革命政府的第1 军熊克武、但懋辛部，打败了依附北洋政府的第2 军刘湘部。而直系军阀吴佩孚又想借用川军杨森和黔军袁祖铭之力，武力统一四川，这些势力的对峙，使得四川内战局面严重。

　　孙中山面对此形势，当即召见了原川军第6 师师长石青阳，令他火速入川，组织人马，援助熊克武，扫荡川中北洋各军。

　　石青阳是四川巴县人，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石青阳召集家乡青年，成立敢死队。民国时期，他任川东边防军司令，参与丙辰讨袁之役有功。后因军阀争权，在四川立脚不住，退至上海闲居。石青阳因在川东较久，其旧部甚多，所以孙中山要其返川东一带，收拾旧部，援助熊克武，壮大革命力量。

　　石青阳接受任务后，便进入川东的西阳、秀山、彭水一带。他在西阳的龙潭镇召开会议，与会议者多是他的旧部，有东防督办但懋辛、江防司令余际唐、黔东司令刘成勋、川东司令吕超等，还有他的一些旧部下。石青阳要求这些人要听孙中山的话，以国事为重。过去彼此的磨擦，不要记恨。这些人都表示愿听孙先生的指示，齐心合力讨贼。石青阳很高兴。

　　龙潭会议之后，石青阳抵达湘西保靖，面会旧交陈渠珍。当年陈渠珍从兰州返回湘西时，曾与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翻过脸。田欲加其罪之时，陈渠珍逃到川东，投身于石青阳，石曾委其以要职，后来石青阳在川中立不住脚而走，陈渠珍也返回了湘西。

　　石、陈两人见面之后，彼此高兴。但是，当石青阳把他此行目的一讲，陈渠珍的眼珠一转，想到了贺龙。原来是陈渠珍早就看到贺龙非“池中之物”，乃当世英雄，不是久居人下之人，将来自己一定管不了他，不如趁此机会送个人情，一来满足了石青阳招兵之目的，二来冠冕堂皇地把贺龙打发走。当下，陈渠珍便把贺龙推荐给他。石青阳也听说贺龙之名，便点头应允。

　　于是，陈渠珍派人把贺龙叫到保靖行营，引见了石青阳。

　　这时的贺龙正想把队伍拉出去，以图大的发展，欣然同意。陈渠珍见贺龙应允，很是高兴，给他增加了一营兵力，并配了枪支弹药。

　　石青阳回川不久，贺龙便率领本部人马抵达西阳龙潭。他在这里会见了熊克武的代表余际唐、但懋辛的代表吴咏南、石青阳的助手汤子模、黔军旅长周西成等人。

　　时孙中山委任石青阳为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石青阳委任贺龙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担负了长江上游防务。

　　就在这当儿，广州的陈炯明趁孙中山离开广州之机发动了叛乱，孙中山被迫撤往上海。讨贼之举只得暂停。贺龙部住在彭水县的郁山镇。他眼见国事纷乱，心情沉重，当闻孙先生抵沪，便毅然派周参谋带信专程赴沪，晋见孙先生，表达自己忧国忧民之情。孙中山见了贺龙的信，十分高兴，并当即给贺龙回信，云：

　　“云卿先生鉴：周参谋持大扎，备悉一是。边徼久戎，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为干诚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内战，选来以各将领互开诚捆，共企新图，遂有开发实业计划，前各有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弭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讨有期，建瓶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闽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道。切望秣厉待时，共勘大难。此复。

　　即询

　　戎绥”

　　贺龙接到孙先生的信，非常高兴。他决心跟随先生，革命到底。

　　1923 年农历三月，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联军总司令、1 军军长但懋辛、2 军军长刘成勋、3 军军长吕超、4 军军长郑士英， 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石青阳、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江防军司令余敬唐。贺龙一团人马编在汤子模师，隶属石青阳部下。这7 路人马，共13 个师，5 个混成旅，20 余万大军。

　　北洋军阀头子曹锟听说孙中山兴师北伐，慌忙调集几路人马抵挡。计有川军杨森的第2 军、邓锡侯的1 个师，田颂尧的1 个师、刘存厚两个师、川边镇守使陈遐伶1 个师、川康善后督办刘湘1 个师。总司令孙传芳，副总司令为湖北施鹤镇守使赵荣华，并代行总司令之职。同时，曹锟又令黔军总司令袁祖铭、甘肃督军张广建、陕西督军张开西出兵，共5 省的5 路大军，统由直鲁豫巡检使吴佩孚节制指挥。

　　四月，熊克武统帅三军，向盘踞四川的北洋政府军队开始了全面进攻。

　　熊克武坐阵中军，但懋辛部以遂宁向成都进攻；赖心辉部由隆昌进攻；刘成勋部由新津出击；石青阳部由川东出发。

　　石青阳部以贺龙团为先锋，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涪陵。

　　涪陵系川东重镇，长江及乌江于此处汇合，是乌江下游物资集散地。这时涪陵内驻有杨森1 个团。

　　贺龙率本部人马从乌江的龚滩上船后，顺流急下，半日间到了彭水。侦察人员报告说，涪陵城中驻杨森1 个团。贺龙即召集各级军官，指出：“涪陵我很熟悉，其地形是两面临江一面靠山。敌人如据险扼守，我军不能前进，只有一鼓作气，打敌不备，松坡将军说过：‘兵分则力单，穷进则气散，。

　　我们只有形成拳头，先发制人，一鼓作气。”当下，贺龙传令，凌晨4 时开饭，5 时出发。

　　第二天5 时，全团人马，乘舟直奔涪陵，那船顺流而下，飞快似箭，将近涪陵时，天降大雾，对面不见人影。贺龙即下令，弃舟登岸，发动攻击。

　　此刻，满城枪弹齐鸣。杨森部队，虽于头天又开进了1 个团，但大雾之中， 不知贺龙军马多少，只听满城枪声、杀声一片，立时乱作一团，四处奔逃。

　　讨贼军愈战愈勇，待红日高照，雾散天晴之时，贺龙人马夺占了涪陵。这时，才知道城中守敌陡然增兵，若非大雾，定要吃亏。官兵听了，也都以手加额庆幸。有些信相术的人，说贺龙是龙变的，打仗时能呼风唤雨。这样一传，传遍讨贼军，竟连北军内不少人也听说贺龙会“呼风唤雨”。

　　贺龙在数年的戎马生涯中对民心体察较深，治军严格。攻占了涪陵，立即出榜安民，宣布：

　　“本军奉令入域，保持安定秩序，四民各安其业，商店照常贸易，从此风鸣无惊，敌军一败涂地，对于地方责任，自以全力捍卫，纪律素尚严明，军士亦明大义，如有霄小之徒，或借搜索滋事，准其扭送来部，立照军法惩治。本军令出法随，其勿以身尝试。”

　　百姓们看了，很受感动，不再像以往那样怕兵如虎了。

　　这日深夜，贺龙刚刚躺下，参谋长邱荡双前来报告，说刚由武汉来的参谋瞿伯魁，有紧急情况向团长报告。贺龙忙起身相见。瞿伯魁报告了一桩非常紧迫的奇事。

　　头天晚上，瞿伯魁搭日本轮船云阳丸号回涪陵，行至万县时，天还没黑，轮船便停在了河对面陈家坝码头。到了夜间二更时，这船忽然开动了，逆水而行，走了10 来里，在一个僻静的水面上停了下来。瞿伯魁暗想，为什么靠了码头的船，黑夜里又移到了这么一个怪地方呢？如果是装货，天明时为何不装，偏要黑夜干活？他正琢磨着，又有一条宜阳丸号轮船开到这里装货。

　　两条轮船这偷偷摸摸的行径，使瞿伯魁终于断定，船上的货，一定是不可告人的黑货。他想，当今正值两军作战之时，决不可能是普通的货物，很可能是吴佩孚给重庆杨森运送的弹药、枪械。于是，他又暗中巧妙地摸了摸货物的形状，心里更明白了八九分，又算计了一下行船路程，两条船明日必停涪陵。谁知第二天，船行到涪陵下游20 里的小乡场之地，就抛锚停泊，并禁止一切旅客上船。瞿伯魁更断定船上的货是弹诫无疑，因为船主已知涪陵失守，不敢停泊，又怕走漏消息，招来大祸。瞿伯魁趁船上人不注意，顺着锚链下了水，泅水上岸后，一气跑了20 里，赶来报告这个重要情况。贺龙听罢，眉毛一扬，果断他说：“这两条船的弹药，我们一定截获！”

　　当下，贺龙同邱翥双等商量了一条截获之计。

　　他们把措施安排停当，天已亮了。江上薄雾将散，就见两艘挂着膏药旗的日本轮船，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开到了涪陵码头。这时候，只见码头上站着黑压压的四五百客人，挥帽舞中，表示要上船。船虽没有停，但速度却慢多了。又看见两条船上的日本人相互叽哩咕噜他说着话。原来，这些人都是见钱眼开的，他们一瞅岸上这四五百人要乘船，按每人1 元计算，转眼间几百元就到手了。从涪陵到重庆，大半天的路程，船上也搭不了什么。这些日本人明知岸上有讨贼军，但他们让卖国贼们惯坏了，瞧不起中国军队。为了捞钱，终于把船靠在涪陵之岸。

　　这两条船一靠岸，四五百名乘客就呼啦上了船，占了领江台、机器仓、货仓、船长室和客仓。船主见此情形，顿时慌乱。说：“你们要做什？！”

　　贺龙毅然坚定地答道：“要检查你们的船！”

　　船主一听，急瞪着眼睛说：“太君的船，不能检查！”

　　贺龙冷笑一声说：“检查的就是你太君的船，告诉你，这是中国的江河！”

　　说完，一挥手：“查！”

　　船主见状，气急败坏，竟掏出手枪。贺龙飞起一脚，正踢在船主的手腕上。船主的手一松，手枪落入水中。这时，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日本兵开了枪，打倒了两个化装上船的士兵。贺龙便大喊一声：“还击！”

　　在一阵枪声中，船主和几个日本人立刻中弹毙命。活着的日本人，象机器仓里的大副、二副等束手就擒。贺龙部队迅速从船上清查出了大批军火，光是子弹就有130 多万发。

　　没打死的日本人都被押上了岸，船中共有17 名日本人，还有吴佩半的军械处长张运矾。但是，负责扣押云阳九的周西成，由于害怕日本人，没敢下令拦劫，致使该轮船寻机逃跑了。贺龙后悔不该把此项任务交给他。

　　前敌总指挥汤子模得知贺龙勇扣日轮之举，当即电告熊克武，云：

　　“云卿统便衣官兵，装作客商搭轮及小船接近宜阳丸。该船乃向云卿等射击，幸云卿奋勇先登船，击毙船主及其他解运官兵数人。敌失此大批子弹心胆俱落，本军得此大批子弹补充，士气百倍。”

　　当天，贺龙与汤子模又以前敌总指挥名义，以快邮代电的方式，向在汉口的日清公司发了一封抗议信，写道：

　　“现我军正在奉命讨伐吴佩孚、刘湘，两军对垒之际，该公司轮船公然为吴佩孚载给大量武器弹药，前往接济被我围困之敌，显系故意违反国际公法，参与中国内战，与本军为敌。

　　涪陵为作战地区，早经宣布戒严，该公司云阳、宜阳两轮，既已到岸接客，何以不受检查？云阳丸何以砍锚逃脱？宜阳丸何以开枪射击？使我官兵受到伤亡？由于两轮严重违反中国戒严法，该公司应负如下责任：

　　甲：对我方伤亡官兵，应赔偿一切损失，承担一切后果。

　　乙：依据戒严法规定，供犯罪之物没收。宜阳、云阳两轮，是此犯罪主体，应依法没收，除宜阳丸已经我方扣留外，现在逃亡云阳丸，应由公司交出，一并没收。

　　丙：该公司应向本军正式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违法运军火及其它禁运货物。”

　　数天后，日本驻宜昌总领事贵根来到贺龙部队说情，要贺龙把抓起来的日人放掉。贺龙不予理睬。直到1924 年，川军总司令刘成勋转来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来电，言说日本公使馆请求释放宜阳日人云云。最后，经日清轮船公司赔偿大洋10 万元，才算了事。

　　9 月20 日，贺龙与汤子模奉命攻打重庆。

　　重庆位于扬子江、嘉陵江汇合之处，系川黔的交通枢纽，是长江上游经济、文化中心。重庆城依山而建，三面环江，形如半岛，素有“山城”之称，唐时为渝州，故简称为渝。

　　重庆驻军杨森闻说讨贼军大兵已临城下，又听说军火被动，心里十分着慌，一面向代总司令赵荣华告急；一面加强防务，在朝天门经千厮门、临江门到牛角沦沿嘉陵江南岸一带派驻重兵。兵员不够，便把市民、学生们赶上前线，各处江岸，深沟高垒，闭关自守，等待援军。

　　石青阳大军抵达重庆，司令部设在重庆南岸老厂。第三天，全军发动了总攻，枪炮一响，一场激战展开。重庆城中有个浮屠关，杨森派了重兵把守，并配备了轻重火器。石青阳把攻打浮屠关的任务交给了汤子模师，贺龙团担任主攻的重任。双方激战25 天，后在滇军配合之下，贺龙指挥全团奋战，一举攻下浮屠关。据险死守的杨森部队，被讨贼军杀的尸体如山。杨森吓得抱头鼠窜，黔军袁祖铭也吓得弃舆徒步，鞋袜脱落，赤足而逃。

　　讨贼军占领重庆之后，11 月23 日，孙中山大元帅通令嘉奖。云： “自直奉军阀恃其武力，勾结佥壬，（注：原电文如此）扰乱四川。本大元帅特令川军将领，分道讨伐，来犯各股，以次廓清。此次胜利，皆由我将士忠勇奋发，克集大勋，闻讯之余，深为嘉慰。..至此有功将校，着先传令嘉奖。”

　　11 月25 日，孙中山委任贺龙为四川讨贼军第1 混成旅旅长兼川军第9混成旅旅长。

　　杨森丢失了重庆、涪陵，败退宜宾。石青阳在重庆稍整队伍，便率师向宜宾进攻。刚要出兵，忽闻袁祖铭部队从沪州来攻打重庆，杨森也收拾残兵回师会攻，刘存厚亦奉曹锟、吴佩罕之命，率两个师从南郑起兵，星夜援川。

　　3 路兵马，声势浩大。接着，吴佩罕又令邓锡侯、卢金山、陈国栋、田颂尧4路兵马，做为第二梯队，攻打重庆，决心将重庆这个战略要地拿下。

　　熊克武见北洋军势大，便下令撤退，会攻成都。重庆复落入杨森手中。

　　贺龙旅原驻江北，遂由安岳、乐至退到淮州。在此借沦江防卫工事，又与杨森部隔河相持月余。尔后，经镇子场，廖家场、赵家渡进入成都，与赖心辉指挥的讨贼军会师于东门外牛市口。

　　讨贼军占领成都后，发生内江。刘成勋当时是四川省省长，他怕但懋辛取代他，赖心辉也怕但懋辛当省长，他自己想当省长。这样一来，讨贼军就失去了战斗力。熊克武本就是没有实际兵权之人，他只有叹息而已。

　　这当儿，曹锡撤了代司令赵荣华的职，另命袁祖铭为代司令；又命令各路将大批军火、钱物源源不断地运到四川，补充北洋各部队。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北洋军人马齐备，袁祖铭、杨森、刘湘等各路军队分别由水旱两路，向讨贼军逼近。这时候，讨贼军因坐失良机，加之内部你倾我轧，见北洋军大举进攻，只好仓促应战。关铁山一战，讨贼军大败，人马自相践踏，遗丢辎重粮秣不计其数，赖心辉几乎被人抓住。熊克武败至三台。杨森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三台。杨军把熊克武团团围住。幸得贺龙奋力抢救，才得以脱险。

　　这时，周西成投靠了袁祖铭，赖心辉、刘成勋投靠了吴佩孚。熊克武见大势已去，一面安排所剩兵马退出四川，一面向孙中山发电，要求解职。

　　贺龙与汤子模从永川过河，在江津与袁祖铭部打了一仗，到了中白沙，在此与熊克武相遇，一起退至合江。

　　这当儿，石青阳见大势已去，也分手了。部队何去何从？贺龙部将许多人主张回湘西。贺龙说：“我们不能离开熊锦帆（熊克武字锦帆）。”

　　这样，贺龙就率部随熊克武进入黔境，经娄山关、桐梓、湄潭到洞口、思南，尔后，又经秀山、松桃，到达铜仁。

　　铜仁乃黔东富地。素有“人杰地灵”之称。贺龙的司令部设在周逸群家中。

　　周逸群，1896 年出生于铜仁城中一周姓大家族中。其原名周立凤。聪敏过人，喜好读书。其叔思想进步，对他加意培养，其成长受叔影响较大。19岁时，即东渡日本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到日本，周逸群认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回国后，他即同进步青年李侠公创办了《贵州青年》。1924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考入黄埔军校。他写诗赠李侠公：“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斩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亡秦！？从今不做书生态，脱去蓝衫换战襟。”

　　周逸群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同年底，他和共产党员蒋先云、李劳工等成立了“火星社”，这是黄埔成立初期党的秘密革命团体。

　　周逸群经常给家中寄多种进步刊物。从此，贺龙让人给他读了周逸群寄来的许多进步书刊，还有《青年军人联合会会章》及《宣言》等。这时贺龙的亲友王尚质、谷逢源考入了黄埔军校，他们也给贺龙寄来了许多进步书籍。

　　这些进步书籍，使贺龙大有顿开茅塞之感，深思着几年来东挡西杀的体验，对左右亲信的人说：“共产党的章程好！”这对他后来走上艰难而光辉的征途奠定了基石。

　　贺龙刚到铜仁不久，大姐贺英突然来了。贺英身穿孝服，带来一批亲属。

　　贺龙见了大惊，急问缘故，方知姐夫谷虎拉起了一支人马，先被唐荣阳解除了武装，后被陈渠珍手下一余姓连长，诱杀于洪家关。因为谷虎已同贺龙分道扬镳，对谷虎之死，贺龙并不十分惋惜，尽力安慰了大姐一番，并请大姐留在了军中。

　　1924 年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重新开火。孙中山见时机很好，便召开了军事会议，发表了《讨贼宣言》，又发表了《北上宣言》，决意兴兵讨伐曹锟、吴佩孚。会后，委任了熊克武为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也在贵州联络西南各省组织了川滇黔建国联军，准备假道湖南。巧取荆沙，同广东人马会师武汉。他这个行动和主张，深得孙中山赞许。

　　9 月22 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兼建国川军总司令，贺龙旅为先锋。于是，大军分3 路向湘西进军，一部由萝卜田攻黔阳，进洪江；一路由榆树湾攻安江，进淑浦；一路直下麻阳、辰溪，直插湘西首府沅陵。

　　熊克武此次虽然是假道湘西，但引起湘西军阀惶惶不安。陈渠珍令其旅长杨永清发电询问贺龙：

　　“兄此次来沉，其宗旨若何？永清等莫测高深，而近查兄之所为，实有令人大惑不解。”

　　贺龙急回电，说：

　　“云卿此次假道人湘，早已派人与湘政府接洽，对于湘政无任何用意。

　　现经湘西各县，仍属假道为宗旨，于湘省地域主权毫无侵犯。”

　　贺龙治军，一向很严，其部队素有仁义之师之称。此次入湘之前，对部队已进行了检查，严肃军纪，并在沿途贴出告示：

　　“本部过境，军纪严明，与民亲善，交易公平，倘有滋扰，定予严惩。”

　　就在这支部队向湘西开拔之际，北洋军的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即“首都革命”，将清废帝博仪驱逐出皇宫，并将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 军军长。孙中山应冯玉祥、段棋瑞电邀，北上谈判。因此，北洋军阀的基础动摇，正在北伐的建国联军声威大震。此时熊克武部驻常德，遵循大元帅府12 月5 日训令，西南的川滇黔建国联军在常德组编就绪。熊克武任总司令，下属2 个军5 个师。第1 军军长余际唐、第2 军军长汤子模。贺龙为第1 师师长，下辖2 个旅，1 旅旅长谷青云，2 旅旅长贺敦武。

　　贺龙部奉命进驻澧州。这时该州镇守使唐荣阳，闻贺龙兵至，即布阵阻挡。贺龙率全师官兵，与唐荣阳奋战一天，唐军大败而逃，澧州遂为贺龙所占。与此同时汤子模军进驻大庸、慈利、石门一线。对此胜利，广东大元帅府立即派罩振专程往湘西，犒赏三军。

　　澧州攻克后，贺龙又乘胜攻占了津市，出榜安民。唐荣阳统治澧州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苦不堪言。贺龙深知民间之疾苦，立即下令，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取消。湖南《大公报》于12 月23 日报道说： “（贺龙）自抵津澄后，对于唐荣阳曾在九澄一带所设之征税机关，未经出示布告，撤销在案。首闻贺氏对此极为注意。以九澧各属，近年来迭遭兵烫，加以水患频仍，人民之颠连困苦，时有所闻。

　　若不从速严禁撤销，何以轻负担而苏民困。爱于昨又印发布告，并开列各种苛税名目，限十日内一律撤销，一般商民，无不额手称庆。”

　　此时贺龙全师官兵已发展1 万余人，共有长枪8400 支，短枪840 支，各种炮56 门，机枪78 挺，战马500 多匹，成为一支装备充足，英勇善战的劲旅，声威大震。熊克武检阅了这个部队，赞道：“师次津澧，秣兵厉马，士气益励，堪称表率。”

　　孙中山先生北上，北洋根基动摇，那些依附北洋政府的川军杨森、刘湘之流，这会儿一看大势不好，立即调转枪口，都派代表来向熊克武赔礼、认罪，表示决心痛改前非。这当儿，河南督军胡景翼也派来代表，同熊克武商量一起围攻武汉。要熊部沿粤汉铁路直取武昌，胡部派大部队出武胜关，直取汉口。熊克武欣然同意，即令贺龙一师为前部，大军直取武汉三镇。正当三军即要出发，建立大业之际，那意想不到事接连发生，先是胡景翼困割疗疮散了毒，3 天病故。紧接着，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开国元勋、大元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出，犹如晴天霹雷一般，人们都惊呆了。熊克武大哭难止。贺龙在渣州闻讯，边放声痛哭，边对左右说：“孙先生在世，国家有希望，孙先生没了，国家如何是好？这中华民国为何如此多的灾难？”

　　左右也只是泪洒戎装。

　　为悼念孙先生，贺龙令全师停操1 个月，降半旗3 天致哀，并亲为先生戴孝一载又半，以表敬仰之情。

　　由于孙先生的逝世，全国斗争形势突变。北方军阀，意欲合力对付广东革命政府；广东革命政府内，各派对未竟的革命事业全然不顾，拼力争权。

　　在湖南，被赵恒惕赶走的谭延阎，也野心大发，想利用熊克武这支军队之力，赶赵下台。赵恒惕为此非常恼怒，便在常德面会熊克武，要他的部队出湘。

　　正在这时，代行建国军大元帅的胡汉民命熊克武班师回广东休整，待机再出师北伐，熊克武决计班师离湘回粤。

　　一天，熊克武到津市面会贺龙。贺龙听了他要班师回广东之语，急说：

　　“司令，我随你多年，有几句话想直言。”

　　熊克武说：“云卿有何话只管明言。”

　　贺龙胸有成竹，直言不讳：“孙先生已经大行西去，广州政府究竟落入何人之手，尚未明了。如果大权落入反对孙先生政策人手中，班师回广东恐怕没什么好处。不如在湖南坐观形势。”

　　熊克武说：“云卿，你说的这话，我不是没想过，不过先生刚刚去世，我便不听指挥，怕有人说我的闲话，还是以大局为重吧！”

　　贺龙感叹他说：“司令为人太忠厚了，在现在世道上，为人太忠厚是不行的。”

　　熊克武长叹一声后，说：“云卿，你也准备一下，大军不日起程。”

　　贺龙没有马上回答，稍停一下，说：“司令，我有个想法，想和您商量一下。”

　　熊克武说：“云卿，有话你就讲吧！”

　　贺龙坦诚地说：“司令，我这一师人马，可否驻在澧州不动？如果司令到广东一切顺利，我再去不迟，如有意外，司令也有个退身之处。”

　　熊克武沉吟良久，才点头说：“也好。”又说：“只是，你一支孤军如何能站住？”

　　贺龙答道：“我的兵马，原本湘军，湘军还湘，名正言顺。请司令放心，云卿自会周旋。”

　　熊克武率部离湘后，贺龙即发表了留湘通电，云：

　　“去岁随熊锦公北伐，假道湘中，半载屯兵，毫无进展。近日迭据本部全体官兵联袂环叩，涕泣请命，金称我师长英姿侠骨，卓绝千古。民国十一年夏，以川军石总司令青阳一言之请，慷慨仗义，率部援川，初受石总司令指挥，继听熊司令节制，大小数百战，为时阅三年。..去岁师次铜仁，鉴于时局之多艰，即拟请命还湘，以资休养。适值直奉战起，海内汹汹，锦公筹议北伐，正可力图报称，从师转战，负弩前驱，行战弥月，始达津澧。然半载屯兵，毫无进展。北伐之事无期，桑样之祸愈炽，报友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午夜徬徨，忧心如涛，不得已，勉徇部属之请，实所还湘，保卫桑梓。”

　　此时赵恒惕正与湘西副镇守使蔡矩猷互争雄长，兵戈相见。因贺龙通电，倾向性态度不明显，因而，对贺龙尚不放心。贺龙又发了第二次通电，云：

　　“自今日始，毋论任何人，倘有勾结好人，以反抗我政府，扰害我人民者，即是吾湘三千万人之公敌。”

　　赵恒惕此时虽然对贺龙还不甚放心，但贺龙早已以万人之军，雄踞澧州，事实既成。于是，便顺水推舟，做了人情；命贺龙为澧州镇守使，下辖7 个县。同时，派省议员熊贡卿为省府代表，长驻澧州镇守使，实为监督贺龙行动。

　　熊贡卿，湖南安乡人。军阀混战中是个政客，贺龙与其表面周旋，内心里实提防不测。

　　熊克武率领建国联军部队，爬群山，过峻岭，迎风雨，顶酷暑，长途跋涉。部队受尽了千辛万苦。这日，到了广东境内，大军驻下之后，熊克武带领随从先赴广州，领受任务。他万没想到抵广州后，蒋介石、汪精卫立即把他和随从人员都逮捕起来，押到了虎门，说他与叛军陈炯明有勾结，要将他严惩。可怜熊克武未听贺龙忠言，一片真心为国，竟落了个如此下场。

　　熊克武被捕后，蒋介石又派了张辉瓒、朱培德突然包抄了建国联军。这支由石青阳游说而起，熊克武率领转战川黔湘数年的劲旅，除了贺龙一师未遭劫难外，其余各部队，全被缴械。陆军上将军长汤子模也被其部下师长罗谨光开枪打死。后罗谨光途经武汉，又被汤子模之侄汤祖檀击毙。贺龙闻之，嗟叹不已。

　　但是，当贺龙部队官兵知道这桩大事件后，广大官兵，都齐声称赞师长之英明。长沙《大公报》为此发表文章，称赞贺龙果断选择留湘，“俾使万余子弟得以生还”、“贺师长英资侠见，千古卓绝。”

　　二进铜仁遇良师益友

　　贺龙出任澧州镇守使时，唐荣阳从澧州逃走，却同蔡矩猷勾结一起，盘据津澧各要隘，扰害百姓。贺龙上任后即发出通电，宣布：

　　“唐荣阳盘据要隘，数年来，横征暴敛，奸淫掳掠..揆厥用心，非举我三湘七泽民力财力供其牺牲不止；龙目击心伤，难安沉默..除暴以安良，讨逆即是戡乱。龙虽不才，敬率所部，效命前驱，以靖地方，而安良善”。

　　贺龙随即发兵。亲率1、2 两旅及炮兵团、警卫团，由澧州城出发，于佛晓前在新安东南与唐荣阳所部朱、乌、胡等支队激战，唐部不支，纷纷向石门方向退去。贺龙指挥所部追赶，唐荣阳见贺龙势大难抵，即由石门退到慈利。

　　唐荣阳是石门人，早年跟随王子豳，当过清乡司令。后来投身于林支宇麾下。林出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时，唐荣阳是省府长沙巡逻队的队长。贺龙在1917 年刺杀谭延阎未遂时，是被唐所捕，因而，贺龙对他恨之入骨。

　　唐荣阳败退到慈利后，贺龙即令第2 旅旅长贺敦武和警卫团、炮兵团等， 共7，000 人，进攻慈利，以除其害。慈利一战，唐部1 团长被击毙、2 团长被打伤。3 旅旅长唐生明投降。唐荣阳见大势已去，号陶大哭一扬、只身逃回了泥沙老家。贺龙又以1.5 万元的悬赏，捉拿唐荣阳，吓得他潜逃到汉口。

　　贺龙灭了唐荣阳部以后，又率兵追剿盘踞大庸、桑植的周铁鞭部。5 月8日，在潭口将周铁鞭部打垮，占领了大庸县城。贺龙即出榜安民：“照得大庸山区，匪患频仍，军队流扰。未得休养生息，人民负担日益加重。特捐既巧立名目，附加又过于正供。种种繁苛，不胜枚举。本镇守使提兵前来，出民水火。乘明媚之春光，歌太平盛世。则瓜棚豆下，共话桑麻。本镇守使有厚望焉。

　　唐荣阳、周铁鞭虽被打垮，但各县股匪多如牛毛。贺龙遂令参谋长王操如兼清乡剿匪司令，令贺敦武、谷青云分别指挥本部人马，肃清各县匪徒。

　　经过1 个月的努力，各处匪患基本肃清，并收缴了散落民间之枪支和子弹， 还收归了不少杂牌武装。这样，贺龙部的人马日益壮大，其总兵力达1.3 万余人。

　　是年夏秋之交，澧州各县大旱，赤地千里，一些地方颗粒无收。贺龙一面向省政府报告灾情，一面采取各种措施，拯救灾民；他断然处置了囤积粮食的好商，动员了各县富户捐粮，下令在津市、澧州搭设赈济台，救济无劳力的孤寡幼弱。同时，号召乡民生产自救。并选派得力干员多人，到各县救灾；召开了澧属各县绅商联席会议，举办平祟，创办贫民工厂，藉资补助。

　　这些措施，使灾情得到缓解和控制。灾民们无不称颂贺龙之德。

　　再说赵恒惕，虽然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又派了熊贡卿监视，总觉得贺龙非掌中之物，因而，时刻想把贺龙搞掉。6 月，赵恒惕令贺龙让出澧州所属4 个县的地盘，贺龙不睬。赵恒惕大怒。于10 月10 日，在长河召开了湘军各将领会议，策划讨伐贺龙，委任湘军师长叶开蠢为“讨贺”前敌总指挥，贺耀祖、刘铏、陈渠珍分别为左、中、右路指挥。同时，与鄂省督军肖耀南暗中达成协议。由肖耀南部的王都庆、卢金山、宋大需、于学忠各师择要塞堵防贺龙。

　　这时，赵恒惕的参谋长龚浩，对贺龙的为人十分敬重，急将此情况密告了贺龙。其实，贺龙对赵恒惕早有准备。

　　10 月13 日，叶开鑫发了“讨贺”通电。贺龙见态势与己不利，遂下令所部从灌州撤退。转移至石门，即向赵恒惕发出快邮代电，指出：

　　“吾湘不幸，战乱频仍，民喘未苏，兵戎又见。驻阳常桃之一二两师贺师长耀祖，刘师长鉶，竟于凶年饥馑之时，不听政府命令，不顾地方糜烂，协而谋我。日来迭据报，该两部军队纷纷向澧属进迫，并以精锐进攻慈利，截我防线，似此不顾大局，..湘军来围，本不难缴，我部曲本应予以痛创，唯以政府之令未颁，人民痛苦过甚，揆以还乡本旨，断不忍重苦吾民。除一面飞电赵省长请求核示并严令制止外，爱于本日（10 月12 日）率部退驻慈庸待命，倘再不顾大局，无故进逼，则衅自被开，糜烂地方，自有负责之人。”

　　通电之后，贺龙命令1 旅旅长移师驻防慈利，又嘱大姐贺英，将全体将士之家眷护送回桑植。托秘书长严仁珊，把自己家眷送往汉口。命贺敦武旅由保靖移师大庸。

　　10 月20 日，叶开鑫、贺耀祖、刘铏3 路大军杀向贺龙。同时，又发了“讨贺”通电，说什么贺龙先叛陈渠珍，又叛熊克武，再叛赵恒惕，乃反复倒戈之辈，因而大军声讨。

　　贺龙见敌军势力，遂下令部队边打边撤。1925 年初，贺龙率部退到了龙山县境。此时收编的团长易子清逃跑了，炮兵营长也反了水。另有一些部队被打散。贺龙在龙山稍事休整后，带着队伍进入川东秀山。

　　秀山位于川黔湘鄂交界处，为土家族、苗族聚居之处。境内山峦起伏，美丽的梵净山远近闻名。这里历来为“三不管”之地。

　　贺龙率部在秀山停留下来。他采取了“甩掉湘军，缓和川军，藐视鄂军，疏通黔军”的策略。此时川军驻川东的军队为第4 师杨春芳的陈子江7 旅， 贺龙与杨春芳有旧谊，便派人与陈子江联系。陈子江乐得顺水推舟作人情，默认贺龙暂驻境内。贺龙遂发布告示安民：

　　“本军奉命驻此，原为保卫地方，疏通松秀道路，护送往来商帮，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异常，人民各安生业，交易概给现洋，倘有不肖兵士，藉端扰害民商，类如估买估借，以及毁坏民房，准其扭控来部，惩办定按刑章，特此剀切布告，其各禀遵毋忘。”

　　时贵州军阀袁祖铭，正忙于其“复黔定滇”之计，贺龙抓此时机，又通过各种渠道，疏通了黔东防区的旅长王天锡，以及王天升兄弟的关系，进驻了松桃。但这里地瘠民穷，贺龙万人部队，难以支撑。于是，贺龙又想新招，疏通了贵州省省长彭汉章，欲借用铜仁之地。铜仁是王天培防地；王天培乃是王天锡和王天升之兄。而铜仁一地又为罗良玉所辖，他是个被收编的土匪头，受招安后其自称为“贵州清乡东路司令”，王天培也不能指挥，今见贺龙相求，乐得做个人情。黔军司令袁祖铭正在用人之际，没有阻拦。这样，贺龙便于1925 年12 月31 日，下令全师人马从松桃开拔，取道正大营、大兴场，于次年1 月2 日拂晓，包围了铜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入城内。

　　罗良玉仓惶出逃。贺龙遂占了铜仁。这是他二进铜仁。

　　时光易去，风云多变，一缕阳光照耀南方大地。

　　贺龙率师到达铜仁后，一面为民众兴办福利事业，一面招兵买马，坐等良机。

　　不久，已是1926 年。这当儿，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一举东征，讨平陈炯明叛匪。原来，陈炯明自1922 年叛变后，即盘踞东江，虎视广州。1925 年，他趁孙中山先生北上商决国事之际，密与北洋军阀勾结，收集东江土匪，联络各方反动势力，自称救粤总司令，再度叛变。广东革命政府迅即组织了东征军队。这支部队以黄埔学生为主，只3 个月，便收复了潮州、梅县，抵达东江。6 月13日，不足一天之间，即将号称6 万之众的叛逆，全部解决。

　　基地奠定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苏联的援助，广东填命政府于同年7 月1 日发表了《北伐宣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7 月9 日，革命军由广州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辖8 个军。第1 军军长蒋介石，2 军军长谭延闿，3 军军长朱培德，“军军长李济深，5 军军长李福林，6 军军长程潜， 7 军军长李宗仁，8 军军长唐生智。8 个军的人马，分4 路进发。一路向湖北进军，一路向江西、福建进军，一路向江浙、安徽进军。兵锋直指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在当时，不少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北伐军中。象第2 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6 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北阀军的先锋队、第4 军独立团团长叶挺部队中连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

　　为了联合各方势力，广东政府派张任民、张瑞华赴贵阳，争取袁祖铭参加北阀。

　　袁祖铭虽然占据了贵州，但贵州地区本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瘠之地，难养重兵。他几次想往外扩展，均未能如愿。这当儿，张任民、张瑞华到了贵阳，说服袁祖铭北伐。但此人是个久经风霜、老好巨滑之人。当时北伐军胜负如何，他还看不出眉目，可又想趁此机会，扩展地盘。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袁祖铭答应参加北伐。广东革命政府便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彭汉章为第9 军军长、王天培为第10 军军长。彭汉章亲自到铜仁，与贺龙商谈北伐之事，贺龙听说北伐讨吴、孙，欣然赞同。贺龙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9 军第15 师，贺龙为师长。贺龙遂通电北伐，电云：

　　“龙等遵于8 月6 日师次就职，并启用师印，分别呈报在案。窃龙等投笔从戎，浑忘寒暑，挥戈革命，备历艰辛。深知救国良漠，不外三民主义。

　　是以训兵励己，悉遵先总理遗训，启瞆震聋，足以光大中华国运，无如韶光在苒，国事蜩螗。龙等正叹髀肉复生，吴贼适博湘波，过颖危及西南，勘乱救国，义不容辞，爱遵层令，束下缨冠，师次鼎川，荣膺特命。经武整军，虽副吾济夙愿，锄残弃暴，仍处孤掌难鸣。至乞笠车旧友，袍泽新交，抒发精神，共同奋斗。并恳南针时赐，导师攸赖。”

　　贺龙精神振奋，士气高昂，抓紧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1926 年3 月的一天，贺龙接到了进军湖南的命令。

　　这一日，万里无云，风和日丽。风景秀丽的铜仁城，柳绿花红，春意盎然。在东门外的大广场上，贺龙和全体官兵召开了北伐誓师大会。一杆红底白边黑字大旗，迎风招展，大旗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9 军第15 师。大旗两旁是两杆红旗，这是铜仁父老赠送贺龙和15 师官兵的。红旗上书写着8 个大字，一面是“勋高三楚”，一面是“威镇双江”。贺龙军装整齐，斜挎战刀，一抹短胡修得齐齐整整，站在队伍前面，显得十分威武。全体官兵列队肃立，向国父孙中山宣誓，决心完成国父遗志，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誓毕，齐声高唱“打倒列强，，的军歌。歌声雄壮慷慨，不由得令人热血沸腾。接着，由铜仁县县长代表铜仁各界讲话。他先祝贺贺龙就任15 师师长，尔后说：“贺师长率师北伐，是完成总理遗嘱之壮举，我后方民众，要众志成城，爱国助军，做好支前工作。贺师长治军爱民，成绩卓著。现已就职北伐，我代表铜仁各界，敬祝师长和全体官兵，奋勇立功，争取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成功！”

　　接着，贺龙致词，他用洪亮的声音说：“这次革命军北伐，就是要打倒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本师官兵，多系来自民间的贫苦农民，可以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我全师将士，决不辜负各界父老兄妹的咐托，一定按照总理遗嘱，努力奋斗，扫清妖氛，统一南北，使全国同胞，都过上幸福生活。”

　　贺龙恳切陈词，全场掌声雷动。随后，军乐高奏，礼炮三响，北伐队伍，步伐整齐，浩浩荡荡，全城百姓，夹道欢送，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令人激奋。

　　贺龙率15 师由此出发后，首战告捷，攻克麻阳。接着，乘胜前进，连夺辰溪，沅陵。尔后，大军分水旱两路直扑常德府。

　　常德守军将领是叶开鑫。此人本是湘军第3 师师长。自赵恒惕被湖南省农民协会挤压走后，吴佩孚就命令叶开鑫率兵攻长沙。他先占长沙，后进常德。贺龙的15 师杀到常德，迎住了他的兵马，双方就在常德一线拉开了阵势。

　　常德地处洞庭湖之南，旧称武陵，晋代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的。“人间仙境”武陵，就指此地区的现称桃源县。常德位于洞庭湖之口，地势平坦。该城分8 门，城墙高大，四围挖有护城河。

　　叶开鑫将其部队摆在常德西，构筑工事。

　　这时，北伐军已攻克长沙。常德震动。贺龙遂不失时机地命令贺敦武为前锋，向常德守军发起了攻击。经过3 天激战，守军大败。贺龙部夺取常德后，与唐生智第8 军属下的教导师会合。

　　常德各界代表数百人，在下南门码头列队欢迎贺龙。贺龙讲话致谢。当即将师部设在了商会会长李恒泰公寓。

　　在国民革命军攻克长沙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为加强左翼的9、10 两军政治宣传工作，组成了以宣传科长周逸群为队长、陈恭为副队长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队员30 名，均为共产党员。

　　周逸群到了常德，径直来到了贺龙司令部，有门卫挡住。周逸群掏出名片，递与卫兵说：“烦二位通禀一声。”

　　卫兵接过名片去报告，贺龙很快满脸笑容地迎了出来。他老远就放声称道：“周先生，我可把你盼来了！”

　　周逸群迎了上去，笑道：“贺师长，我也把你想死了！”

　　他俩说话间，贺龙紧紧地握住周逸群之手，左瞧右看，直把逸群打量个够，笑道：“不是帅爷，是个相爷的样子。”

　　周逸群笑道：“你可是长了副帅爷的仪表。”两人说罢哈哈大笑。

　　贺龙把周逸群让到屋里，说：“几时到的？”

　　周逸群说：“刚刚到。”

　　贺龙又哈哈大笑道：“逸群哪，不知为什么，我们还没见过面，就比老朋友还亲，咱俩是不是前世就结下缘啦？”

　　周逸群说：“是有缘份，你为民众一片真心。我呢，也为百姓真心一片。

　　两个真心碰到一块，还能不亲吗？”

　　贺龙给周逸群点着一支香烟，说：“你们共产党不兴结拜，要是兴结拜，你我现在就写兰谱。”

　　周逸群说：“兰谱还不就是一张纸？只要我们奋斗目标一致，兰谱算个什么？”

　　贺龙连连点头：“有道理。”又说：“逸群，我们队伍驻铜仁时，可吃了你家不少粮食哟！”

　　周逸群说：“我只怕你们吃的少。”

　　说罢这段话，两人再一次哈哈大笑起来。贺龙对马弁（今称警卫人员）

　　说：“备酒，把参谋长也请来。”

　　周逸群紧接着说：“多备一些。”

　　贺龙答道：“足够你喝的。”

　　“不光我喝，另外还有30 人。” 

　　“什么人？”

　　“30 个‘红脑壳壳’！” 

　　“那好哇，我贺龙做梦都想共产党，他们来了，你怎么不早说？”

　　当下，贺龙吩咐安排酒饭，招待全体宣传队员，并把他们都视为上宾。

　　一刹时，全师官兵，都晓得共产党派人来了，领头的叫周逸群。

　　贺龙从周逸群到来以后，真是如鱼得水，似龙得云。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只恨相见之晚。贺龙对周逸群说：“我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一心跟孙先生，护国护法，入川讨贼，刀刀剑剑，拼拼杀杀，刀剑丛中拼了几年，单是我的亲人就3 个遇害，可打来打去打个什么结果呢？那些军阀还是军阀， 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过的还是苦光景。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跟孙先生错了吗？”他停下来又说：“逸群，这程子，我一直琢磨这个道道儿，可琢磨不透哇。我问过陈图南，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打仗流血都为自己。

　　我就不同意他这么说，我贺龙就不是为自己。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除贪官恶霸，给老百姓办好事。可除来除去，贪官恶霸不但不尽，还越来越多。逸群，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周逸群听了贺龙一翻言语，很有感慨，他说：“文常，你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就踩着孙先生的脚步，跟着孙先生革命，革了半天也没个眉目。你跟孙先生没有错，那孙先生为国为民也是一片真心。错在哪里呢？错在孙先生依靠的力量上。孙先生自己没有军队，他是借这伙军阀力量去消灭那一伙军阀，结果打来打去，不管谁胜了，还是军阀掌政，老百姓能好吗！”

　　贺龙听了，鼓掌大笑说：“逸群，你这一句话就把我心头上几年的谜团解开了。这些年来，我贺龙就是在军阀堆里滚来滚去，没个结果。就说人川讨贼吧，征战了两年多，眼看就消灭了杨森、刘湘的军队，可那赖心辉却和杨森他们一样混帐。亏得赖心辉没当省长，他要当省长，同样祸害老百姓。

　　逸群，眼前的事你说怎么办呢？”

　　周逸群答道：“孙先生临终之前，看出这步棋了，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力量。之后，先生又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可惜，先生刚刚看到光明，就不幸病逝了。”

　　贺龙望着周逸群说：“逸群，我们为啥现在才见面，为啥不早见面？”

　　周逸群说：“现在也不晚呀！”

　　贺龙摇着手说：“晚了晚了，我贺龙白白地拼杀了几年，要是死了，为谁卖的命都不知道。”

　　周逸群说：“人认识事物总要有个过程么，孙先生提出三大政策，还不是他撞了多少次南墙才醒过梦的。”

　　贺龙笑道：“孙先生撞墙我也跟着撞了墙。”

　　周逸群也笑说：“说不定以后还会撞墙呢。”

　　贺龙又说：“有你在就撞不了墙啦！”说到这里，贺龙十分认真他说：

　　“逸群，你在我这师里，当个政治部主任吧，也开导开导我的部队。”

　　这时，贺锦斋走了进来，他听到了贺龙的话，笑道：“文常，你不怕别人笑你成红脑壳么？”

　　贺龙认真地说：“我还真想成个红脑壳壳，就怕人家不要。”

　　就这样，贺龙把周逸群安排为师政治部主任，其余30 名共产党员，都成了贺师中政治工作人员。这些共产党员一到部队，就像酵母一般，工夫不长，整个部队就有了新变化。官兵们情绪高涨，热情地支持地方农民协会组织。

　　贺龙见了，格外高兴。

　　此时，常德一带的各色杂牌土匪很多。周逸群建议贺龙消灭和收编这些土匪，这样做既可整顿地方社会治安，又能加强北伐兵力，贺龙很赞成这个行动。周逸群便编了快板，令人抄写，遍布四乡。那快板写道：

　　“藏枪非得已，试溯枪来源。清代剿苗寨，杀伤累万千。同胞夺敌械，肉搏摧心肝。冤结瘴云黑，血映枫叶丹，壮男作战殁，老弱填沟间。所剩人无几，保安需械弹。北洋军肆虐，血竭髓敲干，外侮不防御，内战跃跃然。

　　耕者乏餐食，织缥难自穿，医疮挖肉外，百姓苦何堪。水利没修好，产粮全望天，山多田地少，罕有丰收年。酷吏搜刮苦，何钱纳税捐？劣绅和地主，剥削互为好。洒泪卖儿女，啼饥并号寒，挺而同走险，逼迫上‘梁山，。久习成流俗，集群图任官。奉劝随北伐，踊跃愿收编。幸勿再犹豫，革心路始宽。”

　　常德即克，贺龙又率师进军澧州。澧州守军贺耀祖，闻听常德已失，知道贺龙必攻澧州，一方面收罗常德败兵，一方面收募乡勇。在澧州构筑工事，妄图阻挡北伐军。

　　这一日，大军逼进澧州。前卫部队是罗忠义带领的1 个营，罗忠义是周逸群带来的共产党员，他本来叫罗义，听说要北伐了，便在义字前加了个忠字，成了罗忠义，此营也多是共产党员。在澧州南边有个叫热水坑的地方，罗忠义率部同贺耀祖的1 个团展开了激战。这热水坑是个不太大的山，因为有温泉而得名，是澧州的屏障。贺耀祖那个团在山头上构筑了工事，又派了个大刀督战队。那仗打得十分激烈。罗忠义赤膊露胸，挥着大刀，带领部队向上冲。热水坑的一个山口边儿有座桥，只杀得桥下积尸累累，把河水都给挡住了。罗忠义豹眼圆睁，终于将敌人阵地冲垮。虽然贺耀祖的大刀督战队砍掉了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以警贺兵，但贺耀祖的官兵们还是败退下来。正在罗忠义与敌人激战之际，贺龙亲卒大部队从后面偷袭了澧州。贺耀租见大势已去，急忙率残部弃城而逃。

　　攻克澧州后，贺龙正要乘胜追击贺耀祖残部，这时候，北伐军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蒋介石进行了调和。贺耀祖原是蒋介石的同学，都是日本士官生。

　　他一做工作，贺耀祖愿意北伐讨吴。

　　贺耀祖倒戈了。贺龙又率部向荆州、沙市进发。这一带是北洋军卢金山部队的防地，他是吴佩革任命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在湖北的沙市、公安一带，贺龙部同卢金山的部队开了火。

　　公安是常澧之咽喉，荆湖之锁钥，上可扼腕恩施、宜昌，下可呼吸汉口、沔阳。三国时，吴国大将吕蒙曾据北安营扎寨，蜀主刘备也在此筑城坚守。

　　芦金山知道这里是要地，委其第8 师16 旅旅长张福臣为宜昌戒严司令，第7师师长阎德胜为防御司令、刘学仪为副司令，杨荫为防御总指挥，并令第7师师长王都庆到公安巡防，26 师师长于学忠在沙市督战。

　　9 月13 日，谷青云旅欧百川部克公安，首战告捷，士气大振。贺龙继续指挥人马，同杨其昌师协同，意欲强渡长江。

　　在公安附近有个地方，叫黄津口。黄津口处有个地方叫戽湖堤。这廊湖堤在长江南岸。卢金山在这里放了重兵，意欲背水一战。他还从沙市调来了大炮封锁江岸。戽湖堤一带芦苇丛生，易守难攻。两军刚一接火，2 旅旅长贺敦武就在马王庙牺牲。噩耗传来，正在师指挥所的贺龙脸青了，眼红了，抓起战刀，亲自上阵。士兵们见师长来了，一个反冲锋把敌人打回去了。可是，这时节，北军从沙市调来的大炮响了，猛烈的炮火，将北伐压了回去。

　　那时候，贺龙军中最好的武器就是毛瑟枪，至多每个连有一挺机枪。

　　后退之后，陈图南对贺龙说：“师长，戽湖堤一线敌人置重兵防范，再打，要丢本钱了。”

　　贺龙眼一瞪说：“胡说，打滑头仗不是我们干的！我们不啃这硬骨头；让友军去啃，我贺龙干不出来。”

　　陈图南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贺龙变平语气说：“图南啊，我们l 个师在这里吸住了敌人近3 个师的兵力，友军就能在其他战场长驱直入。” 陈图南说：“师长，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总是要考虑我们的兵力。目前，敌人多我3 倍，又有重炮。我们呢，弹药也不多了，补充也上不来，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这些，师长难道没考虑吗？”陈图南吸了吸嘴唇又说：

　　“贺旅长的不幸，对部队是一大损失。”

　　贺龙说：“这些我都考虑过，我们的兵力比起北洋军来，人数上是少，可我们的队伍会打仗，至于补给的运输，逸群正和当地的农协会联系，求他们帮助我们运弹药、给养，协同作战。”

　　陈图南冷笑一声：“那些乌合之众，只能吓唬吓唬兔子。”

　　贺龙生气他说：“我不准你这样胡说！”

　　两人正说着，忽然不远处枪炮大震。此时，天色已黑，一轮圆月如同白昼，贺龙步出屋外，卫兵跑得气喘吁吁地报告道：“师长，北军又进攻了。”

　　“多少人？”

　　“不清楚，只见黑压压的一片。”

　　原来，那卢金山得知贺龙手下旅长贺敦武阵亡，又败了一阵，心下得意，想趁机一举将贺龙师击溃。便以重金收买了附近的土匪杨洪、丁虎几千人，趁月夜分3 路向贺龙部队进攻。

　　敌兵来势凶狠，战斗十分激烈。“豹子营”营长罗忠义（热水坑战斗后，罗忠义营被称为“豹子营”）弹中腹部，肚肠崩流，他仍不顾，直到战死。

　　此时，贺龙真急了，他从没打过这样的吃亏仗，把帽子一甩，提刀冲向前沿。就在这时，只听四面八方枪炮齐鸣，喊杀声号角声，似有千军万马，从天而降。各种声音里夹着“消灭卢金山，打倒北洋军阀”的喊声。那些北洋军一见背后枪声响，以为是北伐军援军到了。特别是那些收编的土匪，本系乌合之众，呼啦一下，散了大半。土匪一跑，动摇了北洋军阵脚，贺龙指挥人马一个反扑，可把卢金山的部队打苦了。卢部又处背水作战，纷纷落入江中。贺龙又乘势指挥部队抢上了船，一鼓作气，追到了北岸，残余之敌沿江跑了。于是，贺龙率部队直追到沙市，方才止步。原来，援军是周逸群动员了农民协会，用土枪鞭炮、松树炮，擂鼓鸣号，吓炮了敌人。

　　这天傍晚，贺龙同周逸群来到大江边，两人沿着江边慢步走着，贺龙说：

　　“逸群，我真不明白，你们共产党员怎么打仗那么勇敢？我带兵也七八年了。

　　还没见过那么勇敢不怕死，又那么知情懂理的兵。”

　　周逸群答道：“说起来很简单，因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劳苦大众的解放。依靠的对象是劳苦大众。因此，他们都有无畏的革命精神。”

　　周逸群谈到这里时，贺龙一边不住地点头，一边赞许说：“共产党的章程对头，要想使穷苦人翻身，就得靠穷苦人。”

　　贺龙说着，忽然停住脚步，说：“逸群，我也想加入你们的党，你们要不要？”

　　周逸群点着头说：“当然要了。”

　　贺龙立即说：“那就算我一个。”

　　周逸群诚恳地说：“云卿，加入共产党可是要有条件的，需要党的组织培养和考验，够条件了才能吸收。”

　　贺龙说：“逸群，那你就培养培养我吧。”

　　周逸群笑道：“好哇，如果能把你培养入了党，不光我高兴，我们的党也会高兴的。”

　　这时候，江边有一位捕鱼老汉，一边摇船一边唱道：“太阳出来一点红哟，桑植出了一条龙哟，两把菜刀砍盐局，如今占了沙市城哟..”

　　调逸群笑道：“云卿，听到没有，老百姓赞你是一条龙呢。”

　　贺龙摇头说：“不，我算个啥子龙哟，你们共产党才是真龙。”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鄂西激战与鄂西整编

　　贺龙占领沙市之后，又攻占了石首。10 月4 日，向北伐军总司令部缄告了鄂西战况。云：

　　“龙自出师以来，湘西、鄂西，相继肃清。中经羊毛滩一役，王副师长操如积劳而死，团长穆冰如饮弹殒命。黄津口、戽湖堤一役，贺敦武旅长又战死。大功未定，芳骨先枯！为主义牺牲，亦弗反顾。幸名城迭克，大江以南，早绝敌踪。正拟渡江进击，适王植之（天培）军长兼左翼总指挥新莅公安集议。以沙市江面宽泛，轮船民划，均为敌掳，实难飞渡，决改下游石首、藕池一带，择要渡江。龙遂于支日，尽率所部移军石藕。公安方面，由王总指挥令十军接防，担负全责。先日湘军第二师旅长蔡鉴，负固石首，碍我进行。已派刘旅长燮，提兵击溃，酌予收编。石城今日完全占领矣。”

　　当北伐军分诸路向吴佩孚发动总攻击时，而左翼总指挥袁祖铭却滞留铜仁，裹足不前；彭汉章和王天培，在湘西也行动缓慢。这样一来，左翼军前方只有贺龙、杨其昌等部，出现了群龙无首之局面。贺龙遂主动联络杨其昌致电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要求让前来督师的党代表吕超代行北伐军左翼总指挥职。蒋介石采纳了贺龙的建议。遂令吕超暂代左翼前敌总指挥职。

　　荆沙、石首既克，贺龙便加紧休整部队，不料患了眼疾，医生诊断为操劳过度。他与周逸群相商，由周暂代其指挥部队后，即赴汉口疹治眼疾，顺便看望亲眷。

　　贺龙一走，早已对周逸群满腹牢骚的参谋长陈图南，立时撕破脸皮，同周逸群公开顶撞。周逸群为顾全大局，依然态度平和，陈图南却毫不退让。

　　贺龙从汉口回到部队，闻知此事，对陈图南之举，甚为恼怒。但念旧谊，只力彼此做了调和。

　　12 月6 日，北伐军宜昌会战打响。贺龙部奉命攻打鄂西之敌，井亲赴前线督战。下令刘夔第2 旅由张家厂进攻，贺锦斋旅为预备队；向贵璋旅由歇溪跟进；杨百福骑兵团由官庙前进。全师人马于拂晓发动攻击，是日占领了杨林寺。遂电告前敌总指挥部和总参谋部，云：

　　“鄂西残敌，冥顽不灵，江汉肃清，犹稽效顺。经职予以犹豫期间而不觉，甘为军阀走狗而不悔，而绝于青天白日之下，即为我军所不客。爱遵左翼（前敌）总指挥令，饬属即向该敌实施总攻击。职于庚（八）日躬赴前方督战，剑及履及，毅然决然，誓乘貌琳，歼彼丑类。除就近与友军切取联络！

　　部中日行公件，令秘书长向沦元（向劲秋）代拆代行。谨电呈明，伏乞垂鉴，并祈饬前线各军知照为祷。”

　　前敌指挥部即通令嘉奖贺龙部，电云：

　　“澧州速转杨林寺贺师长云卿吾兄勋鉴：蒸代电顷此悉。贵师连日以来，迭克告捷，俱见各官兵奋勇杀贼，至堪嘉慰。唯闻残敌纷向施南方面溃退，尚望联络王（天培）杨（其昌）两师，向宜昌西南猛攻，俾资截击，而就地隶清为盼。”

　　攻克杨林寺后，贺龙又率师攻占了松滋。松滋守军为敌第18 师，其扼险固守。贺龙命令部队：“誓死攻击，坚决拿下松滋。”

　　命令一下，1、2 旅在松滋20 里之木马口、草溪附近，将敌击溃，遂乘胜占领了松滋城。当天，贺龙发电于前敌指挥部，云：

　　“龙于看日完全克复松滋，即联同王指挥所部，将南岸一律肃清，当即雇集船只于13 日午后由桃路口强渡，占领石宝山，以断沙、宜交通，向溃逃当阳之敌追击。..龙于午后2 时，躬率全部洗清北岸，向窜涣董市、江口之敌猛追。遵唐（生智）总指挥方略，向枝江、宜都纵进，会攻宜昌。”

　　在松滋，贺龙部队稍事休整。原副师长王操如在收复津澧战斗中积劳病故、由参谋长刘翼升任、陈淑元任参谋长。因谷青云有病，由贺锦斋担任。2旅旅长由第4 团团长刘夔担任。贺璋担任第3 旅旅长。

　　休整之后，贺龙指挥人马，断绝沙市至宜昌的交通，向溃逃当阳之敌，跟踪追击。连克董市、江口，进逼当阳，直指宜昌。

　　12 月17 日午后2 时，王天培部首入宜昌与敌巷战。继尔贺龙部攻入宜昌。此时宜昌之敌，已如惊弓之鸟，四散而逃。卢金山见大势已去，只得通电下野，逃往重庆。于学忠也逃往鄂北。杨森一看大势不好，立即求助于朱德，要求他参加北伐队伍。

　　宜昌一仗，贺龙和王天培两部大获全胜。仅贺龙师即缴获步枪3000，连枪百余，并俘敌数千名，毙敌团长3 名、营长5 名、士兵2000 余名。唐生智通电嘉奖，云：

　　“贵师迭克要隘名城，严冬从征，各官兵之辛苦可知，于党国俱足称欣，特电祝贺。”

　　12 月23 日，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偕同苏联军事顾问巴罗夫一行数十人，到达宜昌，慰问部队，并宣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任命，任命贺龙师为直属总部的独立15 师，贺龙仍为师长。

　　此时，中共湘区省委夏曦、郭亮，也主持召开庆祝大会，祝贺贺龙、王天培部取得宜昌会战胜利。

　　宜昌会战之后，贺龙收编了北洋军人马枪械，实力大增。惹得王天培等各方势力眼红。何键对贺龙也似梗在咽。这当儿，贺龙部新收编的两旅人马因军纪不良，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何键、王天培等就此大作文章，勾结地主和不法商人，到武汉国民政府告贺龙的状。说什么贺龙在宜昌强行捐款，独霸胜利果实。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竟要求解散贺龙部队。

　　这时贺龙已发现新收编的部队军纪不法之情，立即将涂震亚旅的编制撤消，新编独立2 旅彭斌部也予解散，并通电声明： “查新编之独立1、2 旅官兵不纯，违犯军纪，常有发生，业经派部将两旅完全解散。所有该旅名义取消，其佩戴符号作废，特令通知，以防假冒。”

　　尽管贺龙断然采取了这些实际行动，然而何键等人仍以讹传讹，甚至要求解散贺龙部队。

　　这当儿，知道贺龙部队真实情况的各方人士，为贺龙等打抱不平。武汉国民政府即派吴玉章前往宜昌调查。吴玉章是中共党员，他代表国共两党双重身份，率领一个代表团，到鄂西调查。

　　他经多方了解后，真相大白，对贺龙十分钦佩。贺龙在峡州饭店与他会面，两人谈得非常投心，大有相见惜晚之感。

　　于是，吴玉章力排众议，将谣言讹语尽扫。同时，提出调贺龙部抵武汉，保卫武汉国民政府的方案，以避免贺龙部在鄂西被众多的右派势力鲸吞。贺龙为此甚为感激。

　　1927 年春，冰消雪融之际，方案获准。贺龙率领全师官兵，乘轮船顺江而下，移师鄂城，担负起保卫武汉三镇的重任。

　　鄂城整编

　　鄂城是长江下游的要地，为湖北的东南大门，上连接武汉三镇下连赣皖两省。原为北伐军右翼李宗仁部防区。

　　贺龙全师人马开赴鄂城后，师部设在汉口法租界。其各旅团驻刘家庙、湛家矶、阳逻、鄂城一线。这时，全师官兵已达2 万人，共12 个团之多。

　　这时候，北伐各方势力都排斥异己，扩大自己势力。蒋介石对西南军人，一直视为异己，总想设法吞掉。袁祖铭在出任北伐军左翼总司令后，迟迟按兵不动，蒋介石知他有坐山观虎斗之意，自然不能相容。武汉一攻克他即密令唐生智设法除掉袁祖铭等。唐生智手下有个师长叫周斓，此人是其心腹。

　　唐便将刺杀袁祖铭的任务交给了他。周斓于农历腊月二十七（l 月30 日）， 在常德东门外商业研究社埋伏了人马，尔后，设“鸿门宴”，将袁祖铭及其参谋长朱崧、师长何盛辉等刺杀。遂宣布其罪状，云其屯据湘西，拉兵派款、封官委吏、扰乱后方。

　　接着，唐生智又向蒋介石奏了彭汉章一本，说此人统军无力，坐失战机，着即免职。蒋当即批示：“交唐总指挥查办！”

　　唐生智得了圣旨，即将彭汉章由常德诱骗至武汉扣押，接着，公布其罪状。罪状自然好罗列。之后，将其打入囚车，押到湖南囚禁，一年后，彭郁闷而死。

　　王天培闻讯，大怒。但他以为是唐生智所谋，便致电蒋介石，要蒋严惩常德事变之主谋。

　　贺龙附袁、彭两人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对左右说：“彭祖铭死，彭汉章坐牢，是庸人自扰，咎由自取，不足为惜。”遂于2 月13 日， 电呈北伐军总部，表明了态度：“绝对服从，听候调遣”。

　　2 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对国民革命军进行了整编。贺龙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 师，由第4 军张发奎指挥。这时，蒋介石为网络西南军阀， 密派了他的秘书长李仲公和亲信杨殷之到武汉策动西南将领拥蒋。李原籍贵州，早年留学东洋，原为汪精卫的人，后为蒋所有，时为蒋介石的秘书长、中央党部书记官长。3 月15 日，李仲公通过贺部秘书长严仁珊，到贺龙办事处赴宴。酒宴上，李传蒋介石之意，只要贺靠蒋，蒋则以高官厚禄相许。贺龙一声冷笑后，将李逮捕，送往唐生智处拘留。两月后，才由邓演达保释出来。

　　3 月22 日，贺龙在鄂城发表了就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 师师长职，并发表了就职通电。

　　“窃龙戎马半生，驰骋万里，为党国而奋斗，唯主义之是从者（今）番酾酒临江，适奉督师新命，必锄非种，誓戕封豸长蛇。弟履海知深，戴山觉重，当此艰难之会，不无损越之虞，尚祈新交旧好，时锡箴言，俾免瞎马盲人，或时论胥，电谨驰陈，统希查照。”

　　寒风骤起，形势突变。贺师长又面临着新的锻炼和考验。

　　4 月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贺龙奉命率部移师汉口。

　　武汉国民政府此时面对北方的张作霖和南京的蒋介石两个政敌，经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先行北伐讨张，然后东征讨蒋。此时武汉出师的北伐军，以唐生智力总指挥，下辖3 个纵队，分左、中、右3 路，贺龙部为右翼。

　　4 月19 日，北伐军在武昌南湖举行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就在这时，贺部驻汉口湛家矶的1 团，发生了闹饷事件。其起周是唐生智视贺龙部队为“杂牌”，又怀疑贺龙同共产党有联系，因此，在财政上另眼对待贺师，使该师官兵数月未能发饷。师参谋长陈图南因贺龙靠近共产党，早已怀怒在心，便借机扇动下级官兵闹事，以夺兵权。贺龙闻讯急到1 团， 将队伍集中起来，当贺龙正讲清欠饱原由时，一个叫李清林的士兵向贺龙开了枪，贺龙闪身躲过。场上顿时大乱。接着又有人向贺打枪，竟将其军帽打飞，贺龙急忙跳墙而走。这时其他团也闹起饷来。并有同陈图南关系密切的机枪营长陈策勋、手枪营长陈佑卿、步兵营长刘锦星和艾麻子等，乘机拖走了300 余人。还有800 余人逃跑。

　　闹事这天，陈图南、陈淑元、刘燮、柏文忠等人却故意躲在大智门大陆旅馆里打麻将。当此事件平息之后，陈图南则劝贺龙附蒋，并说必有高官可做，同时故意向贺龙透露了许克祥欲搞事变的消息。贺龙当即将此情况告诉周逸群。周逸群立即告知武汉市公安局，并报告中共中央。这时，武汉市公安局长是新上任的共产党员吴德峰，他迅速派便衣在大陆旅馆将陈图南等4人逮捕。刘燮拒捕，被当场击毙。经审讯，此3 人供认不讳，原来向贺龙开枪的士兵李清林，系陈图南派人收买的兵痞，他们意欲在混乱中搞掉贺龙、周逸群之后，由陈任15 师师长，尔后投蒋反共。5 月9 日，武汉市公安局在市府路将陈图南等3 犯处决。次日，《汉口国民日报》载称： “公安局昨日奉令枪决蒋逆派来的反动分子陈淑元、陈图南、柏文忠等三名。”

　　此后，武汉国民政府迫干压力由汪精卫、谭延闿等人主动出面，为贺龙部发了数月欠饷。才使军心安定下来。

　　闹饷事件，成为当年轰动武汉的一大政治事件，也是贺龙一生中经历的重大风险之一。

　　从二次北伐到南昌首义

　　1927 年4 月28 日，贺龙率独立15 师前卫部队，与右翼指挥张发奎等分乘20 多列军车，北上讨伐奉军。

　　15 师进至省广水时，奉命停止前进。这时，有反动的迷信组织红枪会， 聚众数千人，在信阳以南的东双河、柳林一带，破坏交通，拦截军车，妄图切断北伐军与武汉的联系，牵制大军北进。与此同时，又有山匪数千人，乘驻防柳林的36 军北上之机，在柳林发动了暴乱，匪兵拆毁铁路，抢物杀人， 严重阻碍了北伐军的行进。

　　15 师接受扫清土匪和红枪会徒的任务后，贺龙依照周逸群的安排，首先进行了广泛宣传。把印有“师长贺龙、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的布告，到处散发，布告宣传了北伐的意义，揭穿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欺骗。

　　接着，贺龙派人迅速摸清土匪和会徒的情况，尔后做了军事部署，下令1 团攻打九里关，2 团攻打插旗山，3 团攻铜鼓台，5 团为总预备队。贺龙特别指出：“千万不可轻视这些土匪，他们人数多，不怕死，吴佩孚、孙传芳都拿他们没办法。”又叮嘱：“匪徒靠近时再开火！”

　　战斗打响后，土匪漫山遍野杀来，吼怕如雷，真似天崩地裂一般。当他们临近贺部人马百米时，贺龙一声令下，军号齐呜，子弹齐飞，密如急雨。

　　霎时间，匪徒人仰马翻，尸横遍野。但匪徒依然不退，轮番冲锋。贺龙命令各部队坚决顶住、又令5 团投入战斗。战斗从午后3 时直打到日落，残匪才向罗山方向狼狈逃去。5 月11 日，贺龙卒师进驻信阳。

　　15 师稍事休整后，又北进至驻马店。总指挥唐生智在此召开了军事将领会议，部署作战方案。

　　这时，奉军在西起卧城，经漯河、黑龙潭、逍遥镇，东至周口的长达100余公里的防线上，部署了第17 军第2 旅、骑兵第10 团和直吴投奉的贾万兴之第49 旅、张占熬的第50 旅、第8 军的第34 旅等数万人马。凭借沙河天然障碍，阻止北伐军的进攻。

　　贺龙的独立15 师的任务是从邓城方向渡河，攻占逍遥镇，这是整个战役的中间突破口。

　　逍遥镇是郾城和西华之间的一座重镇，是临颖、漯河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奉军派了第8 军之34 旅等步炮人马5000 余人守卫。

　　贺龙接受了战斗任务后，即对该镇的地形地物和敌军之设防做了周密了解和细致分析。他见敌之工事都依托沙河，面向南岸，缺乏纵深梯次配备，即指出：正面进攻，必遭敌之猛烈火力阻击，徒增伤亡。当迂到敌之侧后，攻其侧背，定能成功。5 月23 日晚，贺龙将主力集中到敌防线薄弱之左翼， 向部队下达了“黎明时强渡沙河”的命令，尔后即绕过敌步兵部队的左翼，从其侧翼及其背后，一举击溃奉军。

　　24 日拂晓，独立15 师的第1 团从葫芦湾偷渡成功。河北守敌1 营大部缴械投降。随后贺龙率主力第1、3、5 团沿沙河向西攻击。奉军完全没料到贺龙人马从侧翼和背后攻击；黑夜之中，也不知贺龙有多少人马，一时大乱，真是人不及马，马不及鞍，金汤防线，一触即溃，纷纷回逃。贺龙当机立断，命令部队乘胜追击，从而迅速占领了逍遥镇。贺龙又闻报奉军大部向临颖、部陵方向逃去，下令追赶。逍遥一战，15 师仅以伤亡60 余人的代价，取得了缴获敌人4 个团的武器装备，俘敌3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当时的《汉口民国日报》曾以《奇兵制胜》为题，称赞贺龙部队：“是役该军战略颇妙，故敌军损失极大，而该军伤亡甚少”。苏联顾问加伦将军赞贺龙为“好乐梭”！

　　武汉国民政府对贺龙奇袭逍遥之役，倍加赞赏。

　　此战大捷后，贺龙挥师西进，相继占领了宋庄、杜母一线。

　　奉军由于丢失逍遥镇，使郾城、漯河之敌失去了屏障，遂使阵脚发生了动摇。北伐军第2 纵队乘机于26 日拂晓发动了猛攻，突破了敌之防御，使奉军百里沙河防线全部崩溃。但是，第2 纵队36 军由于推进太快，孤军深入， 被敌重兵包围，贺龙奉命急向京汉路线的小商桥进击，驰援36 军，并截断了敌军之交通线。

　　此时奉军收缩了兵力，在小商桥和临颖一带集中了7 万兵力，依托预先构筑的工事，欲与北伐军进行决战。小商桥位于临颖在漯河之间的铁路线上，为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北伐军若占领它，立时即可切断临颖和漯河奉军联系，动摇敌之全线。因此，敌布重兵把守。

　　27 日晨，贺龙率主力向小商桥进击。下午6 时抵小商桥地区，双方接火后，立即展开了一场血战，彼此伤亡达800 多人后，敌军不支而逃。这时被围之36 军仍在十里铺与敌激战，情况十分危险。贺龙抢占小商桥后，即率师救援。行进至万庄、皇帝庙时，遭敌猛烈阻击。双方又展开了血战。经过8小时的激烈战斗，终将敌军击退。28 日晨，贺龙又率部向临颖发动了攻击。

　　与此同时，第1 纵队的第25、26 师和第10 师，也在临颖城东十里头一线与敌进行激战。当天9 时，贺龙部突破敌之防御，临颖即克，奉军大败而逃。

　　当时《国民公报》载：

　　“5 月28 日晨5、6 时战斗最为激烈，四军、十一军贺师奋勇争先，前仆后继，以血肉之驱，与如雨之弹火相搏，卒将大憨击溃，败不成军，不仅夺得相当多的战利品..。此役为从来未有之恶战，前方武装同志之辛苦，可想而知，而我死伤亦极重大..。”

　　5 月29 日，贺龙又率部北进，占领许昌。

　　31 日，又奉命以第1 纵队先锋队名义由许昌直逼开封。6 月2 日，贺龙率先人汴，占领了河南省省会开封，与冯玉祥部骑兵旅会师。至此，中原要地郑州、开封次第克复。黄河南岸敌军基本肃清。

　　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嘉奖，称：

　　“诸将士忠勇用命，摧锋陷阵，建此奇功，弥深庆慰。”

　　由于贺龙指挥有方，部队勇猛善战，武汉政府决定将其领导的独立15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20 军的番号。6 月15 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此决定，并将周逸群升任20 军政治部主任。

　　6 月26 日，贺龙部班师回汉。而这时武汉的形势已日益恶化，继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蒋介石、汪精卫的指使下，5 月21 日，于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后，反共势力更为嚣张。

　　贺龙人马6 月26 日回师武汉时，汪精卫尚未公开叛变。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东征讨蒋。正在这时，忽传何键的35 军要在汉口闹事，一时间，风雨满城，人心惶惶。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和共产国际代表都对汪精卫集团采取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竟下令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使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

　　28 日上午，贺龙专程拜望了第6 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两人交谈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使贺龙颇受启发。

　　在这重大的转折关头，对于贺龙这支生力军，各方势力几乎天天都在争夺。汪精卫嗾使唐生智派人拉拢贺龙。蒋介石对贺龙恩威并用，软硬兼施。7月初，周恩来在周逸群的陪同下，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公馆会见了贺龙，使贺龙更加清醒。面对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形势，贺龙对周逸群坚定地表示，不管形势怎么变，我贺龙要始终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对于蒋、汪的说客，贺龙断然拒绝。他把蒋介石派来的说客、参谋长朱绍良“礼送”九江。

　　贺龙为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政治立场，从位于英租界辅堂里92 号寓所搬进了俄租界苏联鲍罗廷的公馆。这里是中共中央上层核心人物活动聚集之处。

　　贺龙在此了结识了许多中共要人。

　　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八一’起义前，党中央改组后的几个临时负责人，翟秋白、张国焘和我曾酝酿过在武汉起义，当时动员了叶挺的11 军，贺龙的两个师。那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在那里有周逸群做党的工作。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旗号，要搞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裂。提法、口号是正确的，但起义如何搞大家都不清楚。”由于种种原由，没有在武汉起义。

　　7 月5 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在武昌旧督军署内，举行了盛大的就职大典。会后，与会者联名通电讨蒋，次日，汪精卫正式提出了东征讨蒋案，武汉国民政府遂决定东征讨蒋。唐生智为总司令，何健从江左岸进兵，程潜、张发奎从江右岸进兵，叶挺、贺龙两部为先锋。

　　贺龙人马行至江西省九江，武汉政府却下令停止前进。因是冯玉祥同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携手后，蒋冯联合发表了声明。7 月13 日，冯玉祥在蒋介石的代表王正延催促之下，一日数次电武汉汪精卫集团，并提出宁汉合作的条件是限鲍罗廷5 日离开；立即宣布。“清共”；驱逐各处共产党分子， 逮捕陈独秀及其他共产党领袖；解除邓演达一切职务。14 日，汪精卫等召开秘密会议，部署了反共与“清党”。在次日召开的“分共”会议上，汪精卫宣称：“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还通过了处置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案，正式宣布“分共”。至此，国共第一次合作最后破裂。

　　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的当天晚上，周逸群立即找到贺龙，怒挑双眉说道：“文常，汪精卫宣布了‘分共’，现在正在武汉抓捕共产党员和工友们！”

　　贺龙一拍桌子道：“东征讨蒋，汪、唐却大军按在这里不动，我琢磨这其中定有缘故。”他抬起头来又说：“逸群，我对共产党是没说的，可有一点对你们不满意，你们抓工会、抓农会，连妇女、童子军都抓，就是不抓枪杆子，我这目不识丁的人还知道枪杆子厉害呢！”

　　周逸群叹了口气说：“一言难尽，以后你会明白的。现在，党中央要我和你谈一谈，请文常伸手帮助共产党度过这难关。”

　　贺龙立即诚恳地答道：”逸群，有什么你就说吧！”

　　周逸群接着说：“现在武汉反动政府正到处抓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为了不使我们党受更大的损失，我们有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要安排在你的部队里。”

　　贺龙毫不犹豫地说：“请你转告党中央，我贺龙脑袋掉了也要救这些红脑壳壳。”他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在九江大摆宴席，庆贺我荣升20军军长，你们那些党员、团员、积极分子，都来做我的客人。”

　　按他的这个高招做了，武汉和两湖各地被解散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及在“清党”中被各处“礼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被贺龙巧妙地收到20 军中。段德昌、陈赓、陈章甫等优秀共产党员、著名记者范长江等， 还担任了20 军中的重要职务。

　　7 月23 日晚，谭平山在九江饭店20 军司令部，会见了贺龙。谭平山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国共两党合作时，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任农工部长，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同陈独秀、汪精卫都有不同的看法，并多次争吵。

　　汪精卫“分共”之后，中共中央改组后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前往九江，组织在北伐中的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军阀。20 日，谭平山在九江主持召集有关负责同志开会。

　　会上，提出了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 军参加南昌起义。这时候，鲍罗廷、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邓中夏带着九江会议的意见，上山请示了鲍、瞿。瞿秋白即到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起义方案决定后，谭平山即做争取贺龙的工作。当谭平山把中国共产党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的打算告诉贺龙后，贺龙立即说：“早该动手了！”又愤愤地说道：“什么东征讨蒋？汪蒋早已穿了一条裤子，那南京武汉要人，明来暗往，如同穿梭，干什么？还不是明里踢脚，暗里拉手？谭先生放心吧，共产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贺龙说到此，又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补充说：“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换上草鞋，再上山拉队伍！”

　　谭平山听了以后，激动地握着贺龙的手，说：“贺军长，共产党永远忘不了你！”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组织南昌起义之际，国民革命军第5 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九江甘棠湖烟水亭大摆宴席，“招待”在浔的各方将领，赴宴的有第4 军军长黄滇翔、第9 军军长金汉鼎等，叶挺、贺龙也参加了宴会。

　　宴会上，朱培德对贺龙倍献殷勤，并道出了汪精卫、张发奎之意，邀请贺龙、叶挺赴庐山开会，共商军机大事。

　　原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已经定下密计，他们要把贺龙、叶挺骗上庐山，借机夺了他俩的兵权，尔后再把这两支人马调开。朱培德宴请贺、叶，是大骗局的第一步。

　　汪、张等万没料到，他们定下的这个阴谋，被第4 军的参谋长叶剑英知道了。此时叶剑英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其真正的身份还没有公开。他以4军参座的身份，参加了汪精卫、张发奎等策划害贺、叶的庐山会议。叶剑英当时心里极其着急，散会后，立即寻机下了庐山，直奔九江，先会见了叶挺。

　　这时叶挺正准备上庐山赴会。叶剑英把汪、张在庐山会议上策划的阴谋一讲，叶挺顿时后背流了冷汗，他紧握着叶剑英之手，说：“剑英，你担风险救了我们两支人马的性命。”

　　叶剑英又说：“要想法通知贺龙，咱们找个地方商量紧急对策。”

　　叶挺说：“甘棠湖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咱们上小划子，到湖中商议。”

　　说罢，拿起电话告知了贺龙赶快到此湖中商谈要事。

　　在甘棠湖的小舟上，叶剑英把所知道的庐山开会的机密底细告诉了叶、贺。3 人经过慎重磋商，一致认为：不去庐山开会，迅速把队伍开往南昌。

　　7 月25 日，贺龙与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会上，贺龙表情严峻地说：“弟兄们，我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一件大事，想必你们也知道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像蒋介石一样，屠杀共产党员了。共产党怎么样，大家都已看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北伐的胜利。现在，我们东征讨蒋的队伍，停在九江不动了，为什么？说白了，就是汪精卫、张发奎对我们不放心，要把我们调开，对我们下毒手，而今，汪、张在庐山上，意欲把我和叶希夷（叶挺的字号）诱骗山上，解除兵权！”贺龙说到这儿时，台下的军官都睁大了眼睛，都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而吃惊。贺龙继续说：“眼前的事，摆得很明了，一是把队伍解散，大家回老家去，这不行！”贺龙朝会场扫了一眼又说：“第二条，就是跟蒋汪一起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弟兄。”他把手一挥，“这一条，更不行！”贺龙炯炯的目光再次环视了一下会场。这时节，会场上可真静啊，静得人们的呼吸都能听到。足有一分多钟，贺龙的话，像从胸中喷出来：“弟兄们，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呢？要走跟共产党救国救民的路，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离开。可有一样，不许拉走队伍！”

　　贺龙这洪钟般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也激荡着每一个军官的心。

　　20 军军官们心中积聚多日的愤怒，一下子便迸发了。他们嚷道：“军长， 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跟你走定了！”

　　那些胆小怕死的人，想到共产党正在倒霉时刻，心里打起了鼓。更有一些反动军官，听贺龙讲要投共产党，连夜就逃跑了。对这些军官的举动，有人报告贺龙，建议去追。贺龙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当天夜里，贺龙率20 军广大官兵上了火车，火车一声长鸣，穿破茫茫雨雾，直奔古老的南昌城。终于在1927 年8 月1 日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光辉节日里，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并任起义军总指挥。他所率的第20 军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在这年的9 月战局巨变之际，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 贺龙同志更加英勇地投入了新的征途，在龙腾虎跃的峥嵘岁月中前进.. 



　
 
 

 

 


　		　
　	


　
陈司令员转战赣粤边和齐鲁大地（王辅一 李永春）

  

  

 
　　陈毅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字仲弘。1901 年8 月26 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1916 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参加工人运动。1921 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春担任重庆《新蜀报》文艺副刊主笔。同年秋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工人、学生运动。1926 年初毕业于中法大学文学院，参加领导“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后被派赴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并在合川参与沪州顺庆（今南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7 年春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该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1927 年7 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他转赴江西，8 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第11 军第25 师第73 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 与朱德等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1928 年1 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1 师，任师党代表。

　　同年4 月与朱德率部到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 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 年初与朱德、毛泽东率4 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同年6 月主持中共第4 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 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全面汇报了4 军的情况，肯定毛泽东、朱德在4 军的贡献， 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的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在周恩来主持下，代中共中央起草给4 军前委的指示信。回4 军后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第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1930 年2 月任新成立的第6 军政治委员，后任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22 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等职，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参与领导反“围剿”斗争，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1934 年10 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留下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1935 年2 月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等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集中作战向分散游击的转变。在敌人的分割、封锁与残酷清剿中，在赣粤边区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中共在南方的这个革命战略支撑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 支队司令员。根据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他率领第1、第2 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继又率苏南主力部队北渡长江，任苏北指挥部指挥，联络友军和开明士绅，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指挥黄桥战役，同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为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0 年11 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与政治委员刘少奇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后， 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与刘少奇等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先后发表了《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等指导部队建设的重要论著。指挥华中9 万部队，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坚持抗战， 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 年春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继续领导华中军民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3 年11 月赴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统率华中、山东两大战略区部队，抗击50 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向华东解放区的进攻，1947 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当蒋介石集中主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时，又指挥孟良崮战役，一反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常用战法，出敌不意地歼灭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74 师。1947 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卒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 年5 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赴中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从同年11 月开始，作为总前委的常委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

　　1949 年5 月起兼任上海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筹建华东海军、空军和技术兵种，加速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时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与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1954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 年2 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 年1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遭到严重迫害。1969 年夏，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59 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2 年1 月6 日在北京逝世。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生前发表过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1977年出版有《陈毅诗词选集》。

　　* * * * *

　　陈毅同志从1928 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率部赴井冈山会师，领导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亲领新四军转战，直至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治军有方，多谋善断，威震敌胆。他为人坦诚，兼资文武，博学多才，诗词闻名军内外。本篇仅记述他从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到进军中原这个时期创出光辉业绩的片断。

　　转战赣粤边

　　从1934 年10 月到1937 年秋，陈毅一直在赣粤边转战，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1934 年10 月上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24 师及地方武装共1.6 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命项英为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当时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苏区及其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中央还规定，必须待野战军突围到湖南后，才能公开宣布野战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并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 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必须坚守的阵地。

　　这时，陈毅因8 月在兴国老营盘作战中大腿负伤未愈，还躺在病床上。

　　本来，医院要给他开刀，但因没有电源，无法拍X 光片子，以致搁了下来。

　　当他得知红军主力将要转移时，十分着急，马上给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周恩来接信后，在百忙中赶赴医院，询问情况，并将战略转移的安排告诉陈毅。医院接到周恩来派人送去电台使用的发电机，立即打开已包装好的调光机等医疗器械，给陈毅拍片、检查，确诊其右跨骨粉碎性骨折，随即给他动了手术。陈毅在麻醉清醒过来后，不顾刀口的剧烈疼痛，于10月10 日下午躺在担架上，到中央机关同周恩来等告别。

　　项英10 月12 日送别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人及最后撤离的队伍，在第二天赶到医院看望陈毅，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部署，并就如何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如何坚持斗争初步交换了意见。

　　从10 月7 日起，红24 师和独立团、营奉命接替红军主力防务，让主力先秘密至赣南集结，补充兵员和弹药、物资，进行政治动员，并于10 月21日至25 日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征途。同时，积极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以策应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谭震林曾经指出：“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军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

　　陈毅为揭露国民党欺骗士兵、残杀人民的罪行，于11 月7 日发布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1 号布告，其中有鼓动白军士兵“莫听军阀欺骗”，“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等内容。这个布告很快传遍苏区内外。

　　1934 年初冬的寒风格外凌厉。

　　敌人乘虚大军压境。我军迅即采取措施。

　　这年11 月间，随着国民党军近20 万大军的围攻，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紧张。陈毅和项英一起商量对策，迅速对这场关系生死存亡的斗争作了新的部署。其中包括：派张鼎丞等一批干部到各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继续组织疏散，分散安置老弱病残干部，少数送到白区治病：新建中共信（丰）南（康）

　　赣（县）特委和军分区（后改为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调红军1 个营去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这为尔后转战赣粤边打下了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地根据项英、陈毅的安排，陆续开展起游击战争。

　　中央军区举办游击训练班，培训骨干，陈毅还给他们上过课。敌人占领瑞金等地后，游击武装立即建立起来，展开活动，用实际行动表明了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这给人民群众以鼓舞，给敌人增加了压力。

　　革命形势的恶化，少数不坚定分子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军。陈毅认为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对叛徒绝不能心慈手软。为打击反革命气焰，他断然以中央政府办事处名义，于12 月20 日发布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震撼了敌人、巩固了内部。

　　为了适应更艰苦的斗争形势，陈毅对政府部门作了认真精简、撤销或合并，将人员分配到各地参加游击战争。他的妻子赖月明，原在江西省少共儿童局工作，11 月就被他动员回她老家兴国县从事地方工作。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留下的1 万多名伤员中，数千名重伤员的安置异常困难。到1935 年2 月，在于都南部还有2000 多名重伤员。他们行动不便， 严重的敌情已不允许他们集中安置。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向伤员讲明严重的敌情和险恶的处境，亲切耐心地动员他们立即疏散，同时亲自动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分头收容安置。他恳切地对群众说：“你们把这些负伤的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

　　经过多方努力，群众把伤员当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很快就把重伤员疏散安置了。

　　1935 年2 月5 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对中央这一指示和随后指示的贯彻，陈毅都参与研究，作出进一步精简机关部队、改变斗争方式的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余领导干部，包括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去福建领导斗争，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同志由武装护送向福建转移。

　　春寒料峭，形势愈加恶劣。

　　到2 月下旬、3 月初，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向“三角地区”步步紧逼，形势越来越危急。按照中央分局部署，部队分9 路先后突围。

　　3 月9 日，陈毅和项英在于都南部的上坪预定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那一天，是异常艰难的。当时部队已经集合，但要等向中央的报告发出后才好走。

　　那时，由于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电台联络困难，待到下午5 点电台叫通时，敌人已经临近，电报发出后，就被迫埋掉电台，烧掉密码，从此，项英、陈毅同党中央失掉联系，更增加了新的困难。在他们行动前，贺昌带2 个营于下午3 时先行突围，中敌埋伏，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项英、陈毅带1 个营行动时己是晚上，又和敌人遭遇打了一仗。他们在那一带转来转去，就是转不出去，都碰到敌人阻拦。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分散行动，改向赣粤边突围。这时，他们巧遇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即由他带着走崎岖小路，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突出重围，于3 月下旬到达大厦（今大余）东南的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接着，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的余部也到达那里，加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共1200 余人。于是，项英和陈毅确定在油山建立根据地。

　　时光短暂，找到了落脚处。

　　抓紧时机，统一思想，新的起点开始了！

　　1935 年3 月下旬，陈毅同项英到达油山后，开始了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历程。

　　赣粤边，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的南方游击区之一。它位于赣南与粤北交界处，以大余岭之油山为中心，北与诸广山相连，南与九连山接壤，包括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定南、全南和广东省的南雄10 个县的部分地区，中心区域在信丰、大余、南雄3 县毗邻之边界。此处地势险要，宜于游击回旋。

　　陈毅和项英进抵油山后，立即去看望从于都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指战员们看到项英、陈毅安全到达，非常高兴。陈毅豪迈地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消灭在仁风山区了！嘿，我们却在油山上说话啦！”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指战员们。

　　项英、陈毅在听取了红军指挥员的汇报后，对赣粤边局面的开展及保存革命力量等方面，甚为称赞，同时认为有必要对今后斗争作出新的部署。

　　4 月中旬，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从汇报中看出，当时有三种情绪：一是，盲目乐观。认为在赣粤边已集中1000 多人，可以大干一场了。二是，盲动主义。认为应和敌人挤个痛快，拼掉几个算几个。

　　三是，悲观失望。认为革命失败了，应当躲藏不露面，红军主力不回来就不能和敌人作战。陈毅和项英一致认为，这些情绪问题不解决，斗争就难以正确地开展起来，必须尽快统一认识，便于统一行动。

　　项英在报告中，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提出了新的斗争方针，作出了新的部署。他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虽然失掉，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

　　他还针对游击主义倾向，指出：“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策。”

　　陈毅在讲话时指出：红军主力转移，我们突围到油山，这是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高潮必然要到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同时，他提醒大家：“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的。”

　　陈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同敌人死打硬拼。他深刻、生动他说：

　　“如果跟敌人硬拚，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

　　陈毅在讲话中强调要转变斗争方式，改变不适合游击战争的做法。他说：

　　“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一方面要防止脱离政治的倾向，加强政策学习，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转变老一套作风，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迅速适应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胜利。”

　　项英、陈毅的讲话，使大家开阔了心胸，统一了认识，看到了全国革命斗争的风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

　　长岭会议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斗争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军事上，确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确定在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下，设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三南（龙南、全南、定南）等县委，部队编成4 个大队，下面再设若干10 多人至20 多人的分队，便于进行小规模的、分散的游击战；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敌或与优势之敌决战，以兜圈子、挺进游击和袭击动作，打击弱小之敌，来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

　　这次会议对分兵作战作了具体部署，确定在赣粤边的5 个地区，包括： 位于信丰和南雄交界处的油山区，南雄西北帽子峰周围的北山区，以大龙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区，龙南、全南、信丰和南雄交界处的南山区，赣粤湘三省交界处的上犹、崇义区，分别建立游击区。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仅率1 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在内的精干队伍，以帽子峰为依托，通过新建立的交通联系网，指挥赣粤边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是项英、陈毅领导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它对胜利坚持南方特别是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赣粤边的阳光红似火。

　　“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激烈地展开。

　　1935 年5 月，项英、陈毅在赣粤边直接领导的游击战争，开始了艰苦的岁月。

　　这时，蒋介石为消灭中央苏区的共产党和红军，成立了以余汉谋为司令官的“赣南第6 绥靖区”，调集正规军和保安队三四万人，用赣粤边游击区周围的河流、公路、村庄构成3 道封锁线，开始大规模“清剿”。余汉谋还狂言：“要在3 个月内消灭游击队。” 

　　项英、陈毅面对超过我军数十倍的强敌的进攻，坚定地紧紧依靠群众，运用公开与半公开、分散与集中、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来领导反“清剿”。

　　陈毅他们不能住村庄，就搭棚隐蔽。一般的，弄点树枝、茅草，就搭起来；条件许可时，就用竹子搭。后来，因棚子目标大，不能住，只好改用雨伞。大余岭的雨季时间长，他们就设法买雨布，在四角钉上绊子，挂在树上，既可以遮露挡雨，又携带方便。

　　陈毅他们为缩小目标，便把游击队化整为零。多者10 余人，少则三五人， 把打游击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成为“武装工作队”，他们改扮农民装束，把枪托锯短，以便隐蔽。他们与“清剿”的敌人捉迷藏，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暴露目标。

　　陈毅他们为对付“清剿”，提出了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的口号。要求干部、战士学会一门手艺，便于在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掩护开展工作。交通员赖文泰是铁匠出身，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通过为群众补锅补盆来进行工作。

　　杨尚奎会编篾器，就以此来掩护。有人问他是什么人？群众说“是新请来的篾匠。”人们见他编的自制品又细又密，也就相信了。不会手艺的干部、战士就下田劳动，和群众广交朋友，既扩大政治影响，又可逐步发展组织。

　　陈毅经常用毛主席教导的“叫化子打狗靠面墙”来启发大家懂得，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必须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反“清剿”。在基础较好的地区，组织不脱产的游击小组，仅油山和北山游击区就组织有以党员为核心的游击小组50 多个。他们配合游击队站岗放哨，当向导，作侦察，搞情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信丰上乐、坑口一带群众，组织起来为游击队站岗放哨，还规定了暗号，发现敌人进山就喊“牛吃禾了！”以示游击队上山隐蔽。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送情报，帮助购买食盐、电池、纸张等物品。1936 年6 月，陈毅伤口复发，在大余彭坑周蓝嫂家养伤，她精心照料，还机智勇敢地掩护陈毅躲过敌人的“搜剿”。

　　陈毅他们对游击队行动保密要求很严。当时，敌探常在路旁沟边察看有无游击队的足迹，到山顶上观察有无游击队做饭的火烟，在山林草丛里窃听有无游击队说话或咳嗽的声音，发现“情况”立即报告，调兵来“围剿”。

　　据此，游击队一般不走大路，专走小路、山路；遇到雨天，为不留脚印，有时干脆在水沟里走。对必经之路，留人在后面处理脚印。做饭时，尽量做到白天做饭不冒烟，夜间烧火不透光，陈毅还告诫行军爱讲话、爱开玩笑的同志：

　　休玩笑，耳语声放低。

　　难免无敌探，

　　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对反“清剿”战斗的原则，项英、陈毅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作了规定：

　　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嫌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游击队就运用这些原则，来打击敌人。

　　1935 年夏，粤军正在紧张。‘清剿”，油山游击队得知敌后方南雄的乌径空虚，就跳出敌包围圈，急行军100 多里，天亮前赶到乌径，全歼敌军靖卫团， 吓得“清剿”的敌人调兵回防乌径。5 月，油山游击队乘夜潜入大余的游仙圩敌据点，采用引蛇出洞的战术，将碉堡内的敌人引到外面加以消灭。接着，游击队又袭击了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打死矿警队长，扛走枪支弹药，迫使“清剿”北山的敌人调兵来安定后方。9 月，南雄游击队在甫雄至大余的公路上，袭击敌3 辆汽车，缴获大量弹药和医疗药品，还让驾驶员带走宣传品广为散发，影响很大。

　　红军游击队还根据项英、陈毅的要求，重视配合作战。当敌人大举“清剿”油山、北山地区时，“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奉命乘虚袭击了信丰的崇仙，捕杀了反动团总张校麟和“白师爷”。接着，他们化装袭击了青龙山下的大刘庄，打死恶霸吴保长，贴出用“中国工农红军赣粤边游击纵队军法处”名义的大布告。群众奔走相告：“红军回来了！”从而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鼓舞了群众，威慑了敌人。

　　项英、陈毅为便于不识字游击队员的记忆，把游击战术编成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仗，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在反“清剿”过程中，项英、陈毅重视游击区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建立，发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他们吃苦在前，斗争在前，鼓舞和带动了群众并肩战斗。

　　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赣粤边游击区军民共同努力，国民党军“3 个月消灭游击队”的“清剿”计划彻底破产了，不得不改为半年，后又限为1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了。

　　在反“清剿”斗争期间，对陈毅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缺乏药物。1935年6 月，他腿部伤口复发化脓了，行走困难，只靠万金油涂一涂，1 个月后脓穿了，稍好了些。可到9 月又化脓，待脓穿时，将腿捆在树干上，叫人拼命往外挤，挤出很多血水，还有两块碎骨头。这才把扯好的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一点一点塞进伤口，他的伤口居然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疼痛，陈毅凭着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并在赣粤边坚持斗争到胜利。

　　反动派惯于施展反革命的两手伎俩，我军来个针锋相对。

　　国民党为抓住项英、陈毅，消灭红军游击队，在加紧派兵“清剿”的同时，还利用叛徒来破坏，他们利用叛徒龚楚就是一个大阴谋。

　　龚楚原为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 年2 月率数百人去湖南开展游击战争， 5 月在湘粤边叛变投敌。他向粤敌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受到敌酋的赏识和利用，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30 多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敌人的这一招，用心极为险恶。

　　10 月中旬，龚楚带着伪装为“红军游击队”的卫队，来到北山的天井洞。

　　他们在那里转了两天，没见红军游击队的踪影。这时，一支反动武装窜到天井洞，同龚楚的“游击队”假打了一阵，就“溃败”了。龚楚在骗得红军游击队交通员的信任后，利用开“联欢会”

　　的机会，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导致30 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游击队队长兼政委贺敏学身中3 弹逃出虎口，后方主任何长林被抓住后叛变。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然遇到我侦察员吴小华等。何长林假惺惺地声称：“龚参谋长是刚从湘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向周同志（项英化名）和刘同志（陈毅化名）汇报，请你给他带路。”吴小华警惕性高，感到奇怪，识破了敌人，机敏地设法对付，当引带敌人接近指挥部哨兵时，他就指着身后的匪徒大喊“他们是反革命”，哨兵连放3 枪，向指挥机关报警。

　　项英、陈毅等及警卫战士急忙离开指挥部的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

　　吴小华和哨兵则朝着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以便引开敌人。敌人惧怕游击队实力雄厚，只好逃遁。

　　项英、陈毅对吴小华机智勇敢的表现，给予了表扬。同时，鉴于敌人已发现天井洞一带为指挥机关所在地，必定会大加破坏，于是在作出防范部署后，立即向油山转移。

　　果然不出所料。叛徒龚楚和何长林为抓住项英、陈毅，带着反动军队在天井洞附近严密封锁，日夜搜查，并将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抓去拷打，甚至杀害，使北山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群众蒙受很大损失。后来人们把它称作“北山事件”。

　　陈毅他们离开北山向油山转移后，日夜在深山密林中穿行。他们避开大路，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遇见陡壁，就抓住岩缝里的粗藤往上攀；遇到下雨，山路滑，时常摔跤。陈毅拖着负伤的腿，有时一下就滑到山下了，大家风趣他说他“坐飞机”。他们还偷越了座落在赣粤两省的交界处，关楼南面嵌着“南粤雄关”，北面嵌着“岭南第一关”大字的大梅关。当他们越过著名的大梅关，继续前进数里到达仙人岭时，感到实在大累，就在避风的石助里稍事休息。大家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下一会就睡着了。醒来，陈毅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

　　项英、陈毅从北山事件中，认识到巩固内部是个大问题，而这主要应靠说服教育。

　　当时，国民党对陈毅等造了很多谣言，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陈毅就用现身说法教育那些对革命有顾虑的同志。开始，国民党报纸称“陈毅股匪”。

　　有人问他：“‘陈毅股，是谁？”陈毅答：“那就是我。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过了些日子，国民党报纸又称陈毅为“陈毅散匪”。有人又问他：“‘陈毅散’又是谁？”陈毅又答：“还是我。”那人感到奇怪，说：“你怎么改名字了？”陈毅笑了笑说：“‘股’的资格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标小，少麻烦。”陈毅的乐观精神使大家增强了信心。

　　斗争的残酷，加上客观条件差，少数人发生动摇，以至叛变投敌。项英、陈毅认为，对叛徒要视情镇压，内部问题要靠民主的方法解决，启发指战员自觉自愿地从事革命斗争。陈毅说：“对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对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干革命。”根据项英、陈毅的指示，游击队对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总是先劝他们留下，如一定要走也不勉强。有一次，陈毅在会上公开讲：“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陈毅讲后，有些人就说：“他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恰巧，这时有个出去的人在外面站不住，又回来了。这人用现身说法，认为在游击区自由，到外边吃饭、睡觉、走路都难受。这样，原来有点动摇的人也坚定了，红军游击队内部更巩固了。

　　钱，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也是影响内部巩固的一个问题。项英、陈毅在于都南部突围时，组织上交给他们几根金条带着。他们把这些金条缠在腰里，穿衣服多时还可以掩掩盖盖，到穿单衣时腰里就鼓起来了。少数新奇的战士，就对他腰里指指点点，有的还借机摸摸是什么东西。项英、陈毅对此也很重视，考虑颇多。如果分开带吧，等于给意志不坚定的发路费；如果只是他们带着，不仅瞒不住，而且还很危险，也可能被谋财害命，不如干脆把它说清楚。有一天，陈毅在项英陪着的情况下，把金条摊开了，对战士们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略为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在敌人手里。”战士们听后，说：“你门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了。”项英、陈毅建议将金条分开背，战士们说：“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陈毅相信战士，善于引导，把带钱的问题讲清楚，又消除了一个影响内部巩固的因素。

　　敌人是不甘心的，自恃兵力强大，怎能放松“剿”字！

　　红军游击队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1936 年春天，国民党为消灭项英、陈毅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令其驻大余、信丰、南康的军队组织对油山“搜剿”，并胁迫群众携带砍刀、火柴进山，妄图将树砍光、草烧光，使游击队无法藏身。

　　陈毅接获情报后，立即赶到项英驻地，共同分析了敌情，大余、信丰驻的是余汉谋的第1、第2 师，而南康驻的是保安队，不是一个建制，不可能协同动作。据此，项英、陈毅迅速作出安排：（1）把在信丰境内的指挥机关，分散到大余、南康境内，拆除游击队住的棚子，以消灭目标；（2）当敌人开始搜山时，游击队主力挺进到山外，袭击敌人据点和后方，迫使敌人出山；（3）发动被迫进山的群众，故意拖延时间，使敌难以按计划“搜剿”，进山后，由党员发动群众大声呛喝，示意游击队迅速离开；（4）发动不脱产的游击小组，在山外割电线，打冷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吸引敌人出山；（5）

　　开展政治攻势，向国民党的保甲长发出警告。

　　几天后，敌分路出动，每路前面有群众二三百人，后面有1 个连的兵， 从四面八方向游击队驻地包抄过来，当他们进山时，就传出“嘿唷！嘿唷！”

　　的呼喊声，这是群众向游击队示意：敌人来搜山了。

　　受到敌人威逼的群众，在砍树时故意拖延时间。敌兵在，就用刀砍几下，敌兵一走开，就用刀背砍。结果，砍树的声音怪响的，可一天砍不倒几棵树。

　　敌人认为可疑的山窝子，就站在山上让群众下去搜。结果，搜来搜去，却搜不到一个游击队员。

　　敌人在信丰上乐地区搜山时，要群众放火烧山上茅草。这是很毒辣的一手。游击区军民就设法对付。大窝的党支部书记者郭和共青团员小肖，表示愿意带着敌人去烧山。

　　这一天，老郭和小肖拿着火柴，带着一队白军士兵上山了。上山必须经过一条没有桥的河沟，从露出水面的乱石上跳过去。当他们过河沟时，故意把身子一歪，跌倒在河沟里，还趁势把身边的两个敌兵也拉下水，另外几个敌兵的衣服也被水花溅湿了。敌人把他俩大骂一顿后，叫他们继续带路。当到达茅草山时，他俩把火柴掏出来一看，全湿了，根本擦不着。敌兵掏出火柴，一看也是潮的，没法擦。敌人无法，只好空手而回。

　　到夜里，游击小组就活跃起来，割电线，贴标语。落款有“游击队第×支队”等，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当上乐地区敌人开始烧山时，上乐游击队政委吴汉财率领队员急行军80里，挺进到敌人后方的信丰犀牛一带活动，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放冷枪，贴标语，抓土豪，打乡公所。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配合他们割电线，在煤油筒里放鞭炮，虚造声势，纷纷传说游击队下山来了。游击队在一大块地区活动，闹得敌人晕头转向，吓得土豪劣绅纷纷逃进县城避难。

　　由于项英、陈毅积极领导反“搜山”，使敌人这次“搜山”的计划没折腾几天，只好草草收场了。

　　敌人的“搜山”以及移民，并村，给游击队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如何吃饱就成为他们当时的一个大问题。

　　有一次，陈毅与敌人突然遭遇，跟随他的警卫员也被打散了，他自己在茅草丛里躲了3 天，挨了3 天饿。第一天，他把随身带的盐，拌和着山上的糯米草（江西喂猪的饲料）嚼。第二天，他饿得爬不动，连到沟边取水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静静地躺着。第三天，被寻找他的游击队员救回去了。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对当时生活作了生动的描述：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在那20 年以后的1959 年，陈毅在《忆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又写道： “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上个‘靠山的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或者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比方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将幼虫搞下，拿来一炒，跟蚕蛹一样香脆。

　　做汤吃，白的象牛奶。夏天，山里的田鸡很肥，晚上弄个松光，一照一大堆，又可以对付几天了。”

　　陈毅的这些诗词和回忆，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反映了艰苦生活的情景，道出了战胜困难的途径。

　　1936 年6 月，新的情况出现了。两广军阀为联合反蒋发动“两广事变” 后，粤军撤走；12 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正规军调走。项英、陈毅迅即趁局势变化，敌“清剿”放松之机，集中力量打击民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壮大游击队。在“两广事变”后不到两个月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在反“清剿”斗争后期，项英、陈毅根据更加艰苦、复杂的斗争形势，采取灵活的政策，决定在赤白交界地区建立“两面政权”、搞“黄色村庄”，以争取国民党的保甲长为游击队办事。大余县黄坑是游击队进山必经之地，陈毅带人夜入黄坑保长黄某家中，历数他的劣迹，并提出严正忠告，晓以利害，这个保长答应了所提要求，逐步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黄坑成为“黄色村庄”。这就分化、瓦解了敌人，建立了新的革命基点，保存了更多的革命力量。

　　国民党军眼看着红军不但没有被“剿灭”，反逐步壮大了。他们岂肯善罢干休，只好寻机重演故技，梦想一举诱捕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

　　几个叛徒为邀功图利，献媚于敌，设下了穷凶极恶的陷阱。1937 年5 月初，再次发生了国民党妄图诱捕项英、陈毅的严重事件，陈毅同志在梅岭遇险。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和项英日夜思念着党中央、毛主席，热切地期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们曾商量派人去陕北找党中央，由于没有合适的人而作罢。陈毅曾多次给鲁迅和茅盾写信，寻找同党中央联系的途径，也未能如愿。

　　这时，正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及赣粤边特委机关，突然接到在国民党军第46 师搞兵运的陈宏（又名陈海）来信，称：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大家得知这个信息后，都非常高兴。陈毅更是喜出望外，怕错过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机会，就由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带路，前往大余城接头。

　　陈宏原在46 师搞兵运工作，5 月1 日被捕叛变后，供出了大余城广启安糖铺是秘密交通站和赣粤边特委曾布置利用白军关系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等重要情况。于是，叛徒龚楚、何长林同陈宏密谋，设置圈套。

　　陈毅和黄赞龙到大余城先找陈宏未遇，便去广启安糖铺，但从远处望见国民党军士兵正在那里搜查。他们在躲进茶馆时，巧遇糖铺的老曾，他要陈毅赶快离开，并说陈宏叛变了。陈毅和黄赞龙机敏地离开茶馆后，立即绕道分路回梅山。

　　原来，叛徒陈宏把信送出后，先在大余城等候项英、陈毅下山，见没有等到，便迫不及待地领着敌人向梅山的斋坑扑来。警卫员曾忠山发现敌人从后山包抄过来，报告来不及，就大喊“反动派来了！”同时举枪射击，随即滚下山去。小曾这一枪，不仅向棚子里的领导人报了警，又由于打倒了1 个敌人，吓得其余敌人不敢贸然前进。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及警卫战士们听到枪声，立即持枪冲出棚子，转到树木不多但茅草茂盛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

　　不幸的是，正在向指挥机关汇报工作的交通员彭茶妹（大家习惯于称她彭妹于），被敌人抓住，尽管敌人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坚强不屈，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不久这位英雄妇女牺牲在大余城。

　　说来也怪，300 多个敌人在不到几百平方米的小山包上，搜查近两小时， 有的离项英不过几尺远，却没有发现他们。敌军官施毒计，叫士兵放火烧山，火随着风势燃烧起来。正在这时，忽然狂风大作，下起雨来，把火苗给淋湿了。敌人见天快黑了，便无可奈何地离去。这样，项英他们才得以脱险。

　　陈毅从大余返回途中，不知道斋坑出事，竟撞见敌人。敌兵要他带路，他先推拖，后以到路旁厕所为名跑脱，直到晚上才赶到斋坑。他一再呼喊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及警卫员的名字，警卫员宋生发辨认出是他的声音，将他领到藏身之处。大家在遇险之后幸又重逢，既更加愤恨叛徒助纣为虐，又有说不尽的喜悦。

　　项英、陈毅会合后，简要交流了情况，更提高了警惕，认为敌人还会再来，决定马上离开斋坑，转移到北面山上隐蔽起来。

　　果然，敌人重新包围了斋坑，放出猎犬寻踪，用探照灯四处照射，乱打枪乱嚎叫。对此，陈毅他们在对面山上听得见、看得清，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要不是老刘及时回来，催着赶快离开，我们恐怕在里面出不来了。”

　　有的还说：“要不是老天爷下雨把火淋灭，我们已被烧死在里面了。”陈毅风趣地说：“这是马克思在天之灵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第二天，警卫员曾忠山也找回来了。他那天滚下山后躲进老百姓家里，买了把砍柴刀和1 升米，装作砍柴人，到山上找游击队，又碰到一起了。

　　大家在大山上隐蔽了1 天多，没吃1 顿饭。曾忠山把买来剩下的五六两米拿出来，用压扁了的搪瓷缸当“锅”做饭吃。尽管大家饿得很，但谁也不愿多吃，结果五六两米做出的饭，八九个人还没有吃完。剩下的加上采来的苦菜叶熬成稀饭，又吃了1 顿。陈毅感慨他说：“别小看这几粒米，它胜过1 支人参呢！” 

　　敌人领教过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本事，决意要乘机取胜，竟不惜先后调来5 个营的兵力，对梅山反复“清剿”，仍一无所获。项英、陈毅在那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忍饥耐寒，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周旋。

　　在这以前，即1936 年11 月，陈毅就在梅岭被敌围困20 余日，难以脱身， 也是九死一生。他当时奋笔写下了《梅岭三章》的诗词：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这首气壮山河的诗词，充满着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奋斗不息的宏愿、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强信念。这也是对他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的真实写照！

　　真是无巧不成书。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来搜山，第二天又因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也就暂停搜山了。

　　3 年的光阴似箭，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赣粤边的军民以血汗战胜了国民党军的疯狂“清剿”，迎来了新的峥嵘岁月，开始向又一条征途前进，奋勇前进！

　　从1934 年10 月红军主力长征到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3 年间，赣粤边游击区军民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1935 年12 月在湘赣边界赤水仙山区与敌激战时壮烈牺牲。

　　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1936 年12 月在“三南”地区指导反“清剿”时英勇献身，为项英、陈毅突围带路的曾纪才，1936 年2 月任信康赣县大龙中心区委书记时，因叛徒告密被捕，英勇就义。项英、陈毅称赞他们是共产党的硬骨头，革命战士的好榜样。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的几天，国民党军停止了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这时，项英、陈毅从进步报刊上看到毛泽东当年5 月初在延安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后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新变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等项保证。陈毅高兴地说：“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他们据此对工作作了部署，将重点转向抗日，并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陆续撤走。项英、陈毅鉴于时机成熟，确定以陈毅名义，给大余县长彭育英发去“快邮代电”，表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决定停止军事活动，国民党也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彭育英立即回信，希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去谈判。

　　没过几天，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全权代表，到大余城同国民党县长彭育英谈判。陈毅进城时，受到各界欢迎，他们高呼“欢迎共产党代表”等口号。在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姓肖的司令夸耀他们有8 个保安团等部队，陈毅针锋相对地对他说：“我知道，现在抗日，你们手里这些兵和保安团，算什么呢？要是再打我们，那就成了汉奸。”这番话，使那个司令狼狈不堪。

　　由于大余县长对陈毅所提条件不敢作主，便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的代表谈判。

　　陈毅乘坐汽车抵赣州时，受到隆重欢迎，军乐队奏起欢迎乐曲。在两年多前，陈毅曾预言：“总有那么一夭，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此时成为现实了。

　　在赣州，国民党官员要陈毅谈谈下山的感想。陈毅说：“没有什么感想，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时候，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2000 元；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的花红涨到5 万元。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从5 万元跌到3 万元，后又跌到200 元。

　　你们出200 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这是他对国民党的深刻揭露和无情讽刺。国民党官员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

　　陈毅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经过激烈斗争，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武装及集中后的待遇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9 月下旬，项英到南昌谈判时，得知党中央代表博古正在南京谈判，立即去电转报党中央，报告他们在江西谈判的简要情况。

　　在这期间，项英、陈毅从全局考虑，派陈丕显等到瑞金等地，向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为尔后将南方各游击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作了准备。这就同党中央决定将南方8 省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想到一起了。同年10 月，国共两党对此达成协议。

　　10 月下旬，项英奉命动身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中央政治局于12月13 日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陈毅及各游击区军民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业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项英离开赣南前，委托陈毅负责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此时，各地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取得许多进展，在南昌、吉安等地设立了接洽处，然而使各地游击健儿在思想上转好由内战到抗日、由“反蒋”到“联蒋”的弯子仍是个大问题。项英请陈毅亲自去湘赣边游击区一趟，并以他的名义写了介绍信：“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

　　11 月中旬，陈毅到湘赣边游击区，向游击队负责人讲了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队负责人觉得有道理，但联系头几天国民党军沿陈毅所走的路搜山，以及陈毅装束等情况，又怀疑他是“叛徒”，并把他绑起来，还准备杀掉他。陈毅对湘赣边游击区负责人谭余保严厉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就枪毙我。”

　　这也难怪谭余保。

　　1935 年6 月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怕上当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同陈毅谈话中，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为搞清真相，派交通员下山到吉安了解情况。交通员到吉安红军游击队接洽处，得知陈毅确是上山联络的党代表，他带着文件连夜回山。谭余保听了汇报，看了文件，顿时热泪滚滚，立即亲自给陈毅松绑、陪礼道歉。陈毅对谭余保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今天的问题，我们要赶快下山。”第二天，湘赣省委开会，陈毅对与会者说：“你们下山后要抓住时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是抗日爱国的就欢迎。”

　　不久，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和其他13 个地区的红色游击健儿陆续下山，开赴指定地区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

　　战斗在新四军

　　形势与任务骤变，3 年的残酷内战暂告一段落，红军游击队壮大了，陈毅的心花怒放。然而，他深知面临抗日战争艰巨复杂的斗争，重任在肩，他愤恨日寇的疯狂侵略，决心在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率领新组成的新四军奋战到底，不获胜利誓不罢休。

　　1938 年春，新四军第1、第2、第3 支队奉命到皖南歙县岩寺集中。然而集中后如何部署还是个问题。开始，国民党划定新四军作战地境在长江以南，芜湖、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之线以西，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的沿江狭长地带，还不准越界。对国民党当局“借刀杀人”的阴谋，陈毅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都看得很清的。

　　在新四军刚组建时，陈毅就和项英于2 月14 日向毛主席报告：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第二天，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 日电的行动原则， 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叶挺、项英在派粟裕于4 月28 日率先遣支队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后，确定陈毅率第1 支队进军苏南敌后，和随后跟进的第2 支队一起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5 月初，陈毅率第1 支队由岩寺地区进至南陵。

　　这时传来毛主席的“五·四”指示，强调“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

　　5 月28 日，陈毅在南陵进行出征前的动员时，响亮地提出“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号。他运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指出：要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地发扬我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的特长，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集中对敌之分散，用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战术手段，来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集小胜为大胜。他强调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各项规定，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是发动敌后人民抗战的中心环节。陈毅的报告，明确了斗争方针，增强了部队胜利信心，对胜利开展苏南敌后抗战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6 月1 日，陈毅率1 支队从宣城至芜湖之间穿过封锁线，14 日到达茅山地区。

　　6 月下旬，陈毅接到项英23 日的信。信中谈到了关于第1、2 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项英指出1 支队到达指定地区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同时使本军在全国政治地位提高。建立根据地是在执行这个任务中同时并进，因为胜利是争取群众、创造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建立根据地是争取胜利的必要基础。”

　　项英对建立根据地，组织小型游击队向敌占城市和交通线进击，扶持、改造民众武装，扩大部队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陈毅在与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等领导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把打政治仗、军事仗巧妙地结合起来。

　　陈毅首先把增强群众对新四军的信任，当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前提。他认为，这是新四军在茅山站住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为此，部队坚持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群众不让进村，就露宿田野；不卖给粮食，宁肯勒紧腰带也不动群众一粒粮食。陈毅以身作则，几次露天宿营，不进民房，在屋檐下坐到天亮。有一次，陈毅派两个战士给较进步的国民党句容县二区区长樊玉琳送信，邀请樊到他司令部驻地乾元观作客。信送到樊家时已是深夜，樊怕兵匪扰乱不敢开门，送信的战士就耐心在外面等候，待天亮后才递上信。樊玉琳就从这最初印象中，对新四军和陈毅由敬佩、接近，到毅然参加抗日斗争。陈毅关心群众疾苦，对勾结敌伪阻碍抗日，残害群众的土匪武装朱永祥等部，坚决打击。在广大群众对新四军信赖的基础上，共产党领导的“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抗日组织迅速建立起来。

　　陈毅把指挥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当作头等大事。他指出，要使群众认清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需要拿出消灭日伪军的实际行动来。在他的指挥下，1 支队在头3 个月内，就取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7 月1 日夜袭新丰车站，用袭击、白刃格斗和火攻，消灭日军40 余人。7 月10 日，在句容新塘附近，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敌汽车2 辆，毙伤日军40 余人。7 月中下旬，夜袭南京城郊的西善桥、麒麟门等日军哨所，重创日伪，威震南京。8 月12 日夜，袭入句容城，捣毁伪县政府，毙伤日伪军40 余人。8 月23 日，在丹阳县珥陵镇附近伏击日军船队，毙伤敌49 人，俘日军1 人。陈毅所部的英勇善战，使苏南各界群众看清新四军不仅真抗战，而且能抗战，威名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和南京、上海。

　　陈毅把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重要位置。他亲自同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进行联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他争取茅麓农林公司经理纪振纲抗日，就是突出的事例。纪振纲是民族资本家，当时对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感到痛心，对共产党的主张将信将疑。上海失陷后，纪振纲收编国民党军溃退的300 多人建立自卫武装，装备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自然开始对装备很差的新四军看不上眼。陈毅亲自登门做工作，讲抗战道理，加上韦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使纪振纲逐步改变了对新四军的态度，向新四军捐献物资、药材，后当日军侵占茅麓公司并要他出面组织伪政权时，他毅然把茅麓公司的人和枪全部交给新四军，自己只身去上海。在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的基础上，陈毅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邀请各界代表到镇江宝埝镇（今属丹徒）举行镇江、丹阳、金坛、句容4 县抗敌总会成立大会，亲自作了国内外形势和成立4 县抗敌总会宗旨的报告，选举纪振纲为总会主任，樊玉琳、王庆丰为副主任，因纪未到会，由樊玉琳任代主任。这是当时苏南民主政权的初级形式。

　　陈毅把团结改造游击武装，当作发展壮大部队的大事来办。当时苏南游击武装很多，每股几十人到几百人，有枪有地盘。陈毅正确执行团结、争取、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同各游击队广泛联系，帮助调解纠纷，使他们化仇为友、共同抗日，继而派干部去加强政治领导，教会他们打游击，逐步进行改造。新四军的英勇善战和严明的纪律，使许多游击队愿意向新四军靠拢，乐于接受共产党领导。对管文蔚领导的丹阳县国民抗日自卫总团的改造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自卫总团1938 年2 月建立，陈毅在7 月约见管文蔚时，称赞该部配合进行新丰战斗的行动，阐明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研究了该部的改造和发展问题。管文蔚表示接受新四军的改编和指挥，希望派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不久，陈毅派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到管部观察，委任管文蔚为丹阳游击纵队司令，并陆续派郭猛、张震东、惠浴字、吉洛（姬鹏飞）、张藩等一批干部去加强领导，为该部后来改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及执行各项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为尔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诞生不久的新四军健儿，武器装备简陋，然而，机智英勇，几次与日军交锋，初战告捷，军威始展，民心振奋。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所率的部队枪炮不对民族的大敌，却向新四军攻击，用心险恶。

　　根据战争态势发展的需要，奉党中央的指示，陈毅挥师挺进苏北。

　　1940 年，国民党顽军在苏南、苏北等地区接连向新四军进攻。中共中央书记处1 月19 日给新四军指示中，强调“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中央批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建议，决定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江南主力北上，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对党中央这一决策，陈毅是热烈拥护的。

　　这时的苏北，是指东起黄海、西至运河、北达陇海路、南抵长江的广大地区，是宁、沪、徐、蚌的侧背，是联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纽带，是日伪、顽、我必争之地。

　　陈毅进到茅山不久，就对发展苏北着手安排。1939 年1 月后，派丹阳游击纵队向沿江地区发展，控制了扬中和江都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使新四军获得了向江北发展的跳板。10 月，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陈毅协助他们运送弹药过长江。陈毅认为这是搞统战的良机，立即表示同意。11 月，他派张道庸（陶勇）、卢胜率第4 团主力用护送弹药名义，在北渡长江后与管文蔚部梅嘉生支队合编，改名苏皖支队，进至扬州、天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接着，他又将叶飞第6 团和管文蔚部合编组成的新四军挺进纵队陆续派往江北，进至江都吴家桥地区。这就造成了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陈毅对当时苏北政治形势作了认真分析。认为除日军力量最强外，国民党军力量很大，但情况复杂。包括两部分：一是位于兴化以北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是顽固派，约7 万人，是苏北抗战的绊脚石； 二是位于泰州一带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简称“二李”）部，约3 万人，以及位于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太运部，都是地方实力派。他们与韩德勤有区别，也有矛盾。

　　据此，陈毅确定斗争策略是：灭敌、联李、反韩。

　　陈毅为发展苏北，对付韩德勤，曾三次由江南赴泰州争取“二李”。

　　陈毅第一次赴泰州，是1939 年8 月下旬。这是由中共苏北特委副书记惠浴宇通过李部第2 纵队司令颜秀五帮助联系的。陈毅初次与“二李”见面， 目的在于联络感情，宣传抗日主张，希望与他们共同发展苏北的抗日事业。

　　“二李”也希望借助新四军的力量对付韩德勤，因而热情接待，李长江出面欢迎，李明扬主持宴会。这次虽未涉及实质性问题，但确使李明扬对陈毅留下了良好印象。

　　陈毅第二次赴泰州，是1939 年12 月初。这时“二李”见新四军帮助护送的弹药完好无损，认为新四军有诚意，因而与新四军的关系较前亲近。陈毅便抓住时机，再次赴泰州同“二李”共商抗战大计。

　　陈毅在动身前做了认真准备，从战利品中挑出30 支日本三八式步枪送给他同“二李”的引见人颜秀五，挑1 匹好马送给李长江，把1 把指挥刀送给李明扬。

　　陈毅二进泰州后，和“二李”从运送弹药谈起，到国民党顽固派压迫异己，共同语言颇多。李明扬联系上次通过韩德勤的关系运弹药，层层克扣；而这次由陈毅帮助运，1 箱未少，他一再称赞“新四军够朋友”。交谈间， 陈毅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向李明扬致意，李明扬甚为感动，后来他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在这里被打垮了，到延安去，玉阶（指朱德）会招待我的。”

　　他们对陈毅介绍的新四军练兵方法很感兴趣，邀请陈毅给他们的教导总队训话。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接着，李明扬又回拜陈毅，观看了由陈毅夫人张茵主演的话剧《兄妹》，激动得老泪横流。李明扬提出请新四军派人帮助他办政工干部训练班，陈毅满足了他的要求，不久在泰州开学。

　　对陈毅二进泰州同“二李”会谈的情况，项英于12 月10 日向党中央作了报告，称：“最近，陈毅到泰州与李长江、李明扬等会晤，所谈甚好。”

　　其中，“二李”提出：陈部东进到启东、海门、如皋、东台一线，他可以接济经济，挂他的番号，并拨一部分武装由陈指挥；新四军、八路军取得联络，打成一片，并在他防区内帮助我军发展部队。陈毅提出：第4 团张道庸部北进与罗炳辉支队的周骏鸣团取得联络；挺进纵队在大桥、吴家桥地区待命，准备与“二李”部队配合向东发展。

　　在这以后，李部与新四军的联系增多。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大桥战斗中痛击日伪军，声威大振。但也引起“二李”对新四军的疑惧，加上韩德勤的挑拨，使李部与新四军的关系发生了波折。陈毅为稳住“二李”，认为有必要再去泰州。

　　陈毅第三次赴泰州，是1940 年3 月。这时韩德勤的主力正围攻半塔集， 挺进纵队主力俞往增援，因而陈毅这次去泰州是很危险的。“二李”对陈毅接待的规格依然颇高，当晚在公馆里宴请，备有鱼翅等名菜。在席间交谈中，陈毅再次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要他们明辨是非，坚持正义，不要跟在顽固派韩德勤的后面跑。陈毅语重心长的谈话，李明扬甚为感动，表示他不会做韩德勤的殉葬品。谁知宴会进行到一半，韩德勤的参谋长陆某带着20 多名卫士闯进“二李”公馆。原来是韩德勤的特务报的信。这时，宴会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陈毅却毫不在意地说：“不要说韩德勤的参谋长，就是韩德勤来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和他是老相识了，1931 年在江西时，他就是我们的马前败将。眼下，你们在泰州还不好对付吗？”李明扬镇静了一下，要李长江陪陈毅等吃饭，他自己出去应付。陈毅在宴会告辞后，以大桥驻地附近发现敌情、来不及告辞为由，连夜出泰州城，返回吴家桥。

　　情况的发展往往不一帆风顺，需要高级指挥员及时明察，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

　　1940 年6 月，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顽固派在苏南、苏北向陈毅部步步进逼。陈毅鉴于在苏南、苏北同时对付顽固派已不可能，于6 月15 日毅然决定将苏南主力移往苏北，并向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作了报告。他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第2 团、新6 团等部，立即向北移动。同时，他将留苏南的3000多名指战员重新编组，成立新的江南指挥部，由罗忠毅带领坚持斗争。

　　陈毅在率江南主力北移途中，接到急报：李长江指挥13 个团，于6 月28 日向位于泰州城西北的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发动进攻。这是韩德勤策动李部制造的磨擦事件。陈毅一面呼吁“二李”停止进攻，一面电令挺进纵队坚守待援，并急调苏皖支队驰援，自己将苏南北移部队交副指挥粟裕率领，便连夜动身赴江北。

　　7 月3 日，当陈毅赶到郭村时，被迫自卫的挺进纵队已击退李部进攻， 正在苏皖支队配合下乘胜反击。陈毅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为了继续争取“二李”，孤立韩顽，确定和“二李”重修旧好，立即命令追击部队不准进泰州城，将俘虏的700 余人全部释放，并归还部分枪械。李明扬从兴化回到泰州城，在兵败城危的情况下，不得不赔礼道歉，送来鱼肉烟酒，表示愿守中立。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于7 月8 日到达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后，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为3 个纵队、9 个团：第1 纵队，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辖第1、第4、第5 团；第2 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委，辖第2、第6、第9 团；第3 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刘先胜任政委，辖第3、第7、第8 团。共700 人。至此，陈毅开辟苏北的斗争进入新阶段。

　　夏日，天气闷热。新组成的苏北新四军部队斗志昂扬，向何处进军，站稳脚根，再求发展，是苏北指挥部面临的重大抉择。

　　具有远见卓识的决战即将在黄桥展开。

　　1940 年7 月，陈毅所部到达吴家桥地区后，首先面临着向哪里发展的问题。因那一带地区狭小，如再向外扩展，又会和“二李”发生矛盾。于是，他和粟裕研究后，确定东进到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其根据：一是，黄桥位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二是，盘踞在黄桥一带的保安第4 旅何克谦部，勾结敌伪，战斗力弱，容易歼灭；三是，占领黄桥后，可再向北发展，利于协同八路军解决苏北问题；四是，黄桥地区早有共产党的工作和影响。它是1930 年红14 军的策源地，党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深。

　　陈毅为确保进军黄桥成功，在军事上加强准备，同时重视打好政治仗。

　　派人和“二李”谈判，表示归还李部防区的郭村等地，“二李”答应让路助新四军东进。为避免分兵，陈毅还答应在东进后，将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

　　这时，东南局派青年部长陈丕显到达苏北，协助陈毅抓地方工作。随后于9 月成立了中共苏北区党委，陈毅任书记，陈否显任副书记，以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

　　7 月25 日，陈毅所部开始行动，长途奔袭，直取黄桥。当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二李”防区时，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新四军佯装夺路而过。

　　韩德勤得知陈毅部东进，即令何克谦部由黄桥向北，令陈太运部南下，夹击陈毅部于运动途中。

　　陈毅和粟裕对陈太运、何克谦两部，采取不同对策。对陈太运部被歼的 1个多营，如数遣还俘虏，送还缴获的部分枪支，劝其不要当韩德勤的牺牲品。

　　对何克谦部则坚决打击，于29 日凌晨解放了黄桥。

　　陈毅、粟裕随即转兵向南，连克黄桥以南的孤山、西来镇等日伪据点，并粉碎了日伪军的两次“扫荡”。群众奔走相告：“新四军是真来打日本鬼子的！”

　　陈毅在攻克黄桥后，亲自同早年当过旅长的朱履先、曾任过江苏省长的韩国钩等知名士绅会面，宣传抗日主张，要求他们与新四军合作。同时派朱克靖等四处奔走，宣传团结抗日的宗旨，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从而在政治上争得了优势。

　　新四军占领黄桥地区后，宣传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委派了如皋、泰兴等5 个县的县长，着管文蔚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到8 月底，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韩德勤对新四军在黄桥建立根据地，感到威胁大，积极调兵南犯。陈毅有高招，确定严守自卫立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以争取广大群众的拥护和中间阶层的同情。

　　9 月3 日，韩军开始进攻。其右路“二李”及陈太运部在有效争取下， 持观望态度，进展迟缓。陈毅、粟裕决心诱由韩军组成的左路深入，然后反击。6 日，在营溪以南歼其先头的保1 旅2 个团，余均回窜。为扩大影响， 瓦解顽军，陈毅决定将1500 名俘虏在教育后全部释放。

　　韩德勤在营溪失利后，令在姜堰的保安第9 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粮食， 企图使新四军在黄桥粮食困难。陈毅、粟裕为打开局面，决定攻取姜堰。9月13 日，突击队用自行车内胎包裹着马刀把子，奋力砍开电网，从碉堡夹缝中猛插进去，先打掉保9 旅司令部，再内外夹击，攻克姜堰，全歼守顽1000余人。

　　陈毅在打下姜堰后，中间人士劝韩德勤和解。韩乘机要挟，说：“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陈毅识破韩顽找进攻借口，为顾全大局，慨然允诺，并于9 月30 日将姜堰移交李明扬部接防。陈毅为争取陈太运，又给陈部送了100 多条枪。陈毅忍让求全的态度，赢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加深了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两李”和陈太运再次表示愿守中立。

　　韩德勤总是过高估量自己，竟把陈毅退出姜堰视为虚弱，又见八路军南下部队相隔尚远，就亲率主力第89 军（辖第33、第117 师）和独立第6 旅共1.5 万人，从海安、曲塘一线分三路南犯，并以李明扬、陈太运部及5 个保安旅置于两翼配合作战，妄图聚歼黄桥地区新四军。

　　陈毅、粟裕鉴于决战不可避免，决心集中兵力，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法，于运动途中歼击韩军。部署第3 纵队坚守黄桥；第1、第2 纵队各以一部阻敌、扰敌，主力在黄桥西北地区待机。陈毅坐镇严徐庄掌握全局，粟裕在黄桥负责战场指挥。

　　陈毅在进行战役动员时，强调了这次战役的重要性。指出：这次迎击韩军对黄桥的进攻是一场决战，关系到苏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华中抗战局面的发展，一定要全力以赴，务求必胜。他深知形势严峻，作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籍、文稿都打了埋伏。

　　10 月4 日，韩军第33 师直扑黄桥东北前沿阵地，我第3 纵队将其击退， 予以重大杀伤。韩军第89 军军部率第117 师经古溪进至野屋基、何家塘一线。

　　韩军独6 旅经高桥南进，企图袭击黄桥侧背。我第1 纵队适时出击，一举将在开进途中的韩军独6 旅分割包围于高桥以南，经3 小时激战，全歼该旅， 其中将旅长翁达自杀毙命。

　　在鏖战之时，泰兴日伪军一部进至黄桥以西7.5 公里处观战；李明扬、陈太运部列兵于运粮河东西之线，按兵不动。

　　10 月4 日午夜，我第2 纵队经八字桥插至分界，切断韩军第89 军退路， 协同第1、第3 纵队在黄桥东北地区夹击该军，激战到5 日晚，将该军主力歼灭，中将军长李守维仓惶逃窜时落水毙命。6 日，我第2 纵队追歼韩军第89 军余部于营溪，并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此役，共歼顽军1.1 万余人。

　　韩德勤率残部千余人逃回兴化。

　　在战役过程中，陈丕显、管文蔚领导黄桥地区的民兵和群众奋力支援新四军，加固工事，运送弹药，抬担架，救伤员，磨面、烧水、烙饼，对这场大胜利的取得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仅黄桥镇就有60 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烘烤烧饼。后来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歌》，就是由此诞生的。

　　与此同时，八路军第5 纵队由涟水南下，进占阜宁、盐城，歼韩顽一部。

　　10 月10 日，新四军前锋与八路军第5 纵队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以北的白驹镇。至此，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黄桥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对抗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具有重要意义。

　　黄桥战役胜利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表示接受新四军的领导，陈毅速派第3 纵队东进，帮助改造这些武装，进行民主改革，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1 月17 日，党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陈毅任代理总指挥，与政委刘少奇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

　　11 月18 日，党中央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批语说：“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

　　中央这个批语，是对陈毅开辟苏北根据地时斗争策略运用的充分肯定。

　　1940 年末到次年1 月伊始，皖南一带的大地寒风袭人，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叫嚣更盛，他们蓄谋已久的阴谋终于实施了。

　　这就是1 月7 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17 日，蒋介石发布反动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20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 月25 日，在盐城游艺园举行重建军部的大会。陈毅在发表就职演说时， 庄严表示：决心“统率全军9 万之众，誓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奋斗到底！”会上群情振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次盛会，标志着新四军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陈毅为重振军威，在就职后那段时间内，和刘少奇一起，着重抓了四件大事：

　　第一，整编部队和明确任务。陈毅、刘少奇迅速研究整编方案，儿经调整，经中央军委批准，将陇海路以南、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7 个师、1 个独立旅。第1 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 粟裕为师长，刘炎为政委，原第1、第2、第3 纵队改编为第1、第2、第3旅。第2 师，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原第4、第5 支队编为第4、第5 旅，江北游击纵队与淮南津浦路西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第6 旅。第3 师，由八路军第5 纵队编成，黄克诚为师长兼政委，原第1、第2、第3 支队改编为第7、第8、第9 旅。第4 师，由八路军第4 纵队编成，彭雪枫为师长兼政委，原第4、第5、第6 旅改编为第10、第11、第12 旅。第5 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李先念为师长兼政委， 所属部队编为第13、第14、第15 旅。第6 师，由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谭震林为师长兼政委，辖第16、第18 旅。第7 师， 由无为游击纵队、原第3 支队挺进团及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张鼎丞为师长， 曾希圣为政委，辖第19 旅及挺进团。独立旅由八路军第115 师教导第5 旅改称。

　　陈毅、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出发，明确各师的任务是：第1、第3 师坚持苏中、苏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地方武装，以便主力机动作战；第2、第4 师分别在淮河南北，巩固津浦路东， 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反共军的进攻；第5 师独立坚持鄂豫皖阵地，并以一部沿江而下，打通与第7 师的联系；第6 师坚持苏南， 阻止反共军北渡；第7 师发展皖中，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通与第2、第5、第6 师的联系。这就形成了新四军新的战略布局。

　　同年5 月，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同时组成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华中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相继调整为苏中、淮南等区党委。

　　至此，新四军组建3 年后，在组织上、军事指挥上终于完全统一起来。

　　第二，反投降。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此后，侵华日军和汉奸汪精卫加紧诱降活动。国民党军苏鲁皖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同日军密谋，妄图配合日军“扫荡”，消灭新四军新军部及苏北主力。陈毅、刘少奇指示粟裕、刘炎：注意掌握情况变化；在李部未公开投降前，仍应大力进行争取工作；当李长江公开投敌后，立即抓住时机予以痛击。随着李长江投敌面目的暴露，陈毅由盐城亲赴海安具体部署，并对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作动员。陈毅指出，只有坚决打击投降势力，才能孤立日军，利于坚持华中抗战，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他要求参战部队行动要快，动作要猛，迅速消灭投降势力。

　　2 月17 日，获悉李长江已于15 日公开投敌，陈毅、刘少奇18 日令第1师主力发起讨逆战役。19 日，参战部队沿海（安）泰（州）公路向西横扫， 进展神速。王必成率第2 旅攻克姜埝；叶飞、陶勇率第1、第3 旅于20 日晨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率残部百余人落荒而逃。这一仗，李伪军5000 余人被歼， 两个支队反正，反共投降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民族正气得以伸张。讨逆部队随即于21 日主动撤离泰州城。这次讨逆行动，打乱了敌人部署，使日军进犯盐城、“扫荡”苏北的计划被迫推迟。

　　第三，抓干部培养。新军部成立后，将华中指挥部的抗日军政大学第5分校划归军部直接领导，仍由陈毅兼任校长和政委，学员除班长和排、连干部外，余为上海、南京和苏北、苏南的青年学生。6 月，抗大第4 团团长洪学智率第2 华中派遣大队到达盐城，加强了抗大5 分校。随后，以抗大5 分校为基础，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仍由陈毅兼校长，着重培养营、团干部和参谋、工兵人才。经过华中总分校和各分校培养的干部，在部队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陈毅不仅重视培养军政干部，还重视培养技术干部。当时医疗任务重，卫生人才缺乏。新军部成立后，他立即决定成立华中卫生学校，还答应亲自参加预定7 月20 日的开学典礼。这时，日军开始“扫荡”，形势紧张，正当大家担心陈毅能否参加开学典礼时，他在军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的陪同下，骑马准时赶到盐城以东高作镇学校驻地。陈毅在讲话中，首先讲了形势和反“扫荡”计划，要求全校师生做好战斗准备。他号召学员在战斗间隙坚持学习，重视技术工作，学好医务基本理论，掌握战伤治疗技术，救死扶伤，发挥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陈毅的教诲，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毅还应邀给卫生学校题了词：“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间的桥梁。对人的治疗，药物方面是属于自然科学。而精神安慰和救护方面必须借助于革命的社会科学，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同志与一般医生不同之点在此。”

　　这个题词，对该校师生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成为新四军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

　　第四，组织部队协同进行反“扫荡”。1941 年7 月20 日，日伪军1.7万余人从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出动，向盐城猛扑。陈毅要求第1、第3 师协同作战，粉碎敌人的“扫荡”，他率军部及直属队转移到盐城外围隐蔽指挥。

　　当日伪军向盐城进犯时，第1 师主力遵照陈毅电令在苏中地区发动攻势，围攻泰州、泰兴城，在姜埝歼伪军1000 余人，攻克黄桥、加力、古溪等重要据点，积极向南通、如皋境内日伪据点和盐城至东台的交通线进袭，使敌顾此失彼，“扫荡”盐城的日伪军被迫回撤。

　　8 月初，当日伪军被迫从盐城、阜宁抽兵去苏中进行报复“扫荡”时， 陈毅又指挥位于盐城，阜宁地区的部队实行反击。第3 师2 个团攻湖垛、上冈；军特务团和抗大5 分校袭击伍佑、冈门等地；第1 师第2 旅在攻克盐城东南裕华镇战斗中，歼日军2 个小队，生俘日军5 名。这就造成盐城地区日伪的恐慌，迫使“扫荡”苏中的日伪军主力北调。

　　至8 月20 日，苏北、苏中1941 年夏季反“扫荡”胜利结束，共歼日伪军3800 余名。陈毅对苏中、苏北协力进行反“扫荡”，甚为满意。

　　在那40 多年以后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纪念塔的碑文中，对陈毅的“雄才大略”作了充分的肯定。

　　烽火连天的岁月，斗争极其残酷复杂。1943 年，日伪军又发起了“扫荡”。

　　韩德勤忘恩负义，妄图进击我淮北抗日根据地。陈毅颇有远见，被迫反击，通过捉放韩德勤，争取了主动。

　　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是反共磨擦专家，也是陈毅的老对手。

　　这年初，在日伪军对新四军盐阜区和淮安以东地区韩德勤部“扫荡”前，韩德勤派人到新四军第3 师谈判。陈毅指示黄克诚按统战政策予以接待和争取。经商定，当日军“扫荡”韩部时，新四军配合作战，韩部在不得已时可转移至抗日根据地暂避。2 月中旬，日军“扫荡”韩部驻地时，新四军信守诺言，频频出击，分散日军兵力，掩护韩部转入淮海区休整，还接济其粮食和经费。然而韩德勤背信弃义，竞于3 月中旬率部西渡运河，侵入泗阳县山子头一带，妄图在洪泽湖畔建立反共基地，并派其重建的第89 军西进接应反共军王仲廉部。与此同时，王仲廉率5 个团东越津浦路，闯进华中根据地西大门。为粉碎反共军东西夹击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陈毅决定调集兵力实施反击，由第4 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统一指挥，歼击韩德勤部。

　　战役于3 月17 日夜发起。第9 旅冒雨直扑韩德勤副总部所在地山子头， 经激战，将韩的副总部及保安第3 纵队全歼。盘踞在盛圩的顽独立第6 旅，被第5、第7、第11 旅等部歼灭。至18 日结束战斗，俘韩德勤以下官兵1000余人。

　　第9 旅在清查俘虏时，韩德勤承认自己是“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 战士本要释放他。因战前领导有指示，这次反顽以团结抗战为重，对韩德勤不打死、不活捉，私放为宜。但韩却赖着不走，要求见第4 师领导人。

　　3 月18 日，韩德勤被送到洪泽湖西岸的半城4 师师部时，演出了一幕所谓“不成功便成仁”的假自杀丑剧，先吞下10 多根火柴，接着又假绝食1天，并要求见军首长。

　　当韩德勤受到彭雪枫接见时，见新四军无意杀他，又狡猾抵赖，但当彭师长列举韩部制造磨擦的罪状，并拿出其电报证据后，韩德勤才老实起来。

　　接着，彭雪枫又讲述了历史上诸葛亮七擒孟获、我们一再擒获他的事例，明确指出：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只要枪口对外，我们对他仍可不念旧恶，但如果还执迷不悟，那将会后悔莫及。韩德勤这时低头表示：“新四军坚决抗日，宽大力怀，兄弟回去一定广为宣传，并为团结抗日全力以赴。”彭雪枫及时指出：“但愿你言行一致，照自己说的去做。”

　　时在盯胎县黄花塘军部的陈毅，接到4 师报告后，从战略全局考虑，仔细权衡了对韩德勤的处理办法，认为：韩德勤为了其自身利益，会愿意与我方私合的，以力图保住其江苏省主席的位子；如能私合，韩就不会再策动蒋介石派部队东进；只要韩德勤在，国民党别的派系想争江苏省主席的位子不一定能争到，蒋介石也不便让别人代替他；而汤恩伯等因派系不同，如得不到江苏省主席的位子，也就不会派主力东进。这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是有利的。于是，陈毅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建议与韩德勤私合，订立协定，并迅速将韩释放。

　　陈毅连夜赶到半城，在与彭雪枫、邓子恢研究后，立即同意让韩德勤的电台先与重庆及顾祝同恢复联系，以试探那里的态度。韩德勤在彭、邓教育下，态度又有好转。

　　陈毅对韩德勤的分析和处理办法，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

　　3 月31 日，陈毅会见韩德勤。他首先阐明了对抗战合作的基本主张，讲了山子头事件的起因，接着表示：我方对韩“主席”坚持敌后抗战，采取帮助态度，即使今后局势演变，不幸有大规模磨擦发生，也力争与韩“主席”

　　保持友善态度。韩德勤对陈军长不计前恶，深为感动，表示：“彭、邓与陈军长之表示，均坦白诚恳，贵党贵军确有顾全合作的诚意，对本人的优待，至为感激。”韩德勤承认：“陈军长曾多方托人向我示意，我认为彼此无商讨余地，..故未理会，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的错。”韩德勤表示同意陈毅关于要以地方的相融来争取国共全局好转的看法，表示要照着去干。然后，双方议论了一些事项。

　　陈毅鉴于韩德勤表示检讨和认错，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确定对其实行宽大处理，将其释放，并发还其部分人枪。

　　对此，韩德勤甚为满意。确定由韩的参谋长吕汉劲代表其“副总部”，彭雪枫代表新四军，具体商谈签订协定事宜。

　　4 月1 日，韩德勤回拜陈军长。陈毅设宴为韩送行，发还他的手表、皮包、手枪，吕汉劲和彭雪枫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协议”。韩德勤提出借钱，陈毅当即送给8 万元。宴后，韩德勤带着新四军发还的人枪编成的两个连队及电台，由新四军礼送出境。不久，王仲廉部会同第89 军溜回津浦路西，韩德勤也将其副总部及“江苏省政府”搬到了安徽省阜阳城。

　　抗日战争的第8 年，胜利的曙光在望，激励起抗日军民更高的斗志。

　　对日大反攻在即，新四军面临着新的使命，即保卫胜利成果。

　　1945 年8 月，抗日大反攻终于开始了。当时身在延安的陈毅，心却在华中，对华中军民大反攻的情况十分关注。

　　这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搞蒋敌伪合流，伪军纷纷挂起蒋家旗号，接应国民党军主力下山抢夺胜利果实。

　　8 月13 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讲演，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

　　他号召解放区军民对胜利成果一定要“力争”。

　　在华中如何“力争”？陈毅边听报告边思索，迅即向新四军发去贯彻意见，指出：在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地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浙西敌区各县。在江北方面，应把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整个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镇，解放所有地区，打下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

　　华中军民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电令和陈毅的要求，在大反攻中解放县城30 余座，攻克据点400 余处，歼灭日伪军5 万余人。

　　8 月25 日，陈毅同刘伯承、邓小平与参加“七大”的各地领导人一起， 乘飞机从延安飞抵晋东南黎城机场。恰好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返回部队，就由他安排组织护送陈毅去华中。

　　8 月26 日，党中央致电华中局：陈毅已于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在日本9 月2 日正式签字投降的前7 天，陈毅正式担任了新四军军长。

　　陈毅回返华中途中，党中央根据局势发展，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的战略部署。包括：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大部和新四军第3 师全部开赴东北；将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与山东军区机关合并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将新四军主力一部调赴山东，阻击国民党沿津浦路北犯。9 月下旬，陈毅接到党中央电报，要他不去华中，速去山东同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会面交接，以便罗荣桓率主力赶赴东北。

　　10 月3 日，陈毅抵达鲁西南微山湖东岸的夏镇，迎接他的是山东军区第8 师24 团政治处主任杨广立。说来也巧，陈毅1943 年12 月赴延安途中，由鲁南铁道游击队护送到津浦路西，在微山湖畔负责迎接、护送的，也是杨广立。

　　由于军情紧急，陈毅当晚在临城（今薛城）至沙沟间穿过津浦路，次日赶到峄县城8 师师部，随即乘汽车转赴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同罗荣桓会面。

　　陈毅在临沂期间，同罗荣桓、副政委黎玉交流了情况，进行了工作交接。

　　当时徐州国民党军趁津浦铁路通行，将两个军于10 月上旬北运济南；由伪第3 方面军改编为国民党军第5 路军的吴化文部，已北进至滕县。这使陈毅愈感到破击津浦路的紧迫性。

　　10 月12 日，陈毅和罗荣桓、黎玉接到中央军委电报：目前山东的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并力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组织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在徐州以北、济南以南的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的国民党军。

　　10 月20 日，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同一天，陈毅和黎玉向中央报告，津浦前线指挥部已成立，并于10 月15 日进到邹县的香城。

　　新四军首批人鲁的第2 纵队第5、第9 旅，从淮南、淮北昼夜兼程，于10 月下旬进到滕县东北指定地区。

　　11 月初，陈毅获悉吴化文部将从界河北进的情报后，立即决定由第8 师和第5、第9 旅等部在界河以北地区伏击。

　　11 月3 日上午，吴化文令其部队由到济南集中投降的日军1 个大队在前面掩护，沿津浦铁路以西的公路北进。他自以为得计，那知道陈毅已为他布下天罗地网。下午1 时，当吴部后卫刚离开北界河，第5 旅立即切断其南逃之路。这时一声令下，埋伏在界河西面一线山上的第8 师，同在界河东面一线山上的第5、第9 旅，放过为吴部开路的日军，迅速对吴部进行分割围歼。

　　吴部被打得昏头转向，来不及还手，就大部被歼。吴化文见势不妙，丢下部队，带着几名亲信和卫士飞奔到日军队伍里。替吴部开路的日军刚到两下店，明知吴部在后面挨打，却不敢回援，只是放几炮以示“支援”。陈毅得知将吴化文部4000 余人全歼的消息，甚为满意。

　　在吴化文部被俘的官兵身上，发现佩带着两种符号：一种是日伪的白底蓝边红字的“兴亚爱华”；另一种是国民党军的白底蓝字的“五路”。陈毅气愤地说：这就是蒋、敌、伪合流的罪证！

　　毛主席在延安接到报告后，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1 月11 日打电报给津浦前线指挥部，庆祝取得歼灭吴化文部的胜利，要求他们沿铁路线向南北扩展，将创造战场当作战略任务。

　　界河战斗后，陈毅召集参战的团以上干部开会，总结经验，动员准备再战。他在讲到敌情和下一步作战任务时，越讲越激动，以高昂的声音讲道：

　　山是老子开，

　　树是老子栽，

　　谁敢来摘果，

　　叫他把枪放下来！

　　陈毅即兴所咏的诗，表达了他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坚强决心，逗得在场的干部笑起来。

　　这时，新四军2 纵第4 旅和第7 师3 个旅已从淮南、皖中到达。在陈毅的指挥下，参战部队向南扩张战果。2 纵在7 师第19 旅配合下，于11 月25日向临城、韩庄地区发动进攻。26 日下午，陈毅给主攻韩庄的第4 旅10 团团长吴华夺打电话，要求该团迅速打下韩庄，关住山东大门。韩庄位于苏、鲁两省交界处，是从徐州沿津浦路北进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重要。当夜，吴华夺指挥部队先用炸药炸毁韩庄以南的运河大铁桥，接着猛攻韩庄。困守在据点里的日军1 个中队，自动放下武器，伪军800 余人大部被歼，少数向徐州逃窜时堕入运河葬身。

　　12 月12 日至14 日，第8 师经3 天激战，攻克滕县，将国民党军9000人全歼。这次攻坚战打得漂亮，我军年轻的炮兵发挥了威力。不幸的是8 师师长王麓水在前线指挥时牺牲。陈毅亲自参加了王麓水的追悼会。

　　陈毅指挥的津浦前线自卫反击作战，共歼国民党军2.8 万余人，受降日军4000 余人，控制铁路200 余公里，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掩护了兄弟部队向东北进军，保卫了山东解放区。

　　转战华东战场

　　在解放战争年代里，陈毅指挥数十万至百万之众的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消灭国民党军245 万余人，解放了华东大陆，和兄弟野战军一起，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大肆掠夺物质财富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发动反革命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统治全中国。由于在津浦路、平汉路等地受到我军沉重打击，国民党被迫于1946 年1 月10 日签订停战协定。

　　蒋介石见仗打不赢，一方面请美国人出面调停；一方面贼心不死，继续寻机进犯解放区，破坏停战协定。

　　对停战，陈毅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告诫部队说：和平谈判是高级领导人的事，你们部队的责任就是准备打仗。

　　2 月初，济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雷克上校到临沂与陈毅会晤。陈毅有理有节，揭露国民党军进攻的阴谋，表明了不亢不卑的态度。雷克对陈毅的纵横谈吐印象很深，称赞他是“有才能的中国军事将领”。

　　在那几天以后，青岛美军司令克莱门将军到临沂拜访陈毅，讲到顾祝同在徐州就有30 万人马，共产党无力对抗，劝共产党妥协占政府一席之地时， 陈毅斩钉截铁地说：“他只要用5 万兵力就能进占我这个临沂，但1 个师进来，10 个师也出不去了。”说得这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将军目瞪口呆。

　　3 月1 日，陈毅奉党中央指示，到济南迎接从北平来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军事三人小组”，当天一起飞抵徐州，谈判解决苏北淮阴地区国共双方摩擦事项。第二天，陈毅作为新四军军长，英姿勃勃，面对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谈吐自如，以事实揭露国民党军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和挑衅进攻的真相，伸张了我军自卫斗争的正义性，闪现出外交家的风采，使马歇尔感到惊讶，对徐州国民党当局在头天晚上宴会时故意降低陈毅席位规格一事，一再查询，并当面向陈毅表示歉意。

　　陈毅在停战期间，密切注视敌情变化，经常教育各级领导：是战是和，最终不取决于共产党，而取决于国民党，我们必须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工作，应付突然事变。各部队根据陈毅的指示，进行形势任务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抓紧战术、技术训练，提高了战斗力；在组织上，扩编了主力兵团，加强了地方武装，扩大了民兵队伍。从而为迎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作了直接准备。

　　4 月12 日晚，陈毅从广播中突然听到王若飞、秦邦宪和叶挺、邓发等同志从重庆乘飞机赴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罹难，当即写了《痛悼与奋勉》一文，在讲到中国的情况时指出：“一方面和平民主的潮流已坚强的确定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阶层民主战士协同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可是一方面那些腐朽的阶层，人民的公敌，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正在以各种技巧，明目张胆向人民进攻，企图阻击和平民主潮流，要把中国重新推到内战分裂专政暴虐的黑暗世界中去，光明与黑暗的决斗，就是而今中国的新面貌。”

　　在停战时期，国民党毫无诚意，积极调兵遣将，唆使收编的伪军、“绥靖”军作内战急先锋，蚕食解放区。陈毅令山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于6 月7 日起，在胶济、津浦路两侧地区展开讨逆攻势作战，至16 日止，攻占德州、泰安、枣庄、周村、张店、胶县等城镇，歼伪军3 万余人，控制铁路线500 余公里，改善了战略态势，策应了苏皖解放区的斗争，为尔后粉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美方代表郝汀上校来到临沂，陈毅在介绍讨逆事实真相时说：“彼等过去凭藉敌寇势力，无恶不作，山东人民恨之入骨。乃胜利以后，竟被国民党全部改编，命为内战先锋。自1 月10 日停战令后，该伪军等毫不遵守协议，仍不断向我解放区袭扰。..凡此情形，我军已不止一次向徐州、济南各小组及北平军调部提出抗议及备忘录，要求制止，但迄今并未有一件获得圆满解决。..我军迫于不得已，遂采取自卫手段，将该伪军等缴械。”郝汀6 月15 日返回军调部后，立即向各方披露事实真相。

　　这是陈毅将军事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军事上赢得了胜利，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6 月21 日，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罗炳辉在鲁南部署战备后返回临沂途中，突患脑溢血于兰陵逝世。陈毅十分悲痛，立即组织隆重悼念。23 日，他在罗炳辉墓前发表演说时，先赞颂罗炳辉的戎马生涯和光辉业绩，接着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向我们狞笑，正在计划消灭我们。..

　　我们应进入自卫的准备，千万不能让法西斯反动派得手。我们今天，要擦干眼泪，勇敢地坚定地站在自卫的岗位上，去继承死者未竟的事业。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万分艰难的，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冲上去，第三批冲上去，以头颅热血换取人民的自由和保护民族的独立，最后胜利是操在我们人民手掌中的。”陈毅用感人肺腑的语言，把悼念罗炳辉的活动变成了进行自卫战争的誓师动员。

　　6 月底，蒋介石自恃兵力、装备优势，还有美援，遂撕毁停战协议，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华东解放区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陈毅被迫领导华东军民，和各解放区军民一道进行自卫，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蒋介石亲自发动的内战来势迅猛，企图三星期消灭苏北我军。

　　陈毅面对困难，力挽狂澜，态势转折。

　　1946 年7 月，国民党军开始向华东解放区大规模进攻，重点在苏皖解放区。国民党军的11 个整编师30 个旅约25 万人，分为3 个突击集团，分经苏中、淮南、淮北，进攻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在山东，以8 个整编师21 个旅约17 万人，进攻胶济路和鲁南，作为牵制。

　　陈毅鉴于淮南、淮北敌情严重，除已将山东野战军第2 纵队第5 旅派往淮南外，亲率山东野战军主力于7 月20 日前进入淮北。他指挥2 纵和第7师及华中野战军第9 纵队，于27 日发起朝阳集战斗，经两日激战，将国民党军整编第69 师第92 旅5000 余人全歼。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在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的指挥下，进行了历时45 天的苏中战役，歼敌6 个旅及5 个交警大队，共5.3 万余人。这些胜利，使蒋介石“三个星期内消灭苏北共军”的企图成为泡影。

　　然而陈毅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苏皖边区战局急剧恶化，我军主力被迫于7 月、8 月底先后撤出淮南、淮北，特别是淮阴于9 月19 日过早丢失，使原来缺乏精神准备的军民思想波动，后方转移仓促， 产生了埋怨情绪。其次，兵力严重不足。当时，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只有13万多人，而要保卫的地区多，难以兼顾。陈毅随后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还说过：

　　“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加之，当时部队只靠两条腿跑，转换使用困难。再是，由于作战指挥不统一，动作协调不够，以致未能大量歼敌。特别是8 月上旬的泗县战斗，侦察得不够，协同得不好，组织得不严密，致使山东野战军第8 师伤亡很大，攻城受挫，对部队情绪影响很大。此外，当年淮北雨水多，给作战带来的困难很大。同年7 月26 日陈毅在一份电报中说：“野指率第2、第7、第8 师已进到淮北地区。

　　此次作战最感困难的是到处一片汪洋，每夜部队只能走20～30 里，手榴弹遭水湿即不能用，部队特别疲劳，病员增多。”

　　面对当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陈毅严肃地进行了自我解剖。他10 月4日写信给第8 师的领导，说：“3 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抱怨部属，不抱怨同事，不推拒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如此，即失败时亦如此。”陈毅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在部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第8 师的领导更是深受感动，自下而上地总结了泗县战斗失利的教训，成为夺取新胜利的动力。

　　10 月底，陈毅在江苏省涟水西北陈师庵等地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的《三个月总结》一文，分析了华东战场形势，肯定了胜利和成绩，找出了问题，号召部队认真贯彻毛主席制定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树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增强内外团结，密切协同，争取消灭更多的敌人，进一步改变军事形势。

　　12 月6 日，陈毅获情报：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25个半旅，分4 路从江苏东台、淮阴、宿迁和山东峄县出犯，企图先占苏北， 打通陇海铁路东段，消灭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主力，或迫使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北撤山东。陈毅和粟裕、谭震林等研究了敌情，认为国民党军虽是4 路进攻， 但正面宽300 多公里，间隙大，应援不便，而宿迁出犯的1 路孤立突出，对苏北解放区威胁最大，应先予以歼击。经报请军委批准，除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其他3 路外，集中第1、第2、第9 纵队、第8 师和第7 师主力，共24 个团，歼击由宿迁出犯的国民党军。

　　宿迁国民党军于12 月13 日出动。左翼为整编第69 师，向北新安镇（今新沂）方向进犯，右翼为整编第11 师，向东沐阳方向进犯。14 日，整编69师进到人和圩等地，整编l1 师进至曹家集地区。陈毅在查明宿迁国民党军进攻部署后，于13 日定下决心，对整编11 师进行坚决阻击，集中优势兵力先围歼较弱的整编69 师。

　　宿北战役于12 月15 日发起。参战部队以迅猛的动作，从东、西两个方向实施突击，切断了整编69 师向宿迁的退路，割断了其与整编11 师的联系， 构成了对整编11 师的阻击正面。原来担任阻击的部队转入进攻，协同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完成了对整编69 师的分割包围，接着展开逐点攻歼。激战至19 日，我军将该师所属3 个半旅共2.1 万人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这是山东、华中两野战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对华东战局的转折有重要意义。

　　军委致电陈毅，祝贺宿北战役的胜利。

　　1947 年元旦，陈毅将宿北战役情况向中央作了详细报告，讲道：要确立以战养战的思想，认真处理和利用缴获的物资，始能使战争持久进行，为解决使用炮兵和防空、打坦克的困难，又提出树立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的思想。军委看后十分满意，第二天就复电：“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的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北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

　　从1947 年初起，华东主要战场转到山东境内。

　　陈毅率部在齐鲁大地上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

　　1946 年12 月下旬，由峄县向临沂进犯的国民党军整编第26 师及归该师指挥的第1 快速纵队闻整编69 师在宿北被歼，被迫在临沂西南30 余公里的向城、长城一线转入防御。此时，中央军委电示陈毅：下一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相机收复枣庄、峄县。遵照军委电令，陈毅和粟裕率山东、华中两野战军主力移师鲁南，围歼孤立突出的整编26 师及第1 快速纵队。

　　1947 年1 月2 日晚，我军参战的27 个团分左、右两纵队发起攻击。至3日，歼整编26 师大部。4 日10 时，装备有坦克、榴弹炮和大量汽车的第1快速纵队及整编26 师余部，向峄县方向突围，这时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加剧了行动的困难和混乱。我军左、右两纵队抓住时机，以追击、侧击、堵击等手段，用炸药爆炸、火烧和集束手榴弹炸等办法，打炸坦克及装甲车辆。

　　激战至15 时，将整编26 师余部及曾在缅甸同日军作过战的第1 快速纵队全歼。陈毅在《鲁南战役》的诗篇中，对此作了生动描述：“快速部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

　　接着，陈毅挥军乘胜扩张战果。至20 日，攻占峄县、枣庄等地，全歼整编第51 师。

　　鲁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5.3 万余人，缴获美制坦克24 辆，榴弹炮、野炮、山炮89 门、汽车474 辆。陈毅满怀豪情地对外国记者说：“如果蒋介石还想再送些来，我是愿意打收条给他的。”

　　l 月下旬，奉军委命令，华东地区的解放军统一整编，撤销新四军和山东、华中军区及山东、华中野战军的番号，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及党的前委书记，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野战军辖11 个步兵纵队和1 个特种兵纵队，共27 万人， 军区所属地方武装共36 万余人。

　　为搞好整编，华野前委于1 月底在临沂附近举行扩大会议（又称鲁南会议），陈毅代表前委作了“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报告。他指出：必须增强整体观念，克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坚决贯彻建军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强群众观念、纪律观念，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实行以战养战、以战教战。这次会议，对尔后华野建设和作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这时，蒋介石侦悉陈毅主力集结于临沂附近，决定组织“鲁南会战”，调集31 万人，以临沂、蒙阴为目标，作出南北对进夹击的部署。南线，由整编第19 军军长欧震指挥8 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由陇海路新安镇等地向临沂进攻，于1 月31 日出动；北线，由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 个军为辅助突击集团，由胶济路南下莱芜策应，于2 月2 日出动。

　　陈毅等根据敌情和军委指示，拟制了作战方案。其中之一，就是打郝鹏举来诱击欧震集团。郝鹏举曾任伪淮海省省长、国民党军第6 路军总司令， 1946 年1 月9 日率部起义，任解放军华中民主联军总司令，1947 年1 月27日又叛变投蒋，并扣押解放军联络人员，被蒋介石委任为第42 集团军总司令。2 月6 日至7 日，华野第2 纵队一举歼灭郝总部及2 个师，活捉了郝鹏举。

　　2 月23 日，陈毅在临沂附近对郝鹏举进行了严肃的谈话。陈毅在历数对郝部的教育、改造过程以及郝与蒋方密谋的罪行后，严厉指出：“你从叛变到被俘前后仅13 日，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投机取巧必至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

　　陈毅鉴于打郝鹏举未能调动欧震集团，而李仙洲集团又孤军深入的情况，按照军委批准的方案，于2 月10 日定下最后决心：留第2、第3 纵队在临沂以南，采取宽正面部署，佯作与欧震集团决战的态势，迷惑敌人；集中第1、第4、第6、第7、第8、第9、第10 等7 个纵队，围歼李仙洲集团。

　　同时，布置地方武装在运河上架桥，造成主力将西进与晋冀鲁野战军会合的假象。

　　2 月15 日，南线国民党军占领临沂，蒋介石听信其部属谎报的“战果”， 加上空中侦悉运河上架桥等情报，误以为华野放弃临沂，是因“伤亡惨重，不堪再战”，严令李仙洲集团南进，尽快实施南北夹击计划。

　　在陈毅等指挥下，华野各部队兼程北上，冒严寒，踏山路，边走、边动员、边准备，于2 月18 日赶到莱芜地区。战役于20 日发起，经3 日激战， 将李仙洲集团2 个军7 个师共5.6 万余人歼灭，生俘李仙洲。这是陈毅常说的“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运动歼敌的范例。

　　当李仙洲集团从莱芜北逃时，同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第46 军军长韩练成，在陈毅委派的敌军工作干部劝告下，秘密脱离部队，加速了李集团的覆灭。陈毅称赞韩练成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并派人安排他化装离开解放区，以便重操旧业。

　　从当年3 月起，蒋介石认识到其兵力不足，决定缩短战线，改为对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蒋介石在山东战场调集45 万人，组成3 个机动兵团， 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迫使华野主力与其决战。陈毅曾多次寻找战机，都未如愿。到5 月，终于捕捉到战机了！ 

　　5 月11 日，陈毅等获悉国民党军整编第74 师行动突前，认为歼击该敌有利，遂毅然决定集中6 个纵队担任主攻，以4 个纵队打援。陈毅对担任主攻的纵队首长指出：我们打74 师，是从虎口拔牙，是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野战军领导机关迅即发出了“消灭74 师，活捉张灵甫”的战斗口号。

　　战役于5 月13 日晚打响。华野第1、第8 纵队秘密穿插，楔入敌纵深， 割裂其与左、右邻的联系；第4、第9 纵队从正面由防御转为进攻；先期进至鲁南的第6 纵队抢占垛庄，截断了其退路；特纵负责炮火支援。至15 日上午，我军完成了对第74 师的四面包围。

　　第74 师是蒋介石的王牌，号称五大主力之一，全部是美械装备。该师被围后，其师长张灵甫想向蒋介石露一手，借机缠住华野主力，他来个“中心开花”，但他的美梦很快在隆隆炮声中破灭了。

　　蒋介石闻第74 师被围于山东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一面令其固守待援；一面调集10 个整编师火速增援。这些援兵相距不远，有的仅隔5 公里， 但由于华野第2、第3、第7、第10 纵队的顽强阻击，敌军不仅未能援救第74 师，而且遭受重大杀伤。

　　15 日13 时，我军嘹亮雄壮的冲锋号吹响了！对74 师的总攻开始了。炮声轰鸣，杀声震耳，战斗空前激烈，阵地反复争夺。陈毅亲自给各主攻纵队司令员打电话，说明消灭74 师是对山东解放区安危有重要意义的一仗，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主攻部队指战员响应陈毅的号召，浴血奋战，猛打猛冲，到16 日17 时，将第74 师等部共3.2 万余人全歼，张灵甫被击毙。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创造了解放军在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密集前进的态势下，从敌战线中央割歼其1 个主力师的范例。这是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决定性的胜利，配合了陕北和其他战场的作战，有力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当局。

　　这次战役，成为解放军战史上辉煌的篇章；在国民党军的战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1947 年是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

　　这年的8 月，遵照党中央关于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英明决策，人民解放军在南线转入了战略进攻。进军中原的大战展开了。

　　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8 月11 日越过陇海路挥师南征，下旬跃进至大别山；陈赓、谢富治集团于8 月23 日自洛阳、潼关间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8 月1 日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的第1、第3、第4、第8、第10 等5 个纵队，进至鲁西南地区后，陈毅令由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统一指挥，牵制与分散国民党军，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驰骋千里进军大别山。

　　8 月11 日，军委决定陈毅、粟裕率第6 纵队及特纵主力，与在鲁西南的5 个纵队会合，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 纵队，组成华野西线兵团（又称外线兵团），执行外线进攻的任务；以留在山东的第2、第7、第9 纵队及新建的第13 纵队，组成华野东线兵团（又称内线兵团），由许世友任司令员， 谭震林兼政委，担负内线外战任务。

　　9 月初，陈毅和粟裕率6 纵等部南渡黄河时，国民党军整编第57 师从曹县北犯，7 日进至沙土集地区。陈毅即令陈士榘、唐亮就近指挥第3、第6、第8 纵队南北夹击，经两日激战，将第57 师9000 余人全歼。它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和山东战场抽调4 个师来援，有力地策应了刘邓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和内线兵团的胶东保卫战。党中央9 月11 日在贺电中指出：沙土集战役的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

　　9 月26 日，陈毅和粟裕率华野外线兵团5 个纵队，在徐州至开封间越过陇海路，向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之豫皖苏边区进军。仅1 个月，就解放县城24 座，歼国民党军 1 万余人，在境内建立了人民政权，发展了地方武装，实行了土地改革。这同刘邓野战军主力开创大别山解放区和陈谢集团在豫西的作战行动相呼应，在中原地区构成“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为建立和巩固中原解放区打下了基础。

　　在进军豫皖苏边区途中，陈毅作为原新四军军长，看望了原新四军第5师师长李先念及由原5 师编成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 纵队指战员。抗战期间，陈毅同他们相距千里，未曾见过面。这次他们相逢在一起，倍感亲切。

　　陈毅在讲话时，对他们在鄂豫皖边区和中原突围中的艰苦转战表示亲切的慰问，充分肯定了5 师的地位、作用及中原突围的意义，以“大将南征胆气豪， 腰横秋水雁翎刀”的诗句鼓励他们赴大别山归建后，为人民再建奇功，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

　　时值深秋初冬，气候转寒。然而在豫皖苏边区的华野外线兵团指战员冬装尚未落实，连陈毅夜间行军时只好披着管理部门弄来的黑棉袄。这主要是华野到新区作战，新的供应关系尚未理顺。于是，陈毅于11 月上旬离开华野，北渡黄河，去位于河北省邯郸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讨华野外线兵团的供应问题，中央局负责人薄一波热情接待，尽力给予了满意的解决。

　　12 月初，陈毅赴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朱德汇报。接着，应召于1948 年1 月初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向党中央汇报。在杨家沟，陈毅先学习了毛泽东在中央12 月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己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 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 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在总结我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和会议通过的文件，对纠正解放区整党和土改中出现左的偏向，都提出了明确的办法。来自前线的陈毅，甚感毛泽东的报告和党中央的决策英明和亲切。

　　陈毅在杨家沟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华东野战军的情况，一起分析全国战局，展望胜利前景，研究了华野的任务和部署。其中包括：由粟裕率第1、第4、第6 纵队先到黄河北整训，准备执行渡江南进的任务；由韦国清率第2 纵队从山东南下，与陈丕显一起，会同在苏北敌后坚持斗争的第11、第12 纵队组成苏北兵团，开展苏北斗争的新局面。这些决定，随即分别下达执行。

　　陈毅于2 月从杨家沟返回途中，遵示顺路向中央后方委员会、中央工作委员会传达了中央12 月会议精神，特别提到毛主席的指示：在胜利的情况下要注意防“左”，因为如果放任“左”的错误泛滥，失去民心，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援助。

　　4 月2 日，陈毅陪同朱德总司令到达河南濮阳，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以开展反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为中心，检查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任务和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的情况，吸取经验教训，研究改进办法。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陈毅在总结时强调指出：军阀主义倾向是阻碍部队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彻底克服，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就不能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党中央对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很重视，确定请朱德亲临指导。朱总司令召见部分干部和战士代表，并就加强军队建设、正确执行政策、严格部队纪律等问题作了报告，给部队以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4 月底到5 月上旬，党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战略和建立华北、中原解放区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均到会，陈毅、粟裕等应召参加。

　　会议采纳粟裕的建议，决定华野3 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仍留在中原作战， 会议确定建立华北和中原解放区及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央随即发出通知，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力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南征中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

　　陈毅于5 月底动身赴中原途中，对战勤保障感触颇深，认为在战争中要讲经济核算和价值规律，如消耗民力太大，就会妨碍生产。为此，他和邓子恢专门向军委建议成立辎重部队，受到军委的重视。

　　6 月14 日，陈毅和邓子恢到达中原局、中原军区。从这时起，陈毅和刘、邓一起，组织指挥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陈毅到职不久，在中原局、中原军区举行的宝丰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12 月会议精神。他讲道：去年8 月、9 月我们挺进中原，转入战略进攻这一行动，造成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转变。这对于我们争取全国的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陈毅说：中央12 月会议总结从1946 年6 月中原战争爆发， 到1947 年年底，一年又半的人民解放战争，提出了新的作战方针，特别是根据中原的经验，根据中原各兵团已站住脚跟，整个形势稳定，来检讨全中国的形势，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陈毅转达了毛主席的话：

　　“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我们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

　　毛主席这段话和陈毅的讲话，充分说明了挺进中原、转入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意义，对于中原、华东两野战军指战员都是极大的鼓舞。

　　8 月下旬，邓小平去参加中央9 月会议，中原局日常工作由陈毅主持。

　　9 月12 日，陈毅向毛主席作了《关于1948 年夏季中原情况及政策转变问题》的综合报告，汇报了5 至8 月中原情况及政策转变情况，明确提出： “中原局面，已具备了初步根据地，正走向足以应付大规模作战的条件。”

　　这是陈毅对决战前夕中原局势的总概括。

　　1948 年，是战略大决战的一年。我军先后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捷报频传，人民欢呼，举世瞩目。11 月1 日，陈毅奉毛泽东的电令和邓小平等同志一起指挥淮海战役，走上新的征途.. 



　
 
 

 

 


　		　
　	


　
罗荣桓在山东抗日前线（辛涧）

  

  

 
　　罗荣桓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1902 年11 月26 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从1919 年起先后在长沙协均中学和青岛大学读书，曾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1926年秋在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赴广州，旋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 年4 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 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 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 军的连、营、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1929 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 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 年8 月任第4 军政治委员。1932 年3 月任第1 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1934 年1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 月任第8 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 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 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1936 年6 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1937 年1 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 月任第1 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 师政治部主任。1937 年9 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旱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 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 师政治委员，1939 年3 月初与陈光率115 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 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1 年8 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 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 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943 年3 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 师政治委员、代师长， 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

　　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1944 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 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 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山东主力部队6 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 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 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曾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1949 年1 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 年6 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 年4 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 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 年6 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11 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1952 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于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60 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从1959 年12 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从1942 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 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1963 年12 月16 日病逝于北京。

　　* * * * *

　　罗荣桓同志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奔赴井冈山，直到建国后，历任我军各级政治工作领导者。他不仅以创造性地领导政治工作而称著于世，而且坚持原则，从严治军，沉着冷静，不畏艰险，率先垂范，善于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组织指挥了战役、战斗，长期带病工作，屡建功勋。此文只从要写他挥师山东、决战沂蒙的战绩。

　　东 进

　　天上，雪花纷纷，

　　地上，白雪皑皑。

　　罗荣桓率领115 师部队爬上绵山。

　　绵山，位于山西介休县东南。它像一位横空出世、饱经苍桑的老人，默默地俯视汾河流水缓缓南去。

　　罗荣桓向身边的陈光代师长说：“绵山虽然没有咱们长征时过的雪山那么高，可也有它出名的地方。相传春秋时期，晋国的介子椎，曾和他母亲隐居在这座山上，晋文公烧山逼他出来，他就是不肯出来，结果被大火烧死。

　　所以绵山也叫介子山。”

　　罗荣桓、陈光等师首长顶风冒雪，走在队伍的前列。

　　由于部队中有许多新战士，没有长途行军的经验，因而出发前各级干部作了深入动员。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们向新同志介绍了爬雪山的经验。为了防冻，每人还准备了一点生姜，有的还用破布包了脚。

　　这是1938 年的岁末，“八路军东进支队”挺进山东的序幕。

　　风雪弥漫，山路崎岖，到处是积雪。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狭窄，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越往上爬，积雪越厚，鞋子全被雪水浸透了；越往上爬，山风越大，薄薄的棉衣早被寒风刺透，一直刺到骨缝里。这对爬过雪山的老红军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那些新参军的同志却感到精疲力竭，头晕腿软。

　　爬到半山腰，有的人就走不动了，特别是刚从延安到前方来的知识青年，更觉得支持不住，掉队的不少。

　　罗荣桓和大家走在一起，他虽然身体不好，还不断鼓舞部队：“爬上去就是胜利，爬上去才最好汉！”

　　从清晨爬到下午，115 师终于翻过绵山。到了避风处，有的同志倒在地上，想喘息一下。罗荣桓懂得，如果在山上休息，必定会冻坏。他亲自动员和督促大家赶快下山，并指示部队抓紧收容掉队人员。

　　雪停了，巍巍绵山，银装素裹，高耸入云。东进部队，象一股洪流，穿山越岭，奔腾向前。

　　此时，作为东进部队的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的心早已飞到山东抗日前线了。

　　八路军115 师进军山东，是根据1938 年9 月29 日至11 月6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而确定的一项战略任务。

　　罗荣桓同志以115 师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这次会议。会议听取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我们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115 师作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山西转战1 年了。

　　原政委聂荣臻同志根据中央决定，率师独立团、骑兵营和几个连队，留在五台山地区，开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师长林彪在一次行军中，被阎锡山的19 军误伤，被送回延安治疗。原34 人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职务。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115 师已有3 批部队先期开赴山东。

　　第一批是由冀南进入冀鲁边区的343 旅685 团2 营，以后发展成永兴支队。

　　第二批由343 旅政委肖华带领100 余名干部再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出发前，罗荣桓政委向23 岁的肖华同志作了非常具体周密的交代，要肖华做好思想准备，到那里去打游击，过艰苦的斗争生活。9 月下旬，肖华一行抵达冀鲁边区的东陵城后，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接着又整编了边区的部队，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

　　下辖2 个支队4 个团。

　　第三批是343 旅685 团开赴山东（微山）湖西地区。在师部的窑洞里， 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向彭明治团长、吴法宪政委布置了东进任务。彭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师参谋长。吴法宪只有23 岁，这是他们第一次远离师旅领导，去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斗争。罗荣桓叮嘱吴法宪：

　　“你还是个娃娃，第一次出远门，自己当家作主，可不容易呀。你们把这支队伍带过去，要不断发展壮大，可不要搞垮掉！”685 团于1938 年底抵达湖西后，改称苏鲁豫支队。

　　这次，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率领第四批开赴山东的部队，是115 师师部、师各直属分队和343 旅686 团。部队自晋西出发后，越过敌人封锁的汾河和同蒲铁路，翻过高耸的绵山，于1939 年元旦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罗荣桓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在战地相会，感到分外亲切。罗荣桓与师部的几个同志到总部汇报工作时，朱总司令留他们吃饭，还亲自下伙房，操起菜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朱总司令特地到115 师驻地看望部队，还给干部们作了一次形势任务报告。他说，你们这支部队要成为我党在山东的骨干，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

　　罗荣桓率115 师主力向山东挺进后，徐海东旅长带344 旅，继续配属129师，留在晋冀地区作战。补充团与晋西南游击部队合编为115 师独立支队， 由343 旅参谋长陈士榘任支队长，暂时留在晋西，开展敌后游击战。

　　1939 年新春时节，东进的115 师穿过莽莽太行山，进入华北大平原。

　　瑞雪纷飞，一望无际的原野平展展、白茫茫。许多山区来的同志见到这样壮阔的景象，不禁欢叫、跳跃起来。罗荣桓政委也为投身这一新的天地而感到鼓舞。

　　傍晚，大雪下个不停。部队来到平汉路西侧的一个村庄。村庄很大，有百多户人家，四面筑有很高的围墙。原计划师司令部在这个村子宿营。由于群众对部队不了解，虽然师里派出工作组喊话、叫门，但村寨大门始终紧闭，寨子里的“红枪会”武装还向村外打冷枪。

　　天寒地冻，风雪交加。有的同志等得不耐烦了，见里面打冷枪，一着急，便想硬冲进去。罗荣桓政委严肃地对大家说：“群众不让我们进村，是因为对我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群众宣传我军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决不能和群众为敌。”他随即命令部队在村外露营。

　　围墙脚下，小树林里，支起了简易帐篷。

　　战士们蜷着身、搂着枪，眯起眼睛。

　　雪花纷纷扬扬，营地很快变成一片白色。

　　寒夜中，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万簌无声。

　　偶尔，村里的老人登上墙头，张望一下。

　　第二天清早，罗政委又组织部队向群众喊话，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宣传我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抗日军队。群众见部队夜里没打扰村子，冒着风雪露营，秋毫无犯，很受感动。不久，寨门打开了，村民们把部队请进去，帮助做饭、烧水烫脚，腾房子让部队休息。罗政委立即组织部队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理发、看病。村里热闹起来。

　　“红枪会”还主动向部队介绍了附近日军活动情况。

　　下午，部队要出发了。罗政委又问部队，住户的柴草捆好了没有？借老百姓的东西还了没有？当得知一位老乡送来一碗肉稀饭给病号而不肯收钱时，马上派人把钱送到这位老乡手里。

　　村里特意为部队筹集了一批粮食。

　　全村老少冒雪到村口为部队送行。

　　“红枪会”给部队派出向导。

　　部队顶着飞舞的雪花踏上征程。

　　越过冀南、豫北广袤千里的土地，东进支队到达黄河岸边。由于蒋介石在1938 年6 月日军进攻时，只顾逃跑，慌忙炸开了郑州东北花园口大堤，致使黄河改道，下游河道干涸，已不成为障碍。部队以行军纵队踏着还未苏醒的河床，一跃而上黄河南岸。同志们风趣地说：“一天经过3 个省，走过黄河没湿鞋。”

　　一过黄河，部队就踏上了山东鄄城县境的土地。这天，是1939 年3 月1日。

　　战士们风尘仆仆，马不停蹄。

　　罗荣桓政委擦擦眼镜，回头遥望干涸的黄河。

　　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 多里，穿过4 个省区，115 师主力终于从山西挺进到山东。

　　一路上，罗荣桓都在研究山东的情况。

　　东面突向大海、西面连接华北腹地的山东，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虽有10 万大军，竟不战而逃。

　　在山东尚未沦陷之前，中共山东省委曾领导了气势磅礴的武装起义，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为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以后，中央派郭洪涛和张经武先后率两批军政干部到达山东。省内的人民抗日武装正式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原省委书记黎玉任政委。进入1939年，日寇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将主要兵力转移敌后，山东局势迅速恶化。日军对我军加紧了进攻，而对国民党则加紧实行政治诱降。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毙以后，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纠集山东顽固势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与我军摩擦。

　　115 师部队分批进入山东后，担起了力挽危局的重任。罗荣桓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山东根据地，是不同于红军时期的一场全新的斗争，需要冷静的分析、周密的计划和灵活机动的指挥。只有在山东扎下根，打开局面，才能与晋察冀和晋冀豫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演出一幕幕敌后抗战的精彩活剧。

　　罗荣桓面临的，不仅有优势日伪军的强大压力，还有国民党集团的极力排挤。日前，国民党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加紧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排斥和压迫。在山东成立了鲁苏战区，任命东北军51 军军长于学忠为总司令，下辖51 军、57 军、89 军及山东、苏北各地方部队。并要八路军在该区的游击部队归其指挥，而且要115 师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建制。国民党妄图排斥我军，控制整个鲁苏地区，同时挑拨我军与东北军的关系。

　　独立自主，顽强斗争，这是党中央制定的方针，也是罗荣桓的坚定信念。

　　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的：“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

　　115 师挺进山东，正是照此行动，先斩后奏。

　　部队到达的运河以西地区，虽有我党的郓城中心县委在活动，但还没有我党领导的较大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日、伪、顽、匪各霸一方，弄得民不聊生。

　　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决定，首战樊坝，务求告捷，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当地群众的热切期望。

　　日军侵占郓城后，驻扎在城里的汉好县长刘本功，一贯胡作非为，他的1 个保安团，驻在郓城西北的樊坝。这是刘本功的主要支柱。团长刘玉胜和他是叔侄关系。

　　686 团团长兼政委杨勇受领任务后，立即进行战斗准备，在全团进行了争取打好人鲁第一仗的政治动员。

　　3 月3 日晚上，部队冒雨向樊坝急进。

　　战斗打响，伪保安团乱成一团，仓惶抵抗。经激烈战斗，我军勇猛冲进敌人据守的围寨，全歼守敌，生擒伪团长刘玉胜。驻在樊坝西南团柳树的刘玉胜的第4 连，慑于八路军的威力，听从我军规劝，携带5 挺机枪和全部武器，光荣反正。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我军在鲁西声威大振。人们在鲁西平原争相传告：

　　“老八路来了！”

　　在师部，罗荣桓亲自审问了刘玉胜。

　　刘玉胜是本县人，以前曾在宋哲元部队当过排长，在喜峰口参加过对日作战。山东沦陷后，刘本功当了汉奸保安司令，拉着刘玉胜当了伪军的团长。

　　刘玉胜的岳父在樊坝战斗中被子弹打伤，我军医务人员精心为其医治，刘玉胜深受感动，有些悔罪的表示。

　　罗荣桓与刘玉胜谈了1 个多小时。然后把杨勇找来，沉思了一会说：“我看刘玉胜这样的人是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要比杀掉好。”

　　刘玉胜得到宽大处理，对我党我军感激涕零。后来，他写了一份《告同胞书》：

　　“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获开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报国人..”

　　刘玉胜的《告同胞书》，在郓城四乡广为张贴，影响很大。以后，他拉起数百人的队伍，投入抗日洪流，并正式编入115 师杨勇独立旅。

　　樊坝一仗，吓得汉奸刘本功龟缩在城里，再不敢乱动。

　　久旱的鲁西大地，迎来了春雨。

　　老八路的威风

　　在师部院子里，罗荣桓坐在小凳上，戴着缺了一条腿的眼镜，拿本《水浒传》，看得津津有味。

　　盛夏的鲁西，干燥少雨，热气蒸腾。罗荣桓没有顾及鼓噪的蝉鸣，摆动芭蕉扇，胸中似有一股怡神的凉气。

　　进入梁山地区后，部队迅速展开工作。

　　115 师独立旅已经正式组建。杨勇任旅长兼政委，何德全任参谋长，欧阳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团：一团是在原686 团3 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团长周海滨，政委戴润生；2 团是在原师直的两个连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国华任团长兼政委。

　　这天是8 月1 日，人民军队建军的日子。师部驻地正在搭台子，战士们早就排练好了文艺节目，准备召开庆祝大会。

　　突然，地方情报站送来消息：有一股日军已从汶上县城出动，正向梁山而来。罗荣桓和陈光代师长立即通知部队准备行动，并派出作战参谋和侦察员继续侦察敌情。

　　原来，这股出来“扫荡”的敌人是日军第32 师团的1 个步兵大队。领头的少佐大队长叫长田敏江。此人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据说是日本天皇的亲戚，来华之前还受过天皇的召见。他的大队于5 月初离开东京，从青岛登陆，然后经济宁到汶上县驻防。这次他率领的大队和伪军共400 余人，携带两门重炮，一门步兵炮及10 多挺轻重机枪，于1 日凌晨偷偷上路，走了一天，8 月2 日经靳口过运河，企图寻找我军主力作战。

　　获悉来敌的准确情报后，罗荣桓迅速作出判断：这股敌人孤军深入梁山，没有后续部队，附近也没有可以依托的敌人据点，显然是骄气十足，没有把我军看在眼里。我师部这里虽然只有1 个营的兵力，但到处是青纱帐，可以隐蔽行动，打敌伏击。梁山以南20 多里，还驻有杨勇独立旅的1 团，可以调来参战。

　　罗荣桓一摇芭蕉扇，走到墙头的军用地图前。

　　瘦高个的陈光代师长已对着地图思考许久。他再次用手指一閺一閺地量好靳口至梁山的距离，转身对罗荣桓高声说：“吃掉它！送上门来的敌人，绝不能让它跑掉！”

　　两位指挥员意见一致：我军兵力虽达不到孙子所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的数量，但士气高，打游击战有经验，处于主动地位，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完全有可能消灭这股敌人。

　　作战命令很快就下达了。师部特务营的两个连担负设伏任务。师骑兵连担负机动任务。独立旅1 团率3 营以急行军赶赴战地加入战斗。

　　罗荣桓又把各参战单位的指挥员找来，一起去看地形。

　　陈光有点焦急：“地形不是看过了吗？”

　　罗荣桓指着桌上的闹钟，笑笑说：“时间来的及。敌人拖着重炮，大热天行军，最快也得中午才能到这。战前让大家再熟悉一下地形，有好处。”

　　罗荣桓和陈光骑上马，带队沿梁山下东西大道两侧转了一圈。选定前集附近为伏击点，梁山脚下的小树林为骑兵隐蔽位置。

　　战斗前，罗荣桓向集合列队的特务营亲自做动员。他沉着有力地说：“我们进入鲁西，是为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的支持是不行的。这里的群众，受日伪的祸害，生活得很苦，对我们还有顾虑。这一仗打好了，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我们就能在鲁西平原站住脚、扎下根！”

　　在梁山老虎头下面的一个小庙里，开设了师指挥所。

　　部署完成之后，即由陈光代师长负责指挥战斗。罗荣桓政委又拿起《水浒传》读起来。

　　旁边的一个参谋，看到罗荣桓面临强敌还在悠然自得地看书，不免有点惊讶。

　　罗荣桓问那个参谋：“你看过《水浒传》没有？”

　　“小时候看过。”那参谋说。

　　罗荣桓笑笑说：“在梁山看这本书，别有兴味。咱们现在都成梁山好汉啦！今天要劫的不是贪官污吏的生辰纲，而是日本军阀的大野炮。”

　　那参谋也笑了，问：“水泊梁山，应该是山高水阔。怎么眼前就几个小山包？”

　　“写小说嘛，总要夸张。”罗荣桓望着身旁的山头，“也许是年代久了，沧海变桑田吧？”

　　太阳当头，天空没有一丝云。树木、庄稼笼罩在热浪中，一动不动，格外闷热。

　　在前集附近的高梁地里，埋伏着待机歼敌的部队。战士们睁大眼睛，紧握钢枪，流着汗水，静静地等待着。

　　靳口方向的大道上，慢慢升起一团烟尘。敌人走过来了。

　　步兵、骑兵、骡马炮兵排成长长的一列，稀稀拉拉。前面没有尖兵，两翼没有掩护人员。在一面耷拉着的太阳旗旁边，长田敏江大队长骑着高头大马，眯着小眼，趾高气扬。那副骄横的神态，不像是在充满敌意的异国地域里冒险上阵，倒像是在自己的家乡接受检阅。

　　“死到临头还不知道！”伏击战士小声骂着。

　　罗荣桓和陈光爬上山坡，端起望远镜。

　　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陈光代师长发出攻击命令。

　　枪声骤起，我伏击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步兵堵住了炮兵，骑兵冲散了步兵，牵引火炮的骡马挣不脱僵绳，乱蹦乱叫。

　　长田敏江也一下子从惊马上掉了下来。

　　混战中，我骑兵冲出树林，闪光的马刀威震敌胆。

　　厮杀了一阵，长田才清醒过来，匆忙整理残军，命令炮兵、机枪抢占阵地，组织火力抵抗，然后向梁山西南方向窜去。天黑以后，精疲力竭的敌人，到达独山庄露营。

　　及时赶来的独立旅1 团3 营和师特务营，包围了独山庄。

　　师指挥所移至郝家山头。

　　二更天，梁山上的松林呼呼乱响，有风无雨，天气比白天还闷热。

　　独山庄败了头阵的日军疲惫不堪，上半夜还勉强加哨戒备，下半夜便松懈下来。

　　按照罗荣桓的命令，在敌人最困倦的时候，部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惊魂未定的敌人仓惶应战，凭借街巷拚命抵抗。激烈的逐屋争夺持续了1 个多小时。在我军手榴弹和刺刀的威风下，残敌节节败退，最后龟缩在一个四四方方的骡马店大院里。敌人在四周院墙上挖了许多枪眼，用密集的火力阻挡我军。这时，天快亮了。敌人固守待援。我军久攻不下。

　　在这关键时刻，罗荣桓坚定地支持陈光的战斗决心，他命令独1 团火速派一个干部到指挥所来。团政委戴润生赶到后，罗荣桓听完他的汇报，说：

　　“敌人是孤军深入，遭我打击后伤亡惨重，企图固守待援，但是郓城、汶上敌人兵力空虚，如果临时调集援兵，最快也得中午才能到达。师部已派出骑兵侦察敌情，你们放心打，不要顾虑敌人增援，要集中力量，一鼓作气，争取10 点以前全歼残敌！”说完，他又用坚定的目光望着戴润生说：“兵书上说过，两强相遇勇者胜！”戴润生受命后飞快返回前沿阵地，传达了罗政委的指示，同团长周海滨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立即向敌人发起最后的总攻。

　　随后，罗荣桓又来到前沿指挥所，告诉特务营指挥员：“要发扬勇猛顽强的精神，不顾一切地消灭敌人！房子打坏了，战后再赔偿。”

　　火线部队临时分成投弹组、作业组和火力掩护组。在火力组掩护下，作业组抵近院墙挖孔，爬上房顶刨洞，投弹组往里扔集束手榴弹。

　　枪弹轰鸣，火光冲天。日本兵发出绝望的嚎叫。

　　天亮了。这般来犯之敌除少数被俘外，大部被击毙。

　　在一个凹地里，领队的长田敏江满身污泥，血迹斑斑，散发出一股尸臭。

　　梁山歼灭战，打出了老八路的威风，群众振奋，敌伪吃惊。附近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拉着西瓜、猪肉来慰劳我军。人们纷纷赶来观看我军缴获的两门大炮。不但老百姓，许多战士也是头一回见到这样大的火炮。拉炮的洋马被打死了，向老百姓借了十几头牛套上拉，可是大炮摇来摆去就是不上路。

　　有个侦察员跑来说：“我看鬼子拉炮时，炮口是朝后的。”经他这么一提醒，才把大炮拉走了。

　　不久，中央军委向参战部队来电祝贺。蒋介石也发来嘉奖电，送来3 万块钱表示慰劳。

　　部队打扫战场时，捡到1 副眼镜，送给了罗荣桓政委。罗荣桓戴上试了试，眼前果然景物分明，一清二楚。他笑起来：“这眼镜好象是专门为我配的。”

　　力挽狂澜

　　1939 年秋，微山湖上风起云涌，浊浪排空。

　　柱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边区（湖西边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肃托”事件。不过1 个多月，有几百名党员、干部，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关押起来。

　　约300 人被无辜杀害。

　　这股浊浪，是由湖西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少数人掀起来的。8 月，湖边地委干校学员毕业，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他们熟悉家乡情况，要求回去工作，不愿统一分配。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去干校处理这件事。他向地委汇报，说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于是魏定远被调到地委来，王须仁亲自审讯。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托派组织的？”

　　托派组织是什么？魏定远莫名其妙。

　　“你是怎样煽动学员闹事的？”

　　学员要求回乡工作，合情合理，无可非议。

　　“你们组织里都有谁？”

　　怎么？自己竟成了反党组织成员？魏定远大吃一惊。

　　王须仁非要审出个结果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吊起来，打，架杠子，压。皮肉难忍，屈打成招。魏定远成了湖西地区的首名“托派”分子。第一批“托派”名单列出来了。

　　“肃托”这一套，并不是王须仁的个人独创，他手里持有上级发来的护符般的“肃托”小册子。“托派”本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列宁主义的一个派别，30 年代的苏联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反托斗争，有许多无辜的共产党员遭到杀害。在中国，虽出现过陈独秀的托派活动，但抗战期间，并没有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托派组织。可是，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大肆鼓吹“肃托”。

　　1938 年1 月，康生在《解放》周刊上抛出了题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把“肃托”和抗日相提并论。这篇长文被印成小册子，流向山东，流向湖西。心怀叵测的人以此掀起浊浪，有恃无恐。

　　真诚善良的人对此恐惧不安。

　　微山湖的浊浪开始扩散。

　　浊浪带着一种捉摸不定的神秘色彩。

　　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4 大队政委王凤鸣推波助澜。

　　王须仁老奸巨滑，王凤鸣野心勃勃。两人臭味相投，狼狈为奸，打着“肃托”的幌子，干起陷害同志、滥杀无辜的勾当。“托派”越肃越多，范围越来越大，“逼供信”越来越严重。不仅一般干部被咬成“托派”，而且湖西区党委9 名常委，除了书记白子明以外，其他如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组织部长郝中士、青年部长孙衷文和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等都被诬陷为“托匪”抓起来。

　　王须仁故作惊慌地请示王凤鸣：“查出这么多坏人，这可怎么办呀？王政委。”

　　“有反必肃嘛！”王凤鸣胸有成竹地说：“托派跟汉奸一样，是抗战的敌人。当了人民公敌，天王老子也不能放过！”

　　在所谓敌情紧张，上级指示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借口下，王须仁开了杀戒。

　　当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分散在陇海铁路南面和离微山湖较远的边沿地区，湖西只有4 大队。“肃托”的恶浪很快卷入4 大队。许多干部被审讯， 一些经过红军长征的营连干部，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抓起来。有一次，344 旅代旅长杨得志率部队路过4 大队驻地，听到4 大队在夜间杀人，感到有问题，便问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4 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梁兴初负责军事工作，不了解“肃托”的具体情况。他给王凤鸣提了意见，王凤鸣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秘密联系，突然把梁兴初逮捕起来。

　　9 月18 日，“两王”操纵召开了公审大会，贴出谎称“奉中共中央命令” 的布告，杀害了一批干部！

　　独揽湖西边区党政军大权的王凤鸣自命不凡，为所欲为。

　　关在深宅大院里的一批“囚犯”危在旦夕，翘首远望。

　　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劝阻不成，向115 师发出急电。

　　在湖西“肃托”事件的危急关头，罗荣桓政委从鲁南飞马而来。

　　他是在接到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同志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同志的电报后，得知湖西“肃托”严重情况的。王凤鸣和王须仁独揽大权，乱捕滥杀，事先并未向上级请示，山东分局和115 师开始都不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罗荣桓同志立刻查觉这是一股逆流，是违背放手开展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的，他决定亲自出马，当机立断，扭转危局。在师部召开紧急会议后，罗荣桓马上打电报，令王凤鸣立即停止捕杀，同时将杨得志的电报转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准备路过湖西。罗荣桓决定几人同行。出发前，罗荣桓再次打电报，通知王凤鸣：所有在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

　　齐鲁之秋，云雾蒙蒙，寒风习习。罗荣桓一行昼夜兼程，马不停蹄。

　　为了防止意外，罗荣桓把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几乎都带上了，并抽调了一支警卫部队。同时，又电告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原师保卫部长），让他就近到湖西，向王凤鸣当面传达师部指示。

　　从鲁南到湖西，要跨越津浦铁路，渡过微山湖，通过日伪严密的封锁线。

　　罗荣桓惦念着梁兴初、郭影秋等被关押同志的生命安全，心急如焚，飞驰如风。他亲自决定行军路线，部署沿途警戒，绕过敌人据点。

　　山东抗日根据地，艰难创业，来之不易。罗荣桓对此深有体会。在湖西这个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地区，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武装，曾发展到5000 余人，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大队。1938 年冬，由115 师685团改编的苏鲁豫支队，激战两小时，消灭丰县以北王献臣伪军800 余人，又顽强阻击了增援日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湖西人民欢欣鼓舞，称誉苏鲁豫支队是“神兵天降”。以后，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合编，苏鲁豫支队发展到8000 余人，并在陇海路以南地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与在淮北地区的彭雪枫纵队打通了联系。这些蓬勃的抗日局面是广大干部群众流血奋斗换来的。现在，王凤鸣和王须仁等少数人独揽“肃托”大权，不请示不报告，骄横跋扈，陷害同志，把个好端端的湖西抗日政权几乎摧残，把许多同志浴血牺牲打开的抗日局面几乎断送，怎不叫人痛心、焦虑、愤怒！

　　一路上，罗荣桓向随行的同志讲述了红军时期打“AB 团”的历史教训。

　　郭洪涛、张经武同志早就听说，在苏区打“AB 团”时，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搞肃反斗争时，担任红四军政委的罗荣桓，就曾极力制止无凭无据乱捕乱杀的错误做法，并尽力挽救了一些被冤枉的同志。“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此后便流传开来。

　　赶到微山湖东岸时，4 大队2 营长江燮元率部过湖来迎接罗荣桓。江燮元是经过长征的685 团的老同志，黑瘦的脸庞。当时4 大队一批营以上干部， 被王凤鸣以“托匪”的罪名关起来了。罗荣桓问江燮元：

　　“你为什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大惑不解。

　　罗荣桓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

　　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叮嘱说：“你们暂时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直奔单县。他看到沿途村庄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十分气愤。深知后果严重。

　　到了4 大队驻地，为了防止王凤鸣捣鬼，罗荣桓决定驻扎在附近一个村上，将随行部队部署在周围警戒，并把保卫部的干部分成两个小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实真相。随后，派朱涤新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两人来汇报，罗荣桓和郭洪涛分别与他们谈话。

　　王凤鸣在湖西半年多，唯我独尊，一意孤行。他以当过红军、参加过长征自命不凡。但他参军时，罗荣桓已是红军的军团政治部主任，是个令人崇敬的人。从接到罗荣桓要亲赴湖西的电报，王凤鸣就坐卧不安。他心怀鬼胎，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双眉紧锁，从眼镜后面射出威严的目光。王凤鸣行了个军礼，赶紧低下脑袋。他递上早就准备好的材料，打算蒙混一阵。罗荣桓一眼就看穿，那些材料不是原始的审讯记录，而是为了应付他重新编写的。罗荣桓胸有成竹，他知道王凤鸣那条脆弱的防线只要突破一点，就会全线崩溃。他不屑看王凤鸣编造的那些材料，也没有听完王凤鸣那繁琐的汇报，就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振振有词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厉起来，不等王凤鸣回答，又进一步追问：

　　“你有没有打人？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罗荣桓声色俱厉，连声质问。

　　王凤鸣招架不住，慌了手脚，低头承认。

　　罗荣桓怒不可遏。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把桌子一拍，厉声责问道：

　　“王凤鸣！你搞的什么鬼名堂？！你抓人，杀人！不请示，不报告，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你毁掉了湖西这抉抗日根据地！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吗？”

　　王凤鸣一下子泄了气，失了魂，瘫在椅子上。

　　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严厉批评了那个不敢坚持原则的区党委书记。

　　罗荣桓和郭洪涛当天就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郭影秋同志。梁兴初同志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双手说：“罗政委啊，你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来，说明这次是专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勉励他养好身体，好好工作，重新整理好部队，准备反击敌人的“扫荡”。

　　在罗荣桓到达的前一天，王须仁还在加紧审讯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罗荣桓到来后，立刻为他松了绑，亲切地说：“郭影秋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个好同志。”

　　郭洪涛严肃而又热情地对郭影秋说：“你不是托派！你还是中国共产党湖西区党委的委员！”两天以后，郭影秋就为了恢复湖西的局面，忍着伤痛去国民党的丰县县政府搞统战工作。

　　经过调查，罗荣桓和郭洪涛决定除几个案情比较复杂的，其余被捕人员统统释放，恢复原来的工作。

　　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蒙受冤屈的同志开会，罗荣桓亲切地说：“同志们！

　　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115 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罗荣桓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恶劣影响。

　　微山湖的浊浪平息了，但由此生成的涟漪却在罗荣桓心头久久回荡。

　　郭洪涛和去延安开会的同志，在湖西住了几天，继续上路了。行前，罗荣桓叫保卫部的同志起草了一份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由他亲笔审改后，交给郭洪涛带往延安。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很快恢复了工作，暂时由区党委书记和郝中士、郭影秋3 位同志负责。曾被关押的同志迅速返回原地，恢复了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对负责同志被害了的地方，又委派了新的负责人，罗荣桓亲自与他们谈话，交代任务。并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调动干部，尽快恢复湖西根据地的全面工作。

　　12 月下旬，罗荣桓回到鲁南，立即向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并建议分局派得力干部去湖西继续进行善后处理。同时，召开师直干部会议，报告了湖西事件的经过。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深刻记取了这一严重教训，经常教育干部要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特别强调了要克服锄奸工作中脱离群众的神秘化倾向。

　　先后几次纠正了山东一些地区出现的“肃托”

　　问题，解脱了一批受牵连的同志。

　　在三角斗争中

　　鲁南。抱犊崮山区。大炉村。

　　周围层峦叠蟑，村头林茂叶黄。深秋时节，万春圃庭院仍似一派春光：

　　陈酒散发醇香，菜肴飘着热气，炖羊头、炒羊肚、涮羊肉，十几个羊什菜。

　　开明士绅万春圃以全羊席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罗荣桓政委。

　　在敌、伪、顽、匪和反动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鲁南山区，罗荣桓率115师为创建抗日根据地，选定大炉村为立足点，以万春圃为统战对象。

　　万春圃性情豪爽，讲究义气，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与我们党有接触。苍山暴动时，他曾掩护过被敌人追捕的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前，中共地下党员李韶九和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经常去他家做工作。他的3 个得力助手：大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下，万春圃掌握着临沂、郯城、费县、峄县4 县边联办事处的大权，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万春圃举杯敬酒：“罗政委、陈师长一路辛苦，愿为两位将军洗尘。”

　　罗荣桓点头答谢：“一致抗日，鲁南方有希望。”

　　115 师司令部，在万春圃热情邀请下，暂时住进他的家中。起初，万家的人总是躲避着，不敢接近这个戴眼镜的“大官”。罗荣桓就主动和他们拉家常，问长问短，很快就亲热起来。

　　万春圃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到罗荣桓屋里坐坐，罗荣桓常常给他讲抗日形势和八路军的发展历史。万春圃看到，罗荣桓经常教勤务员认字、写字，当马生病时，亲自动手和饲养员一起给马灌药。他还听说，勤务员行军时脚上打了泡，罗荣桓亲自给勤务员挑泡、擦药。面对穿着几乎褪成白色的粗布军衣，盖着打了几个补钉的旧棉被的罗荣桓，万春圃常常称赞说：“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

　　万春圃的妻子，看到罗荣桓有时也和战士一样吃煎饼卷咸菜，觉得很过意不去。她知道罗荣桓是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有一天，她杀了一只鸡，炒成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给罗政委端去。小王不肯收，万春圃的妻子说，这是万三爷和他们家的一点心意，非要小王送去。罗荣桓吃饭时看到桌子上摆着香喷喷的辣子鸡，认为是伙房改善生活，当他知道这是万春圃家特意给他做的，立刻让小王用他的津贴费买点东西酬谢万家。并叮属小王给万家讲明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荣桓说来，这都是习以为常的小事。但是在万春圃一家人看来，这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万春圃的妻子十分感慨地说：“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哪个不欺百姓，打骂当兵的，谁见过像八路军这么好的部队。”万春圃也常说：“有了八路军，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

　　在罗荣桓的影响下，万春圃抗战的决心更强了。他把苦心经营多年建立起来的有几百条枪、几万发子弹、并有迫击炮和机关枪装备的部队，交给罗荣桓指挥。1940 年3 月22 日，正式成立了八路军临郯费峄4 县边联支队， 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抱犊崮山区远离其他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犬牙交错，各霸一方。罗荣桓在分析各种政治势力时，认为孔昭同部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孔昭同是滕县的著名士绅，18 岁时中秀才，以后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当过中将师长，还在福建做过镇守使。北伐战争后，回到滕县老家开药店、办学校。韩复榘请他出来做官，他不肯出来。“七七”事变后，当日军猖狂南侵、韩复榘不战而逃时，他在滕县与当过阎锡山的师长和军长的杨士元，拉起了一支“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

　　1938 年冬，他的把兄弟、进驻沂蒙山的国民党第10 军团军团长石友三委任他为第一纵队游击司令，不久又把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6 师，委任他当师长。孔昭同部号称3000 多人，活动于邹县、滕县、沂水、费县之间，威胁津浦铁路中段，而这个地区是我军打通鲁南与鲁西联系的必经之地。

　　罗荣桓对孔昭同本人的情况也作过深入的分析。孔昭同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爱国心。日军轰炸滕县时，炸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他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带，跋山涉水，在滕县北部和东部，为组织武装抗日而奔波。他聘请在滕县教育界很有名望的彭畏三做他的高级参议。彭畏三是个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济宁当过山东省立第七中学校长，早在抗战前就与一些共产党员有接触。

　　115 师到鲁南以后，彭畏三作为孔昭同的代表与我军联系，罗荣桓曾与他深谈过多次。

　　一天晚上，罗荣桓按照当地的习惯，摆了“十大碗”，请彭畏三吃饭，由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作陪。席间，罗荣桓向彭畏三再次阐明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彭畏三对我党坚决抗战表示钦佩。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石友三虽然走了，但是被国民党任命为鲁苏战区司令的于学忠和鲁南的国民党专员张里元对孔昭同还很有影响。罗荣桓深知，要孔昭同完全站在我党一边，是不能急于求成的。

　　罗荣桓诚恳地对彭畏三说：“驱逐日寇，国人有责。我们希望能与孔师合作抗日。孔师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来的地区活动。双方可先加强联系，增进了解。”

　　一块石头落了地，彭畏三连连点头称道：“八路军肝胆照人，孔师长一向佩服。如能派1 名干部到师里去任政治部主任，孔师长将不胜感激。” 罗荣桓指着旁边的黄玉昆说：“他很年轻，读过书，经过万里长征。今年3 月，他曾指挥夜老虎连，主攻樊坝，负了伤。不久前到鲁南参加了反‘扫荡，战斗。他去怎么样？”

　　彭畏三一口答应。

　　第二天一早，黄玉昆就跟彭畏三离开115 师。行前，罗荣桓握着彭畏三的手说：“希望以后随时通报敌情，加强联系。孔师长如果在供给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黄玉昆到职以后，孔昭同专派他的儿子孔宪韶给黄玉昆当秘书，以便直接同他联系。

　　与此同时，罗荣桓还通过另一条线，在做争取孔昭同的工作。

　　当时，孔昭同手下有3 个旅，第2 旅旅长董尧卿，在旧军队中从士兵一直当到旅长。失意后回滕县老家，结识了共产党员何一萍、朱道南、郭子化等。抗战爆发后，他与他的弟弟董一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杨士元、孔昭同的部队中工作。115 师到鲁南后，董尧卿立即与我军联系，孔昭同也派他和孔的秘书长刘元甫，带着大批慰劳品来慰问我军，要求与我军合作抗日。

　　115 师应董尧卿的要求，先后派了周乐亭和曹正之去董旅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曾亲自接见董尧卿，给他讲解国内外形势和我党我军政策，并通过他给孔昭同做工作。

　　1939 年12 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直在滕县一带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申从周）等蠢蠢欲动。孔昭同师的第1 旅旅长刘昭汉， 也暗中与日伪和国民党勾结，离间孔昭同与我军的关系。这时，罗荣桓刚从湖西回到师部，他与陈光分析了鲁南的形势，决定派686 团等部队，首先打击在鲁南对我军威胁比较大的申宪武部，煞煞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同时决定，将董尧卿旅先编入我军。罗荣桓亲自向黄玉昆和周乐亭布置了这一任务。

　　在我军严厉打击下，申宪武狼狈逃跑，他手下的两个团被董旅消灭。后来，686 团与董旅合编为鲁南支队，686 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

　　罗荣桓通过黄玉昆、董尧卿和彭畏三等，不断地给孔昭同做工作，使孔昭同与我军的关系日益密切。在董旅编入八路军以后，孔昭同主动取消6 师的番号，决定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有一天晚上，他把这个决定告诉黄玉昆，并且选派了10 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赶回115 师，向罗荣桓和陈光汇报。

　　经上级批准后，115 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115 师曲、泗、邹、滕、费5 县游击司令。孔昭同亲自率领他的人马，到115 师驻地接受委任。115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罗荣桓和陈光检阅了孔昭同部队，给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 1940 年11 月，孔昭同因病逝世，罗荣桓和陈光、肖华联名送了挽联，赋词：“孔老先生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不惜任何牺牲英勇奋斗，齐鲁人士应该坚持反投降反内战发挥伟大力量抗战到底。”

　　初步打开鲁南抗日新局面，115 师在喜庆气氛中迎来了1940 年新春佳节，驻地张灯结彩，春日融融。

　　除夕之夜，师作战室人影摇动，罗荣桓和陈光正在主持攻打白彦的作战会议。

　　陈光代师长向大家说：“盘踞白彦的大地主孙鹤龄，顽固透顶，不但不听从我军劝告，还与日伪勾结，组织反动民团，断我交通，破坏我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为了向北发展，打通与沂蒙山区的联系，师里决定打掉孙鹤龄！”

　　686 团是攻打白彦的主力。罗荣桓叮嘱张仁初团长：“拔掉白彦这个钉子是要费周折的，敌人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咽喉之地，你们思想上要准备与敌人作反复争夺。”他还向张仁初交代：攻下白彦以后，要立即彻底平毁敌人留下的一切防御设施，加紧现场练兵，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罗荣桓特别强调，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夺取和巩固白彦。

　　大年初六，大雪纷飞。

　　罗荣桓与陈光率师部向白彦进发。

　　苏鲁支队和苏鲁豫支队胡（炳云）田（维扬）大队同时开赴战区。

　　两天行军一百多里，师部进至白彦西南的柴胡。

　　2 月14 日，张仁初指挥686 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占白彦。

　　原来伪镇公所门前，挂起了“白彦区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开仓济粮，当地群众兴高采烈，一些受骗逃走的纷纷返乡。

　　孙鹤龄苦心修筑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根据罗荣桓的预先交代，部队将工事全部拆除。有些同志还想不通：既然白彦是重要据点，为什么不利用敌人留下的工事坚守呢？

　　3 月4 日，罗荣桓来到白彦，对大家说：“我们占了白彦，掐住了敌人的脖子。敌人喘不过气来，就要挣扎，争夺白彦的战斗很快就会开始。我们不能在这里和敌人死打硬拼，要准备撤出来，让敌人竹篮打水一场空。经过反复争夺，白彦终归会回到我们手里。”

　　果然，不过3 天，驻白彦西边城后据点的100 多日军，就反扑过来。由团长吴世安、政委王根培指挥的师特务团沿路设伏，敌人一触即溃。

　　日寇岂肯善罢甘休。3 月12 日，日伪军纠集700 余人，在孙鹤龄残部配合下，以分进合击战术再次进犯白彦。师特务团、686 团和苏鲁支队凭借白彦外围有利地形，沉重打击敌人后主动转移。工事被毁，水井被封，粮食不见，人影全无，进入白彦的敌人气得干瞪眼。

　　当晚，686 团一部突袭白彦。敌人立足未稳，无力坚守，于拂晓向西北方向逃窜。我军乘势追击。

　　气急败坏的敌人又调集2000 多人，从3 月19 日开始，向白彦发起第三次进攻。罗荣桓和陈光指挥各路部队英勇抗击，打退来敌。21 日清晨，敌人再度进占白彦。当晚，我军乘着朦胧月色，围住白彦，突然发起进攻，在街巷中与敌展开白刃肉搏。次日拂晓，由官庄驰援的敌人被我军击退。困守白彦之敌，遭到重创之后，施放了一阵毒气，夺路而逃。

　　115 师各主力团中，都设有防化勤务主任，并受过抗大防化专业培训， 因而未受敌毒气影响。

　　三战白彦，我军歼敌800 余人，缴获长短枪300 余支，鲁南军民大为振奋。我军向北面发展的障碍被扫清了，与我军做对的反动势力李以锦被吓跑了，热心抗日的孔昭同最后下定了归编八路军的决心。..

　　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迅速发展。

　　115 师和山东纵队相继编组了正规旅团。

　　山东各界联合大会成立了全省的政权机构。

　　日军把主要兵力转入我敌后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是1940 年的秋天，风云变幻，日伪军、国民党军和我军的三角斗争日益尖锐化。

　　罗荣桓洞察时局，他告诫部队：“我们的任务就是反投降反内战，准备力量粉碎反共势力的进攻与敌人‘扫荡’的配合，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要防止在严重局面下可能产生的失败情绪，另一方面要克服对目前时局麻木不仁的状态。”

　　9 月，驻鲁东北军57 军军长缪澂流与日军鹫津师团订立反共投降密约， 该军111 师师长常恩多与333 旅旅长万毅（共产党员），率部发动了“九·二二”锄奸运动，解决了57 军军部（缪澂流逃脱），发表了抗日除奸通电。但是东北军中的顽固势力，在蒋介石支持下，不仅保护了缪澂流，而且加紧打击进步势力。

　　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后，2 月17 日，331 旅旅长、顽固派孙焕彩等，趁师长常恩多病重，扣押了万毅。留在该师的其他共产党员，有的被迫撤离，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杀害。这时，东北军对我军的态度逐渐恶化。驻莒县的111 师、驻北沂蒙的114 师、驻费县的113 师，于四、五月间分别联合当地顽固派向我发动进攻或制造摩擦。

　　小山村里，煤油灯下，罗荣桓凝神运筹。

　　分化、瓦解、打击。

　　有理、有利、有节。

　　115 师各部闻风而动。

　　1 月中旬，邓克明率教4 旅反击湖西顽固派冯子固，收复丰县、鱼台间的十字河等地区，迫近微山湖西岸。曾国华率教导2 旅主力西越津浦路，反击鲁南顽固派周侗，攻克南阳湖与独山湖间之南阳镇。鲁南与湖西和华中的联系重新打通。

　　6 月，鲁南地区我军严厉惩罚了顽固派王洪九、李以锦部和东北军51 军的张本枝团（683 团）。这些在临沂、郯城、费县、峰县边区大肆烧杀破坏， 制造了包围我县政府、杀害我干部和群众的“四·二五”事变的反动势力从此威风扫地。

　　在此期间，罗荣桓、陈光还同朱瑞、黎玉统一部署山东纵队在胶东、清河、鲁中各区的部队，进行了反顽战役，严重打击了山东顽固派和东北军中反动势力的反共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山东中部，峰峦连绵，地形复杂，沂山、鲁山、蒙山等山崮耸立，形成鼎足之势的制高点。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和鲁苏战区总部汇集在这片群山之中。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于他们的外围地区。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曾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从事过抗日活动。

　　此时在山东掌握东北军51 军和57 军，是鲁中的实力人物。于学忠是张学良的得力助手，西安事变前后，曾与我党建立过友好关系。“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对于学忠既不放心，又不得不用。于学忠既要服从蒋介石，而又效忠于张学良。他表示过：“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罗荣桓针对他的政治态度，同于学忠一直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

　　1943 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其嫡系部队第92 军，在军长李仙洲率领下，进入皖北，直指鲁西南。山东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急剧变化。

　　这时，山东我党刚刚实现了军事领导的一元化，罗荣桓除任115 师政委兼代师长外，还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肩负重任的罗荣桓几乎日夜守在作战室里，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变化。

　　李仙洲入鲁部队打着“驱逐逆流，收复失地”的旗号，喧嚣而来。其暂30 师师长路可贞率1 个团，作为先头，跨越陇海路，在砀山以北，建立立足点。紧随其后，142 师师长刘春霖率部，东渡微山湖，越过津浦路。

　　山东的顽固派蠢蠢欲动。鲁南惯匪刘桂堂倚仗刘春霖部，更加狂妄。

　　我鲁南根据地面临极大威胁。

　　各地伪军惴惴不安。

　　驻鲁日军为之一震：当年在山西忻县与李仙洲对阵，板垣师团痛失1 个旅团部，恨犹未消。时下，正是报仇雪恨之机。日军置李仙洲部的暗中联络于不顾，纠集1000 余乓力，配合坦克，向单县以南杀击。激战至黄昏，李部伤亡严重，转向微山湖畔。

　　面对复杂局面，罗荣桓沉着应对。山东分局年初即发出指示：李仙洲入鲁具有对敌对我的两面性。我们的政策是，仍以强调疏通团结为主，鼓励与推动他积极打击敌人；对其非友好的行为，多用政治斗争，非到万不得已，勿轻易反击。罗荣桓即令冀鲁豫部队在湖西配合92 军作战，从侧翼袭扰日军，并为92 军负伤官兵换药、用担架送回原部。我《鲁西日报》还发表社论， 向与日军激战的92 军表示慰问。

　　李仙洲仍很傲气：不能让共产党动摇军心。

　　换下反共不力的东北军于学忠部，由主力部队李仙洲接替之，占住山东这个战略要地，这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一步棋。

　　很快，李仙洲挂上了第28 集团军总司令兼苏豫皖第一路挺进总指挥的头衔，原为于学忠所辖的地方武装新36 师（刘桂堂部）、暂12 师（赵保原部）、保安2 师（张步云部）也归到了李仙洲麾下。

　　于学忠并不示弱，以省政府（此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琉，是于学忠部的军长）的名义将所有小股地方军，统编为县、专区的保安部队，使李仙洲无机可乘。同时，对不听指挥的张步云，派兵予以讨伐。

　　执意挑起反共内战的李仙洲部，强占我滕（县）、峄（县、1960 年改为枣庄市）、费（县）根据地后，摧毁民主政权，焚烧抗属房屋，抢夺我兵工厂物资，活埋我工作人员，并公开宣称：“先打八路，后打鬼子”，要把八路军打到老黄河以北去。我鲁南抗日根据地原来即被敌伪和顽固派严重分割，现又遭李仙洲部的沉重压力，处境艰难。

　　欺人太甚，忍无可忍。

　　决不能让李仙洲在山东建立起反共基地。

　　决不能让浴血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得而复失。

　　罗荣桓深入分析了山东的严峻局势：李仙洲部在鲁南顽固势力鼓噪下已站稳脚根，极有可能向北抢夺天宝山甚至抢夺蒙山；倍受排挤、处境险恶的于学忠部对蒋介石的换马把戏，窝了一肚子火，正寻机发泄；日伪军和地方顽固派对鲁中山区垂涎已久，梦寐以求。在头绪纷坛的矛盾中，罗荣桓迅速抓住李仙洲这一主要矛盾。如果让该部闯进山东，反共势力将争相抬头，沂蒙山区将遭遇急风暴雨。必须在自卫原则下，适当集中兵力，予其迎头反击。

　　对于于学忠部，罗荣桓找到长期在东北军工作的我党工作人员郭维城，进一步作了详尽的调查。此刻，于学忠无心等待李仙洲作正式交接工作。罗荣桓分析说：“国民党不信任东北军，所以要于、李换防。按道理于应当等李来了再走，但是于学忠如果搞得漂亮一点，不等李来，拍拍屁股先走，这对我们可就有利了。”如果于学忠部先期撤走，而李仙洲部又被我顶住进不来，那么，于学忠部原驻的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宫（县）山区，我军可一举收复。当然，要严防日伪军和地方顽固势力乘隙而入。

　　顶住李仙洲，礼送于学忠，扩大根据地，防范日伪军。罗荣桓定下这样的决心。

　　6 月29 日，毛泽东、朱德同志复电：同意给李仙洲以坚决的彻底的打击。

　　7 月15 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山东分局：“一、同意你们对付干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摩擦仗均需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绝其借口及污蔑。”

　　果然，李仙洲部还在鲁西南徘徊时，于学忠即率部撤离防区，拂袖而去。

　　李仙洲叫苦不迭，急令各部展开进攻。于学忠部通过我防区时，按照预先商定，罗荣桓指示当地群众筹备粮草欢送。

　　但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不应有的事件：在于部经过坦埠、旧寨附近时，有些士兵不愿西去，我军有个连队看到他们装备好，弹药多，全是一色的“捷克式”步枪，于是就把他们留下来了。罗荣桓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要严厉批评这个连队，并立刻将人、枪全部送还。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政策和纪律观念，不要因小失大。电报发出后，他的烦恼心情，仍久久难平。

　　随着于学忠部的撤出，罗荣桓指挥鲁中军区和滨海军区的部队，分别向沂鲁山区和诸日宫山区展开大规模的进军。

　　在鲁南、鲁西方向，我军调兵遣将，严阵以待。

　　7 月下旬，津浦路西的冀鲁豫军区集中6 个团兵力，开始反击李仙洲部的主力。

　　8 月中旬，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集中主力第3 团、第5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天宝山地区向李仙洲部实施反击。

　　9 月，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5 个团，于曹县阻击李仙洲部，毙伤敌2000 余人，俘敌6000 余人。

　　2 万余众的国民党主力92 军，遭我沉重打击，剩下不足8000 人。李仙洲垂头丧气，只得退回皖北。至此，蒋介石派李入鲁反共的一着，被罗荣桓逼成死棋。

　　反击李仙洲的同时，罗荣桓率部取得基本收复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战役的重大胜利，新开辟解放区2000 多平方公里，并使各解放区连成一片。

　　乘机争夺鲁中山区的敌伪部队遭我重创。

　　国民党顽固派头子秦启荣竟与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厉文礼共居一巢，被我击毙。国民党中央社企图混淆视听，为此大肆叫嚣，污蔑“八路军袭击山东友军”。

　　罗荣桓及时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事实情况。几天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联名给在重庆的董必武同志发了一封“查复秦启荣事件”的电报。电报说：“查秦启荣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及山东三青团、复兴社的特务头子，前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山东别动纵队司令。乃国民党在山东主要反共健将。..最近事件，发生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秦启荣亲率特务大队及所属各支队，配合伪军张步云部向八路军鲁中部队大举进攻。我军激战十余日，始将该部击退，战后传闻秦启荣干此役阵亡。中央社所谓八路军袭击山东友军云云，乃颠倒是非，恶意污蔑，应予驳斥。”

　　蒋介石损兵失地，急得几夜睡不好觉。

　　山东境内已无国民党主力部队，各地方顽固派惊慌失措、混乱不堪。

　　抗日烽火映红沂蒙大地。

　　罗荣桓异常兴奋，久治末愈的肾脏病似乎一下子好了许多。

　　严酷的较量

　　满山的寒风，遍地的落叶，1941 年的冬天，为沂蒙山区蒙上一层苍凉的景色。

　　日军的大“扫荡”开始了。

　　在沂南县留田附近一个小村庄的草屋里，正在召开关系沂蒙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重要会议。

　　屋里挤满了人。罗荣桓、陈光、朱瑞、肖华、陈士榘等中共山东分局和115 师主要领导来了，师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来了，师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员也来了。陈士榘参谋长向大家介绍敌情。

　　这次，日军调动了第17、21、32 师团，独立混成第5、6、7、10 旅团的主力，配属华北方面军直辖部队和第1 军各一部，以及各地伪军，共5 万余人，分兵11 路，采取“铁壁合围”、“全面包围滚推式”战法，向沂蒙抗日根据地直扑过来。

　　这是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敌人的企图很明显，是想一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中枢，摧毁处于战略中心的我沂蒙抗日根据地。

　　情报接踵而至。

　　敌人在坦克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形成合围。

　　最近的一路敌人，离留田只有五、六里了。

　　南面的敌人，已和我警戒部队打响了。

　　一阵枪声，顺着山风吹过来。一会儿，几架贴着膏药牌的飞机，从低空嗡嗡掠过。草屋里气氛顿觉紧张。

　　扎着黄皮带、打着绑腿的罗荣桓，面对军用地图静静坐着。手中的枣木烟斗，不时吐出几缕烟雾。被敌重兵包围的，有115 师师部、山东分局、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和党校共5000 余人，而战斗部队只有115 师1 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的1 个特务连。

　　敌众我寡，陷入重围，形势万分危急。

　　必须选择有利方向，迅速突围。

　　罗荣桓放下烟斗，对大家说：“山东日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亲自出马了，敌人野心不小。要保证我山东领导机关胜利转移，今晚必须突围出去。

　　大家研究一下，向什么地方突围比较有利？”

　　屋里一阵沉寂，桌上的马蹄表嘀嗒作响。在这严重关头，即使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也不能不深思熟虑。

　　“是不是向东突围好一些？那边敌人的兵力比较弱，突围后可以转到滨海根据地。”司令部的同志指着地图，打破沉寂。大家议论开了。有的提出向北突围，与山东纵队靠拢；有的主张向西突围，认为西面的群众条件好；还有的建议转移到抱犊崮山区，因为那是115 师的老家。

　　在大家议论纷纷、举棋不定的时候，罗荣桓站起来，说道：“同志们考虑怎样突围，怎样保存自己，这是对的。但是还不够。我们应该考虑：既能保存自己，又能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使群众少受损失，这就全面了。”

　　说着，罗荣桓用手里的烟斗指着地图作出分析：“东面，表面上敌人兵力薄弱，但有情报，敌人在沂河、沭河之间隐蔽了重兵，封锁了渡口，如果我们东去滨海区，正钻入敌人的口袋。西面，靠近津浦路，碉堡多，戒备严，不容易通过。北面，不但有大量日军，而且有国民党顽军，敌情不便掌握，容易受到敌顽夹击。从这3 个方向，即使突围出去，也远离沂蒙山区，敌人就可以大搞‘三光’政策，摧毁我们的老根据地，我们就要脱离群众。”停顿一下，罗荣桓提高噪门：“我主张向南突围！”

　　向南突围？在坐的人吃了一惊。

　　“向南突围！”罗荣桓加重语气说：“插到临沂附近。不错，临沂是敌人的指挥部，据说，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也到了那里。但是，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区合围，临沂一带成了他们的后方，必然空虚。这样，我们插入敌人心脏，就能牵住他的鼻子，变被动为主动。”

　　出敌不意，直插临沂，跳出重围。罗荣桓以超人的谋略作出这大胆的决策。

　　这天，是11 月5 日。

　　与会同志很快接受了罗荣桓的意见。

　　罗荣桓把特务营营长陈士法等叫到地图面前，向他们仔细交代了敌人封锁的位置和我军突围的路线。哪里有隘口，哪里河流可以徒涉，哪里山头需要控制，罗荣桓心里好象有一幅沂蒙山区的详尽地图。

　　夜幕渐渐垂落下来，留田附近隐现着一座座漆黑的山影。山头上，日本兵点起了火堆，火光在寒风中不停地闪耀。刺耳的马嘶声、嚎叫声，随风传来。狂妄嚣张的敌人，自以为“铁壁合围”成功，只等天亮向我军发起总攻。

　　朦胧月色下，几千名机关人员和特务营战士集合完毕，等待出发。

　　罗荣桓在下午已向特务营下达任务：营长和教导员带领1、2 连作前卫； 副教导员带4 连居中，卫护机关；副营长带3 连殿后。他要求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强调了行动纪律：坚决服从命令，不得自由行动；在夜间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声响。

　　部队静默无声。

　　罗荣桓率领作战科、侦察科的同志，迈着坚实的脚步，从部队前面走过，先头出发了。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仿佛是去出席一次会议，而不像是带领几千人突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大家倍受鼓舞，跟随罗荣桓，依次出发。

　　在敌人密集的封锁线上，罗荣桓选择了东西不到3 里的间隙，率部快速通过。夜深人静，层云遮月，周围一片漆黑。部队一个紧跟一个，背包上的白毛巾就是行动标记，谁也不愿拉开距离。沉默、疾步、跟进，微微的脚步声穿过沟底，爬上山梁。

　　迷茫的夜色里，山野沉睡了，但对垒的两军并未沉睡，山野中仍潜伏着一片杀机！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个民兵向导。绕过一个山坡，前面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漆黑不见，躲闪不及，民兵一伸手，竟摸到日本兵的钢盔。擦肩而过，日本兵没有任何反映，原来他们有令，不到合围地点不得开枪。向导立即向后报告敌情，改道而行。

　　罗荣桓一行抵进公路。“啾，啾..”传来几声“蟋蟀”的鸣叫，这是尖兵发出的前进信号。三路纵队，轻轻地跑步跟进，不到1 小时，部队跨过公路，绕过张庄，静悄悄地跳出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高里附近的叉路口，大队人马继续急进。路边，几个穿鬼子服的持枪而立，嘴里不断低声喊着中国话：“跟上！跑步前进！”原来，先头的侦察人员在这里与几个日本巡逻兵遭遇，干掉敌人后，一打扮，成了这般模样。部队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日军还在糊涂之过了高里，果然如罗荣桓所料，敌人后方空虚。罗荣桓命令部队折而向西，在临沂50 里外处宿营。天已发亮， 附近的临（沂）蒙（阴）公路上，敌人的后续部队正源源向北开去。部队隐蔽在村庄里，在软软的草铺上睡了个好觉。晚上，罗荣桓率部继续向西，经过诸满到达费县东北的黄埠前。这是敌两路“扫荡”部队的接合部，虽然四面敌情严重，师部仍很安全地转入休整。

　　一个师机关，几千人马，一夜长驱100 里，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根毫毛，突破敌军重围。罗荣桓神奇的指挥艺术，令根据地军民赞叹，也令随军行动的一位欧洲记者折服。他就是希伯，热情支持中国革命的德国友人。突围前，罗荣桓曾准备让他转移到安全地区去，他激动地说：“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向全世界报道这一战斗的事迹。”突围后，他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兴奋地跑去找罗荣桓，赞扬他英明卓越的判断和果敢巧妙的指挥。希伯马上写了一篇战地通讯，题为《无声的战斗》，译出后发表在115 师的《战士报》上。

　　清晨，心野沐浴着霞光。

　　突围后的部队集合休息，大家紧绷了几天的心刚刚放松。乘马而来的罗荣桓走到部队中间，笑着说：“大家唱个歌好吗？”

　　带队干部有点不解。前天晚上在留田时，才发过不出声响、保持静默的命令。昨天在村里隐蔽宿营时，还严密封锁消息，不准人员外出，连村外哨兵都换成便衣。现在，部队还处在临沂敌人的眼皮底下呀！

　　“我来起个头。”罗荣桓不急于解释，便大声用湖南腔定下调子。部队跟着放开了歌喉。歌声回荡。

　　“铁流两万五千里，

　　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歌声刚落，罗荣桓便对大家说：“让大家唱歌，不单是娱乐一下。敌人不是找我们吗？我们唱个歌让他听见，告诉他有几千八路军，就在临沂附近，要抄他的老窝。把敌人从沂蒙山调出来，我们就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

　　罗荣桓心里，考虑更多的是沂蒙中心根据地。合围扑空的敌人，恼羞成怒，会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人民正面临空前的灾难。罗荣桓与朱瑞、陈光同志决定率领师指挥所、特务营留下来，坚持反“扫荡”斗争，担任后续梯队，行动不便的师直、分局和省战工会的部分干部，则越过临费公路，经天宝山到鲁南，然后转至滨海地区。

　　为了调动敌人，减轻敌人对我中心根据地的压力，罗荣桓和陈光决定让师特务营副营长黄国忠带队去袭击敌人。罗荣桓对黄国忠说：“敌人在蒙山北麓的垛庄一带抢劫了很多牲口、物资，要运到费县，必经石岚，你带上两个连在石岚附近打他的埋伏。要打得狠，声势大，动作快，打了就撤。敌人正想寻我主力决战，其侧后受到威胁，他们的兵力一定会从我中心区调出来。”

　　11 月9 日拂晓，黄国忠带着部队进入伏击地点。罗荣桓选的这个伏击点对我军非常有利：两面高山夹着深谷，谷里有条沙河，大道沿河边纵贯而过。

　　战士们占领了两侧的高山，把住南北山口。为增加声势，又把全营的号兵都调了来。

　　白天，刮起寒风，下起细雨。战士们衣服打湿了，趴在冰凉的岩石后面，等了一天，仍不见敌人的踪影。天色渐渐暗淡下来，黄国忠正在考虑是继续等下去，还是撤回去，这时通信员送来了罗荣桓的指示，要他们坚决等下去。

　　天傍黑，雨停了。正当大家等得心焦的时候，忽然从北面山口传来嗒嗒的马蹄声。接着，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人影。敌人果真向我军布设的口袋走过来了。

　　毫无戒备的敌人，拖着牲口，拉着物资，零零散散地钻进我伏击圈。一发信号弹划破夜空，我轻重机枪喷出怒火，手榴弹飞向敌群，呐喊声、军号声震天动地。遭到突然袭击的敌人，顿时人仰马翻，鬼哭狼嚎，乱作一团。

　　战士们乘势从山上直扑下来。

　　半个小时，战斗结束，300 多敌人被消灭了。部队简单打扫了一下战场， 迅速转移。

　　消息传到日寇指挥部，畑俊六总司令暴跳如雷。费了1 个多月的心机， 调动了5 万大军，本想一口吃掉八路军指挥机关，荡平沂蒙山区，很快向东京发出“赫赫战果”的捷报，没想到精心部署的“铁壁合围”连1 个八路也没围住，一夜之间，八路军便无影无踪，怎不叫人气恼。费县方向才发现八路的行踪，石岚又传来痛遭伏击的消息，如脑后挨了一棍，疼到全身。

　　一道命令，大批日军向沂蒙外围扑来。

　　罗荣桓随即率师部向沂蒙深处杀去。

　　沂蒙山中心地区遭敌残酷“扫荡”，群众看到主力部队打回来和他们一起坚持斗争，受到很大鼓舞。

　　敌人仍在四处“清剿”。

　　罗荣桓继续与敌展开周旋。

　　他常常率师部紧跟着敌人的一路，把这一路敌人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贴住敌人，不即不离，隐蔽出没。有时，敌人刚从村东头出庄，我军就从村西头进庄，敌人烧下的开水，还是热的。

　　在与敌周旋中，特务营攥成拳头，在垛庄、旧寨、三角山等地连续出击，10 天内打了7 仗，打得敌人懵头转向。

　　11 月29 日，带着辎重队的600 多敌人，进到肖家坪，其中日军1 个中队驻在绿云山。罗荣桓率师特务营和山东纵队2 旅1 个营，连夜突袭肖家坪。

　　经激战，歼敌300 余。绿云山的日军凭险据守，争夺激烈。特务1 连指导员光荣牺牲。半夜，附近据点的敌人赶来增援。我军烧毁、炸毁缴获的笨重物资，迅速撤出战斗。

　　估计敌人正疯狂寻机与我较量，罗荣桓命令各部尽快隐蔽转移。

　　师后梯队部分工作人员，转向临（沂）蒙（阴）公路西侧的大青山。事先据在那里活动的抗大一分校报告，那里没有发现敌情。然而，狡猾的敌人避开了我们的视线，正在那个地区布置一个准备合击我军的包围圈。

　　30 日拂晓，机关人员陆续开了进去，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受到敌人的合击。国际友人希伯不幸殉难。罗荣桓闻讯后，心情极为沉痛。他与朱瑞、陈光等同志立即率特务营赶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并派人去收容和寻找突围时失散的人员。不久，分散突围的同志大部分安全返回。希伯曾到延安和皖南、苏北的新四军驻地采访，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叶挺、陈毅等同志。他不畏艰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后，罗荣桓专门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希伯遇难后，罗荣桓指示在滨海区的马鞍山烈士陵园，为这位国际友人竖了一块石碑，铭刻两行大字：“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当夜，部队收拢，进至东蒙山宿营。

　　敌人正在抓紧四处活动，情况仍很紧张。罗荣桓与陈光连夜研究敌情，决定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几个师领导各带一支部队，分散打游击。

　　夜深了。罗荣桓还在盯着地图，思考下一步的行动。突然，东北方向响起一阵枪声。罗荣桓告诉值班参谋：“通知各部队准备战斗！”

　　一会儿，周围敌情纷纷报告上来，枪声越响越急，子弹在夜空划出道道流光。罗荣桓迅速作出判断，敌人是有组织地进攻，必须尽快转移。他向部队下达了转移方向和集合地点，然后屏息听了听，对作战参谋说：“南边枪声很紧。你带警卫班快去增援，坚决顶住敌人！”

　　拂晓前，罗荣桓率部队刚刚转至邱阳附近，东面又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显然，这是一股狡猾的敌人，不能被其缠住，要及时甩开！师机关迅速绕过邱阳，转向西北而去。罗荣桓带着两个警卫员，策马奔向东面的五彩山。

　　天朦朦亮，跑到一个山口，只见山顶一群黑影，同时传来呼喊“喂！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

　　警卫员勒住马缰，反问一句：“你们是哪部分？”

　　问话的当儿，罗荣桓举起望远镜：黄军装、黄皮鞋，不是自己人！他对警卫员喊道：

　　“是敌人，快跑！”

　　掉头挥鞭，马蹄生风。当敌人的机枪子弹呼啸起来时，他们已转入一个弯道。

　　到了五彩山，天已大亮。在山上担任掩护的特务营1 个班，见到罗政委冒着敌火来到阵地上，又吃惊，又受鼓舞。

　　居高临下，周围山野景物分明。枪弹声、爆炸声，一阵阵在山里回荡，近处东大顶的敌人狂呼乱叫，远处云蒙山的炮声沉闷轰鸣。罗荣桓分析，敌人似已发现我们的主力，正调动优势兵力包围过来。他鼓舞战士们说：“敌人数量多，咱们地形好。大家沉住气，利用山上的大石头隐蔽好，等敌人走近了再打。”

　　十几门小山炮打响，轻重机枪吐出火舌，东大顶的几十个鬼子冲过来了。

　　罗荣桓掏出手枪，与战士们一起迎击敌人。弹雨横飞，手榴弹怒吼。鬼子倒下好几个，其余的在当官的督促下嗷嗷嚎叫。

　　“瞄准那个军官打！”罗荣桓告诉身旁的警卫员。

　　手起枪响，那个举着指挥刀的日本官应声栽倒。敌人乱了阵，夺路而逃。

　　敌人的第二次进攻也被打退了。

　　罗荣桓擦擦眼镜片，估计师机关已经安全转移，吩咐班长再坚持一阵，便跨上战马。

　　烽烟四起的沂蒙山野，留下一串清晰的马蹄声。

　　军魂所系

　　八路军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于与人民血肉相连，抗日根据地能蓬勃发展在于军民一心、同仇敌忾。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同志，在领导115 师和山东军区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中，为政治建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政治工作的巨匠。

　　1941 年8 月，罗荣桓在滨海的蛟龙汪主持召开了115 师政治工作会议， 全面总结了抗战4 年来115 师战时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师政治部主任肖华作的主报告，是罗荣桓授意拟写并亲自审定的。

　　报告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报告接着说：

　　“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的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为什么以我们低劣的武器及装备能与武装到牙齿的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奋战4 年，并获得惊人的战果呢？这不说明别的，而正是说明我军政治质量之优于敌人；说明我军政治工作在4 年来全部战役战斗中起到了如何重大的作用。”

　　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罗荣桓非常重视连队的全面建设。他经常亲自下连队了解情况，召集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倾听意见，并且经常派政治部的干部深入连队进行调查，及时地摸准连队的脉搏。1942 年3 月和5月，115 师先后召开了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和连队军事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连队基层干部，山东纵队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罗荣桓在会议期间就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而又简明的指示。他指出：

　　“政治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在连队进行党的工作和士兵群众的工作，主要职责是向战士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政治指导员决不能成为一个事务工作者，也不能代替军事行政干部的工作。要通过政治工作去加强军事行政工作，通过耐心的教育去逐渐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

　　“连队的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基本教育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的讲起。要用先生教学生、长兄教幼弟的办法，来教育我们的战士。”

　　在连队政工会议上，罗荣桓遇见了曾在686 团给刘西元政委当警卫员的指导员冯顺武。罗荣桓亲切地问他，下连队以后工作会不会做，有什么困难。

　　当时，正是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如何巩固部队，防止逃亡，是连队指导员最关心也是最棘手的问题。罗荣桓对冯顺武说：“要当好指导员，首先要关心爱护战士。战士家属来了，你们连的干部要陪家属吃顿饭，叫伙房多炒两个菜。晚上站岗要找人替班，让战士有充裕的时间和家属在一起。战士感受到部队的温暖，心情愉快，在连队才能安心。”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号召，罗荣桓提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活动。模范党军的要求是：

　　一、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二、普遍深入地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要成为爱护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模范；

　　三、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建立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断地求进步；

　　四、灵活、机动、果敢、坚决，发扬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五、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

　　在建设模范党军中，罗荣桓特别重视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他在1940 年10 月签发了《关于营连党组织的决定》和《建立模范党军的支部工作》两个文件，对加强营连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干部教育是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罗荣桓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经常教育干部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没有多少时间，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习些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他自己随身带着毛主席写的两份文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抓紧时间，反复阅读，还用红笔划上重点部分，并在书页上密密麻麻地标出自己的学习体会。

　　在罗荣桓的倡导和带动下，115 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从1941 年5 月26日开始，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校开课，给党校和师直机关干部系统讲授《联共党史》。当时参加听课的肖华，记了3 万多字的记录。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地宣讲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大家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罗荣桓待人诚恳，态度谦虚，对同志和部属充满热情和信任，既像温柔敦厚的兄长，又像诲人不倦的老师。他最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响鼓不用重锤敲”。

　　在一次会议上，有位支队长和别人吵起来，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摔，搞得全场哗然。

　　“你要干什么？有话好好讲嘛！”坐在会场上的罗荣桓，语气平静，然而份量很重。那位同志讪讪地把枪收了起来。罗荣桓接着把这位干部的历史，从在江西永新当学徒，到参军、入党，在红军中当连长、营长、代理团长，讲了一遍，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忘记，你是党培养起来的干部，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资本？！”他的批评和风细雨，然而严肃诚恳，句句切中要害，那位支队长低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脸上直冒汗。

　　有一天，那位支队长又和同级干部闹了别扭，背着驳壳枪，到了罗荣桓的住处。一进门就说：“罗政委，我跟你当警卫员吧！”罗荣桓一下就猜到了他的心思，不动声色地问：

　　“你知道警卫员要具备什么条件吗？”

　　他答不上来。罗荣桓严肃地说：

　　“警卫员起码的条件是要遵守纪律，这一条你就不够格！”

　　“我跟着你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回去了。”

　　“不行，越是象你这样，越需要去好好锻炼。”接着，罗荣桓针对他的毛病，讲了搞好团结和遵守纪律的重要性。

　　罗荣桓的批评很严肃，但是那个支队长感到很亲切。后来他成了很有威望的指挥员。 1943 年3 月，他在海上与敌人遭遇，英勇指挥战斗，不幸身中三弹，临终前他对身边的战友说：“我跟陈、罗首长工作了很久，你们把我的尸体抬到师部，让我最后见首长一面，我就安心了。”罗荣桓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

　　有一位团长，也是罗荣桓手下的一员猛将。他参加过长征，在攻占天险腊子口战斗中当突击队长。陆房突围时，他率领部队坚守肥猪山阵地，为掩护师部立了大功。一天出早操，团部的通信排长带操，有个通信员因为冻了脚跟不上队，被排长打了耳光。宣传队的同志给部队的小报写了一篇稿子，批评了这种军阀作风，其中有一句“这种军阀作风要不得，应该铲除它。”

　　通信排长看后以为是要铲除他，满腹委屈地拿着报纸去找这位团长。这位团长也没有细看就发起火来。他在团直属队出操时，把办报的同志狠训了一顿，还说了一些挖苦知识分子的话。这事很快让罗荣桓知道了，他通知这位团长到师部来。罗荣桓拿出那张小报，递给那个团长：“你先念一念。”团长接过报纸，嗑嗑巴巴地念了一遍。罗荣桓一一指出他念错的字，然后严肃地说：

　　“你自己还没有看明白，就去批评人家，还挖苦知识分子，这要不得！”接着，罗荣桓拿过一本《战士识字课本》，说；“这个课本你过去学过，给你1 个月时间，再从头学一遍。你现在指挥1 个团，将来形势发展了，需要你指挥1 个师、1 个军，没有文化怎么成？” 

　　这位团长听了罗荣桓有理有据的批评，承认了错误，回到团里作了检讨。

　　1 个月以后，罗荣桓检查了他的文化学习，很有进步。他按照罗政委的要求开始自己起草工作报告。罗荣桓逝世时，这位团长已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

　　1944 年夏天，山东分局的一位部长骑马来到罗荣桓驻地，门口的哨兵叫他下马，他就是不下，与哨兵吵了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将这位同志请进屋里，为他倒了杯水，诚恳地说：“你是部长，他是哨兵，他执行的是哨兵守则，出入驻地要下马接受检查，没有错，是你的错。你是部长，你看该怎么办？”这位部长想了想，认识到自己不对，说：“我去道歉。”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陪着这位部长出来，目送着他向哨兵赔了礼，牵马出村。

　　罗荣桓非常重视教育和培养知识分子干部。师部在抱犊崮时，有个搞联络工作的年轻知识分子，也住在万春圃的院子里。他叫靳怀刚，21 岁，他的伯父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两次出任国务总理；他的父亲靳云鹗曾任吴佩孚的副司令、河南省省长。靳家在北平、天津、山东等地有许多工商业、房地产，在原籍邹县也是第一号的大地主。靳怀刚原在北平读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想在家乡发动抗日武装未成，就到延安学习，并且入了党。1938 年跟张经武、黎玉到山东，分配来鲁南工作。他工作很积极，能吃苦耐劳，但是，“从这样一个反动家庭里出来的人能靠得住吗？”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罗荣桓对靳怀刚这个年轻人，非但毫无歧视，而且非常关心。当靳怀刚从罗荣桓门前走过时，罗荣桓常常邀他到屋里坐一坐。开始，靳怀刚觉得罗荣桓很严肃，不免有点紧张和拘束。但是接触几次，他就发觉罗荣植非常平易近人。罗荣桓很少和别人开玩笑，有时却破例地和靳怀刚开个玩笑，叫他“大少爷”或“靳少爷”。他们常常围坐在火盆旁边，椎心置腹，无所不谈。

　　靳怀刚深有感触地谈到，他那罪恶的家庭，犹如《红楼梦》中的贾府，除了门前那对石头狮子以外，没有干净的。在鲁南，很多人都知道靳怀刚，还有些亲戚给他送礼物。靳怀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包袱。罗荣桓鼓励他，不要把出身不好当做包袱，要把包袱变成动力，鞭策自己更好地为党工作，同时可以利用一些社会关系，做有利于革命的事。当时鲁南根据地医药非常缺乏，靳怀刚就给天津的“家”写信，要他们帮个忙。不久，价值4000 多元的药品就送到了115 师卫生部。在罗荣桓的充分信任和热情帮助下，靳怀刚担任了115 师后方政治部主任，负责统战工作。

　　罗荣桓最善于教育人，首先是因为他善于了解人。他总是尽量抽些时间同干部接触，一有空就到干部中走一走、看一看、谈一谈、听一听。接触多了，了解就多了，许多同志的籍贯、出身、年龄、特长都记得清清楚楚。师教导队队长50 岁生日那天，罗荣桓特意去看望他，表扬他老当益壮，为部队培训了不少人材。老队长深受感动，教导队的同志也很受鼓舞。

　　青年，是我军的基本成员，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罗荣桓对青年工作一直很重视。在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对青年工作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青年的组织是群众性的教育组织。这一点虽在理论上为大家所承认，但在实际执行中，认识还很模糊。青年工作的方式方法，还缺少创造。青年的积极性，要在不断的工作中去充分发掘出来。如果对他们的要求提得太高了，把他们当成理想中的青年，那是不适当的，相反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和信心。今天那些繁多的‘模范’要求，可以说成了青年的镣铐。青年的特点，并不在于要求特别地做模范，去超过成年甚至党员。这种要求不是青年自发的真正要求。在军队中青年的特殊要求，是增长自己的知识，活跃生活，应从这方面去组织教育，去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于推动整个部队的工作，巩固部队的战斗力，是有很大意义的。”

　　罗荣桓对青年战士总是循循善诱，从不过于苛刻的要求。师政治部秘书处的小勤务员王汇川，参军时才13 岁，平时很爱唱歌。有一天，他手里干着活，嘴里哼着一支《敬茶歌》：“第一杯茶呀，敬我的妈呀，儿去当兵莫啼哭呀，..第六杯茶呀，敬我的妻呀..”他正唱得起劲，李秘书打断他说：

　　“不要鼻子，胎毛没退，就想老婆。”正当小王满脸通红无言答对时，罗荣桓走过来了。他拉着小王的手说：“你唱给我听听。”他那和蔼的语气，使小王感到温暖，也更感到羞愧。其实，罗荣桓早就知道了歌词的内容，他摇着头说：“这歌是老百姓唱的，我们是八路军，八路军要唱英勇杀敌的雄壮歌曲嘛！你也是在政治部工作的，也要有点政治头脑呢！”罗荣桓亲切的教诲，对小王教育很大。可是，罗荣桓通过这件事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青年战士喜爱唱歌，而过去没有重视这件事，很少组织他们学唱歌。他向部队提出，要广泛开展歌咏活动，组织战士大唱鼓舞革命斗志的歌曲。勤务班的小青年们都组织起来，机关的指导员亲自教大家唱。歌词写在黑板上，学会了唱歌，也学了生字，小青年都很高兴，部队生活更活跃了。

　　在经济十分困难的1940 年，师机关发给每人一份羊毛和布，由自己做棉衣。小勤务员王汇川领到羊毛，在河里先用脚踩，又用手揉，洗了半天拿起来一闻，还有很大的腥臭味。他把羊毛摊在石板上晒干，羊毛又成了一块块、一团团的，这怎么絮棉衣呢？小王正在发愁，恰好罗荣桓走过来了。小王当着罗荣桓的面发起牢骚：“也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怪点子，叫人穿羊毛。”

　　罗荣桓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你说羊毛不好吗？它在我们革命史上立过不少功劳呢。我们长征过草地以后，幸亏陕北红军送来用羊毛絮的棉衣，我们才进了延安。现在鲁南山区人民生活很苦，没有棉花给我们，就是这羊毛，也是他们节省下来支援部队的。”罗荣桓说完，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条，教王汇川抽打起羊毛来。经过一阵抽打，粘在一起的羊毛松软了。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而且一坨一坨地向下坠，穿在身上并不舒服。罗荣桓和大家一样，穿着这种羊毛棉衣，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红军时期在1 军团创刊的《战士报》，抗战以后由115 师继续出版。罗荣桓要求《战士报》努力宣传革命的英雄主义，积极发挥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他经常亲自审改报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还自己动手写稿。

　　油印的《战士报》每期两版，只能登2000 多字。当时有的编辑同志写文章好用倒装句，形容词太多，句子罗嗦，有的一句话长达几十个字，文章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短句子，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解决问题，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

　　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保证部队夜间行动的方便，根据地展开了“打狗运动”。起初，群众不太理解。《战士报》上的宣传文章也没能从群众利益出发，说明打狗的必要性。罗荣桓得知后，对报社的同志说；“宣传为什么要打狗？不能只说为了便利部队夜间行动，要替群众着想，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比方说，鬼子‘扫荡’时，也常常夜间出来，听见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顺着声音找来，者百姓就会遭殃。这样讲，老乡们更容易接受。

　　老乡们养狗是为了看家。现在根据地里，白天有儿童团站岗放哨，夜里有民兵巡逻。养狗已没多少用处，反而要粮食喂养，又会招来敌人，对老百姓有害，对八路军也不利。八路军打鬼子，是为保护老百姓。狗叫影响部队夜间行军作战，仗打不好，鬼子伪军不消灭，老百姓过不了太平日子。这样宣传打狗，就比较全面，有说服力。”报纸按罗政委的指示改进宣传，各村也召开了动员会，打狗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有一次，印报的纸张没有了，报社没有经费买纸。印刷厂的负责人只好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何敬之。”他们一同骑马到了供给部。罗荣桓对供给部长何敬之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可不要轻视报纸工作，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为了改进报社的印刷设备，罗荣桓听说在湖西教导4 旅那里有1 台铅印机没有用，便亲自交代去教导3 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专程去教导4 旅，组织人员把印刷机从湖西运到滨海的蛟龙汪。

　　115 师政治部的宣传队，又称战士剧社，也是在红军时期成立的。为了在敌后战争环境中，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罗荣桓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觉悟》。剧社社长失明演老太婆，非常逼真。罗荣桓去看了两三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1941 年“八一”举行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还发了5 元钱的奖金。

　　中秋时节，罗荣桓邀请经济学家薛暮桥到住处对弈。其实，罗荣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虽然爱下棋，但并不精通。加上眼睛又近视，有时别人开玩笑，偷了他的棋子他也不知道。他从来不在乎输赢，只是把下棋当作联系群众、谈话、消遣的一种方式。这一次，他是想同薛暮桥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下完一盘棋，罗荣桓便开门见山地对薛暮桥说：“中央又来电催你回延安去罗，但是山东的经济工作还需要你呀！这1 年你在山东工作成绩很大， 我就不必多说；只想强调一点，经济斗争，是我们整个斗争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很需要有你这样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啊。”薛暮桥听了很受感动，表示愿意无限期地在山东工作。

　　薛暮桥原在抗大华中总分校工作。1942 年冬，日军向苏北地区大“扫荡”，华中局迁到安徽，抗大总分校、华中高级党校、华东大学暂时停办，他便率领3 个学校的教员数十人去延安，路过山东时，他却被朱瑞留下借用3 个月，现在时间早已超过了。可是薛暮桥看到罗荣桓的态度十分诚恳，而且在山东1 年的工作，使他对这里的经济工作发生了兴趣，便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表示愿意服从山东分局的决定。这样，他又在山东工作了5 年，经历了解放战争，直到1948 年秋才离开山东。

　　薛暮桥同志担任了山东省工商管理局的监委，局长由黎玉兼任，局的日常工作由薛暮桥主持。罗荣桓经常和薛暮桥一起研究对敌经济斗争问题。开展对敌经济斗争，首先是开展货币斗争。当时敌后的三角斗争，反映在经济上，也形成了抗币（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在山东为北海银行币）、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和伪钞（伪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三角斗争。

　　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攫取到的几十亿法币推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我们敌后根据地，用以掠夺物资；同时又大量发行伪币来搜刮人民财富。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连续失利，法币迅速贬值，这对我们敌后根据地使用法币的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942 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有几亿元，实际上就等于有相当数量的物资被敌伪掠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排挤法币，禁用伪币，大量发行抗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

　　由于在我党正确领导下，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特别是我们控制的海岸线长，产盐丰富，津浦、胶济铁路两侧和鲁西地区有1000 多万敌占区人民要吃我们的盐。日本也需要我们的盐。这些丰富的物资，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在罗荣桓的领导和薛暮桥的直接参与下，货币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1943年夏季，抗币的币值同法币相等，到了冬天，比价就变为1 比6。进入1944年，不但法币继续跌价，伪币的币值也从1 元伪币兑抗币1 元5 角跌落到兑抗币1 角5 分（1945 年1 月）。

　　随着抗币市场的建立，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整个活起来了。

　　1945 年，难忘的8 月，罗荣桓指挥山东的5 路大军向拒降的日伪军大举反攻。

　　驻守临沂的日军逃往枣庄以后，伪军许兰生部、邵子厚部和打着国民党、伪军双重旗号的王洪九部互相勾结，纠合了4000 余人，依靠城高墙厚的坚固工事，企图固守临沂。罗荣桓派作战科长李作鹏到临沂前线，统一指挥4 个不同建制团的参战部队。

　　8 月20 日和22 日，我军两次攻城未能奏效，伤亡不小。

　　罗荣桓非常着急。当时，他连续尿血，身体很不好。但他不顾罗生特大夫要他卧床休息的叮嘱，全力处理前线来的电报，有时刚睡下就又被叫醒。

　　他吩咐机要科的同志：凡是中央和前线来的电报，都要随时送给他看；他看了后，对重要的电报，还要亲自草拟复稿，所以，他有时一昼夜只睡两三个小时。8 月18 日，毛主席曾来电询问罗荣桓病情。他复电表示：“在林彪未到前，我决不离开工作。”所以当他听到临沂的情况后，再也躺不住了。他喊来警卫员：

　　“快去备马，到临沂去！”

　　警卫员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吞吞吐吐地说：“报告首长，找不到马夫。”

　　“找不到马夫？你把牲口牵来！”罗荣桓有点生气了。警卫员怯生生地说：“牲口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这回罗荣桓可真的生气了：“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呀？快去把牲口找来！”

　　警卫员仍然站着不动。因为他刚才到林月琴同志处讲了罗荣桓叫他备马，要到临沂前线去的事。林月琴知道丈夫病情严重，根本就不能骑马，她急得没法，只得叫马夫把牲口牵走。现在她看到罗荣桓要批评警卫员，便走进来说：“没有警卫员的事，是我叫马夫把牲口牵走的。”

　　罗荣桓听了后，压了压火，等警卫员走出后，他才严厉地责问林月琴：

　　“你为什么这样自作主张？”

　　林月琴平静地回答说：“这是医生的嘱咐。罗生特大夫说你近来病情很重，要你绝对卧床休息。”

　　罗荣桓着急地说：“休息、休息，临沂打不开，教我怎么能安心休息？”

　　林月琴也急了起来：“你的病这么严重，还要骑马到临沂去，你不要命了！”

　　“临沂打不开，就要增加滨海、鲁中、鲁南反攻的后顾之忧，这不是一件小事！”罗荣桓接着又带着责问的口气说：“这么重要的时刻，你不让我到前方去，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员呀？”林月琴自从结婚以后，没见过丈夫对自己发过脾气，更没有听过这样重的话，又委屈，又难过，忍不住顶了一句，眼里闪着泪花。

　　林月琴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是个顾大局、识大体的女同志，不是个婆婆妈妈的妻子，她怎么会在这关键时刻，阻挡丈夫去前方指挥作战呢？只因为她深知丈夫的病情严重，尿血还是从指挥第三次甲子山战役时开始的，现在更经不起这样的劳累了。当然，她知道罗荣桓的脾气，从来都是和蔼可亲的，可今天突然发这样大的火，想必自己是劝不住的了。于是，她只好含着眼泪走出去，把事情告诉了黎玉同志。黎玉听后连忙赶去阻止罗荣桓出发。

　　就这样，罗荣桓只好打消了原来的主意。

　　几天后，李作鹏从临沂回到大店，汇报了临沂前线的战况。罗荣桓听后，首先强调，临沂是滨海、鲁中、鲁南三区的联结点，必须拔掉反动派在我们中心地区安的这颗钉子。接着，他批评了李作鹏准备不够的轻敌思想。指出这批伪军的反动头目，全是些作恶多端的汉奸、土匪和封建恶霸地主，和我们是死对头；尤其到了最后绝望的时刻，他们更会横下心来负隅顽抗。对这一点，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

　　李作鹏又向罗荣桓汇报了他与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2 师政委）刘兴元、特务团团长张仁初、鲁中二分区司令吴瑞林等共同研究的下一步作战方案：

　　即一面在阵地前沿，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一面改变主攻方向，在城西北角实行秘密坑道作业，准备把坑道挖到城墙下进行爆破。罗荣桓当即同意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增派作战科副科长王德、参谋尹健一起去，要他们抓紧坑道作业，争取尽快打下临沂；还说打开临沂后，要出安民告示，部队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遵守纪律。

　　李作鹏回到临沂前线，传达了罗荣桓的指示，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8 月28 日召开作战会议，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也来了。指挥员们详细分析了各种情况，确定了战斗部署，在力量配置上增调了军区炮兵营和工兵营等技术兵种参加总攻。部队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在9 月10 日炸开城墙， 11 日占领全城，歼敌2000 多人，活捉汉奸许兰生和邵子厚。

　　临沂解放以后，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指挥机关驻进城里。有一天，罗荣桓说要出去走走。他沿着城墙边慢慢地走着。林月琴和卫生员随后跟着，看到罗荣桓步履艰难，走得满头大汗，他们就上前劝他往回走。罗荣桓总是说：“出点虚汗不要紧。”

　　原来，罗荣桓不是为了散步，而是为了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当他看到高大城墙上的累累弹痕、城墙边折断的云梯、积满污水的城壕沟时，不禁沉思：为什么临沂城这么难打？为什么部队伤亡这么大？罗荣桓耳边似乎又响起部队攻打临沂城的呐喊声，眼前似乎又出现战士们前仆后继、浴血作战的高大身影。

　　踏上新的征途

　　1945 年深秋的一天早晨，从山东龙口湾驶出6 只小汽船，迎着海上风浪向北开去。奉党中央、中央军委之命前往东北开辟工作的罗荣桓同志，站在船头，手扶栏杆，心潮起伏。

　　日本投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一片欢腾。经过艰难曲折、纷坛复杂的斗争，山东党组织、政府和我军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山东发展为我党一个完整的、重要的战略基地，已具有2400 多万人口的解放区和27 万八路军、地方部队。罗荣桓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时，随着山海关的枪声，以中国人民为一方、以蒋介石为另一方的对东北地区的争夺拉开了序幕。8 月底，遵照党中央指示，罗荣桓迅速派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率“挺进纵队”从海路前往东北。9 月中旬，在中央指示下，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率第二批山东部队，再次渡海开赴东北。10月13 日，中央来电：决定第三批再向东北出兵5 万人，主要从山东部队中抽调。接着，中央催促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

　　离开山东前，罗荣桓与陈毅同志在临沂见面了。根据中央命令，山东分局改为华东中央局，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陈毅将接替罗荣桓，担负山东的领导工作。诚挚的问候，爽朗的笑语，紧紧相握不停摇动的两双手，显示了两位指挥员会面的深厚情感。井冈山时期，两人就成为袍泽挚友，以后，一个参加万里长征，一个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两人分别成了华中和山东两个战略方向的统帅人物，两年前，陈毅还热情邀请罗荣桓去淮南治病，并特意安排奥地利友人罗生特大夫跟随治疗。罗荣桓向陈毅详尽介绍了山东的形势。分手时，罗荣桓把自己的一床虎皮褥子送给陈毅。陈毅抚摸着柔软光滑而富有弹性的虎皮，哈哈大笑：“人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这回，我可要睡在老虎身上啦！”

　　从龙口出发时，许世友赶来送行。作为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全面指挥了部队渡海工作。罗荣桓问：

　　“你留在山东了，有什么打算？”

　　“准备打仗！”

　　罗荣桓笑着，握着许世友那当年曾在河南少林寺练过武功的短粗钢硬之手，指了指身旁那匹伴他度过好几个春秋的战马说：

　　“把它留给你吧。”

　　许世友半晌没说话，低头从腰带解下不久前缴获的一支手枪，回赠给罗荣桓。

　　两位亲密战友分手后，战马向着罗荣桓远去的身影，昂首奋蹄，嘶鸣不已。

　　海上风浪相激，波涛汹涌。

　　海浪打在船舷上，激起朵朵浪花。罗荣桓北望辽东半岛，心潮澎湃，豪情满怀。他似乎已看见那密布的战云：国民党的美械化部队源源运向东北，我数万山东主力部队从海路、陆路急进出关，一场空前的大较量就要开始了。

　　罗荣桓重任在肩，迎着长风，破浪向前。 



　
 
 

 

 


　		　
　	


　
徐总指挥黎明前的鏖战（罗信建）

  

  

 
　　徐向前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徐象谦，字子敬。1901 年11 月8 日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

　　1917 年因贫困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1919 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城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1924 年4 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9 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毕业后留校任排长。1925 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 军第6 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 年11 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1927 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 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攻打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司令部参谋。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在工人赤卫队中任第6 联队队长。广州起义中，率队苦战三昼夜，后转往海陆丰地区，任工农革命军第4 师第10 团党代表，4 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坚持武装斗争。

　　1929 年6 月，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1 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指挥弱小的红军挫败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三次“会剿”，歼灭大批地主武装，扩大了武装割据地区。在此期间，总结海陆丰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鄂豫边斗争的经验，与党代表戴克敏共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提出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方针，以及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游击战术七原则，对鄂豫边红军的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930 年春，任第1 军副军长兼第1 师师长。乘军阀在中原地区混战之机，率部转战于平汉铁路南段，连克云梦、光山、罗由等县城。

　　1931 年初，第1 军与第15 军合编为第4 军，他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7 月，任第4 军军长，与政治委员曾中生率部南下，1 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7 个多团。11 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4 军军长。

　　采取集中兵力、围点打援、击敌一路、各个歼灭的方针，半年中组织指挥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歼敌正规部队近40 个团，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红军发展到4 万余人。在此期间，对张国素军事指导的错误和“肃反”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2 年10 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鄂豫皖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四方面军主力2 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在向西转移中，他指挥部队连续击破了国民党军10 万余人的围追堵截，翻秦岭，涉汉水，越过大巴山，历尽千辛万苦，行程3000 余里，胜利地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 年2 月起，根据地区特点，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连续指挥了反“三路围攻”和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

　　达（县）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使红军得到很大发展，川陕苏区进入鼎盛时期。1933 年11 月至1934 年8 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 多万人的“六路围攻”，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取得歼敌8 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4 年2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5 年春，指挥广（元）昭（化）、陕南、强渡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6 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

　　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部第49 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通道。同年9 月，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电促张国素率左路军北进。在中共中央和第1 军团、第3 军团北上后，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秦分裂活动的斗争，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1936 年7 月，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 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 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 月，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待机打开到新疆的通路。

　　军浴血奋战4 个多月，歼敌2.5 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 月，任八路军第129 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 年4 月，率第129 师和第115 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提出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 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扩大抗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 年1 月，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

　　同年6 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1 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1940 底，返回延安。1942 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 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18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 年3～5 月， 指挥临汾战役，以大部分新组建之部队，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7 月指挥晋中战役，以6 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 万余人，解放县城14 座。1948 年10月至1949 年4 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 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 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1987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曾与刘伯承共同负责战略研究工作，并主管空军、防空军及民兵工作。参与领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 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8～1980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983 年6 月至1988 年4 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 年9 月21 日在北京病逝。

　　在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发表过多种军事论著。曾著回忆录《历史的回顾》（1984）。

　　* * * * *

　　徐帅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秀生。他戎马一生，从排长逐级成为我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参加过广州起义，创建过革命根据地，在建国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指挥过多次战斗、战役。他治军严格而有方，善于指挥，勇于战胜艰难险阻，屡建战功。解放战争中，他率野战军驰骋在晋冀鲁豫边区，并在他的故乡山西，出敌不意，克城歼敌，战果累累。本篇仅记叙他1948 年3月至次年4 月，抱病亲率大军夺取胜利、解放山西全境的几次英勇激战。

　　三打运城

　　1947 年春。

　　九曲黄河裹着微微寒气，波涛翻涌，流冰横陈。千里莽原披上点点新绿，沉睡初醒。

　　人民解放战争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严重受挫后，不得不改为重点进攻。在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国民党军集中重兵，疯狂进犯。我西北野战军在毛主席指挥下，避敌锋芒，主动放弃延安，诱其深入，果断出击，遏止了敌人的进攻势头。

　　久病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徐向前再也坐不住了。

　　早在延安养病期间，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党中央写报告，要求出征，毛主席曾安慰他：“现在你身体还不好，先安心养病，以后国民党是不会叫你闲着的！”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后，徐总再次向党中央要求带病出征，中央同意他先到太行山休息，恢复健康后，与刘伯承同志并肩配合，转战黄河两岸，巩固解放区。

　　此刻，陕北战火正浓。狂妄的胡宗南对我军紧追不舍，企图在陕北一举歼我主力，或逼迫我军东渡黄河。在晋南运城地区，胡宗南加紧设防，囤积物资，以此作为策应西北和中原战场的重要据点。

　　在晋南地区发动攻势，占其要点，歼敌有生力量，就能威胁胡宗南的后脊，配合陕北我军作战。徐总坚定了这个信念。

　　3 月18 日，中央军委命令，迅速向临汾以南的河津、风陵渡方向进攻， 相机攻取晋西南三角地带一切可能夺取的地方，迅速地扩大解放区。

　　刘伯承随即调兵遣将。第4 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奔赴战场。

　　4 月下旬，在陈赓、谢富治、王新亭统一指挥下，我军以强大的攻势， 解放了除运城、安邑、夏县3 城以外的19 座县城，歼敌16400 余人。残敌猬集运城。

　　4 月26 日，军委指示，应乘胜夺取运城，并以一部向吕梁地区扩张战果， 继续威胁陕北敌之侧翼。

　　据此，刘伯承调整部署。王新亭率第22 旅、第23 旅等部，西出吕梁； 陈赓率第10 旅、第11 旅、第12 旅及第13 旅围攻运城。

　　为引守敌出援，陈赓部首先向羊驮寺飞机场发起攻击，并攻占北关、西关，歼敌第206 师1 个团和1 个保安团。

　　春去夏来。在河北武安冶陶指挥所，徐总的肋膜炎虽未痊愈，但精神愉快。6 月13 日，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同志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晋南的战略反攻，捷报频传，打击了胡宗南部队的锐气，支援了陕北战场。徐总希望早日拿下运城，但他以更欣喜的心情，关注着中央军委正在展开的外线作战大军：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同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赓、谢富治率西路兵团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

　　由于围攻运城的第4 纵队奉命加入外线作战兵团，我军遂主动撤离，暂时停止对运城的围攻。徐总对部队指战员说，运城不过是个孤岛，那里的敌人跑不了。

　　徐总在沙场上已经征战20 多年了。在巍巍大别山，在莽莽大巴山，他曾率领红军，攻城池，拔山寨，威慑敌胆，声震遐迩。清瘦的身躯，病弱的肌体，掩饰不住他力克强敌、坚韧不屈的性格。

　　现在，徐总以赢弱的身躯，挑起了内线作战、消灭阎锡山军、解放山西的重担。

　　刘、邓大军出征前，刘伯承司令员坦诚地对他说：“徐总，咱俩还是分开好。分开以后，你指挥内线部队作战，更能发挥你指挥作战的才能。”

　　刘、邓大军出征后，朱德总司令与徐总交谈过：根据外国军队建设的经验，我们的内线野战兵团，要具有多种作战手段，有的要培养成为专门的攻坚部队。

　　作战，是人力和人心的较量。攻坚作战，更是人力的搏杀、人心的苦斗。

　　徐总十分清楚，运城、临汾，还有太原，是国民党苦心经营、坚固设防的城市，攻克这些城市，非有钢铁般的力量和超凡的意志不可。他有心亲上前线指挥，炼就一支过硬的队伍，摸索一套攻坚的战术。

　　幸存的运城守敌有近万人，既有阎锡山的保安5 团、保安11 团等杂牌武装，也有胡宗南的整编第36 师、第17 师各1 个团的精锐部队。其城防工事， 外围以高碉、低碉、野战工事，组成交叉火网；城沿以10 多米高的砖石城墙和深宽各8 米的护城外壕，构成环形障碍。守敌紧紧猖缩在这现代化的城防工事里。

　　使用哪些部队攻城呢？

　　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已随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南进，余下的都是地方部队，武器装备简陋。要攻克运城，力量显然不足。为解燃眉之急，徐总以太岳军区的基干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第8 纵队，辖23、24 两个旅6 个团，作为军区的主力。王新亭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 月10 日，徐总下达命令：“第8 纵队主力即攻取运城。” 接着，军区拟定攻城部署。决心以王新亭第8 纵队和吕梁独立第3 旅、太岳3 团等部，担任主攻任务；以一部兵力继续钳制临汾之敌，防其南下； 以另一部乒力扼控三门峡、茅津渡、风陵渡等黄河渡口一线，阻击胡宗南部增援。

　　鉴于部队缺乏城市攻坚经验，徐总对部队作出指示：“你们攻运城，务作充分周到准备，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不打消耗战，不轻敌。”对战术应用，也明确指出：“战斗前，应联系实地情况，作反复之战斗演习，特别是攻地堡、爆破外壕与城门，坑道作业（筑碉堡推进，以地堡对地堡），火力组织，以及突击之专门的训练等”，“秘密的短促火力，诱敌出击，待敌接近至数十公尺，突然给以杀伤，结合步兵小部队的反突击，予以歼灭打击。”

　　10 月8 日，我军开始第二次攻打运城。

　　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包围运城，连续攻击外围要点。

　　火力，就是突击力。部队的主要火力，就是炸药包和两门旧炮。其中的一门炮，运动时需要骡马拽，牛车拉；射击时，因撞针很短，要用镢头撞一下炮底座，才能发火。部队发扬英勇作战的精神，拉着旧炮，冒着敌火，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

　　战士挥动镢头。

　　炮口吐着怒火。

　　步兵抱着炸药包、端着刺刀向前跃进。

　　很快，扫清了外围据点。

　　激战中，徐总及时对前线部队给予战术指导：“攻克运城之重要关键：

　　第一，充分的准备工作，扫清一切登城障碍。第二，在城外给敌有生力量以相当杀伤，而我军力量在登城前又不致有过分消耗”，“尽量利用坑道作业，强行爆破破坏敌外围工事，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并鼓励部队说：“攻下运城，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只要能全歼敌人，我们就不怕付出代价。”

　　部队赶着牛车，将火炮抵近城墙外壕前沿。

　　运城守敌被团团围住了。

　　胡宗南急了。运城，是其东线的咽喉，控制着黄河渡口、潼关要冲、陇海铁路，说什么也不能丢失！何况，在城内困守的有自己的嫡系部队36 师1个团。

　　接到胡宗南的一个命令，钟松第36 师的4 个旅，迅速北渡黄河，向运城奔去，以增援守军，力图保住运城这块要地。

　　消息传到太行山东麓。徐总锁起眉头。他已经听说，敌36 师于8 月刚被我西北野战军聚歼，师长钟松败中逃脱。此时，钟松率重新组建的部队，凭着一股新锐之气发誓要与我军再决高低。

　　这是一伙强硬的敌人。

　　继续攻城，两面受敌，处境不利。

　　放弃攻城，前功尽弃，士气难平。

　　徐总用力攥起拳头。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对，抓住战机，掉头打援。这样，既可歼灭有生之敌，又可锤炼队伍。

　　于是，我围城部队奉徐总的命令，迅速撤出运城外围，进至西南的平陆地区，全力迎击援敌。

　　这里深沟纵横，山势起伏，打援部队运动不便。

　　过河的援敌果然壮起胆子，横冲直撞。

　　我军再次操动旧炮、机枪、步枪，甩起手榴弹，顽强抗击气势汹汹的敌人。

　　硝烟散去，我军歼敌3700 余人，然而，一部敌军突破我军防御阵地，与运城守敌会合了。

　　敌我力量对比出现变化，我军只好暂时取消攻城计划，另寻战机。

　　二打运城不克，部队士气颇受影响。流了汗，流了血，跑了路，敌人还没被全部消灭，许多人觉得憋气。第8 纵队是新组建的部队，头一炮，没打响，许多指战员感到抬不起头来。特别是在战斗中，晋南人民节衣缩食，竭力支援，惜给部队门板就达17 万块，或毁坏，或遗失，以至多少群众裹在寒风里，夜不能闭户。门板，给部队背上了个沉重的包袱。

　　出师不利，给患病的徐总增加了压力。做为将帅，清楚自己的责任，但贯于征战的他，心放的更宽，眼看的更远。此役，虽未攻克运城，但调动了钟松的机动兵力，钳制了胡宗南部队南进，对外线作战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我军也受到很大锻炼。他主动承担了打援失利的责任，号召部队总结经验，加紧训练，以便再战，夺取战役的胜利。

　　徐总诚挚地勉励8 纵：“攻打运城虽未攻克，但对部队锻炼甚大。” 中央军委、毛主席也向部队领导发来指示电：“攻运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次、二次打不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

　　经过动员，广大指战员稳定了情绪，全力投入攻城训练，斗志高昂，纷纷向军区请战，要求再打运城。

　　入冬后，王震同志率西北野战军第2 纵队，路过晋南，休整待命。

　　徐总请这支生力军协同第8 纵队三打运城。王震司令员一口答应。

　　徐总将这个预案电报中央后，毛主席复示：“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这是因为，此时胡宗南在黄河南岸的潼关、陕州、洛阳一带，尚有4 个旅另1 个骑兵团，是渡河增援运城的主要力量；黄河西岸黄龙山区有1 个师另1 个旅，因受陕北我军的钳制，渡河援运的可能性小些。所以，毛主席提醒徐总，要特别注意黄河以南的敌人北渡。

　　徐总很快就把王新亭和王震同志召集到冶陶指挥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当面商讨作战部署。听取部队的情况汇报后，徐总说：“你们和全体指战员要求最后攻下运城的决心很好。毛主席十分关心这次作战。要很好地总结上次攻打运城的经验，接受教训。第二次打运城，部队是很英勇的，但步兵的顽强性不够。教育部队要顽强不屈，坚持最后五分钟，取得最后歼灭敌人的胜利。”

　　徐总本想亲临前线指挥，但由于正值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全区土地改革会议，便决定组成运城前线指挥部，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王震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和西北野战军第2 纵队两支部队，协同作战。

　　前指随即召开党委会和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敌情，研究打法。

　　部队抓紧战前训练。

　　运城，这座战火中的凤凰城，迎接着新生。

　　经我军两次打击的运城守敌，惶恐不安，士气低落。他们重新修复被摧毁的明碉暗堡，调整了近百门火炮和300 余挺机枪，构成东西南北四大护城阵地。隆冬的阵阵寒风吹来，敌兵在阵地上哀声叹气。

　　前指反复研究后，决定以8 纵和2 纵主力对运城实行四面围攻，以西、北两面为主攻方向，以太岳军区的3 个团布阵黄河渡口，担任阻援任务。

　　12 月16 日，漫天飘雪，寒气逼人。然而，我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苦， 斗志昂扬，只等前指的一声令下。

　　入夜，我军的冲锋号声格外响亮，猛烈的枪炮声连连不断，攻击开始了！

　　各路部队在运城外围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在守敌四大阵地之一的马家窑阵地，我2 纵第9 旅突击队乘着炮火，扫雷区，越铁丝网，跨深壕，连续突击，强行爆破，一举突入敌人阵地。

　　在城北的纪念塔阵地，我独立第3 旅突击队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步兵炮兵工兵紧密配合，爆破手迅猛突击，百余守敌迅即全部被歼，无一漏网。

　　城北的面粉公司，拔地8 丈，墙高势险，守敌悬赏坚守一夜，奖金1 万元。我8 纵23 旅突击队，突然爆破，猛冲进去，守敌大部被歼，儿个残敌眼直手呆，被吓傻了。

　　在东南郊的14 号碉堡阵地，争夺格外激烈。我军占领这一阵地后，不甘心失败的敌人，集中所有炮火，一次次地疯狂反扑。敌人以每分钟30 多发炮弹的速度，向我阵地猛轰。敌兵在军官枪口的成逼下涌上来。阵地上，炮火连天，杀声四起。我阵地上的战士们不畏敌势，以密集的手榴弹压住敌人。

　　指战员的脸熏黑了，胳膊甩肿了，敌军倾泻的1 万多发炮弹把阵地上的黄土烧焦了，但我军坚守的阵地屹然不动。

　　敌人的四大防御阵地被摧毁了。运城的外围被扫清了。我攻城部队直逼城垣。

　　运城守敌手忙脚乱，发出声嘶力竭的哀鸣。

　　胡宗南的后脊再遭一拳，打到疼处。他不肯罢休，急忙从黄河南岸抽调4 个旅，星夜赶至陕州，拟再次增援运城。

　　24 日，敌先头部队1000 余人，进抵黄河太阳渡。

　　胡宗南暗自庆幸用兵神速，举杯自斟。

　　徐向前飞电前指，下令抓紧攻城。

　　王新亭、王震坐镇前指，彻夜未眠。

　　我军必须在援敌到来之前，歼灭守敌，”否则将会遭受重大挫折，二打运城失利的情况决不能重演。两位英勇善战的前线指挥员完全理解徐总此刻的急切心情，也了解前线将士决战运城的高昂斗志。

　　兵贵神速，决心已定，事不宜迟，机不可失。

　　这两位前指领导人毅然决定，将原定于25 日黄昏发起总攻的时间，提前到当日拂晓。

　　24 日深夜，攻击部队冒雪进入前沿出发阵地。战士们净着大眼，磨拳擦掌，精神抖擞，急切地等待着黎明，等待着总攻击内战斗号令。

　　总攻击开始了。

　　炮火冲天，枪声猛烈，我军从几个方向发起猛攻。守敌依仗强固的城防工事，拼死抵抗。我突击部队采用架设云梯和跳板的办法，奋勇登城，在通过外壕前开阔地时，受到敌火极大威胁，伤亡严重。我军火器也处于劣势，压不住敌人火力。但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勇敢突击，仍未能登上城头。激战中，8 纵23 旅的两支小分队虽然一度冲上城头，却没能得到二梯队的及时支援，在突破口坚持了一阵，又被反扑的敌人打了下来。

　　几次攻城均未成功。

　　城内的敌人狂呼乱叫。

　　攻城部队满腔怒火。

　　前线指挥所里，电话铃声不断，空气中飘动着缕缕硝烟。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在苦苦思索：火力不足，步炮协同不好，攻城器材笨重，这样攻击下去，怎样才能在短时间见效？敌援兵已云集黄河边，步步近逼，一分一秒都很宝贵。

　　立刻改变战法，采用坑道爆破，打开突破口。前线的将士们想到了一处。

　　由哪个部队担负这项重任呢？8 纵23 旅打曲沃县城时，就是采用坑道爆破炸开城墙一举突破的。王新亭和王震当即商定：由黄定基旅长率23 旅，采用坑道爆破攻城、打出攻击运城的最后一着。

　　27 日上午，冬云低垂，雪花飘飘。两位前线指挥员冒着敌火，走进城北23 旅指挥所的砖瓦窑。

　　该旅团以上干部四下坐定。王新亭司令员动员说：“胡宗南的援兵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在敌人援兵到达之前，拿下运城，坚决拔掉敌人安在晋南的这个钉子！”停顿一下，他又说：“两次攻城没有成功。这给我们一个教训。靠炮火开缺口，城墙厚，炮弹少，是轰不开的。用坑道爆破炸开城墙，你们有经验。指挥部决定，把这个用爆破开辟通道的任务，交给你们23 旅！” 砖瓦窑里活跃起来了。王新亭又坚定地说：“完成这个任务，只给你们一天时间！”王震政委接着说：“现在，晋南人民和整个运城前线的部队，都在看着你们，等待你们爆破成功！”

　　会后，黄定基旅长立刻与69 团指挥员们商定：7 连交通壕已经接近到距城北外壕20 来米，就从那里出发，深入到外壕里去挖坑道，装药爆破，打开通路。

　　运城前线紧紧地牵动着徐总的心。晋南这一拳，要集中全力打下去，决不能停顿，更不能收回！两强相遇勇者胜，胜利就在坚持中。法国拿破仑有句名言：“胜利在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要牢记这句话。最后五分钟，是战争活剧的高潮，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许多指挥员在最艰苦、最严重的战斗时刻，或因伤亡很大，反复打上去又退下来，或因连续行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等，这时最容易动摇决心，最容易把最后决胜的战机放过去。因此，要牢记一条：当你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敌人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当你因困难而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也恰恰是敌人对胜利己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这种时机决定于谁能坚持，谁能熬过这最后的五分钟，谁就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要坚持最后五分钟。

　　徐总给王新亭司令员下了一道死命令：坚持最后五分钟，坚决拿下运城！

　　如一声号角，震起攻城将士的激情和决心。

　　似一股强风，引来前线阵地瑞雪纷纷。

　　挑起坑道掘进重任的7 连十勇士，背着盖有湿棉被的门板，分组冲入外壕。他们用镐刨，用锹铲，用手挖..冰水化浆，满身是泥，冷枪冷弹，不时袭来。排长刘明生负伤，战士乔永亮牺牲。小个子车元路5 处负伤，庐然坚持在敌火网中往返6 次，完成联络任务。

　　不出徐总所料，在我军伤亡较大，攻城受挫，面临困境的情况下，运城守敌更是弹药将要枯竭，伤号累累，人心惶惶。接二连三地呼救，望眼欲穿，也没见援兵一个人影。风雪交加，孤城冷寞。大军围困，四面楚歌。

　　在外壕坑道里的我军勇士们，咬紧牙关，拼命抠着，挖着..

　　围城大军连夜进行总攻准备。

　　太阳渡的部队挖壕垒石，严阵以待。

　　27 日，东方破晓，云消雪散。

　　上午，王新亭司令员在69 团召开特别会议。一会儿，传来消息：7 连经彻夜努力，5.5 米长的外壕坑道挖掘成功。顿时，大家鼓掌、欢呼、跳跃。

　　王司令员严肃地说：“是成功，是失败，就看今天晚上了！敌人援兵越来越近。我们有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攻下城，敌援兵不打自退，攻不下，我们就腹背受敌。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今晚一定拿下运城！徐向前副司令员指示，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谁就能取得胜利！”张国斌团长立刻站起来坚定地回答：“一定打好，保证完成任务！”

　　当天黄昏时，总攻开始了。

　　爆破队用40 分钟向坑道装填炸药3000 公斤。

　　一声巨响，地动山摇，城墙炸开20 多米宽的大缺口。

　　张国斌团长立即率突击队勇猛冲向城墙。守敌垂死挣扎。炮声隆隆，黑烟滚滚，刀光闪闪。古老的城楼被炮火打燃，风助火势，火猛夭红。突击队旋风般突入城内，与敌逐屋争夺。敌人的炮火复活了，炮弹向突破口拼命地倾泻。成连成营的敌兵，嚎叫着轮番反扑。我城头部队与敌展开英勇的厮杀：

　　用刺刀刺，用枪托砸，用牙咬..敌众我寡，战士退下来，敌人封闭了突破口。

　　政治处主任丁毅民率二梯队冲上城头。刀光火海中，一发炮弹将丁毅民炸倒。部队怒吼了，战士们眼红了，不顾一切地冲向敌人。紧接着，张国斌团长率部从城内给城头之敌杀了个回马枪。

　　突破口重新被撕开。

　　攻城部队狂潮怒卷，城内的国民党军再也无力顽抗下去了，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逃的逃，藏的藏，犹如丧家之犬。而他们的主将胡宗南只有望城兴叹！

　　一夜激战，英雄的人民子弟兵终于全歼守敌1.3 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等。

　　第二天，太岳部队在黄河太阳渡打援堵溃，过河援敌被迫退回黄河南岸，运城逃敌1000 余人被围歼。

　　运城失守，胡宗南倒吸一口凉气，他心里盘算着怎样向蒋介石交待，好一阵说不出话来。盘踞在太原的阎锡山更是一片惊慌。

　　徐总总结此役时说，运城战役“是攻坚战的典型歼灭战。在精神上摧毁了敌人防守这种城市的信心，打破了敌人固守据点的信心，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创造了攻坚的宝贵经验，巩固了我们攻坚的信心。”

　　新华社发表社论，指出：“此次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对平汉、陇海两路的破击战，同时也证明了我大军打到外线后，我内线兵力还很强大。”

　　解放区的广大人民兴高采烈，支援前线的劲头更大了。

　　力克临汾

　　太行山深处，崎岖的山路上，一个小小车队向西行进着。

　　这是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的全部人马。有徐向前副司令员、宣传部长任白戈、参谋处长梁军，加上参谋、干事及通信警卫人员，不过50 来人， 两部大车、一部吉普车就载走了。

　　美制10 轮卡车喘着粗气，车厢咣咣作响，不停地扭动着。驾驶室里虽有靠座，也并不平稳。徐总身披美制大衣，头戴三瓦皮帽，透过驾驶车窗，凝视着山中景色，心潮起伏，思谋着率军乘胜前进，再现军威，给他的“老乡”

　　——山西的“土皇上”阎锡山一次沉重打击。

　　解放运城之后，迎来了1948 年。徐总提出先在翼城地区整训部队，待开春后攻打临汾的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为加强实力，便于指挥，第8 纵队已扩编为3 个旅；接着成立了第13 纵队，徐子荣任政治委员，鲁瑞林任副司令员，辖第37、38、39 旅。日前，参战部队已集结于临汾周围地区。徐总率前线指挥所及时赶赴战区，力求及时了解情况，督促检查，早作具体部署，取得主动。

　　虽然徐总患病未愈，他还是把刘伯承、邓小平送来的唯一一辆中吉普让给电台和前站人员，自己登上卡车，体验起“车辚辚”的行军滋味来了。

　　离开冶陶前，徐总与滕代远副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就后方支前工作作了具体研究，考虑到临汾攻坚战的艰巨性，徐总要求支前工作及早入手，充分准备。路经阳城，徐总又同太岳区党委和行署一道，召开了军队和地方联席会议，共同部署了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穿过料峭的太行山风，徐总一行到达翼城。

　　2 月21 日至23 日，在翼城召开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千人大会，第8 纵队王新亭司令员总结了运城攻坚战的经验，徐总作攻打临汾的战前动员。

　　徐总在大会上，精辟地分析了解放临汾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困难，强调了指挥员的责任、协同作战的原则和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会间，他激动地站起来，一手撑着腰，一手拿着麦克风，高声说道：“今后，我们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攻取大城市，肃清内线敌人的据点。配合外线进攻。解放临汾，是我们春季攻势的第一个战役计划。这一计划的实现，将有力地配合我西北和黄河以南野战军的作战，使晋南完全解放，与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我们必须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把晋冀鲁豫的部队培养为专门的攻坚部队，形成无坚不摧的铁拳头！”与会的指挥员们经过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后，纷纷表示决不辜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期望，遵照徐总的部署奋战到底，不获此战胜利决不罢休！

　　散会不久，各部队按徐总的部署，迅速掀起了新式整军热潮。徐总又指示部队，要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革命队伍中的同志都是阶级兄弟、都是为自己而战，为阶级而战。他引导大家，诉苦不仅要诉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之苦，而且要挖受苦的苦源——国民党、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从而进一步激发了部队的杀敌热情，大家斗志昂扬，争相求战，虎虎有生气。

　　部队的战前练兵热火朝天。徐总紧紧抓住了攻坚这个重大课题。他深知参战部队大部分是从游击队升级而来的，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攻坚更是一门新学问，需要解决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大问题。敌人凭险据守，我军正面强攻，困难多，伤亡大，我们要同敌人比士气，比意志，比耐力，比消耗。

　　僵持不下怎么办？久攻不克怎么办？攻坚作战不能缺少具有足够威慑力量的炮火，而我军炮兵少，火力弱，阎锡山却有兵工厂，炮火强。这样在战术技术上，就要求步兵、炮兵、工兵密切协同，火力、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特别是土工作业和爆破两大技术上升到摧坚破利、克敌制胜的关键地位。因而，各级指挥员必须发挥各兵种的特长，熟练运用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部队更要有一种连续作战、勇猛顽强、死啃硬拼的坚韧精神。

　　看到部队高昂的求战热情，徐总心情兴奋。傍晚，翼城郊外夕烟笼罩，一抹流霞飞来，林梢、山岗披上迷人的色彩。沿着河滩小路，徐总边散步、边思考着。初春的清新空气，使他心旷神怡。

　　回到指挥所，徐总提笔给军区其他领导同志写信。油灯下，暗淡的灯光照出他那不疲倦的身影。他写道：“攻坚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大约需时半月到二十天。这一套攻坚战术与技术，必须熟练，才能少付代价而收获大。未训练之前，以不去随便碰为好。”

　　这期间，一些干部对步炮协同问题争论不休，步兵要炮兵距目标越近越好，炮兵则力争保持一定距离。徐总认为要依据火炮的具体性能确定战术运用。他问炮兵的指挥员：“你们榴弹炮、野炮的初速是多少？”

　　炮兵同志回答：“榴弹炮是变装药，一号药包是400 米，六号药包是640米。野炮有新旧两种炮弹，初速都在700 米以上。” 徐总当即说：“初速度是瞄哪里就打在哪里，这叫直接瞄准。今后榴弹炮的射击距离是600 米左右，野炮在700 米左右。” 随后，炮兵在驻地附近选择模拟目标，进行实兵演习。徐总组织营以上干部到现场观摩。4 门野炮距离目标700 米，各发射17 发炮弹，将模拟“城墙”打开斜坡缺口。徐总带大家登上缺口，实地检验。这样，教育了指挥员，解决了步炮协同争距离的问题。

　　我军大练兵的热潮，象汾河流水，翻腾着春天的气息。部队的技战术提高了，克敌制胜又增加了几分把握。

　　徐向前总指挥，密切注视着临汾的动静。

　　临汾，位于山西南部平原，素有“尧都”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在阎锡山的棋盘上，这里是帅座帐前的一门重炮。

　　这座古城，内高外低，坚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远远望去，宛如伏卧汾河东岸的一条黄牛，人称“卧牛城”。

　　相传当年李自成兵临城下，屡攻不克，一气之下，卸下盔甲，挂在城东屯一棵树上，拍马而去，此屯故名“挂甲屯”。

　　多年来，在日寇和阎锡山的盘踞经营下，临汾城池成为一座壕沟交错、碉堡林立、易守难攻的坚固要塞。在城外，敌人依托村庄、高地、碉堡、壕沟，组成3 道环形防线；每道防线上均筑有高达两丈左右的水泥主碉，周围置有集团工事、铁丝网、鹿碧、地雷等多种防御设施；环城外壕又宽又深，达8 至10 米。在城区，城墙高14 米，厚10 至30 米，能并行两辆卡车；有些地方设上、中、下3 层火力点，每百米有横墙和铁丝网阻隔，形成独立防御地段。环城内壕、集团工事、炮兵阵地与城上的反射火力，相互交叉，构成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城里与城外还有暗道相通，直至防御前沿。

　　守卫这座孤城的是阎锡山第66 师，胡宗南第30 旅2 个团和1 个炮兵营， 另有杂牌军和土顽武装8 个团，共2.5 万余人。

　　我军在临汾周围的集结，敌人已有所闻。

　　但是，蒋介石的大量兵力，被我渡河大军钳制在中原战场，此时，已无力顾及山西战局。

　　阎锡山兵力有限，以死保太原为主要目标，更顾不了临汾许多。何况，他一贯重视防守战法，把坚固设防的临汾视为“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梁培璜，这个阎军第6 集团军中将副司令、临汾守城总指挥，仍有几分得意。有蒋、阎的精锐部队作支柱，有现代化的城防工事作依托，有优势的火器火力，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有“与临汾共存亡”的决心，加上一套城市防御的战术和经验，足以与解放军较量一番。孤城寒夜，梁培璜作起了令共军挂甲而去的美梦。

　　但是，星移斗转，时代不同了。

　　当年，李闯王率领的是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

　　如今，徐向前指挥的是整训严格、为祖国的解放、人民的翻身而战的6万大军！

　　雨雪之中，徐总已经指挥各路大军，直趋临汾城。

　　攻打临汾的部署是：8 纵、13 纵两支主力分别位于城南、城东；太岳部队位于城北，扫清外围，三面攻城；吕梁部队一部位于汾河以西，钳制城西守敌；原集结在赵城、洪洞一带同蒲路两侧的部队，担负防敌北窜、相机打援的任务。如果晋中方向敌人来援，则以一部兵力围城，调动主力北上打援，尔后回师解决临汾之敌。徐总要求部队行动要隐蔽、神速、果敢、坚决，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力争在城外大量歼敌，以减少攻城阻力；机动指挥，讲究战术，步炮协同，军民合力，一举破城歼敌。预定3 月10 日发起攻击。

　　雨丝夹着雪花，纷纷扬扬。临汾大地，一片沉静。

　　3 月5 日，王新亭司令员、鲁瑞林副司令员分率第8 纵队和第13 纵队由翼城向临汾开进。

　　当日，前线指挥所破译出胡宗南发给临汾守敌第30 旅旅长尹瀛州的急电：空运该旅回西安。同时，中央军委发来同样内容的紧急通报。

　　前指顿时紧张起来。

　　徐总拿着电文，俯身到地图前凝视着。显然，胡宗南怕再失精锐，“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决不能让敌人溜掉！徐总当机立断：攻占机场，提前行动！

　　部队正在开进途中，联络不上。

　　徐总即派作战参谋，携带情况通报和作战手令，乘坐专用中吉普，连夜送达8 纵王新亭司令员。部队接今后，以急行军于7 日凌晨抵近临汾机场。

　　朦胧天色中，胡宗南派来的10 架运输机刚刚降落。我军突然一阵炮火，两架飞机被摧毁，其余几架载着惊魂未定的尹瀛州旅长和少数敌兵仓惶飞逃。我军占领机场。

　　就这样，临汾守敌成了瓮中之鳖。

　　通夜在前指作战室等候的徐总，接到战报后，眉头舒展开来。

　　抢占机场后，我军随即向临汾外围据点展开全面进攻。

　　徐总率前线指挥所，进至临汾城东10 公里的东堡头村，时刻注视和掌握着攻击战况。

　　敌人虽然依托集团工事和密集火力顽强扼守，但抵挡不住我军的迅猛攻击。经一周激战，部队攻占了城外敌人的大部主阵地，并以掩盖交通壕攻击推进，继续缩紧包围圈。

　　守敌梁培璜初战不利，外沿的杂牌武装连连土崩瓦解，解放军直逼城垣之下。机场的丢失，更断了临汾与外界联系的最后通道。他咬咬牙，狠了心。

　　万一顶不住，阎锡山不会坐视不管的。他把赌注押在了城垣防线上，押在了第66 师和第30 旅两支王牌部队上。

　　临汾城烽烟滚滚。

　　徐总深入攻城前沿视察。

　　临汾城傍汾河而座，其城墙高大坚厚，饱经战火后，伤痕累累，疮瘦满目。这座古城，不象一般城市东西南北四面有关，唯独于城东筑关。这个东关有临汾主城四分之一面积那么大，不仅有密集的居民建筑，且另有护卫城墙，高度、厚度，仅次于主城。从临汾周边情况分析：城西紧靠汾河，不便大部队运动；城南为开阔地带，敌工事林立，如要接近城垣极受限制；城北地势较高，有登城阵地，敌守备亦较薄弱，但地势空旷，部队不易隐蔽，攻城势必付出极大代价；只有东关，地形起伏，建筑较多，是我军隐蔽部队、接近城垣、实施突破的有利地带，而那里，却正是敌人的主要防御方向，由阎军第66 师重兵扼守。

　　火光中，临汾这条老牛长卧不醒。

　　徐总远望“卧牛城”，沉思许久。城北隆起，如同牛背；东关前突，恰似牛头。

　　对！骑牛要骑背，牵牛要牵头！

　　徐总判明态势，果断决定改变从东、南、北三面攻城的作战方案，把攻击箭头指向城东和城北。

　　部队迅速调整部署。

　　各级指挥员纷纷前出勘察地形。

　　城内守敌不停地向城外施放炮弹，进行战术干扰。

　　这天，8 纵24 旅王墉旅长到城北看地形，一发炮弹打来，不幸中弹牺牲。

　　徐总和部队悲痛不已。王墉旅长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大学生，8年抗战，作战勇敢，带兵严格，进军晋南以来，率部攻坚运城，抢占临汾机场，战功卓著。他的牺牲，激起了部队杀敌复仇的更大决心。

　　3 月23 日，部队发起全线进攻。

　　13 纵39 旅突击东关屏障——电灯公司。

　　震天的爆破声中，担任尖刀的115 团2 连胡凤保投弹组，身着投弹衣， 扑进壕沿，用排子手榴弹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李金锁架梯组，乘着硝烟，果断地把梯子架到我直瞄火炮轰开的敌堡枪眼缺口上，使突击队员们钻了进去。1 连5 班班长毛德兴等七勇士，勇猛顽强，连破敌3 道战壕，攻陷两座碉堡，插入敌人心脏。

　　敌前沿阵地被一举突破。

　　守敌66 师师长徐其昌恼羞成怒，亲到东关地道口督战。敌炮集火猛轰， 援兵蜂拥而上。弹片横飞，硝烟四起。我军指战员们与敌展开逐屋逐地争夺。

　　房塌了，墙倒了，工事被打平了，用弹药箱装土垒起来，继续抗击。

　　敌人7 次反扑失败。守敌198 团团长雎维严被撤职查办，个别动摇的士兵被杀头示众。徐其昌妄图“杀鸡给猴看”，以促阎军顽固抵抗。

　　血战数日，我军全歼电灯公司守敌。

　　我军38 旅从东南方向猛攻东关城垣。坑道爆破，炮火轰击，城垣上终于打开1 个缺口。突击队杀上城头，守敌拚死抵抗。弹雨中，不少战士负伤晕倒。缺口又窄又陡，后续部队跟不上来，突击队奋力拼杀后，被反扑之敌压下城头。

　　枪炮响着，夜风吹着。负伤的112 团7 连战士李海水钻出废墟，清醒过来。部队已经撤出，敌人就在城头。李海水将阵中10 多名伤员组织起来，隐蔽在外壕，坚持战斗一夭半，打退敌9 次反扑，胜利返回部队。

　　4 天后，38 旅向东关发起第二次攻击。城垣被炸开了。数支突击队冲向城头。敌人凭借交叉火力死命顽抗。狭窄的缺口上，兵力施展不开，炮火支援不上。部队顽强攻击，仍未站稳脚跟。

　　与此同时，8 纵部队在城北与敌反复争夺，杀伤敌500 余人，攻克4 号碉等阵地，与守敌形成对峙状态。

　　激战20 余天，我军杀伤近3000 敌人，基本扫清临汾外围敌之据点，但攻城计划未能实现。

　　我军抓获一些敌兵。审问中，浑身挂血的敌兵从衣袋掏出油印的纸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梁培磺给属下颁布的“八杀”命令：奉令进攻迟延不进者杀；奉令赴援迟延不援者杀；未奉令而放弃守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代行职务者杀。违令即杀，杀一做百，梁培璜死心塌地，残暴凶狠，疯狂已极！

　　枪声渐稀，战火犹浓。

　　临汾攻坚战，比预想的要复杂、艰难得多。徐总带前指人员，及时到部队了解士气，总结经验。显然，梁培璜极为重视城区外围防御，不仅在城外筑有警戒、护城、城垣外壕等3 道防御阵地，而且将主力布于外围，采取了“外强中干”的防御战法。开始，前指对此认识不足，各纵队多以战斗力稍差的部队攻击外围，保留主力以待攻城。结果，伤亡多，消耗大，攻击不易奏效，有些据点攻克后又被敌反扑夺回。看来，城垣外围是敌我争夺的决战场所。占领据点，要勇于进攻；巩固阵地，要顽强防守。应加强外围战斗的力量，攻防结合，稳扎稳打，力争在外围战斗中歼敌主力，尔后再攻入城。

　　攻城受阻，伤亡较大，部队出现急躁情绪，个别指挥员对能否拿下临汾产生怀疑。徐总认为，作战，谁都希望顺利取胜，但作为指挥员，应有失败的思想准备。初战东关，虽未成功，但部队是勇敢的，打出了英雄气慨，同时摸着了梁培璜的底子。胜负关头，要一鼓作气，决战到底！

　　3 月底，前线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总指挥作了前段战斗总结报告。徐总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说：“在战役指导上，开始对敌人工事特点和顽强程度估计不足，企求速战速决，因而兵力使用不够集中，主攻方向变来变去。”他还尖锐地指出，在干部指挥上，存在轻敌和急躁情绪，打莽撞仗，用“羊群”战术，指挥混乱，协同不好。他说：“作战中，部队要是伤亡大，消耗大，战果小，其责任都在指挥员的身上。”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局，徐总分析和判断说：“敌人知道，增援无望，突围有被全歼的危险，因而，只有死守一条路。我们呢？虽然人力物力消耗很大，但控制了外围要点，已歼敌近3000 人。眼下，我们疲劳，敌人更疲劳。它要时时提防，处处小心，它是躲在孤城里等着挨打；我们可以经常换班，轮流上阵，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怎样打就怎样打。我们的主力还未动用，我们有地方的大力支援，一定要打下临汾，打不下来，我们围困也要把它围下来！”

　　争夺外围战斗中，徐总听说8 纵在攻打城东土垄坎阵地时，攻上去5 次都没有守住，便亲自召集参加此役的24 旅71 团3 营的一些同志开战术调查会。在前指徐总的土窑洞里，该营的营、连、排、班长和战士等8 人与总指挥并肩而坐。交谈当中，得知不是战士们的顽强性不如敌人，而是土垄坎阵地背后有居高临下的敌城垣火力，加上敌人使用一种新式燃烧手榴弹，多次把我战士棉衣炸燃，导致阵地一再得而复失。徐总了解了真实情况，热情地安排大家吃饭、休息。随后，他亲自召集训练干部，用缴获的敌燃烧手榴弹作实弹演习，摸清了此弹特点，研究了防御措施。

　　春雨瞭瞭，“卧牛城”似醒非醒。

　　徐总靠在简陋的木躺椅上，构思了新的作战部署：把具有攻坚经验的8纵23 旅调到城东北，依托电灯公司，全力攻关；将13 纵预备队37 旅置于城东南，向小东门及府门之间突击；集中军区炮团和8 纵、13 纵全部火炮，以及大岳部队部分火炮，掩护部队攻城。限定4 月10 日前，完成攻关准备，攻击发起后，挥臂砍断“牛头”！

　　部队统一了思想，调整了部署，投入紧张的战地练兵。徐总发布通令，表扬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英雄李海水。李海水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李海水连”。徐总还向参战部队发出了英勇杀敌、争当“临汾旅”的战斗号召。

　　战士们振奋起来了。大家争相报名参加战场突击队，纷争之下，只得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遴选。各团各连争当突击分队，互不相让。许多党员向党组织递交最后一次党费，以示奋战到底，英勇攻城，准备为党牺牲的决心。

　　第8 纵队王新亭司令员随徐向前总指挥到部队视察。徐总风趣地说：“要是再打不下临汾，你和我一块上五台山去！”

　　部队练兵活动普遍而深入地展开。这种战地练兵，针对性强，作战对象、敌堡、地形条件就在眼前，碉堡怎么攻破，地形怎么利用，火力怎么发挥，队形怎么组织，炸药怎么点燃..一系列战术技术问题，就地研究，就地演练，就地总结，效果明显。徐总反复教育部队，要狠抓战地练兵，从攻坚中学习攻坚。有少数干部还不适应严格训练的管理方法，流露出嫌苦嫌累嫌麻烦的情绪。徐总及时进行教育或批评，多次强调，一个指挥员，要想把仗打好，就要紧紧抓住训练。要抓好训练，就要善于学习。要学习自己的经验，学习外国的经验，还要学习敌人的东西。

　　进至电灯公司的23 旅士气高昂。黄定基旅长率部兵分几路，日夜备战。

　　构筑的交通壕，四通八达，犹如蛛网。为了使用便利，战士们给各交通壕起上名字：“胜利大街”、“英雄胡同”等，并在交叉壕口插上标牌。

　　68 团团长程九章选定位置，以小分队秘密前出到城垣外壕，掩护旅工兵连的坑道作业。敌人从城头上乱扔手雷，战士们躲在壕内碉堡里，毫无伤损；敌人放水浸淹，可外壕原是护城河，水如小溪，顺沟流走，战士们幽默地称碉堡为“近水楼台”。

　　临汾守敌既还击无效，又盼不到援兵，更施不出“锦囊妙计”，惶惶不安，无所适从。

　　4 月3 日，阎锡山派出61 军副军长娄福生，乘小飞机飞入城内，进行督战，并传达“阎主任”训令：“死守临汾，勿望援兵”。

　　“我的阎督军，此番‘李闯王’怕不会轻易挂甲而去哟！”梁培璜哭笑不得。

　　4 月9 日，攻城部队在东关城下挖好4 条坑道。当夜，120 名指战员连续作业，将10 里以外运来的1.6 万多斤黑色炸药，运入坑道，装填完毕。

　　突击部队进入出发堑壕。

　　92 门火炮昂首发射阵地。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0 日下午4 时，前线指挥所终于下达攻击命令。我炮火齐鸣，惊天动地。

　　1 小时后，各种火器同时开火。东关被烟火紧紧罩住。火力准备持续两个小时。

　　黄昏时分，两颗红色信号弹和两颗绿色信号弹相继腾空而起。接着，两声巨响，大地猛震，城墙上卷起两股冲天烟柱，坑道爆破成功了。突击部队呐喊着，一举突破城垣缺口。守敌进行垂死挣扎，继续抵抗。我军乘胜前进，勇猛冲击，与敌展开了巷战。敌人的反扑被坚决打退。躲进地堡的残敌被烟火熏出，举手投降。

　　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敌军指挥失灵，工事被破，士气瓦解，梁培磺的“八杀”命令成了一纸空文。敌师长徐其昌抱头逃进了主城。

　　一夜激战，敌66 师大部被歼，东关——这个“卧牛城”的牛头被一刀砍断！

　　攻占东关，我军士气大振，守敌丧魄失魂。

　　梁培磺苦苦向太原的主子呼救。

　　阎锡山为确保盘踞多年的老巢太原，无力也无意派出援兵，于是，接连3 次回电饬令：“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

　　出席南京伪“国民大会”的山西省的议员老爷们，乱作一团，一再向蒋介石请愿，要他当面答应即派飞机助战，挽救临汾危局。

　　蒋介石宣称“决心保卫临汾”，并令国防部次长林蔚着陈纳德派飞机驰援。

　　我前线部队毫无懈怠，迅即整顿队伍，抓紧准备总攻临汾。

　　晋冀鲁豫军民甚为振奋，派出代表团赶到临汾前线热情慰问英勇的人民子弟兵。

　　中央军委、毛主席给徐向前和参战部队发来贺电：“庆贺你们歼灭阎敌66 师及肃清临汾外围和攻占东关的胜利。”人民的慰问、党的鼓励，进一步激起了前线指战员的拼搏精神。

　　总攻临汾的帷幕就要拉开了。徐总迅速作出部署：8 纵位于城东南角至大东门地区，13 纵位于城南南门以东地区，太岳部队位于城东北角至大东门地区。扫清城外据点与挖掘坑道井举，爆破登城，全歼守敌。任务明确，各就战位。

　　从4 月15 日开始，我军同敌人在城壕外沿展开激战。

　　敌以杂牌部队守碉，以胡宗南的精锐第30 旅进行反扑。

　　从西安、太原、天津飞来的敌机，在阵地上空呼呼乱叫着，狂轰滥炸，日夜不停。

　　临汾城下，枪炮声，厮杀声，震人心弦。

　　太行130 团战士韩毓珍负伤10 多处，不下火线，最后冲入敌阵拉响集束手榴弹。

　　东关与城壕间一土堆碉群，我与敌反复争夺，我守军两个班全部牺牲。

　　城东一号碉堡阵地，太岳44 团9 连打退敌1 个营的3 次反扑，全连打得只剩下5 个人，阵地屹立不动。

　　在敌机轮番轰炸下，东关一片瓦砾，24 旅72 团指挥所被炸，团长马休、政委方升普被埋在土中..

　　徐总动员部队：“不要怕敌人反扑，要在反击敌人反扑的战斗中，大量地消灭敌人。我们在外围作战中，消灭敌人越多，攻克城垣也就越容易。”

　　垂死挣扎的敌人，大量施放毒气和硫磺燃烧弹，阵地上一片火海。

　　夜幕中，顽固而狠毒的阎锡山再次派出小飞机溜进临汾，其妹向敌酋梁培璜递上阎督军“死战到底”的亲笔信，又授其成功成仁短剑。既是打气，又示威逼。

　　梁培璜强打“精神”纠集团以上军官于城内鼓楼，袒胸酚酒，发誓与临汾共存亡。

　　天空，敌机呼啸而过。

　　地面，战火越烧越浓。

　　地下，更展开一场艰苦的坑道对抗。

　　徐总在前线指挥部的土窑洞里，密切注视着标满战情的军用地图，不停地吸烟。

　　在这位总指挥的戎马生涯中，像临汾这样，攻坚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烈，实为少见。敌人硬，我们要更硬。对付“硬核桃”，不能企望速战速决、轻易取胜，要横下一条心，硬拼，硬啃。有中央军委的坚决支持，有中原兵团的进军鼓舞，有战区民众的竭诚援助，有数万将士的牺牲精神，作战决心绝不能动摇！胡子白了，也要把临汾打下来！

　　徐总与王新亭、鲁瑞林、任白戈等同志进一步交换意见。徐总提起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他说，“土行孙”能钻地行走，来无影，去无踪，在姜太公手下屡建战功。我们打临汾，炮火不强，城坚难摧，得学习“土行孙”，从地下挖坑道打进去。

　　临汾城下，我军的“土行孙”，果然大显神威。

　　由于地面敌人不时反扑，战斗激烈，因此要避开敌人的视线。尽量选择隐蔽的坑道口部位置。缺乏工具，指战员就用刺刀、瓦茬、手指挖。坑道狭窄，运土不便，战士们就撕开棉衣绑在膝盖，以膝代脚，一筐一车，把积土拖到坑外。地下缺氧，越挖人越喘不过气来，战士们就运用煤窑平行通风的办法，在主坑道旁开挖附坑道，两道一打通，空气顿流，油灯突亮，人如鱼儿得水。人手不够，部队就动员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纷纷上阵。

　　地下坑道，像制敌于死地的利剑，直刺敌人的心脏。

　　敌人在东关尝过“土行孙”的厉害，于是绞尽脑汁，加强了反坑道战的种种措施。他们大量挖掘丁字形反坑道，设缸听音，一有动静，即以坑道向我们对挖，临近时炸毁我坑道。在地面则一再侦察我坑道口的位置，窥得迹象，便用炮猛轰，用飞机猛炸。还以每人两百块银元的重赏，组织“敢死队”，袭扰我坑道。

　　我们挖，敌人也挖，我们从外往里挖，敌人从里往外挖。针锋相对，坑道对坑道。对挖对炸，斗智斗勇。

　　对于同敌人在空中、地面、地下进行的这种艰苦卓绝的斗争，徐总称之为空中、地面、地下三位一体的“立体战”。

　　这时，根据中央军委电令，徐总从围城部队中抽出3 个旅，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北上晋中，钳制阎军。其余部队继续围攻临汾。

　　在敌我寸土必争、持续激战的紧张时刻，徐总向中央军委报告说：“60天作战，我伤亡约9000 人，但部队情绪仍极高涨。我已号召全体指战员要坚持最后5 分钟，为最后攻克临汾而斗争！” 

　　中央军委回电：“你坚持近迫作业，坑道爆破，并控制主力，决心长时间夺取临汾的计划是正确的。..为能更有把握地攻下临汾，如必要可照预定日期再延长若干时日。”

　　从总部前往华东路过元氏车站的朱德总司令也来信说：要全力以赴支持徐向前同志的决心，不要怕伤亡大，时间长，一定要拿下临汾。

　　激战10 多天，我军控制了城壕外围阵地。

　　5 月上旬，我军完成破城坑道15 条、掩护坑道40 余条。除被敌破坏部分外，有3 条主坑道已通过城壕下面，直抵城墙墙基。

　　这时，前线指挥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围城部队投入最后解放临汾的准备。

　　5 月15 日，前指召开团以上干部作战会议，徐总强调要勇敢灵活，坚定指挥。

　　第二天入夜，23 旅冒雨向坑道装填炸药。为避免因雨淋影响炸药效力， 黄定基旅长带头脱下棉衣，盖住药包，战士们争相效仿。

　　与此同时，军区工兵向另一条主坑道也装填了大量炸药。

　　突然，传来敌人反坑道的声音。

　　情况紧急。徐总果断决定，将总攻时间由18 日提前到17 日。

　　一夜突击，1.8 万多斤炸药装填完毕。

　　各突击部队进入攻击阵地。

　　一切准备就绪。

　　5 月17 日傍晚，徐向前总指挥亲临攻城前沿。硝烟笼罩的堑壕里，徐总解开上衣扣子，端着望远镜，远望临汾城。

　　总攻前夕，枪炮声忽然沉寂下来。雨也停了，风也止了，空气也好象凝固不动了。暮色苍茫中的“卧牛城”，烟雾濛濛，死气沉沉。

　　19 时30 分，徐总看看手表，下达命令：“总攻击开始！” 随着3 颗红色信号弹升空，一声闷雷巨响，犹如天崩地裂，坑道爆破成功，东城炸开两个各50 余米宽的大缺口。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城垣， 怒蹈全城。垂死之敌再也抵挡不住解放大军的胜利钦拳，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乱作一团，狼狈不堪。什么“八杀”律令，什么“成功成仁”，两根奇耻大辱的“棍子”，岂能挽回覆灭的厄运！

　　午夜时分，战斗结束，临汾守敌全部被歼。守城总指挥、第6 集团军中将副司令梁培玻及66 师师长徐其昌、30 旅副旅长谢锡昌灰溜溜地被我军生俘。我军一片欢呼胜利之声。

　　临汾战役，持续72 天。我军以伤亡1.5 万余人的代价，攻克国民党军在晋南苦心经营的战略要塞，摧毁大小碉堡400 余个，歼敌2.5 万余人，为我军的攻坚作战史，谱写出一页光彩的新篇章。

　　成了我军俘虏的梁培磺被带到徐向前总指挥面前。徐总问道：“梁将军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吧？”梁培磺脸色惨白：“惭愧！惭愧！我还以为徐将军在山东战场呢..”

　　沟壕对垒两月余，这位可怜的守城总指挥，连攻城总指挥是谁都没弄清楚。

　　著名的临汾战役胜利结束了。

　　初夏的阳光照在残破的临汾战场上。徐总穿着沾满战火灰尘的旧军装，背着草帽，脚穿踏遍晋南山川的布底鞋，带领参战的指挥员，巡视阵地，登上城垣突破口。

　　突破口上仍然散发着火药味。

　　指挥员们站在城头，几多感慨..

　　总指挥遥望北方，壮怀激烈..

　　回顾此役：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这是徐总对临汾之战的深切感受。

　　经过这次攻坚大战的洗礼，我军指战员的作战经验更丰富了，战斗力更强了。

　　遗憾的是阎锡山始终不来增援。我军这支部队尚没有得到野战的机会。他渴望着，挥师北上，与敌人展开新的决战，以夺取更大的胜利，迎接全国的解放。

　　逐鹿晋中

　　打下临汾后，徐总在指挥作战的东堡头村，接受新华社晋南前线记者采访，与驻地群众座谈，召开中央军委授予第8 纵队23 旅力“临汾旅”的命名大会，忙碌了几天。一到晚上，他就钻进窑洞，点上油灯，摊开晋中地区的军用地图，开始运筹与阎锡山的决战行动。

　　阎锡山，是长期盘踞山西的“土皇帝”，其老奸巨猾，在国民党中是很出名的。毛泽东同志曾与徐向前同志谈及同阎锡山的作战问题，他说：“阎锡山还有一定势力，军队还有相当的战斗力。而且，阎锡山尽打滑头仗，不大好对付！”徐总当时回答：“阎锡山有多大个本事，我知道。我有办法对付他。”

　　的确，徐向前与阎锡山，既是同乡，更是对手。阎锡山，死扒着黄土几十年，如今只剩下晋中地区一叶孤舟。徐向前，投身黄埔，南征北战，纵横驰骋，现又力克临汾，荡平晋南，他有志打败阎锡山，早日让山西获得新生。

　　6 月初，辽阔的晋中平原麦浪滚滚，丰收在望。

　　粮食，紧紧系着阎锡山觊觎的心魂。13 万军队，每月就要耗粮500 多万斤。晋中粮川，历来是阎锡山的命脉。他深知，晋中一失，粮袜顿绝，军队不战自乱，民情势必鼎沸。阎锡山打响抢粮屯粮的算盘。

　　徐总同样紧盯着晋中的粮川。必须迅速挥师北上，保卫麦收，保卫晋中，断敌粮源。

　　中央军委很快同意了徐总北进晋中的作战计划。

　　此时，由于战场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由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部队组成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司令员，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同时组建第1 兵团，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1 兵团指挥8 纵、13 纵、太岳部队及晋绥军区、北岳军区所属部队，共49 个团， 6 万余人。

　　第1 兵团面对的是阎锡山的5 个军14 个师。这些敌人虽遭受过我军的打击，但武器装备好，机动能力强，在战役战斗中尚能形成一定优势。徐总下定决心，在麦收季节的晋中平川，发挥我军灵活机动、运动歼敌的优势，与阎锡山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决战。

　　党中央考虑到1 兵团攻坚临汾两个多月，相当疲劳，晋中敌人兵力尚占优势，加之在敌占区作战，后勤供应困难，提出可先歼敌一、两个师。

　　徐总认为，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涨，经过动员，再组织一次大的作战行动，歼敌4 至6 个师，是较有把握的。

　　在兵团作战会议上，徐总给大家分析了有利条件：第一，晋中作战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利用野战的机会，诱敌决战，消灭敌之有生力量。歼敌愈多，解放太原便愈加顺利。第二，敌人主力在晋中抢粮运粮，兵力分散，正给我军可乘之隙。我以6 万之师，运动作战，分两次吃掉敌人4 至6 个师，完全有可能。部队虽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士气旺， 能吃苦，听指挥，守纪律。关键在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第三，山区群众经过土改，支前积极性甚高。地方党组织一、二十万民工支前，运送粮食、弹药、烧柴，问题不大。晋中群众对阎军恨之人骨，容易发动起来，保卫麦收，配合我军作战。

　　徐总对大家说：“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现在敌人为了抢粮，四面出动，肥肉送上门来，我们不妨狠咬几口，吃他几个师，免得将来费时费力去打城攻坚，啃硬骨头。这笔帐要算一算，有便宜就得赚哪！”

　　有的同志还有顾虑，担心部队没打过大规模的运动战，又相当疲劳，搞不好吃不掉敌人，反被敌人吃掉，坚持打敌一、两个师。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没能取得一致认识。

　　战机紧迫，必须当机立断，尽快行动。徐总坚定他说：“就按歼敌4 至6 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部署。错了由我负责。” 6 月9 日，兵团发布晋中战役命令： 

　　晋绥2、6 分区部队归彭绍辉、罗贵波指挥，本月13 日进至太原以北， 切断忻县至太原间铁路，并向太原逼近，保卫忻县至太原铁路两侧地段之麦收；吕梁集团，本月19 日进至文水、交城地区，切断太原至汾阳交通，拔除该地区外围的必要据点，压缩敌于少数孤立据点之内，以确实控制文水、交城、汾阳、孝义及清源之平川地区，保卫麦收；太岳集团，本月13 日逼近介休、灵石地区，寻机拔除该地区外围若干据点，相机攻取灵石，并切断平遥至灵石间铁路；晋中集团（太行2 分区和北岳2 分区部队组成），由肖文玖指挥，本月19 日逼近榆次至太原、榆次至太谷间的交通线，破坏铁路、公路及桥梁，保证太原之敌不能向祁县、太谷增援，并派零散小部队插入徐沟、榆次、太谷三角地区，保卫麦收；第13 纵队，本月19 日拔除子洪地区敌据点，尔后攻歼东观之敌，切断太谷至祁县铁路，主力集结于太谷以南东观地区，机动待战；第8 纵队，本月19 日拔除平遥以东以南外围敌据点，另以一部切断祁县至平遥间铁路，主力集结于平遥以东地区，机动待战。

　　战役预定于6 月20 日发起。

　　大战前夕，部队振奋。

　　徐总派出周士第同志携晋中战役计划，赶赴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

　　各路部队衔命出发，直奔战区，迅速展开了战前准备。

　　徐总率兵团指挥所随后跟进。由于身体不好，他不得不躺在付担架上..

　　晋中平原上，敌33 军置于祁县、太谷地区，34 军置于平遥、介休、灵石地区，43 军置于汾阳、孝义地区，61 军置于文水地区。另由34 军军长高停之率13 个团，组成精锐“闪击兵团”，把守晋中南大门，专门担任阻我北上、机动作战的任务。一时间，阎锡山倾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于晋中地区。

　　他深知，部队集中会饿死，分散又会被打死。要确保晋中，固守太原，就必须在晋中平原抢粮抓丁，坚工固防。

　　阎锡山也打过几十年的仗。眼下，他归纳出运动战十六字诀，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跑万有，一跑万胜。”他解释说：战机好，就出太原城打；见势不妙，跑回太原，寻找战机，再出城打。敌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缓表示：“照阎主任（绥署主任）的指示于！”“闪击兵团”司令高悼之曾在晋南侯马被我太岳纵队生俘，后化装脱逃，此时也拍着胸脯说，“要雪候马之耻”。

　　骄兵必败。国民党军往往自恃握有重兵，还有一些洋枪洋炮，错误估计形势。退守晋中一隅的阎锡山，自认为“共军在临汾伤亡两万多，大大损了元气，不可能很快恢复。”这位土皇帝，再次沉醉于独霸山西的旧梦中。

　　6 月11 日，我吕梁部队出现于汾阳、孝义以西之高阳镇地区。

　　12 日，太岳部队沿同蒲路北进，攻占灵石。

　　阎锡山从梦中惊醒。

　　敌“闪击兵团”在阎锡山的急令下，倾巢出动，以所谓“藏伏优势”和“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扑向高阳镇。

　　吕梁部队坚守阵地，钳制敌人。

　　阎锡山又慌忙派出“亲训”之第72 师和“亲训”炮兵团前往增援。这样一来，阎锡山的五大主力师：第40、46、71、72、73 师都被我吕梁部队吸向汾河以西，平遥、祁县地区守敌力量顿形空虚。

　　徐总洞察阎军态势，果断抓住战机，即令兵团主力直下平川，诱敌回援，争取在平遥、介休地区首先歼敌第34 军。

　　6 月18 日夜幕降临，晋中战役提前开始了。

　　王新亭、鲁瑞林分率隐蔽开进的第8 纵队、第13 纵队突然出山，拦腰侧击介休至祁县东南山口之敌据点，迫近同蒲铁路，杀向敌军腹地。

　　我军主力的纵深迂回，拦腰一刀，打乱了敌人的部署。阎锡山急令“闪击兵团”之34 军和“亲训师”回援平遥，并调榆次、太谷所部南下靠拢。

　　我吕梁部队乘势在神堂地区发起猛烈的反击，一举歼敌第70 师大部，毙敌师长侯福俊，并继续北进。初战告捷，使敌聚歼我军的美梦破灭。

　　大雨之夜，我军主力在平遥以南张网设伏，严阵以待。

　　狡猾的敌34 军，竟从汾阳以东渡过汾河，窜回平遥县城，避开了我军的埋伏。

　　在平遥以南歼敌34 军的计划落空，徐总并不灰心。当发现该敌有北窜企图时，他即令8 纵火速拦截。

　　此时，敌“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返回介休后，还没喘息，即由“亲训师”少将师长陈震东率领，连夜冒雨北上平遥，企图与34 军会合。这股阎锡山的“亲训”部队，摆出训练有素的架子，以铁路为轴，成3 路纵队齐头并进，纵队间隔200 米至300 米，每半小时与上司联系一次。

　　陈震东部队的行踪被一夜风雨淹没了。

　　6 月21 日凌晨，雨止风平，大雾弥漫。

　　同蒲铁路线上，兵马踊动：

　　敌34 军在平遥踌躇不前； 

　　我第8 纵队向平遥迫近； 

　　敌“亲训”部队向平遥靠拢；

　　我太岳部队自介休北进..

　　天已发亮，地面犹暗。

　　同蒲铁路线上，隔着雾障，同向而行的几路兵马越靠越近：

　　敌34 军仍然在乎遥举棋不定； 

　　我8 纵听见后面有大队人马的马蹄声； 

　　敌“亲训”部队发现前面有队伍在运动；

　　我太岳部队被前面的枪声所吸引..

　　日出雾散。遭遇战在张兰镇地区打响了。

　　“亲训”部队，这条阎锡山“闪击兵团”的后腿，一下子跌入徐总设下的陷井里。

　　徐总即令8 纵和太岳部队南北夹击，坚决斩断敌之“虎爪”。

　　枪炮大作，战马嘶呜。我军围住敌人，猛打猛冲。由日本军官担任顾问、教官的敌“亲训”部队，依仗全新装备，拼命抵抗。反复冲杀之下，敌人崩溃了，被赶压到汾河岸滩。我军乘胜而进，残敌人仰马翻。汾河中，敌兵抢马过河。枪炮一响，惊马掉头游回。敌兵只好跪倒滩头，举起双手投降。

　　激战3 小时，我军歼敌7000 余人，缴获山炮24 门，重迫击炮12 门。阎锡山的一只“老虎爪子”被一刀斩断。我军振臂欢呼，指战员们称赞徐司令员指挥得高明。

　　平遥之敌在“亲训”部队被歼后，异常恐慌，犹如“惊弓之鸟”，急于向北路部队靠拢。

　　6 月22 日，兵团指挥部得悉敌40 师企图北窜祁县。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于是，即令13 纵队在祁县以南设伏，在吕梁部队配合下，截击该敌。徐总给鲁瑞林副司令员打电话说：“你们要抓住战机。动作要快！”

　　13 纵星夜兼程，快速前进，于次日拂晓前赶到洪善地区隐蔽待敌。

　　果然不出徐总所料，敌40 师在其19 军军长温怀光直接指挥下，一头撞进13 纵队已经设好的伏击圈。

　　经彻夜激战，我军歼敌3100 余人，俘敌19 军少将参谋长李又唐。

　　阎锡山又遭我军当头一棒，疼痛难忍，坐卧不宁，哀声叹气。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也感吃惊，他极力给阎锡山打气，要其“大胆与共军决战，保卫晋中”。

　　阎锡山遂派心腹爱将、第7 集团军中将司令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缓出马，率留用日寇为骨干的第10 总队，坐镇大谷，统一指挥南线敌军作战。

　　6 月25 日，平遥敌34 军与祁县敌33 军会合于洪善地区，敌第10 总队也进至祁县、太谷问的东观镇，重兵集齐，急于向我军全线反击。

　　翌日，集结之敌摆出一付决战的架式，向我洪善以东地区展开全线攻击。

　　据此，兵团决定：先以小部队抗击消耗敌人，诱敌至桑城、府底地区，尔后集中主力分割围歼敌34 军。

　　徐总认为，敌人集中主力部队与我交战，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把我们挤出晋中地区。但是，我们有引敌深入、分割歼敌主力一部的可能。他分析说：“敌第10 总队指挥原泉福，是日寇战犯，一贯骄傲自大，赵承绶做不了他的主；34 军军长高淖之，有侯马被俘之耻，虽向阎锡山表示要与我决一死战，但内心十分胆怯。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原泉福的特点和高倬之的弱点，集中主力分割歼其一路。我们的目标，还是高倬之的34 军。” 汾河两岸，战火再次点燃。

　　我吕梁独立第3、第7 旅渡过汾河后，在敌33 军猛攻下，所处地形不利， 被迫撤至河西。

　　第8 纵队接今后，未能及时赶到指定地区。

　　敌34 军和33 军随即重新汇合靠拢。为防止被我分割围歼，两股敌人始终紧紧靠在一起，而且白天与我交战，夜间又龟缩于铁路沿线据点。

　　我军无隙可乘，只好再次放弃诱歼敌34 军的计划。

　　兵团指挥所的作战室里，金色的余辉透过窗根，照在大幅军用地图上，也照着桌上的晚餐：一碗面条汤，几根咸菜丝。徐向前司令员顾不上吃饭，吸着烟，对着窗外沉思着：

　　赵承缓率敌南线作战兵团，与我军对峙不下。他把部队靠拢一起，又不离开铁路线，打一阵，停一阵。这架式，不像是要寻找战机与我决战，倒像是怕被分割围歼，随时准备回窜太原。看来，他真是把阎锡山那个“十六字诀”中的“跑”字，当成了“上策”。

　　徐向前对赵承缓太熟悉了。他们既是山西五台同乡，又是中学时代的同学。眼下，这位佩带国民党中将军衔的对手，使出浑身的解数，要与徐向前较量一番。凶乎？吉乎？天知，地知。

　　一阵晚风吹来，徐总深吸了一口气。

　　决不能让赵承绶领着阎军跑了。敌人已有提防，怎样才能将其围而歼之呢？围歼战场放在哪里更合适呢？

　　徐总低头仔细俯视着军用地图。

　　运动歼敌的战场，必须要有后方依托，又要能抓得住敌人。有了战场而无后方，不仅部队作战需要的粮食、柴禾、武器、弹药供应不上，而且有受制于敌、失去退路的危险。同时，仅有战场和后方，抓不住敌人，或是被敌人突围而逃，也不行。

　　晋中平原，被汾河纵贯南北，劈成两半，不便我军东西两面机动配合作战。

　　徐总把目光移向徐沟、太谷、榆次之间的三角地带：这里村落密布，一马平川，原有守敌薄弱，我军可充分展开兵力，发扬火力；东面、北面交通如果切断，西有汾河阻隔，南为孤立据点，兵团一旦进入，敌军难于施展；再有，控制子洪口，可以保证作战物资源源不断。

　　这是理想的歼敌战场。

　　徐总眉头一展。随即用铅笔在地图上比画来比画去，又拿出几张纸，伏案计算起来。

　　一会儿，徐总把几个参谋召到作战室，展开敌情标图。他指着敌人的集结位置说：“这里，是赵承缓集团的总部；这里，是沈瑞的33 军；这里，是高倬之34 军；这儿，还有以日寇为骨干的第10 总队。”然后，他取过刚刚经他计算、写着密密麻麻数字的纸单，看了一下画有两条粗笔杠杠的地方，说：“敌人加起来有3 万多，不到4 万入。这么多的敌人堆在一起，分割围歼，敌有防范，显然不行。全部围而歼之呢？必须创造新的战场，调动敌人就范！”徐总沉思片刻，用红色铅笔在地图上徐沟、太谷、榆次之间画了一个大圈，继续说：“阎锡山吃了亏，决不敢叫赵承缓集团继续南移，离太原过远。假如我军主力继续北上，把歼敌战场放在这个三角地区，诱敌深入，运动歼故，就有可能把赵承缓置于死地！”

　　徐总攥起拳头，一下捶在桌案上：“就这么干！想溜，没那么容易！”

　　兵团迅速遵照徐总的决心调整部署，部队闻风而动。

　　天，骄阳似火。

　　部队马不停蹄，挥汗如雨，加上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整，体力消耗很大，减员不断增多。徐总毫不动摇，说：“我们疲劳，敌人被拖来拖去，更疲劳！我军是胜利之师，敌人连吃败仗，比我军士气要低得多！部队不要怕消耗、疲劳，现在苦一点，过几天就有‘肥肉’吃了！”

　　部队在徐总生动、实在、坚定的话语激励和各级指挥员的带领下，抖擞精神，鼓足士气，克服困难，昼夜兼程，奋力急进。

　　8 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同志看到部队过于疲劳，给徐总打电话请示说：“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两夭，缓缓劲再走？”

　　徐总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位置上去！”王司令员进一步理解了首长这样复示的重要意义。

　　时间，转瞬即逝，它是无形的战斗力。行动得快与馒，短暂之差距，往往决定着战役、战斗的成败。尤其打运动战，作战地域广，战情变化快，必须争分夺秒，不失战机。掌握了时间，也就掌握了主动权。有了主动权，才能创造战机，抓住战机，才能攻敌不备，出敌不意。反之，主动会变成被动，“活仗”会变成“死仗”，歼灭战会变成击溃战。“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如兵书所云：“兵贵神速”，古今有不少战例可证。徐总相信自己的部队有吃苦耐劳、勇于牺牲的精神，有坚强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战斗素养，因而，在战役战斗的关键时刻，能冲得上，顶得住，赢得时间，先机制敌。对于我军的雷厉风行、神速运动，敌人是望尘莫及的。

　　在徐总指挥下，为了争取战役的胜利，人民的解放，各路部队如疾风，似闪电，拼命往前奔走。

　　7 月1 日，13 纵队39 旅一部攻克白狮岭据点，使兵团后勤供应线畅通无阻。

　　7 月2 日，太岳部队以一昼夜急行军，插入太谷、榆次间，配合肖文玖集团，破铁路，炸桥梁，占据点，设防线。敌人逃往太原的通道被切断。

　　7 月3 日，8 纵队切入祁县至太谷之间，连夜摧毁沿线铁路。紧接着，向祁县敌37 师发起攻击，以撕开插向徐沟、榆次敌腹心地区的另一道缺口。

　　徐总这一着，初见成效，指战员们身上的大汗没有白流，脚上的血泡没有白疼。

　　赵承缓发现我主力迅速向北运动，慌忙回师北窜。

　　徐总即令8 纵紧紧咬住祁县敌34 军，井以一部攻占徐沟；太岳部队及肖文玖集团坚决顶住太谷之敌的攻击；13 纵袭击东观镇，全力将敌人逼入预设战场——徐沟、太谷、榆次之间的三角地带。吕梁部队置于河西，阻敌69、70 师渡河东援。

　　敌人没有想到徐总竟敢以“游击部队”拦路截道。羞恼之下，先后调集第9 总队、71 师、46 师1 个团及第10 总队，共9 个团的兵力，配属山炮30余门、轻重迫击炮40 余门和铁甲车3 列，轮番向太谷以北董村的我军猛攻， 天上还有几架战斗机扫射助战。赵承缓和33 军军长沈瑞也亲自上阵指挥。

　　榆次守敌也出动2 个步兵团和1 个机炮团，南下东阳镇，向肖文玖集团扑来。

　　坚守董村和东阳镇，是逼迫敌军进入我军预设战场、全歼敌军主力的关键。

　　太岳部队浴血奋战。

　　肖文玖部队全力抗击。

　　徐总昼夜守在兵团指挥所的电话机旁。

　　激战已经3 天3 夜。

　　大岳军区刘忠司令员报告说，我董村前线1 个营与敌拼死搏斗，机枪全部打坏，弹药几乎全部打光，伤亡得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战斗。徐总鼓励说：

　　“这个部队是好样的。一定要坚决守住，坚守到最后就是胜利。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肖文玖报告说，该部在东阳镇与敌反复冲杀，展开了多次白刃格斗。徐总命令道：“伤亡再大，减员再多，也要‘钉’在那里！”

　　我军守如磐石，敌军猛攻不破。

　　赵承缓预感不妙，只好走为“上策”，于7 月6 日夜里，率部离开铁路， 转向西北方向，企图从榆次、徐沟间夺路北窜。这样就进入了我军的预设战场。

　　徐总迅即调兵遣将。

　　13 纵队及8 纵队一部，尾随敌34 军，抢先一步，插入徐沟以东、子牙河以北、尧城镇以东地区，切断了敌人逃向太原的退路。

　　太岳部队及肖文玖集团向西紧逼，与13 纵会合。

　　吕梁主力跨过汾河，打援堵溃。

　　8 纵主力攻克祁县后，兼程北上，加入围歼战斗。

　　徐总和周士第副司令员率兵团指挥所向徐沟以南的张家庄转移。徐总由于连续指挥作战，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再次躺倒在担架上。

　　作为前线总指挥，此刻，徐总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体，而是部队的士气。

　　要全歼陷入包围圈的3 万多敌军，还须一番苦战。部队冒着酷暑烈日，长途跋涉，连续作战，消耗确实很大。一些连队已减员至二、三十人。他怎么忍心呢？但是，如果因兵力不足，致使敌人突围而逃，将痛失歼敌良机！

　　徐总从战役全局出发，要求部队继续发扬勇往直前的精神，全力以赴，一定全歼敌人。

　　部队缩紧包围圈。

　　敌人分兵突围。

　　突向徐沟方向的敌34 军一部，相继攻占了13 纵115 团“三李青”、东楚王庄等阵地，距我兵团指挥所仅2 里之隔；徐沟之敌也出动增援。

　　千钩一发，危险万分。

　　徐总镇静指挥。指挥所屹然不动。

　　我38 旅旅长安中原及时指挥114 团英勇反击，终于夺回楚王庄等阵地， 并打退徐沟方向接应之敌。

　　赵承绶这个总指挥，终于沉不住气，预感到难以取胜了。当他率数万大军陷入困境之后，仍然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全凭原泉福摆布。原泉福原是日军驻长治独立第14 旅团长，日寇投降后，被阎锡山封为保安司令部中将前方指挥官兼山西野战军副总司令。这家伙生性骄横，认为不必突围，而应“同共军决一死战”。这样，敌人先是分兵3 路，攻了一下，攻不动便收兵防御，企图依托优势火力和野战工事，与我决一雌雄。

　　徐总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果断决定乘机调整部署，以13 纵位于北及西北，8 纵位于西南，肖文玖集团位于东北，太岳部队位于东及东南，四面合围，形成铁壁，困敌于东西20 里、南北不足10 里的狭窄地域内。

　　至此，赵承绶集团3 万多人，成为瓮中之鳖。再想溜掉，为时晚矣！ 为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速战速决，徐总决定，立即对赵承绶集团发起总攻，将敌干净、全部、彻底消灭之。

　　7 月10 日拂晓，总攻的号角吹响了。

　　8 纵、13 纵如两支利箭，分别从西南、西北两个主突方向，向敌人刺去。

　　太岳部队于东南、肖文玖集团于东北，同时发起攻击。

　　晋中平原的村庄大，建筑多，不少还是较坚固的砖瓦结构，村落周围还有围墙。敌人躲在村落里，顽固据守，垂死挣扎。

　　徐总指示，立即组织村落阵地攻坚战，要集中兵力火力，象包饺子一样，逐村夺取，分割歼敌。我军集中炮火猛轰，步兵紧跟突破。经奋力拼搏，反复争夺，我连克“三李青”及东西贾村、大常镇、南庄等地。敌34 军大部被歼，军长高倬之带伤再次脱逃；敌第10 总队伤亡过半。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寇战犯、阎锡山野战军中将副总司令原泉福被击毙。

　　我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

　　1 万余残敌被困于西范、小常、南席、新戴4 个村庄。

　　赵承缓发出绝望的呼叫。

　　阎锡山惊慌失措。即令他的参谋长郭宗汾，率45 师、49 师组成“南援兵团”，南下接应，妄图挽救残局。但是，又怕多年苦心经营的老巢被粉碎，遂急令收拢晋中各县兵力，确保太原孤城。

　　一夜之间，汾河两岸的敌军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城向太原逃窜。

　　7 月12 日，徐总当机立断，撒开无情的铁网： 13 纵及太岳部队主力继续围歼赵承缓残部；肖文玖集团迎击敌“南援兵团”；孙超群、张达志集团从北面逼近太原，钳制敌人；其余部队追歼逃敌。

　　有的部队行动稍有迟疑，徐总就教育说：“敌人兵败如山倒，哪还有战斗力？这正是我穷追猛打、大量歼敌的最好时机。追得越快，捉俘虏越多！”

　　徐总大胆地把部队撒出去，追！追！追！

　　晋中平川上出现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壮阔画卷：

　　逃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我军铁流滚滚，势不可挡。

　　我112 团用步兵武器一举击落1 架敌机。

　　3 位新华社前线记者，也持枪上阵，俘敌37 名。

　　清源县1 位老农民，拿着扁担缴了19 个敌人的枪。

　　13 日，我东路部队于朱村地区全歼敌第9 总队。

　　14 日，我“汾西集团”于交城、太原间，一举歼敌8000 余人。

　　15 日，13 纵主力从5 个方向，同时向西范村发起猛攻。垂死之敌穷凶极恶，竟然施放毒气，妄图挽回其垂死的命运，使我39 旅2 个连全部中毒。我部队岂能被吓倒？他们怒吼着，突入村内，更加奋勇地杀敌，占领了全村。

　　7 月16 日，亲临前线的徐向前司令员命令，向最后1 个村庄——小常村之敌发起总攻，夺取晋中战役的彻底胜利。

　　当天下午，我军攻破小常村。敌34 军等阎锡山的精锐主力终于被粉碎了。我39 旅117 团活捉敌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缓、中将参谋处长杨城、33 军中将军长沈瑞和少将参谋长曹近谦。广大指战员欢呼着、跳跃着。多年被阎军欺压、盘剥的农民终于重见天日：“我们解放了！”

　　徐向前司令员和他的手下败将赵承缓见面了。赵承缓低着头，耷着脸。

　　徐总请他坐下，问道：“还认识我吗？”

　　赵承缓点点头。

　　徐总坦诚地说：“看你，为阎锡山打了这么多年仗，一点也不看看形势。

　　太原已经成了一座孤城，你还不选择自己的道路？我的战士可不认识你这个赵司令啊！”

　　徐总又问道：“这次交战，你看我的战略战术、兵力布置有什么缺陷？”

　　赵承绶苦笑一下：“战败之人，能看出什么缺陷来。要能看出来，还能落到这一步？！”

　　谈话后，徐总吩咐参谋：“找找赵承绶的老婆，看打死了没有？让他们团圆。”

　　席卷晋中之后，我军1 兵团广大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过硬作风，不顾疲劳，乘胜前进，挥师北上，直逼山西首府太原城郊。

　　晋中战役，历时40 天，以歼敌10 万余人，缴获火炮3700 余门，解放祁县、榆次、汾阳等14 座县城而宣告结束。

　　党中央于7 月19 日发来晋中大捷的贺电，指出：“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尚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部队上下欢欣鼓舞，战士们更加坚信，“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快要实现了。

　　夕阳西下，晚风沁凉如水。

　　在兵团指挥所的小院里，徐总让警卫员从他屋里抱来几个大西瓜，和参谋人员、工作人员一块吃。他以瓜代酒，笑着向大家祝贺说：“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啊！”

　　徐总的笑声，伴着汾河水，久久回荡。

　　连日来，部队正在抓紧休整，时刻准备着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夺取孤城太原而奋战。

　　夺取太原

　　初秋。滹沱河水跳跃着晶莹的浪花。河湾处，石沙舒坦，清澈见底。河边，树木葱茏，群山苍翠。

　　在山环水绕的乎山县西柏坡村，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九月会议”。

　　徐向前同志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见面了。来自全国各个战区的将帅们带来了战略反攻的捷报，大家重新聚首，欣喜异常。

　　参加会议之前，徐总率华北第1 兵团厉兵秣马，积极筹备发起太原战役， 以彻底打垮阎锡山，解放整个山西。根据部队在晋中地区连续作战、消耗严重的实际，军委同意了徐总拟定的作战方针和计划，指出“应即进入休整及补充兵员，暂定休整一月，情况许可再延长之。”目前，部队在“围困、瓦解、军事打击”的方针指引下，正抓紧进行休整。

　　会问，徐总向毛主席汇报了部队的状况和攻打太原的设想。

　　经过认真讨论，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再用三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同时计划在解放战争第三年，歼敌128 个旅，规定华北1 兵团歼敌14 个旅（包括晋中战役已歼敌8 个旅在内），并攻克太原。

　　新到任的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也出席了这次西柏坡会议。由于徐总积劳成疾，两人商定，胡耀邦先回兵团传达会议精神，徐总暂去石家庄和平医院休养一下。

　　面对解放大军兵临城下的形势，太原守敌陷于一片惊恐之中。

　　阎锡山为在晋中丧失精锐主力直疼到心头深处。但他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仍死抱着太原不放，不肯让“共军”轻意端了自己的老窝。

　　经长期苦苦经营，阎锡山建起了以太原城区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完整的防御体系。阎锡山自称：太原形势像人样，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两脚伸在汾河西，城区好比是内脏。从头脑、四肢到内脏，壕沟交错，碉堡林立，仅在“百里防线”内即有各式碉堡5000 多个。这些碉堡构筑之坚固、样式之复杂、配置之严密，连美国记者都表示“吃惊”。

　　为死保太原，阎锡山还疯狂抓了，拼凑了8 个师和2 个总队，加上从西安空运来的胡宗南第30 师和保安部队，总兵力达10 万人之多。

　　阎锡山吹嘘太原防御是“火海地区”，扬言“可抵抗150 万共军的进攻。” 正在阎锡山自吹自擂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了原亲信将领、现已被俘的赵承缓的劝降信，气得他拍案大骂。

　　一天，督军府里来了位八旬老人。阎锡山睁眼看了好久，才认出是当年给自己教书认字的老秀才。寒喧片刻，老秀才送上一封徐向前司令员的亲笔信，并希望太原能和平解放。阎锡山顿时脸色大变，胡须一横，把老秀才推出去斩了。

　　如笼中困兽，阎锡山摆出一付拚死搏斗的架式。

　　这时，我围城部队已经展开一系列战前准备工作。

　　胡耀邦主任传达了西柏坡会议精神。

　　周十第副司令员召集各种会议进行部署。

　　第1 兵团根据军委指示，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徐向前任书记，周士第任副书记。

　　兵团指挥机构得到充实，陈漫远参谋长已经到职，后勤部正式成立，裴丽生任后勤司令员。

　　部队得到较大补充。太岳部队改编为第15 纵队，正式列入兵团建制。刘忠任纵队司令员，袁子钦为政治委员，方升普为副司令员，熊奎为参谋长。

　　大批经过训练的俘虏兵和新区农民充实到连队。很快，太原前线部队实现齐装满员，达到8 万余人。

　　针对部队新成分较多、思想不够稳定的情况，兵团前委从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入手，大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胡耀邦主任提出了部队政治工作“三好”的奋斗目标：一是仗打得好，能吃苦，技术精，作风硬；二是政策纪律遵守执行得好，令行禁止，正气严明；三是部队团结巩固得好，上下一心，谦虚谨慎。部队普遍印发了政策纪律教育材料。在组织上，各级党委认真实行党委责任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了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干部、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部队政治工作活跃起来，战士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练兵热情也越来越浓。

　　为提高部队攻坚作战的战术技术水平，兵团进一步总结了运城、临汾作战的经验，发布了《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明确太原作战的指导思想是：

　　“当我在兵力、弹药、器材、民力、思想、战术、技术等充分准备后，在战役战术上予敌突然攻击，迫敌混乱，使敌无喘息之机，来不及应付，我们即在既定的突击方向，进行有计划、有把握的连续攻击。”提出了十条战术原则，即“充分准备，精心计划；进攻防御，都要精通；军事民主，服从命令；坚决顽强，果敢勇猛；隐蔽突然，敏捷机动；主要方向，力量集中；插入切断，连续进攻；发挥爆破，步炮协同；互相援助，一致行动；全歼敌人，建立战功。”徐总曾总结指出：每次作战中干部的伤亡比例大，主要原因是有勇无谋，缺乏战术。为此，兵团在太谷开办“晋中公学”，集中训练干部；还举办炮训队，轮训了2000 多名基层指挥员；各纵队或旅，也重点抓了干部和骨干轮训。战士则以爆破、投弹和土工作业（夜间及敌火下作业）等技术为主，联系敌之城防工事、战术技术和城垣外围地形等实际情况进行训练。

　　兵团后勤部的建立，加快了作战物资的准备。在晋中军区支前司令部及地方党、政组织的积极配合下，短时间里，即筹集门板30 多万块，檩子30余万根，麻袋30 余万条。华北军区调来的800 余万斤炸药陆续到位。兵团还下决心充实了医疗、担架队伍。各纵队均成立了医疗队、休养所；旅、团组织了担架队，以保证战时伤员能及时得到转移和治疗。

　　徐总虽在石家庄养病，但他一直惦记着部队的战前准备情况。9 月下旬， 徐总和周士第同志商定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提出：“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消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战役拟于10 月18 日开始，争取3个月内结束战役。..进攻步骤：拟第一步突破敌第一道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之据点。第三步攻城。”这个作战方案上报后，徐总又致函华北军区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阐明作战方针的“主要精神是连续一直打下去，直到夺取城垣为止。”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复电表示完全赞同。

　　太原前线的形势，如吕梁山的秋风，一阵紧似一阵。

　　萧瑟秋风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眼看全国各个战场的急剧变化，面对来势不善的对头，首先打起冷颤。

　　10 月初，阎锡山出动7 个师的兵力，分3 路扑向城南。

　　徐总认为，敌人出城的动机，无非是抢粮、抓丁和破坏我之战役准备。

　　而敌人出城南犯的举动，正如我愿，给我于野战中歼敌有生力量的良机。他立即命令各部队：“随时准备出动，捕捉战机，以隐蔽突然行动，割裂包围敌人，连续攻击，使敌人来不及应付，争取在太原坚固阵地的外围，迅速勇猛地歼灭敌人”。

　　10 月5 日，太原战役提前打响了。

　　10 月7 日，徐向前、周士第、胡耀邦联名向参战部队发出《攻取太原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同志，“一定要不惜自我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立功，顽强战斗，坚决打下太原城，”

　　在动员令的鼓舞下，部队掀起杀敌立功热潮。

　　第8 纵队和第13 纵队向进占小店镇之敌44 师、45 师展开围攻；西北第7 纵队一部抢渡汾河，插入小店镇以北，断敌退路并相机打援；第15 纵队主力插向小店镇东北，割断小店镇之敌与左路敌人的联系。

　　经11 个昼夜的连续战斗，我军歼敌2 个师又1 个团，共1 万余人，生俘敌44 师师长李子法和45 师师长郑继周。其余出犯之敌见势不妙，慌忙退回城内。徐总又抓紧战机，命令部队不怕疲劳，乘胜攻击，扩张战果。经激战，我军突破了敌之城南第一道防线，向纵深推进6 公里，占领了华北最大的机场——武宿飞机场，并攻克太原东南的石嘴子和东北的凤阁梁两个重要阵地，打开了敌人第二道防线的两处缺口。

　　战役刚刚打响，徐总即抱病返回太原前线指挥部。

　　初战获胜后，部队准备乘胜突破敌人的外围防线，控制攻城阵地。

　　确定主攻方向，是战役实施的前提条件。徐总会同兵团领导，对提出的3 个方案进行分析对比。第一个方案，即前委原计划方案，从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夹击。这里地形平坦，我军无依托，得手后难以形成对太原的致命威胁，且两面出击，兵力火力分散。第二个方案，从西向东攻击。城西虽守敌力量稍弱，但汾河为天然屏障，克服不便，攻城时又无依托。第三个方案，从城东展开攻击，首先占领东山。东山距城四、五公里，其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四大要点，夹在东山主峰和城区之间，南北纵贯8 公里，高出太原市区300 米，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是太原的主要屏障。徐总考虑，攻下这4 个要点，我军即可以东山为依托，造成攻取城垣的有利态势。经兵团前委讨论，决定采取第三方案，以城东的东山为主攻方向，同时从东北、东南方向实施助攻，逼近太原，相机攻城。

　　在兵团作战会议上，徐总说：“从地形上看，打太原必须首先控制东山，要控制东山，又必须先占领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等四大要点。阎锡山自己比喻说，‘东山好比太原头，城区好比是内脏。’那末，我们拿下四大要点，就等于在阎锡山防御体系的咽喉部位砍了一刀，他就没有多少劲头挣扎了。然后，我们依托东山攻城，再掏他的心脏！”

　　接着，徐总向各参战部队下达了攻击部署：西北7 纵及晋中部队一部， 由东北攻击牛驼寨；15 纵由东南攻击淖马；8 纵一部攻击小窑头；13 纵攻击山头；晋中部队主力在城南、城西展开钳制进攻；8 纵主力为兵团预备队。

　　徐总指出：“历史上，李自成起义军、日本侵略军攻打太原，都是先占东山主峰，而后向西平推，突破城垣的。我们这次，不能走那条‘平推战法’的老路，我们以主力从南北插入。这一刀，要让阎锡山脖断血流！”

　　四大要塞，作为太原守敌的脖颈，得到特别的防护措施。

　　牛驼寨，位于城东5 公里，可屯兵5000 人，有三大集团阵地、10 个主碉支撑点。小窑头，在城东4 公里处，13 个险要山头构成交错连环阵地。淖马，在城东3 公里处，以淖马村为五层劈坡主阵地，周围连有9 个山头碉堡阵地。山头，位于城东南5 公里，有壕沟暗道纵横相连、铁丝网等障碍物密布的两大阵地。这些要点，均座落在东山山麓的顶端，地势险要，工事坚固。

　　各点既能独立坚守，又能互相支援。阎锡山曾自吹说：“地势险要的东山防线是寨中寨，堡中堡，足抵精兵10 万。”他还疯狂地叫嚣：“我们的工事要随着地球的转动而加强！地球转动一天，我们的工事就要加强一天！”

　　攻击发起前夕，太原东山柳沟村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赵炳玉找到徐总，提出东北方向有条隐蔽小路，可直插敌纵深要点牛驼寨。徐总即派侦察人员作了进一步证实。

　　10 月16 日，攻击开始。

　　彭绍辉司令员和孙志远政委率7 纵部队，由赵炳玉作向导，秘密插入牛驼寨东北，向守敌第10 总队发起突然袭击，连克9 座碉堡，敌全线震动。随后，双方展开反复争夺。21 日，敌集中精锐第30 师和10 总队的3 个团，向我牛驼寨阵地猛扑。敌人的上百门火炮倾泻1 万多发炮弹。阵地上一片火海。

　　受到重大伤亡的7 纵7 旅19 团，被迫撤出牛驼寨。同时，向敌49 师、73 师指挥中心马庄进攻的我13 纵，遇到顽强抗击，与敌形成对峙；15 纵一部攻占石人梁。守备东山主峰的敌人，眼看后路将被切断，慌忙乘隙逃回太原。

　　徐总迅速调整部署。

　　10 月26 日夜，我军向四大要点的总攻开始了。

　　阎锡山不惜血本，除守备西山的2 个师和1 个工兵师，以及守备城南和城北的各1 个师外，将其余各师全部投入战斗。

　　徐总指挥10 个旅27 个团向敌展开猛攻。

　　双方使用火炮达800 余门。两强相遇，寸土必争。

　　彭绍辉指挥7 纵坚决突进牛驼寨。守敌拼死顽抗，疯狂反扑。经浴血争夺，终将守敌全歼，全部占领了牛驼寨。

　　刘忠率领15 纵，激战1 天，攻占淖马主阵地。敌“执法队”气急败坏， 枪毙了丢掉阵地的8 总队1 团2 营营长姜啸林等20 余人。随后，敌集中第40 师全部和8 总队大部，连续反扑19 次，都被我军杀退。部队抱着“只许胜利，不许失败，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信念，杀出了威风。激战中，我44 旅政委李培信不幸牺牲。

　　43 旅127 团在李成春团长带领下，一举攻占淖马村西炮碉阵地。次日， 敌纠合三、四个团的兵力扑上来。部队依托支撑点，全力反击。弹药用完了，就用刺刀拼、铁镐砍、石头砸，终于打退了敌人11 次反扑，歼敌1500 人。

　　邓仕俊旅长率8 纵24 旅，与小窑头敌40 师1 个团及保安6 团展开反复冲杀，阵地屡失屡得。顽抗的敌人施放毒气弹、烧夷弹，敌机从空中狂轰滥炸。阵地上弹坑累累，浮土翻腾。但8 纵的部队依然屹立在阵地之上。

　　鲁瑞林指挥13 纵，向山头敌9 总队及73 师、49 师一部展开强攻。

　　38 旅的3 个团相继投入战斗，在我炮火猛轰下，突击队几次冲锋，都被敌主阵地死命抵住。安中原旅长向兵团申请增加炮火支援。徐总指出：“要认真检查失利的原因。打不上去，不是炮弹少了，而是炮弹多了，不能有依赖炮火思想，一发炮弹也不给了。一定要想办法打上去！”部队随即变强攻为偷袭，之后37 旅也加入战斗，终于把红旗插上了山头主阵地。

　　11 月12 日，炮火平息下来，我军全部摧毁四大要点，共歼敌2 万余人。

　　但我军伤亡也大，达8500 人。至此，东山战斗胜利结束，阎锡山极力鼓吹的“火海防线”被化为灰烬。

　　徐总分析，部队经空前恶战，伤亡较大，疲劳已极，汾河以西又发现敌人修筑有5 个临时机场，太原守敌还有可能得到新的增援，即决定暂时停止战役进攻，部队转入休整补充。

　　这时，在全国战场上，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央军委又在全力筹划平津战役。

　　11 月 16 日，军委给太原前委发来关于暂停攻击太原的电报，指出：“估计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敌困难”，要求太原前线部队：“再打一两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1 月上旬东北野战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遵照军委指示，徐总及时调整了部署。

　　12 月，我军又攻占一批外围据点，并控制了汾河西侧的敌人机场，太原城池被紧紧围住。

　　紧张的战役刚告一段落，徐总又病倒了，胸腔积水，高烧不退。周恩来同志专门派来医生进行诊治。按照中央和前委的意见，徐总不得不一面工作，一面休养。

　　部队开始了对太原的持续围困。

　　兵团前委从太原战役的准备阶段，就提出“瓦解动摇敌人”的作战方针。

　　太原被围后，徐总把在邯郸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高树勋和晋中被俘的赵承缓等人调到前线，开展争取敌军的工作。高树勋和敌整编第30 师师长黄樵松， 都是原西北军的，互相熟识。高树勋写信劝黄樵松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

　　黄樵松经反复考虑，下决心起义。东山战斗打响后，派出中校参谋兼谍报队长王震宇，出城与我第8 纵队接洽。徐总认为机不可失，即派胡耀邦主任带高树勋前往商谈。胡耀邦到8 纵后，打电话给徐总，自告奋勇，要求去黄樵松部组织这次起义。徐总说：“你是政治部主任，打仗需要你，而且那里面的情况还没搞确实。去不得呀，另外派人去吧！”

　　结果，派出8 纵参谋处长晋夫以宣传部长名义，带着侦察参谋翟许有以警卫员名义，随30 师的联络人员进城。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敌30 师27 旅旅长戴炳南的出卖，晋夫、翟许有同志一进去，就和黄樵松一起，被阎锡山逮捕了。黄樵松部的火线起义，遭到破坏。不久，晋夫和黄樵松被押送南京，英勇就义于雨花台。

　　“黄樵松事件”使阎锡山心惊肉跳。他在太原城内开动警、宪、特机器，大搞白色恐怖，凡有所谓“通匪”嫌疑者，一律捕杀；阵地官兵均打乱建制，互相监视，实行“连坐”；把被俘过的官兵组成“雪耻奋斗团”，集中进行审查，并在臂上或额上刺以“剿灭共匪”等字样，以示“雪耻”决心；以梁化之为头子的庞大特务系统，触角伸向各个角落，监视“异动”，严刑逼供，滥杀无辜。阎锡山仍妄图作垂死挣扎。

　　根据中央推迟攻打太原的部署要求和守敌加强内部控制的状况，徐总决定在实施军事围困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着重瓦解敌前线官兵。

　　11 月中旬，兵团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华北军区派来的王世英副参谋长和胡耀邦同志负责这项工作。各级部队陆续成立了相应的政治攻势组织，主要进行了解敌情、研究对策、培训骨干、总结经验、检查部队贯彻俘虏投诚政策等具体工作。

　　这是一场针锋相对、釜底抽薪的政治战役。目的在于揭露、粉碎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和野蛮控制手段，首先促成敌人营垒的悲观失望、动摇分化，减少对我的仇视对抗情绪；进而使之离散倒戈，由零星的逃亡、投诚，直至成群结股的归降起义。

　　部队发动起来后，创造了灵活多样的瓦解敌军的方法。每当夜幕来临，我军阵地上的喊话攻势便席卷敌军阵地。一篇形势政策喊话，能让敌人阵地鸦雀无声；一段老乡谈心，能让敌兵悄然泪下；一阵劝降呼唤，能使敌兵走出战壕1 个班、1 个排。

　　北风吹，雪花飘。几发宣传弹腾空，花花绿绿的纸卷伴着雪花散落在敌人的战壕里。有的敌兵拿出纸卷里的纸烟，立即点燃抽起来了；有的念起纸卷上的内容：“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干，老子跑到解放区，带上路条回家园！”

　　与敌相对的我军前沿阵地上，树起了高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活捉阎锡山！清算大战犯！”敌军官用炮打，可怎么也打不着，看标语的敌兵反而越来越多。

　　在胡宗南30 师的阵地上，不断传来我军的喊话浪潮：“胡宗南，恐慌在西安。蒋介石，准备逃台湾。太原城，很快被攻占。30 师，你们怎么办？” 我军散发的40 余种、50 多万份宣传品，像无数“攻心弹”。日夜飞向敌军的阵地、兵营，在敌人心防线掀起阵阵狂澜。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敌军约有1.2 万余人被先后瓦解。其中“雪耻奋斗第8 团”团长李佩膺，率所部900 余人向我军投降，第8 总队司令赵瑞率部举行战场起义。

　　沿着漫长的封锁围困线，两军对峙着。

　　敌军阵地上惊魂不定，士气沮丧。

　　我军阵地上生机勃勃，斗志高昂。

　　1949 年新年春节期间，我军阵地的战壕里挂起了年画，交通沟口搭起了松枝彩门，营、团驻地的窑洞门前，贴上了火红对联。虽是刀兵相对的前沿阵地，却披红挂绿，气象一新。战士们都热望在新的一年里，展开新的进军。

　　1949 年的春光格外明媚，我军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我军更加强大， 人民支援前线的劲儿更足，预示着中华大地上新的划时代的一页即将揭开。

　　3 月1 日，兵团举行改编命名典礼。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1 兵团改为第18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土第、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第8 纵队为60 军，军长张祖谅，政委袁子钦。第13 纵队为61 军，军长韦杰，政委徐子荣。第15纵队为62 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西北野战军第7 纵队改为第一野战军7 军。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参加此战役的杨得志第19 兵团、杨成武第20 兵团和炮兵第3 师以及第四野战军的炮兵第1 师开赴太原前线，归徐总统一指挥。这样，攻打太原的兵力增加到3 个兵团及一野第7 军、2 个炮兵师、晋中部队，共32 万人。

　　3 月17 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太原总前委成立，徐向前同志为书记， 罗瑞卿、周士第同志为副书记，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同志为委员。同时，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统一指挥太原前线部队。

　　我军各路部队在太原前线会师后，一片欢腾，齐心协力，共同投入总攻准备，预示着三晋大地不久就要全部解放。

　　这时，太原之敌经过我军外围攻击和政治瓦解，虽有很大消耗，但仍不甘心失败，还要垂死挣扎。于是，匆匆忙忙地又将土杂武装补入正规军，并强征城区平民入伍，因而尚有17 个师，10 万余人。顽固的阎锡山狡猾的很， 眼见大军压城、大势已去，便找个借口，偷偷地坐上飞机逃往南京，将“誓死保卫太原”的任务，推给其亲信梁化之、孙楚、王靖国等反动头目承担。

　　4 月5 日，中央军委电示徐总：正在北京与我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提出， 李宗仁愿意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的问题。中央已表示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允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阎军出城接受改编，要求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徐总与总前委研究后，决定派被俘军官赵承绶、高斌、曹近谦去太原试谈。结果，敌酋孙楚、王靖国拒绝赵承绶等进城，决心顽抗到底。

　　随即，以徐总为首的总前委召开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与部署总攻太原。在自中央开会后路经太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参加指导下，制定了先打外围、后取城垣的作战方案，确定了总攻太原的作战部署。

　　徐总由于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极为虚弱，便报请中央批准，留彭总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

　　4 月17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复电总前委，同意总攻太原计划，并指出：“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徐总在病床上下达战斗命令。

　　彭总深入前沿阵地视察。

　　部队进入攻击出发阵地。

　　4 月20 日，太原外围战斗打响。

　　19 兵团由南、20 兵团由北，向敌展开猛攻。

　　18 兵团以左右2 个集团，各以3 个攻击箭头，突进东线敌阵。风卷残云， 势不可挡。敌人的各个据点，在我炮火轰鸣声中，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惊慌失措的守敌，在我锋锐箭头的攻击、穿插下，乱如麻团，不堪一击。

　　3 天之内，我军横扫外围据点，敌人守备城郊的12 个师基本就歼。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攻克南京。

　　太原残敌发出最后的哀鸣。

　　攻城部队奋起冲天的斗志。

　　4 月24 日，天刚破晓，我军1300 门大炮同时怒吼。总攻太原开始。

　　我3 个兵团的主力从东、南、北3 个方向突破城墙，攻入城内。炮火震天，杀声撼地，铁流怒卷，摧枯拉朽。仅4 个半小时，我军便把鲜红夺目的解放大旗插上了敌“绥靖公署”的大楼，活捉敌“绥署”副主任兼第15 兵团司令官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兼第10 兵团司令官王靖国和日本顾问岩田等军政要员多人，击毙代理阎锡山行政职务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全歼城内守敌。

　　太原战役结束了。徐总指挥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 个“绥靖公署”、2个兵团部、20 个师，总计13.5 万多人，缴获各种火炮6000 余门。大同国民党守军1 万余人，眼见大势已去，于4 月29 日接受和平改编。至此，彻底摧毁了封建军阀阎锡山在山西长达38 年的反动统治，人民重见天日。

　　我参战的广大军民对1949 年4 月26 日这一天，记忆犹新： 阳光洒满大地。

　　古城焕发青春。

　　从北向南的城区大道上：

　　解放大军滚滚向前，

　　数不清的市民夹道热烈欢迎，

　　彩旗飞舞，鼓号轰鸣..

　　这就是太原城解放的第三天，人民解放军正式举行的人城仪式。

　　在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门前，青石台阶上搭起了临时检阅台。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华北军区第18 兵团副司令员周士第、陈漫远，第19 兵团政委罗瑞卿等太原战役的指挥者们，在检阅台上不时地向面前列队通过的部队举手敬礼。

　　入城部队步伐整齐，口号嘹亮。

　　一门门大炮昂首挺胸，威武雄壮。

　　奔涌的铁流。

　　欢腾的海洋。

　　此时，在公署院内我军太原前线司令部的1 付担架上，静静地躺着太原战役总指挥、前线司令员徐向前同志。严重的肋膜炎，使他胸部疼痛，一卧不起。战役胜利结束了，太原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里，而他却再次病倒了。

　　在这全城沸腾、万众欢庆的时刻，他像人城受阅的战士那样，抑制不住喜悦、兴奋、激动的心情。他听着受阅部队震撼大地的脚步声，恨不能立刻站起来，走进那战斗的行列。

　　18 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坐在徐总的担架旁，向徐总谈了攻克太原后的部署，徐总满意地点点头。

　　谁能想到，率领解放大军在1 年半的时间里，连续进行4 个战役，歼敌30 万，打垮阎锡山的总指挥，竟是这样病弱的身体：两眼深陷，颧骨凸起， 额头有几道疲倦的皱纹；肩头撑不起衣服，一身褪了色的粗布军装显得过于宽大。但徐总就是以这久病的身体、瘦弱的身躯，在解放战争的转折关头，毅然挑起了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内线作战部队，积极配合中原及全国各个战场我军作战的重担。同样以这久病的身体，把担负内线作战的游击部队，锻炼成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主力部队。

　　随着军号队吹响的冲天号声，入城仪式进入高潮。各路大军阵容严整，军威雄壮，广大群众欢呼跳跃，军号声、锣鼓声、欢呼声交织成一支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徐总难以控制欣喜的心情，屏息聆听：

　　车轮滚滚，马达隆隆。

　　呵，这是炮兵1 师的部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炮兵已经成为地面作战的突击力量，我军已能严密组织运用大规模战役的炮兵集团，炮兵打响的是胜利的礼炮、敌人的丧钟。

　　步伐铮铮，马蹄踏踏。

　　呵，现在通过的是第18 兵团，自己与之一同奋斗，一同壮大的队伍，徐总兴奋地一下子从担架上坐起来。这支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诞生的队伍，起初基础薄弱，骨干缺乏，装备简陋。但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指引，依靠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依靠山西人民的竭诚支援和兄弟部队的大力配合，这支队伍边作战边建设，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解放山西的战略战役任务，而且迅速发展为具有坚强攻坚能力和野战能力的正规兵团之一。

　　根据党中央决定，第18 兵团已经划归第一野战军指挥，彭德怀副总司令即将率领该兵团以及19 兵团开赴西北战场，去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8 兵团去了。曾经指挥这个兵团的徐向前司令员的思绪，又回到当年浴血战斗的战场，又回到那难忘的日日夜夜.. 



　
 
 

 

 


　		　
　	


　
聂荣臻与晋察冀（刘绳）

  

  

 
　　聂荣臻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1899 年12 月29 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五四运动时参加当地学生爱国斗争。

　　1919 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 年就读于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 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

　　1923 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 年10 月到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军事。1925 年9 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并为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

　　1927 年7 月中旬，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 月1 日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 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 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失败后，转赴香港。同年12 月，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 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 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 月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1931 年1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 年12 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 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 年3 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

　　1932 年冬以后，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在战斗关键时刻均到前沿指挥。长征开始后，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时，坚决执行军委关于控制九峰山的命令，保障了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在1935 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随后率部翻雪山，过草地，攻占腊子口，打开前进道路。

　　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反对张国素的分裂活动。到陕北后，率部参加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 年11 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 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林彪指挥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1000 多人，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1937 年11 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3000 人的武装，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中，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到1938 年底，晋察冀边区发展到72 个县，曾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1939 年秋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在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第2 混成旅团1500 余人，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1940 年春， 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1940 年8 月，在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大、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1941 年秋，日军7 万余人对北岳、平西地区大举“扫荡”时，指挥主力相继转至外线作战，同时率领党政军机关1 万余人，在只有一个团兵力掩护下，突出重围，粉碎了日军围歼晋察冀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企图。

　　1942 年，在斗争极其残酪，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袭击和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 年后，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和“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1943 年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 月10 日起，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开展对日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陆续抽调大量晋察冀部队和干部支援东北战场。1947 年4 月指挥正大战役，以大踏步进退的行动，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歼国民党军3.5 万余人，攻克正大铁路沿线七城及井怪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年11 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后，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创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1948 年5 月任华北军区司令员。1949 年1 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指挥平津战役。2 月， 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6 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9 月任北平市市长。

　　1950 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解放东南沿海岛屿、清剿国民党军残余武装和土匪，参与抗美援朝的组织工作。为人民解放军实行精简整编，组建各军种、兵种领导机构和军事院校，制订军事条令，条例做了大量工作。1954 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队武器装备工作。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街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 年11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1987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9 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在领导科技攻关中，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五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并在研制常规武器和民用科研项目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他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和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调动和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科技事业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1969 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 年6 月至1988 年4 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92 年5 月14 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聂荣臻回忆录》（1984）、《聂荣臻军事文选》（1992）等。

　　* * * * *

　　聂荣臻的名字是与晋察冀紧紧联在一起的。

　　在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在辽阔无际的冀中平原，在芦苇丛生的白洋淀水乡，在丘陵起伏的燕山山麓，在塞外的重镇张家口，聂荣臻在烽火连天岁月所创立的赫赫战功，深印在山巅，深印在田野，深印在河谷，深印在村镇，深深印烙在晋察冀千万群众的心头上。

　　提起聂荣臻，当年晋察冀的老战士们豪情顿生，情不自禁地赞起“我们的聂老总”；朴实的太行山民和平原上的乡亲们，发自心窝地颂扬着“我们的聂司令员”；辛勤搜集和积极撰写华北地区党史军史的专门研究家们，则在一部部著作中记下了“荣臻同志”的历史功勋。

　　聂荣臻在晋察冀的建树，是他戎马生涯中极为光辉的篇章，他的卓越贡献，将永不磨灭的留在一个时代的记忆中。

　　这里记下的，是在民族抗战的洪流里，聂司令员与晋察冀抗日军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战的一些故事。

　　五台受命燃地火

　　1937 年秋天，呼呼吼叫的寒风扑卷着荒凉的五台山峦。刚刚率部在平型关重创日军精锐板垣师团，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的聂荣臻，率领115师一部奔赴五台山。他在队列中徒步行进，其坐骑驮着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时而嘶鸣，似乎与主人分享着喜悦。

　　雄纠纠的队伍挥汗急进，沿着一条弯曲的布满石子的路上山。这条路先是在山脚下盘绕，稀疏的村庄分布在路的两旁，座落在山助里。山区的村庄不革分散，一般也都很小，房屋都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山地的形势，有的竟镶在山壁间，一块悬空突出的岩石做了前檐，后面削直的岩石成了后壁。

　　还都是就地取材，石头砌墙，山木支架，石板盖顶。正是中秋时节，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堆着一些刚刚收下来的东西，有的摊晒着红枣，有的用秫秸圈着金黄的玉米。大葫芦瓢，还连在青棵上的红辣椒，一串剥开皮的大棒子，都在屋檐下吊挂着。几个足有柳斗大的红皮南爪，分悬门口两旁。但是，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出收获带来的喜悦，这里本来生活就贫苦，更主要的是，乡亲们已经听到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一种慌乱不安的心绪，在他们的神情举动里，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了。

　　当人心慌乱无主的时候，来了这样一支抗日的队伍，山民们无比欢欣鼓舞。妇女们站在门口巴望探听。汉子们争先恐后地张罗着。小孩子们搂着狗脖子，不让它们向战士们突奔吠叫。看到这支队伍，他们的心才安定下来。

　　他们甚至纷纷传说：“五台山来了一位将爷，调遣神兵天将打东洋。”这是一种传统，或者说是一种习惯，每当灾难临头，平民百姓又无解救良策，于是就产生一种幻想，盼望有神兵天将降世，惩处恶人。五台山来了神兵天将的传说，很快就在晋察冀老百姓中间传开了。

　　115 师师部进入五台县城，司令部设在北门外河东村。部队一部分留在山上，住进寺庙的空殿里。

　　五台山地区，从来也没有这样热闹过。山上山下，台内台外，寺庙村庄，处处都住上了八路军。战士们把抗日的标语，写在街头的墙壁上、大树的枝干上和路边的岩石上。

　　在战士们往来走过的，降了霜、下过雪的原野上，在阳光照射之下，腾腾地冒出一种白色的、浓得象云雾一样的热气。就好象在天地之下，有看不见的大火在燃烧，有神秘的山泉在蒸发。名扬海内外的圣地五台山，插上了抗日的红旗。如果没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部署，谁能想到几年间这千把人的队伍，竟然把抗日烽火燃遍广袤的晋察冀大地，使疯狂的强敌以失败而告终。

　　河东村是一个不大的村庄。从外边看来，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只是在寒风中有持枪的战士在警卫着师司令部。但在院内屋里，却是一片紧张繁忙的景象。办公室里，一大幅精细的军用地图整整占了一面墙，靠窗的地方，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年轻的值日参谋人员，正守着电话机子，向附近的守备部队，不时地传达着命令。每当他听到汇报情况，总是紧握着听筒，把手中那根细长柔软的电话线拖到地上，走到地图的跟前，一边问着话，一边用拿着铅笔的手在地图上寻找着很小的一个地名，标志上各种各样的记号。

　　这时，聂荣臻便也走到地图跟前，背叉着两手，微俯着腰，聚精会神地盯视着图上刚刚被画上的各种符号，静听着值日参谋的报告。有时，他在屋子正中那张长方形的大办公桌旁边坐下，翻阅着由值班员刚送来的电报。

　　这时的聂荣臻还不满38 岁，他从1925 年旅欧勤工俭学回国后，投身于大革命的巨浪，参与领导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香港、天津、上海，长期做过秘密的军事政治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在中央苏区，领导过红军总政治部，后率领一军团，在长征中指挥过无数次战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抗日战争爆发，他刚刚率部取得平型关胜利后，即受命开辟五台山抗日根据地，深感重任在肩。

　　聂荣臻被留在晋察冀地区进行开创工作，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他本身也具备适宜这一工作的条件。他一方面仍然担负115 师的领导工作，一方面着手创建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曾出任晋察冀边区政府主任委员的宋劭文，这期间和聂荣臻有过多次接触。他回忆说，1937 年9 月20 日前后，他离开太原，赴五台上任。抗战初期，共产党为了推动阎锡山“守土抗战”，通过统一战线的关系，建立了山西的统战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及山西新军——决死队，领导上党地区的抗战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阎锡山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山西搞所谓“政治革新”，选了一批年轻人到各县任县长，也起用了牺盟会的一些人，宋劭文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被派往五台县当县长。太原失守前，阎锡山把山西划了7 个地区，分别组成行政公署，晋东北为第一行政公署，委任宋劭文为主任。

　　宋劭文赴五台上任时，八路军总部已到了五台的南茹村。经邓小平同志介绍，宋劭文认识了聂荣臻。邓小平对宋劭文已有了解，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就告诉他说，根据形势的发展，八路军总部和115 师主力不久就要南进，聂荣臻留在这一地区坚持工作。要宋劭文以后多同聂荣臻联系。

　　聂荣臻告诉宋劭文，在当前形势下，要做好稳定县政府的工作，还要为部队扩充兵力做些准备。部队主力将随总部南进，留下的兵力不会很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壮大抗日队伍。要扩军，就得筹集经费。在这方面，要尽量多想一些办法。不久，宋劭文不负重托，果然筹划到一笔可观的款子，成为边区政府最初的经费来源。

　　曾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的国民党人士刘奠基，特别难忘他在五台初识聂荣臻留下的印象。平型关大战之后，刘奠基受第二战区战委会主任续范亭的派遣，给五台守城群众运送350 条枪支。他在五台城逗留了几天， 听说聂荣臻和115 师师部驻在城关北门外，就找到师司令部，聂荣臻正好从房子里走出来。聂荣臻向刘奠基问明了情况，便领他到屋里，一边说话，一边同警卫员一起，给刘先生做饭。

　　这天天气很冷，屋里生的是炭火，这种炭是一种质地松散的煤。刘奠基看到聂将军不大会烧，火始终不旺。刘奠基是当地人，常用这种炭。他告诉聂荣臻，不能总往上添，也不能用火筷子扎来扎去，应该从下边慢慢筛箅子。

　　聂荣臻按这办法一收拾，不一会儿，炉子就冒出了蓝色的火苗，他高兴地说：

　　“真得入乡随俗啊，不是你指点，这火非灭了不可。”这顿饭，做的是炖白菜，五台的大白菜是很多的。趁热吃着饭，刘奠基说，自己感到前景有些渺茫，问聂将军究竟应该怎么办？

　　“问题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聂荣臻坚定地说，“这里很快就会成为单独作战的地区，我们所处的战略地位与任务更要加重，立刻要有新的部署。”

　　聂荣臻的态度是严肃的，却又含着深沉而又诚挚的感情。他告诉刘奠基，要坚持华北抗战，要号召晋察冀三省的同胞参加游击队、义勇军，武装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摧毁汉奸维持会，建立抗日民主的地方政权，肃清土匪，恢复地方秩序，改善人民生活，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创建抗日根据地。而要创建根据地，光靠几条枪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坚强的政权组织，必须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的人士，依照国民政府的组织法来组织一个统一的地方政府，这个区域才能巩固起来。要使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各地区的模范。

　　聂荣臻的一席话，使刘奠基稳定了情绪，感到了一种力量的支持，似乎也看到了前景的光明和希望。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留在了晋东北，并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参加了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政府的工作。

　　初创艰难巧运筹

　　10 月下旬，115 师一分为二，主力随八路军总部进至正太线，驰援娘子关。

　　115 师“分家”的工作很简单，只是确定谁跟主力转移，谁留下来。这一工作由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负责。聂荣臻对罗荣桓说：“你来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来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来，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罗荣桓考虑到坚持敌后的困难，对聂荣臻的工作非常支持，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来，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司令部留下了李廷赞、刘彬、黄鹏、刘显宜等，政治部留下了舒同、王宗槐、潘自力、余广文、罗文坊等，供给部和卫生部留下了查国祯、叶青山、姜齐贤等。总部还支援了一部分干部。

　　“把唐延杰调给你当参谋长好不好？”总部的左权将军对聂荣臻说。

　　“好吧，反正我没有人，来一个多一个。”聂荣臻表示欢迎。

　　聂荣臻10 年前就认识唐延杰。他原来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北伐军打进武昌后，他拿着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信去军委找聂荣臻分配工作，聂荣臻介绍他到叶挺的独立团当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唐延杰在红28 军当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在总部先是任作战处长，后又任副官长。

　　“我胜任不了参谋长。”唐延杰对聂荣臻说，他感到这个担子实在重。

　　“你当过军参谋长，怎么干不了？”聂荣臻信任地说，“现在就我们几个人，我还独挡几面呢，你先干起来再说。”

　　多年后，唐延杰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犹新。他说聂荣臻原则性很强，作风正派，留下来的人来自不同的单位，可他没有薄厚亲疏之分。聂荣臻曾多次同原115 师的干部讲：要支持参谋长的工作。凡遇军事方面的行动，聂荣臻总是鼓励他大胆指挥。

　　留下的部队，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和师教导队的两个队。还有总部特务团的两个不完整的连，由赵尔陆负责，在山西、河北交界地区活动。此外，有343 旅派往平山、井陉、平定地区的工作团，120 师359 旅派往平山、盂县地区的工作团，685 团的一个连和孙毅带领的随营学校，随营学校底下还有些干部，总共3000 多人。

　　这就是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全部人马。

　　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坚持工作，这点力量显然是单薄的。王宗槐回忆说，最初的政治部，就是舒同和他两个人。聂荣臻让他俩先把架子撑起来。

　　后来才又来了潘自力等几个同志。机关的人开玩笑，要问机关人员有多少？

　　一条土炕就够睡了。司令部就几个人，政治部也是几个人，一个部门有一条炕就可以挤下。

　　留下的部队和干部，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红军时期的骨干。聂荣臻鼓励大家，眼下我们人手少，但可以慢慢扩大。果然，部队发展得很快，老一点的战士、警卫员，甚至勤务员、炊事员、饲养员，后来许多人成了连长或指导员。

　　曾任晋察冀边区卫生部副部长的游胜华回忆说，115 师分兵的时候，领导决定他作为医务工作骨干留在五台山地区工作，当时他思想上不大通，一心想随大部队行动，不愿留在敌后打游击。为此，聂荣臻同他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聂荣臻说：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需要大批各式各样的人才。眼下，平型关作战负伤的众多伤员，急需一批有经验有革命精神的医护人员为他们治疗。留在敌后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的。留你在敌后工作，不仅仅是多留一名医生的问题，而且需要你和其他的医务工作者，象滚雪球一样，组织和带起一支适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医疗队伍。今后，还要创建前方医疗队和后方医院，要做的工作很多。

　　游胜华说，聂荣臻同他的这次谈话，态度诚恳，对他极有启发，同时也使他联想到在红1 军团工作期间，聂荣臻对他多次的帮助、关怀和细致入微的教育。

　　游胜华参加革命后在红1 军团卫生部当医生。在井冈山反“围剿”斗争时期，由于敌人的长期封锁，不少红军战士因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游胜华向聂荣臻建议，让患夜盲症的战士服用一些鱼肝油，或者起码要吃一些猪肝。

　　可是，红军是不可能得到鱼肝油和猪肝的，聂荣臻便出了一个主意，用土办法治疗，下河捕鱼，捉虾，摸蟹，挖泥鳅和田螺，用这些含有大量维他命成分的东西治夜盲症。聂荣臻还挽起裤腿，亲自下河捕鱼捉虾。

　　游胜华说，在红1 军团经历的这些事情，使他深切地感到，聂荣臻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领导，他虽寡言少语，但谈起话来却深刻感人，引你深思，而且稳重老练，政策性极强。要他留在晋察冀，思想很快就通了，表示服从领导的分配。

　　1937 年11 月8 日，太原失守，日军占领了正太线和同蒲线。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对坚持华北抗战完全丧失了信心，晋察冀三省大部地区完全被分割在敌后。于是，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的地位，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坚持敌后抗战的历史任务，完全落在了八路军的肩上。

　　太原失守后，旧的政权彻底瓦解，那些被老百姓的血汗养肥了父母官，将政府钱财囊括一空，携带娇妻美妾、宝贝儿女、勤务兵、老妈子和大批黄金钞票，逃往郑州，逃往西安，逃往汉口，有的甚至直下香港。

　　从察南、晋东北以至冀西，田地里到处还看得见枯黄的庄稼无人收割；有钱的人家撇下了房屋地产逃走了；穷苦的人家，绝望地坐守着破碎的乡园听凭命运的支配；无数的难民逃到山村小镇里，挤满了大街小巷，他们没有了家，或者死掉了亲人，或者遭受了劫掠和凌辱，痛苦地呻吟着，生活没有着落。

　　人们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五台山方面了，关切地注视着五台城有什么动静。因为在这一地区，只有五台，八路军115 师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少数部队在活动。

　　就在太原失守的头一天，11 月7 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查国祯为供给部长，叶青山为卫生部长。

　　深秋初冬季节，五台山开始积起层层白雪。留下来的部队，大多数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裸的双脚套着的还是草鞋。部队的给养十分困难，没有一定的供给来源，常常是顾得了今天，顾不得明天。

　　在平型关战斗中受伤的八路军伤员，由于不能随主力行动，大部分还躺在五台寺庙和周围村庄民房土屋里养伤。这里既没有后方医院，又没有充足的医药，连棉花绷带都缺乏。吃的多是玉米窝头和土豆。

　　遇到的另一个困难问题，就是留下的兵力过于单薄，敌强我弱，难于制敌。为了和日军作战，给予日军更大的打击，必须要有更多的武装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积极发动群众。然而，群众武装也不是很容易就能训练成有战斗力的队伍的。

　　对于这些困难，聂荣臻还是有足够估计的。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如何战胜困难，度过难关，完成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受命之初，我首先考虑是的，必须使每个留下来的同志懂得党中央决策的意义，把党中央的意图变为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自从我二十年代投身革命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党中央身边工作，可以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现在，自己带着一批同志留在了被隔绝的敌后，而负责开辟的这块根据地又是这样靠近敌人的心脏地区，必须多思考，反复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谨慎从事。”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住在五台山的庙宇里，认真讨论了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意义何在？尽管当时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地上结满冰凌，同志们手足冻裂，全身在风雪中颤粟着，但是，大家却以昂扬的斗志，热烈讨论着这个问题。”

　　为了度过初创时期的重重难关，聂司令员首先着手尽快解决部队的各种燃眉之急问题。

　　为治疗平型关作战负伤的众多伤员，他立即交给游胜华两个任务：一是筹备药品和器械，准备建立医院；二是广泛吸收当地的医生，迅速建立起一支医疗队伍。游胜华在卫生部长叶青山的具体领导下，立刻工作起来。他们从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日军战利品中，清理出一批药品和器械，又从五台县倒闭的几家医院、药铺中买到一部分药品，还从当地医生那里获取了不少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土药方，鼓励部队干部、战士采集中草药。同时，把平型关战斗受伤的伤员分别妥善安置在松岩口、耿镇等几个村庄的老百姓家中，这些设在老乡民房里的病室，就是晋察冀军区最初的后方医院。

　　医务人员，除八路军总部和115 师留下的少数几位外，多是吸收当地的一些私人医生和土医丰。有一位病理博士、原河北医学院教授殷希彭，曾留学日本，在冀中区工作的张珍了解到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就动员他参加革命。

　　殷大夫起初还有些顾虑，说他吃不惯小米，也不能象年轻小伙子那样爬山走路，行军转移得给他一头毛驴骑。张珍为此给聂荣臻发电报请示，聂荣臻当即回电：所提条件全部答应。聂荣臻还当面对游胜华讲，这样一位有名望的医生，提出这点条件丝毫不过份，不用说是一头毛驴，就是要一辆小汽车都是应该的，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应该相信，一旦他参加革命之后，和为民族浴血奋战的干部战士一起生活之后，他就不会再讲什么条件。果然，殷希彭参加革命后，很快就放弃了事先讲好的条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忘我地工作。他说：“能成为一名为民族献身的八路军战士，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光荣。”参加八路军医疗队伍的著名医务工作者还有陈淇园、杜伯华等人。陈淇园后来成了军区卫生学校的教育长，杜伯华艰苦创业，在根据地办了一个制药厂。

　　部队御寒的衣服和鞋袜，也部分得到解决。平型关战斗缴获了日军大批被装，除大部分配备南下的主力外，余下的被装，迅速分配到干部战士手中。

　　在山村妇女的帮助下，加以改造和重新缝制，在严冬到来之前，一些战士穿上了过冬的棉衣。特别是有的得到一件日本军大衣，白天披在身上，夜里暂当被褥。这些大衣，曾陪伴不少人度过八年抗战，至今还有一些人作为胜利纪念品珍藏着。

　　留在敌后的八路军，时刻都要准备同日军交战，武器弹药的补充至关重要。靠大后方接济是不可能的，只有从敌人手里夺取，再有从民间收集散落的枪支。国民党部队南撤时丢失的枪支，大都缺这少那，一部分开明士绅献出的枪，也多是残缺不全的，需要装配和修理。太原失守后，有30 多位太原兵工厂工人回到了五台。由戎修德等领头组织办起了一个修械所，装配了不少手榴弹、子弹和枪支等武器，有效地支援了五台地区和八路军的抗日斗争。

　　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和地方抗日组织迅速扩充和发展，急需大批干部。

　　四面八方都叫喊“要干部”。聂荣臻同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的孙毅商量，由他任校长，立即创办一个短期的军政学校。

　　聂荣臻嘱咐孙毅说，军政学校是为培养实际工作干部而办的，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生就学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校要提倡自觉的纪律性，要提倡研究精神。聂荣臻对各部队、各地区、各团体的负责人提出要求：“你们都可以介绍一些学生去，只要年青，坚决抗日，有适当的文化水平，就很好！”

　　经过孙毅的积极筹备，军政干部学校很快开学了。校址设在一座破旧的喇嘛庙里，那座寺庙很大，已经荒废了一些年，经过孙毅和师生们的修理，呈现出新气象，显得非常宏大壮丽。背后靠着山，前面是胭脂河支流沙河的滩岸，是天然宽阔的操场。太阳照射的红色和金色建筑的反光，灿烂夺目。

　　学员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几十个是平津流亡的大学生，另外一部分是部队输送的优秀战士和初级干部。军政学校头两期，就培养了900 名干部，分配到各部队和地方政府，成为晋察冀根据地初创时期建军、建政的一支新生力量。

　　红旗飘扬在山峦

　　聂荣臻在面临着重重困难的形势下，多谋善断，运筹惟幄，善于分清轻重缓急，脚踏实地，敢于开拓。他在首先解决一批燃眉之急问题的同时，更着重的是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三省边界地区，从军事上、政治上抓紧部署。最重要的是派出得力的干部深入山村的家家户户，广泛发动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踊跃支援前线，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注重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吸收一部分有代表性、有爱国心的开明地主参加抗日工作，动员他们带头实行合理负担，协助政府筹措抗日经费等。在群众初步发动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农会、工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特别是在五台县成立了党的县委后，到1938 年5 月，全县已建立党支部143 个，发展党员876 名，为五台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八年抗战中，五台全县有1 万2 千多名干部群众光荣牺牲。

　　与此同时，聂荣臻积极部署开辟周围广大地区的工作。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仅仅局限于五台山，就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晋察冀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去。”他指示八路军官兵和政治工作团的团员们：要不失时机地在晋察冀三省边界迅速开展工作，号召三省同胞参加游击队、义勇军，武装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摧毁汉奸维持会，建立抗日的地方政权，肃清土匪，抚辑流亡，恢复地方秩序，改善人民生活，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创造抗日根据地，变敌后为前线。

　　说：“要深入到每一条山沟里去”，“山沟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要站稳脚踉，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回旋之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用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一定要下功夫把七沟八梁发动群众的工作做扎实”。

　　肩负着民族希望的抗日队伍，首先把长途行军背了千万里路饿得眼冒金星也舍不得吃的小米袋，送到正在挨饿的山区人民炕头上；解开单薄的军衣把赤身的孩童揣在怀里；和穷苦的山民围坐在松油灯下，谈论穷人受苦的根源，讲述就要杀到家门的日寇血腥罪行。他们和乡亲们心心相通了。

　　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在北部地区，王平率领的工作团和骑兵营在东部地区，刘道生率领的359 旅工作团在南部地区，舒同和赵尔陆率领的工作团和总部特务团的两个连在西部地区，同时大力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

　　开创工作硕果累累。北部地区群众长期受敌人的欺骗宣传，看到八路军装备差，一时不相信能抵挡日军的进攻。当独立团打了几个胜仗后，特别是看到我军态度和霭，帮助群众担水扫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便立刻转为欢迎和依赖八路军了。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地区都先后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和发展了各县区或村的党组织，普遍地组建了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消灭了部分股匪，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尤其是我主力部队扩大到7600余人。北部地区数县除建立了游击队外，独立团已扩编为独立第一师，辖3个团，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的一支主力部队。有的地区成立了特委、行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各地区的游击队、义勇军由分散状态逐渐走向集中，由十几人的小队逐步合编为中队、大队。由工作团直接领导的县、区党的组织和政权也开始向地方党和政府统一领导过渡。各项工作都发展较快，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在形成之中。

　　晋察冀地区的人民第一次看见了为自己撑腰作主的军队，第一次从封建剥削严重、苛捐杂税不断和世世代代的牛马生活中开始解放出来。他们欢欣鼓舞，抗日斗志高涨。军民一条心，困难再大也不怕。

　　革命的红旗，从此高高地插上了五台山！

　　为了加强各地区的武装和便于指挥，八路军总部指示聂荣臻，立即建立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的4 个军分区。

　　1937 年11 月13 日，隆冬的寒气袭人，但指战员们心中却热浪翻滚。聂司令员在五台石嘴普济寺宣布成立军分区的命令，并且在这座青瓦红墙的寺院里，召开了庆祝会。

　　第一军分区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雁北、察南、平西、平汉路保定至北平段以西的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晋东北和太原以北的晋北地区。第三军分区由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部分路东地区。第四军分区由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大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

　　各个军分区不仅有各自控制的区域，还有向纵深发展的活动范围，四周与敌接壤的广大地区，就是各自的游击区。

　　这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初的规模。

　　在这次会议上，聂荣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特别讲述了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他说：“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它可以拖住敌人，给其以致命的打击，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它可以打击和摧毁汉奸组织，使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它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它不仅今天配合全国军民进行战斗，以箝制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而且在将来会成为反攻敌人的最前线的有力阵地。”“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自己，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聂荣臻特别强调指出：创建根据地，绝不能单从地形上看问题，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民群众。创建根据地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当前，有比我们在内战时期建立根据地更为有利的条件。战争的性质变了，社会基础要比那时广泛得多。只要不是汉好，谁也不愿做亡国奴，我们高高举起抗日这面大旗，人民群众就会踊跃地聚拢在这面大旗之下。当然喽，能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还取决于我们执行一套什么样的政策。战争性质变了，社会基础变了，我们的政策也必须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一步，首先是要在各地贯彻统一战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群众就一定能够发动起来。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兵力和装备上看问题，就看不出前途来。敌人经过多年的准备，来势汹汹，枪多弹足，这一点，它占着绝对的优势。我们被隔绝在敌后，人少弹缺，不能与之相比。但从全面看，我们比敌人强，而且会越来越强。”

　　聂司令员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他言简义明的分析，令人折服。到会的同志从战略、战术和方针、政策上以及如何落实上，深感思想上有了新的提高，斗志更加高昂。

　　在普济寺，聂荣臻挥笔题词：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英明政策显威力

　　抗战开始后，人们在注目着八路军开辟五台山根据地的时候，也在关心着那些僧尼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心绪和行动。

　　聂荣臻率部驻进五台寺庙之后，不仅明确地向部队提出尊重宗教、爱护庙宇的严格要求，而且还同寺庙的住持结交朋友。

　　五台山与四川的峨眉山、浙江的普陀山和安徽的九华山，合称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并且以其历史最久而被列为首位。除一部分汉族僧侣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蒙、藏、满、回等少数民族教徒。据1937 年10 月间的统计，各族僧侣共有2200 余人。一年一度的6 月庙会，进山拜佛的游僧居士、善男信女以及商贾旅客，人数就更多了。

　　115 师在平型关战斗后，大部分进驻五台山。聂荣臻说，部队经过平型关鏖战，伤亡又比较大，有这样一个休整的环境，那是非常理想的。五台的寺庙很大，前殿、后殿、旁殿，驻1 个团的兵力没问题。据金阁寺住持灵机法师回忆，他8 岁出家来到金阁寺，“七七”事变时，他刚二十一二岁，八路军严明的纪律，一直鲜明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他说，八路军来到五台山时，山上已经开始下雪，将士们仍然是草鞋单衣，但他们有铁的纪律，驻进寺庙的部队不准烤火，不准在佛殿里乱走，不能影响僧侣们的佛事。不准在寺院随地大小便。当时，灵机法师每天都起得很早，当他准备打扫庭院时，却发现八路军战士已经把枯叶和杂草清除干净了。

　　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八路军将士尊重宗教信仰，保护文物古迹，在五台山各族僧侣中深得其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镇海寺章嘉活佛的顾问罗桑食图，将寺内原藏的200 多条枪支及弹药取出来，献给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府。

　　台麓寺的二喇嘛带头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后来，这位二喇嘛还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的参议员。年轻的僧众隆慧等人，还积极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台城城隍庙青年道士董化成，自幼丧失双亲，无家可归，被人一斗米卖到庙内。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组织群众欢迎八路军人城，是五台动员委员会的早期成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担任了民族抗日先锋队的队长，还出任过五台县一区区委书记，一直活跃在抗日前线。

　　当时的五台山十分红火：“僧人们组织起来，执起刀枪，在山关隘口，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他们倾其寺院所存，为过往的抗日队伍提供给养。他们敲起钟磬，穿起袈裟，为抗战牺牲的英烈礼佛念经，超度英灵。

　　五台的僧人们至今不能忘怀聂荣臻对他们的评价和关心，那是他们第一次体会共产党员人肝胆相照的广阔胸怀。

　　如何看待五台僧众的抗日要求和表现，最初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曾出现过不同意见。在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在审查与会代表资格的时候，谈到五台山和尚、喇嘛代表权的问题，有一个代表发言说：和尚喇嘛是出家人，只能烧香念佛，对抗战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必吸收他们参政。

　　喇嘛代表刘三阳为此发表讲话说：“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这全国一致抗日的期间，我们也是抗日的。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但拿枪去杀日本鬼子，我们也肯于的！因为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有个老佛爷，也还要给他烧香点灯，我们出家人就没良心和血性吗？日本鬼子把火烧到佛祖门口，我们岂能坐视不顾！”

　　参加筹备工作的黄敬、邓拓支持刘三阳的意见，邓拓说：“和尚喇嘛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是有着抗日的一致要求的。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照样可以打日本。

　　这个问题提交给聂荣臻，要他表态。聂荣臻到筹备处专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邓拓同志的发言。是的，在这全民抗战的时候，在这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上，我们应该和各民族紧紧地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我们不应该因为和尚喇嘛们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便把他们摈弃在抗日的门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们应该有坚定的团结。我们不能干涉任何人的宗教信仰，应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我们政府、军队和人民应当加以保护和尊重。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并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也有抗日的要求。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取同一待遇，把他们看成同其他的人一样，不可稍存歧视的心理！我们要消除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隔阂，我们反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大汉族主义，要各民族一致坚固的团结，起来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筹备处终于统一了意见，一致赞同和尚喇嘛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军政民代表大会。当和尚喇嘛的代表走进大会会场的时候，与会的全体代表热烈鼓掌，还呼了欢迎的口号。

　　聂荣臻这番掷地有声的谈话，在五台山峦一座座寺院中广为传诵，从来被列为“三教九流下等人”的和尚喇嘛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更有不少年轻的僧人毅然脱去袈裟，穿起戎装，参加抗日队伍，并响亮地喊出“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的口号。

　　五台山寺院在全国憎侣界是很有影响的，延安的新华社还为此发出快讯，说五台山和尚也参加抗敌了，动员的口号是“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这一消息在全国僧侣界引起了震动。据报载，在新四军工作的陈毅，为动员安徽九华山寺院的僧侣起来抗日，还拿着这篇报道宣讲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他说：“聂荣臻把五台山的和尚喇嘛动员起来了，希望九华山的僧众也照他们的榜样，走出经堂，破除杀戒，用刀枪来保证如来的爱。”

　　多年后，聂荣臻谈起对五台山僧侣的发动，讲述了当年他的一些想法。

　　他说：进入五台山之后，有一点我是非常明确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非常爱国的，和尚喇嘛也不例外，他们也有一个起码的觉悟，就是不当亡国奴，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党的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自然会得到一切爱国僧侣的拥护和爱戴。对五台山和尚喇嘛的态度，对五台寺庙和文物的保护，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策问题，也是在另一条战线上粉碎敌人的阴谋，战而胜之的问题。进入五台山后，我们反复对部队进行了宗教政策的教育。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异常敏感的问题上避免了失误。

　　毛泽东对聂荣臻在五台山的行动，是很称赞的。他在延安接见即将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时，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作《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接着，他又风趣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这个新鲁智深，同《水浒传》上的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聂荣臻却团结僧侣一道抗日，保护了五台的庙宇。”

　　五台山众僧奋起抗日，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流传的美谈。

　　聂荣臻及其率领的部队，不仅在五台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的文物圣地，也是这样做的。

　　在五台山东北百余公里处，从滦源到易县的大路旁边，有一座清朝的皇陵——西陵。西陵始建于1729 年，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 个皇帝及成群的皇后、王公、公主、妃子。在永灵山陵区内，立有宫殿1000 多间， 石雕100 余座。

　　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率队来到西陵地区。看到八路军武器差，供给困难，当地有人给部队出主意说，要解决部队的生存，可以从地下找宝，开挖西陵，武装八路军，让埋在地下的珍宝为民族的抗战服务。这些人还说，日本人已经占了易县城，说不定哪天就会占西陵，与其让敌人抢劫，还不如自己趁早动手。有人甚至建议挖雍正墓。因为人们传说，雍正有尸身而无头，头是用金脑袋顶替的，挖出这个金脑袋就是无价之宝。

　　杨成武听到这些议论后，断然谢绝。他说，西陵不光是封建帝王的陵墓，还是劳动人民费尽血汗修建的名胜古迹，八路军绝不做挖陵盗墓的事儿，还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西陵。他向聂司令员汇报此事，聂荣臻当即赞扬他想得对，做得也对。聂荣臻说：“八路军不是孙殿英。土匪出身的孙殿英挖了清东陵，这是遗臭万年的事情。我们虽说是为了抗日，也决不能办此类事情。八路军不能做第二个孙殿英，绝对不能！清西陵和五台庙宇都是国家的文物，既不能让敌人破坏，我们也不能损害，要尽最大力量把它们保护好。待革命成功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这里浏览，他们会说，多亏八路军的保护，我们才看到了这样好的名胜古迹。”他还同杨成武商讨了保护西陵的措施：一，我军要立即撤出西陵陵区；二，要对部队普遍进行爱护国家文物的教育；三，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协助八路军保护文物，使之免遭敌人破坏。

　　无论是五台，还是西陵，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受到了八路军的保护。现在，凡是到过五台和西陵的人，都会对五台碧瓦红墙的古寺院，对松柏参天的西陵陵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胜利之花遍原野

　　从五台山向东南行，便是河北与山西交界的长城岭。长城岭是山西五台和河北阜平的分界地，它是阜平的高山，却又是五台的平地。从长城岭顺山而下，是阜平县的重镇龙泉关。从龙泉关沿崎岖的山路东行，在沙河边上，高入云天的大小太白山之间，有一座山城，这就是阜平县城。阜平东靠曲阳，南接平山。河北乡间流传：“平山不平，阜平不富。”是说平山是一个大山连绵的世界，阜平则是一个穷地方。

　　阜平县第一任抗日县长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张苏。平型关大战胜利结束后，张苏随115 师685 团政治处开赴阜平，参加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一天，该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从县城打来电话，要他立即赶到阜平当县长。

　　他立刻拎上仅有的一只小皮箱，匆忙赶到县城。

　　张苏当了华北敌后根据地第一个县长，做的头一件事，是颁发布告。他的书法造诣很高，找来一张大红纸，按照罗荣桓的指示，用文言写了一个官样告示：奉八路军总司令部电令，委任张苏为阜平县县长。此令，等因奉此。

　　遵于某月某日就职视事。张苏写好之后，盖上他自己的桦木印章，亲自把布告贴在县政府大门口，立即轰动了全城。有文化的人，看字看文，赞赏不已。

　　不识字的人，听到别人议论后，添枝加叶地说：“咱八路军里有能人，把国民党的县长比下去了。”一位国民党时期县政府的老司法科长翘起大拇指说：

　　“贵县长年轻有为，写作俱佳，堪称吾地方父母官也！”

　　不久，聂荣臻和他领导的晋察冀军区进驻阜平城。因为阜平处于冀西山地的腹心地区，西离五台不远，东距冀中平原又近，北靠平面、平北地区，对领导整个晋察冀地区的抗日战争，它是一个适中的地方。聂荣臻回忆说：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我按照党中央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军事上进行了部署。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虽然选中了五台山，但是，与此同时，也部署了开辟其他地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五台山，不能有宽阔的活动余地。

　　我们把活动的范围扩展到河北，后来选中了阜平这个地方。阜平虽然很穷，但地理位置很好，不久成了我们的落脚点。”

　　张苏对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往阜平很支持。他对聂荣臻说，冀西地形好，群众基础也好，供应部队没问题。军区机关抵达阜平城的时间是1937 年11月18 日下午。这个往昔无人注视的山城，一变而为华北新的政治军事中心， 城镇顿时繁盛起来，商业恢复而且比战前更加发达，充溢着新兴的气象，抗战的歌声在沙河两岸沸腾，新的抗日民主的社会政治秩序，从这里产生起来，扩大出去。从此，聂荣臻便在这个小山城里，运筹帷幄，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也最为辉煌的岁月，在晋察冀这一奇特的战场上，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抗日史诗。

　　50 年后，聂帅回忆起阜平——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这段历史，当年小山城的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不仅记得在那段日子里，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乡亲的音容笑貌，而且记得阜平南街那两棵古老的槐树，沙河的流水和那座建造久远的石桥，那是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中，得暇散步的地方。

　　他始终也没有忘记，就在抵达阜平的那天夜晚，他在阜平的十字街上，买过一碗豆腐脑，吃起来是那样味道鲜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一直患着牙痛病，为此，他还曾到西安拔牙、镶牙。进入阜平、吃上一碗豆腐脑，实在软和可口。于是这碗豆腐脑，便与连天的烽火，晋察冀军民的伟大斗争一起，永不磨灭地留存在这位叱咤风云的著名将帅的心中了。

　　在阜平，聂荣臻还给边区部队起过一个响亮而贴切的名字——子弟兵。

　　土生土长的子弟，保卫家乡，保卫边区，保卫祖国，与生他养他的土地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

　　在聂荣臻的记忆里，珍藏着晋察冀人民的优秀子弟热烈参军的场面：“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晋察冀群众把参加子弟兵看成是极为光荣的事情。每逢参军动员，区村干部、共产党员都带领青年成批报名，被批准入伍的青年，胸戴大红花，骑高头大马，村村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场面就象过年一样热闹。

　　聂荣臻说：“晋察冀人民认识到子弟兵匝是自己的抗日武装，因而热烈地拥护子弟兵团，支持子弟兵团，同时积极地参加子弟兵团。”

　　子弟兵穿黄绿军装。绿色的千军万马，同晋察冀的青山绿水浑然一色，溶为一体。

　　说起黄绿军装的来历，山城阜平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1937 年年底，聂荣臻带领的队伍，从晋东北的五台山，进驻到当时还颇为萧条的阜平城。那时节，旱平城外的大小大自山已盖满皑皑积雪，清清的沙河水早已结成厚冰。

　　八路军将士挺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在街头的石板路上开会，教歌，向群众宣传；在乱石滚滚的沙河滩上投弹，会操，练兵。他们身上穿的却是夏季8 月从陕北出征时匆忙发下的灰布单装，不少人的军衣还残留着平型关炮火烧穿的焦洞。

　　看着子弟兵革薄的军衣和冻裂的双手，还在挥汗演练的情景，山城的父者们心如刀剜。正在筹备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出号召：全面动员抗日群众，赶在严冬到来之前，让子弟兵穿上棉衣、棉鞋，戴上棉帽。

　　山区的乡亲们绑紧脚上的“老山鞋”，披着朦胧的夜色，越过日寇占领的平汉铁路，踏上了冀中乡野的田埂小道，从“土布之乡”高阳城肩挑手拎运来一捆捆上布。冀中几个县的老百姓推着吱吱扭扭的独轮车，把平原上盛产的棉花运到阜平城边的场院中。刚成立起来的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派出能干的采购员，化装下了天津卫，在爱国商人和青年学生的协助下，购来了黄、绿多种颜料。一位曾在东北军被服厂做过裁剪的老裁缝闻讯赶到阜平城关，说是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的抗日口号召唤下，要用自己的裁剪手艺，为抗日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一座小小的军服厂在阜平山拗里诞生了。子弟兵们乐呵呵的，心窝里流淌着一股暖流。

　　聂荣臻审定了军服的式样。他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选定黄绿色做为新军服的色彩。他说，黄色寓意着我们是黄河的子孙，中华民族的脊梁；绿色，则是生命长青的象征——身着黄绿军装的子弟兵，将如同得水的鱼儿一样，在华北的群山、丛林、青纱帐，展开一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殊死斗争。

　　开始配调染布颜料时，新成立的被服厂对土布着色久攻不下，不是着色不匀，就是容易掉色、褪色。

　　正在指挥部队向辽阔敌后挺进的聂荣臻，得知染布失败的消息，他那镇静而娴雅的目光注视在山城父老乡亲的身上，那皂青、褚石、土黄的山里人衣装，那永不褪色的色调，使他得到了启发。他说，穷苦的太行山人民肯定有染布的土办法，要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从土生土长的山区人民那里，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他还说，多用土办法，应该成为解决部队被装和其他装备问题的方向。八路军经费困难，要善于就地取材，土法上马。

　　聂荣臻的指示拨开了人们心中的阴影。果然，在阜平南街的大槐树下，几位正在染布的妇女，向前来访问的八路军献出了祖辈相传的染布“土方”：

　　将春季收获的槐花碾碎，调匀，和颜料拌在一起，染出的布不仅色调鲜艳，而且日晒雨淋不褪色。

　　热情的山城妇女还传授了操作技术：“用槐花染布，糟的时间要长一点儿，再把水挤出来，加上白矾和醋，白矾能上色，醋能保色，掺兑上黄绿染料，准保染出的布鲜亮，均匀，不掉色。”

　　她们还出主意说：“一捧槐花，能染三尺布呢！大行山满山遍野都有槐树，哪家年年都得打点槐花，收槐花是很容易的事儿。”

　　实践出真知，群众有经验，一下子有了好办法，被服厂的军工们兴奋极了。大家赶上毛驴，到阜平周围的小山村里，收购群众打晒的槐花。不几天功夫，被服厂的院落里，摆满了装着槐花的布袋和筐篮。

　　黄绿军装染制成功了！经过老裁缝的巧手，又经过山区妇女在昏暗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制，一身身新式军装送到了八路军队伍中。晋察冀子弟兵团的战士们，穿上新棉装，戴上新军帽，整洁而英俊，在聂荣臻的率领下，雄赳赳地迎着飘飘扬扬的大雪踏上征程，深入到太行山的前沿，迈向战火中的冀中平原，奋力去开辟建立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子弟兵团用槐花配颜料染军装，还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赞扬和兄弟部队的推广。

　　那是1940 年春天，风和日丽，聂司令员率领晋察冀南下支队奔赴晋东南，同晋冀鲁豫部队一起粉碎顽固派朱怀冰的进攻。到达129 师师部所在地黎城时，朱总、彭总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前来迎接，他们对南下支队威武的英姿赞不绝口。总部和129 师的首长们还特别称赞南下支队的军服，说八路军将士穿上这样的军衣，显得更威武更精神了“刘伯承还专门找聂荣臻取经，当他得知这些军装是用土布加“土方”染成的，立刻指示129 师供给部长，派人到晋察冀部队学习染布技术。

　　晋察冀，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抗日实体，最初所包含的区域与后来所指的范围，是有所不同的。1937 年11 月7 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时，聂荣臻所率领的八路军部队，活动区域还只是在山西、察哈尔和河北省的边界地带。到次年1 月10 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开幕的时候，出席会议的代表已来自3 省39 个县了。到了1943 年1 月15 日， 晋察冀边区召开首届参议会时，晋察冀边区已辖有13 个专区，98 个县，650个区，15，366 个行政村的抗日政权了。

　　晋察冀边区，是晋察冀三省人民广泛发动、团结抗日的产物，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广袤大地上抗日怒潮遍及山岳、平原、水淀、港湾的广阔战场。包括冀西（后称为北岳区）、冀中、冀东以及后来逐步开辟的平西、平北几个地区，有一个开创、发展和逐步壮大的过程。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虽然最初选中了五台山区，但并不局限于这一区域。很快就扩展到冀西、冀中、雁北、察南、平北和冀东，形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回旋的广阔战场，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可靠根据地。各个根据地相互依靠，相互支援。山岳根据地是依托，是后方，平原根据地是前沿，是粮仓。山岳根据地为活动在平原上的部队，提供兵力转移、休整的场所；平原根据地为山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各个根据地在战略上的这种相互支援，有力地形成了对敌人占据的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保证更有力地箱制敌人，使华北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

　　正当聂荣臻在五台和冀西山区发动群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平汉路以东的冀中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也迅速发展起来。

　　1937 年10 月上旬，东北军53 军691 团团长吕正操，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在国民党军向南溃退的时候，脱离该军，率部回师北上，改称人民自卫军，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冀中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对于这一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在金秋之际出现在平原上时，聂荣臻还在五台山。他得知冀中区留有东北军的一支部队，并且打开了高阳城的消息，迅即找原来在东北军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前来到晋察冀的孙志远了解情况。

　　孙志远估计是吕正操的691 团，经派人了解，果然如此。于是，聂荣臻急派孙志远到人民自卫军工作，随后派专人送去电台呼号和密码。吕正操立即同聂荣臻通了电报，报告了冀中的情况。这样，晋察冀军区同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正式建立了关系。

　　聂荣臻抵达阜平后，为了把人民自卫军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他提出了调人民自卫军主力到平汉路西整训的建议。

　　同年12 月12 日，由吕正操、孙志远率领人民自卫军的两个步兵团及特务营，共两千三四百人，开赴路西整训。

　　初冬的阜平，虽然风吹雪飘，可是对刚刚组建的人民自卫军，特别是原691 团官兵来说，却有一股久别回乡的亲切感。在一座山石砌成的院落里， 聂荣臻和吕正操欣然会见了，他详细询问着冀中区的情况，听得十分人神。

　　吕正操向聂荣臻讲了自己的经历，在东北军的情况，以及和张学良的关系。

　　他特别讲到，自己在旧军队呆久了，对革命部队的许多东西很生疏，请聂司令员多多帮助。聂荣臻鼓励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在冀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第一步，就搞得很好嘛！特别是冀中那个地方是平原地区，这个意义就更大聂荣臻非常高兴，他当即把会见吕正操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了电报，讲了吕正操所率部队的兵力，以及他对吕正操的初步的却是很好的印象和看法。

　　吕正操自然更感高兴，聂司令员待人以诚，亲切、严谨的作风，使他深受教益。聂荣臻让吕正操和孙志远就住在他的司令部，这样朝夕相处，可以随时交谈。他对吕正操，对人民自卫军，寄予厚望。

　　在吕正操和孙志远的陪同下，聂荣臻接见了到路西来参观学习的人民自卫军的干部，并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至深的讲话。他说：人民自卫军挥戈北上和在冀中的工作，我已经向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作了报告，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很高兴。同志们以后有机会去延安，一定会见到毛主席。

　　人民自卫军指挥员们，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共产党和八路军高级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极为振奋，受到极大鼓舞。

　　吕正操和孙志远还参加了晋察冀军区政工会议，听取了聂司令员对冀中区工作的指示。聂荣臻用手指着地图，对吕正操和孙志远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郃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

　　冀中，作为一个正式的军事、行政区，从此确定下来。在阜平，聂荣臻还和吕正操、孙志远等同志详尽地讨论了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关于平原游击战，从红军的战史来看，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根据地，可以说都在山地，甚至多在密林深山之中。因此，在一部分人的观念中，便以为只有在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的认识，过分强调了地形的决定性作用。在晋察冀军区政工会议上，制定冀中区工作计划的时候，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这种传统的观念。

　　聂荣臻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光靠山是不行的，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脚。人民群众比山靠得住。就说大山吧，如果山上没有群众，山路又很窄，敌人把山路一堵，我们根本不能坚持，不用说别的，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没有群众供养我们，难道能吃石头吗！对于建设敌后根据地，首要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地形的作用还是比较次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晋察冀这块根据地虽然发源于五台山，但我们不是有了五台山，才有了这块根据地，而是敌后的群众支持我们，拥护我们，才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

　　吕正操听了大受启发，他接着分析了冀中地区的特点和应采取的对策。

　　聂荣臻表示赞赏，又特别指出：“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意义非常深远。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出借鉴的经验。”

　　聂荣臻司令员的话，对冀中区日后的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北岳区和冀中区开辟的同时，晋察冀军区五支队打开了平西地区的局面，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建立了游击区，平北军分区也随后成立。这样，北岳、冀中、平西、冀东、平北等地区的相继开辟，使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大体具备了规模，为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 年1 月10 日，是太行山少有的一个温暖宜人的冬日。穿着翻毛皮袄的人们，今天也解开了搭包，把皮袄披在肩上。男女老幼，一齐涌到街上，惊奇而欣喜地看着并不宽阔的山城街道两侧贴出来的红红绿绿的标语：“庆祝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抗日第一！”“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这是阜平建城几百年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盛大庄重的会议。与会的149 位代表，服装各异，有灰色的八路军服，绿色的国民革命军服，也有身着学生装、肩背武装带的年轻人，还有一身农民打扮、腰扎皮带的民兵，更有留着短发的女兵，披着袈裟的和尚喇嘛尤其引起人们的注目。

　　会场设在阜平旧日衙门的公堂里。

　　宋劭文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据他回忆，大会连续开了6 天，各位代表都积极热情地发言，在军事、政治、金融、贸易、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生产建设、民众运动及人民武装备方面都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有了初步的明确的决议。

　　这次大会，最重大的贡献，是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大会明确要求这一委员会“是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含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内容是彻底抗日与真正民主”。

　　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推选出9 位委员：宋劭文、聂荣臻、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宋助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近半个世纪后，宋劭文回忆起边区临时政府成立的经过。那年他28 岁， 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他说，聂荣臻留在五台之后，就一直考虑成立抗日政府的问题。在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往阜平的头天夜晚，聂荣臻曾找到他，为成立政府的事宜，两个人谈了整整一个夜晚。

　　聂荣臻说，要想在敌后站稳脚跟，只搞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还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结束敌后广大地区的无政府状态。

　　聂荣臻特别谈到中国老百姓的正统观念：“中国的老百姓很信奉自己的政府，国民党的旧政权剥削人民，残害人民，人民对它失去了信任。日本鬼子侵占了华北，国民党的旧政权彻底垮了，新的抗日政权必须迅速建立起来。这面大旗一竖，就使广大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有了坚强的依靠。在老百姓看来，不仅八路军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呢！这个作用与影响是很大的。”

　　宋劭文极其赞成聂荣臻的意见：“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是势在必行。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时，部队要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领导和组织，是很难办到的。”

　　聂荣臻连连点头说：“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联系在一起的。贯彻各种政策法令，掌握财政经济，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必须有一个职能健全的政府，而不能只由军队出面。”

　　聂荣臻和宋劭文还就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内容和政权建立之后推行的政策法令作了详细的议论和计议。

　　宋劭文说，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政权。国共两党，各抗日部队、各抗日团体，在边区政府中进行了密切真诚的合作，成为敌后战场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

　　临时政府的9 名委员，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员，更有无党派抗日人士； 有抗日部队的指挥员，有善做群众工作的组织者，更有热心教育的“教书匠”。

　　刘奠基原是国民党改组派搞的山西人民监政会的秘书长，他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一直受到边区政府各委员的信任，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尊重他。

　　近50 年后，刘奠基讲起他任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的事儿，还激动不已：“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国共两党合作得最好时期之一，也是我交朋友最多的时期。说实在的，我已是80 多岁快90 岁的人了，至今的许多朋友，都是那时结下的。”

　　聂荣臻虽然身兼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但他始终注意不去包办代替。有一次，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派联络员到边区来，要同他商量关于边区政权方面的事情。他虽然是边区政府的委员，但政权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宋劭文主任负责。他要联络员到边区政府同宋劭文主任商谈。政府的工作由宋助文、胡仁奎主持，都由他们出面来做。重大的问题，大家一起开会商定。

　　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政权。这一政权，与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是不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基础不同了，边区政府的成立，是晋察冀敌后地区全民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产物。

　　如何建设这一政权，是摆在晋察冀党政军各方面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聂荣臻的想法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了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诸领域的内容，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型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

　　边区政府成立不久，有8000 个乡村根据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村选命令，第一次进行了选举。

　　村选的场面热烈而激动。村选时，各村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选举真正的代表”，“选举认真办事，不怕困难的先进分子作村长”，“选举代表群众利益的村长”，“选举坚决抗日的村长”，等等。有的村庄还搭起高高的五彩牌坊，无论男女老少都换上新的衣裳，每一个选民都戴着红花。那红火热闹的场面，就象是赶集上庙一样。

　　由于边区政府和各级抗日政权的工作人员，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没有旧政府官吏那种鱼肉百姓的作风，而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边区政府的委员们，和八路军的抗日将士一样，没有薪俸，过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吃的是“救国公粮”。在边区政府成立两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送给边区政府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廉洁政府。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如何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这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同时又要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边区政府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势力的政策，这是兼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稳妥措施。为了便于各级工作人员理解，聂司令员做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假如我们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聂荣臻说，“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不光群众吃饭困难，我们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吃牛肉”，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我们的一切负担就要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要收税，要征收公粮，要伸手向农民要钱。农民还没喘过气来，猛然增加这么沉重的负担，农民反而对我们不满了。我们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气，一方面又使他们对将来寄予希望，清楚革命的任务还没完成，抗日的热情会长久不衰。边区政府和各界群众对此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

　　晋察冀边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边区内的地主、富农，对“减租减息”有过消极的抵抗，但经过宣传教育后，最终还是接受了。边区政府执行的政策比较稳妥，不搞“打土豪”。不管地主也好，富农也好，只要愿意抗日，就真诚团结，不把他们推到侵略者一边去。

　　不久，边区政府的政策就更趋向完善了，普遍地实行了“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这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和消费计算的，消除了过去贫苦农民既出钱又出力的现象。因为公平合理，所以在抗战期间，得以长期持久的坚持，成为根据地财政建设上的一项重大措施。

　　依照“新中国雏型”或“新中国的模型”来进行边区各方面的建设，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它符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晋察冀边区政权的建设，也为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夜漫漫话抗战

　　长城岭位于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古长城沿着山脊的外坡筑起，在群山突凡的脊骨之上，把晋东北和冀西明显地划分开来。晋东北的群山，在渐渐凸起的高原之上；冀西的峰峦，则排列在凹地之中，云雾迷蒙，就象滚滚翻动的大海。抗日战士行经这里，总愿在关口停下，攀过布满青苔的巨石，拂着身边的流云，站在经过无数争战的墩台上眺望，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就在血液里鼓荡起来。

　　1938 年2 月1 日晨，聂司令员陪同埃文斯·卡尔逊从长城岭下的龙泉关招提寺动身，午后到了台麓寺。

　　聂荣臻穿一身草绿色的军服，马裤，脚上穿着一双草绿色的布底圆口鞋，扣着风纪扣，左胸袋的上端挂着第十八集团军的圆徽章，显得英姿勃勃，格外整洁朴素。埃文斯·卡尔逊上尉是美军情报观察员，身穿美军便装，蓝眼睛，长鼻子，满面皱纹，因为人高马大，特别引人注目。他比聂荣臻略大些，40 刚刚出头。

　　聂荣臻陪卡尔逊到台麓寺来，一方面是想满足卡尔逊瞻仰佛教圣地的愿望，一方面，这也是主要的，是想在这个僻静的处所，回答卡尔逊提出的有关八路军抗战的问题。

　　卡尔逊到晋察冀边区来过两次。第一次是1937 年12 月底到1938 年2月，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 天，步行骑马走了2500 里，两次穿过日军封锁线，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

　　卡尔逊面对眼前的一切，既感到震惊，又觉得疑惑。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众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

　　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

　　卡尔逊的问题太多了，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渴望聂荣臻能够回答。

　　在台麓寺的一座偏殿里，聂荣臻和他一直谈了大半夜。聂荣臻用大行山的特产——核桃和红枣，招待了卡尔逊。

　　卡尔逊在他所著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下了这个难忘的夜晚：“寒夜。一钩新月从东方升起，它的光辉洒向大地，给附近的群山抹上一层淡淡的色泽，使入觉得身处缥缈的世界。头顶上是无比清澈的苍穹，闪烁着亲切的繁星，周围一片寂静。如果不是有这些进入梦乡的人，我觉得自己也许是在欧洲或者美国的一座山顶上。夜色何其相似。可是他们是中国人，这些身着绿色军服的人来到这里，是为了从山下那些穷凶恶极企图强占中国的敌人手里拯救中华。”

　　1917 年，卡尔逊曾随美军一个野战炮团开赴欧洲战场。他告诉聂荣臻， 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们都象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筋，很枯燥。他说八路军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的艺术，一面打仗，还一面考虑许多问题，分析情况，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他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他摊开纸簿，用纸烟熏得发黄的手指握起铅笔，请聂荣臻回答他的问题：

　　“将军阁下，这次访问，多次听到你的部下谈起根据地建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还不很清楚，你能不能谈得更详尽一些。”

　　聂荣臻稍稍思索了一下，说：

　　“上尉先生，你在考察中大概已经了解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地区是比较早的一个。如何进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我是按照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注意了波浪式发展的问题。关于波浪式发展，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建立根据地，依靠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扩大根据地，既不能右倾保守，也不能‘左’倾冒险。”

　　“你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卡尔逊问。

　　“关键是要得到群众的支持。”聂荣臻回答说，“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不然，划那么一块地方，没有群众的支持，既不能控制，又不能发挥影响，那块地方就成了空头支票。晋察冀军区4 个军分区的成立，就是以发动群众为坚实基础的，各有各的活动区域，简直可以说，是各据一方，而又在军区的统一指挥之下，这就把根据地的姿态摆了出来。建立根据地需要开展艰苦的工作，要执行一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聂荣臻又回忆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进一步向卡尔逊解释建立根据地的至关重要性。他说，红军在长征的时候，因为没有根据地，那个苦头是吃够了。这里站不住脚，那里也站不住脚，想停留休整一下，都是非常困难的。部队要进行作战，必须要有根据地作为依靠，否则，后方的勤务，伤员的医治，都没办法安排。所以，要依靠根据地。

　　“这些，就是你在敌后指挥作战的经验？”卡尔逊不时地提问着。

　　聂荣臻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建设根据地，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和经验。特别是波浪式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作过深入研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聂荣臻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早在1931 年他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曾接到过毛泽东就根据地建设问题所写的报告，中央军委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聂荣臻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体会就更深了。他说，尽管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有毛泽东的理论和经验作指导，他对创建敌后根据地是充满信心的。

　　在卡尔逊的军人涯中，从未听说过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问题，感到非常新奇。在这次考察中，他曾有过不少疑惑：日本人占领着周围的大城市，控制着四周的铁路线，而且经常调集重兵来这里“扫荡”，根据地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得不到及时接济。八路军究竟靠着什么力量，能在日军背后建立起一个面积辽阔的战斗区域？现在，他好象是有些懂了“发动群众”，把那些贫穷并且在他看来甚至有些愚昧落后的农民组织起来，这正是八路军的神奇特异之处。

　　“农民，就是你说的群众，怎么会一下子就组织在一起了？据我所知，农民是缺乏纪律性的，一盘散沙，能够把他们结成一个拳头吗？”卡尔逊说着，伸开五指，然后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的看法与你有所不同。”聂荣臻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发动群众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问题，既要有客观上的条件，更得有主观上的因素。客观上的条件，就是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谁也不愿做亡国奴；主观上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党在抗战中间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上尉先生，你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任何一个侵略者，要想吞并、奴役甚至灭亡另一个民族，那是极其困难的，也可以说，最终是办不到的。”

　　卡尔逊一边用铅笔在纸簿上记着，一边点了点头。

　　“日本侵略集团就是错误地低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和力量。”聂荣臻继续说，“它们以为，只要它一进来，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再把伪军和维持会建立起来，中国人民会规规矩矩听它的奴役。其实，哪有这样的事情！日寇在华北搞了一个王揖堂的汉奸政府，一个德王的蒙疆政府，想利用汉奸来维持它的统治，结果怎么样？只是一个空架子，谁听它的！再说，中国是这样大一个国家，中华民族是这样大一个民族，要想征服它，更是不可能的。除少数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汉好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一个起码的觉悟，就是不当亡国奴。你要老百姓投降你，俯首贴耳地听异国侵略者的奴役，老百姓是死也不肯答应的。有了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我们就不愁在敌后呆不住。因为八路军是积极抗战的，自然也就会得到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的拥护和爱戴。上尉先生，你亲眼看到了，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把我们看成是自己人，把我们当成主心骨。日本侵略军打到自己的家门来了，老百姓在家里睡觉都睡不安宁。有抗日的八路军在，他们就感到有了依靠，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八路军来了，俺们吃饭也香，睡觉也甜。’”

　　卡尔逊听着，记着，思索着。他很想把这套新奇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军队中，他问得很仔细：

　　“发动群众，主要靠什么形式？”

　　“我们最初采取的是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的办法。”聂荣臻说，“各地成立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及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就是这种组织形式。当然，发动群众的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反复艰苦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

　　卡尔逊急切地期望着聂荣臻能告诉他更多的东西。他一个又一个地向聂荣臻提着问题：

　　“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聂荣臻说，“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迎刃而解了。”

　　卡尔逊听得十分认真，一双蓝眼睛一眨不眨。

　　“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聂荣臻继续说，“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一大批公粮，要有多少仓库储存。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起来，还有敌人经常‘扫荡’的问题，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

　　部队每到一个村庄，就可以立刻得到所要的粮食。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就不必‘粮草先行’，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造。”

　　“武器弹药的补充呢？”

　　“这是我们的最大难题。新成立的武装队伍，普遍缺乏武器。从战场上打扫到的敌人的枪炮和退军所遗弃的武器，多是残缺不全的，有的没扳机，有的没刺刀，只好设法修理，勉强使用。我们正着手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武器和弹药，只能靠从日军手里夺取，让敌人当我们的运输队长。”

　　“运输队长。”卡尔逊觉得实在有趣，“经常作战，部队的伤亡最大，你们兵源的补充又主要靠什么？”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

　　聂荣臻告诉卡尔逊，他给边区部队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

　　从边区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子弟兵这个称谓，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从部队的成份来讲，绝大多数都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的关系。从抗日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因此可以说，子弟兵这也是一个团结抗日的称谓。

　　卡尔逊回忆着他一路的考察，所见所闻，对聂荣臻的谈话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在2500 里的行程中，多次看到晋察冀各地农民踊跃参军的情形。农民把参加八路军，看成是极其光荣的事情。他亲眼见过，在那荒僻的山沟里，每逢参军动员的时候，农民们都带着自己的子弟，成群结队来报名，被批准的青年人，还要戴上大红花，骑上高头大马，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那个场面，就象他的国家人们过圣诞节一样欢乐热闹。

　　卡尔逊以往的军事活动，都是照着书本行事的，而聂荣臻现在所谈的，却是书本上见不到的。他渴望知道更多的东西，因为这是他在书本上不可能得到的学问。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很想知道你们的游击战术。”卡尔逊恳切他说，“在美国国内，对此虽有一些传说，但毕竟是道听途说，只鳞片爪的。”

　　“上尉先生，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志们也正在摸索。”聂荣臻说，“游击战术是同发动群众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正在着手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民兵和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结构。毛泽东指示我们，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要根据敌人的弱点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一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日军的围攻时有发生，请谈谈你们的对付办法。”

　　“实行基本的游击战。敌人围攻开始的时候，要以小部队围绕在进犯敌人的周围，不断袭扰敌人，以消耗和疲惫敌人，相机选取有利条件，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股或一部。”

　　“如果日军兵力雄厚，而你们又不能歼其一翼呢？”

　　“在敌人兵力雄厚，我军不可能阻止敌人前进的情况下，则以灵活的游击战去消耗与迷惑敌人，我军主力则转入外线实行机动。”

　　“日军进入你们的腹心地区，怎么办？”

　　“连续袭扰，开展交通战，打击敌人的运输补给，配合彻底的坚壁清野工作，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

　　“好极了！”卡尔逊赞赏地说，“这样就能逼迫日军退出根据地。”

　　“是的。”聂荣臻说，“待敌人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我军则集中主力，配合游击队沿路设伏，前后堵截，中间突击，消灭其一股或一部。总而言之，在反围攻过程中，我们时时要力争主动，坚持游击战的基本方针，灵活机动地实行具体的指挥。”

　　卡尔逊越听越入迷。

　　“这只是游击战术中的一个问题。”聂荣臻接下去说，“这场战争刚刚开始，许多具体的东西还需要在实战中丰富发展。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抓住敌人的弱点，发挥我们的优长，真正做到寓兵于民，在人民群众的海洋里，我们就能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日军呢，将处处困难，处处碰壁，一旦进入根据地，它就会象一个既聋又瞎的人一样，堕入秘不可测的深渊。”

　　卡尔逊自然已经感到，聂荣臻将军所讲的一切，同他所在的军队相距甚远，他希望学到其中某些东西，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现在天气太冷，使我们服装单薄的部队不能到察北去活动。”聂荣臻说，“涞源以北，是恒山山脉的大山，气候奇冷，我们在那一带活动的战士，许多冻坏了脚，抬回来了。等天气转暖，我们在察哈尔的活动会有大的开展。

　　到了青纱帐起的时候，我们要在整个的华北，燃起更剧烈的抗日的火焰。”

　　卡尔逊被聂荣臻的话所激动，他说：

　　“你对坚持华北是有信心的。要是敌人派10 万精兵来打你们，你们可以支持吗？”

　　“我们完全可以支持。”聂荣臻坚定地回答，“不但我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每个指挥员、战士和游击队员，都有很高的信心，因为每天都有胜利。

　　事实证明，敌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敌人派10 万兵力来进攻，我们也有击退他们的办法。”

　　“日军方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伊尔逊问。

　　“起初，敌人因为不懂我们的话，怕做俘虏，不肯交枪。”聂荣臻说，“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战士学了一两句日语口号，使敌人知道我们不杀俘虏的政策，他们不象以前那样顽抗。最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平汉线路东高阳县敌人有个中队长，在一次战斗中投降过来了。问他为什么过来？他说，他醒悟了，打中国人是错误的。”

　　“你们不怀疑他的话吗？”

　　“我们相信他。据他说，敌人征兵，已有多次了。华北的敌人开始感到疲倦，而且都想家。华北的汉好也很恐慌。华北的‘顺民’实在少。最近敌人和汉好正在收集白面鬼、大烟鬼和流氓地痞，把他们编成军队，又在极力收编华北的土匪。你想，这些成份组织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

　　同聂荣臻的谈话，在卡尔逊的一生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一直在探索实现那梦寐以求的有道德的社会的道路。从聂荣臻和八路军其他将士那里，他找到了自己所要追求的东西。他感到生活变得有意义了，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的满足。据美国米契尔·布赖克福特所写的卡尔逊的传记介绍，卡尔逊的这次抗日根据地之行，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在那里，他的归宿、他的命运决定下来，结束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而在他心灵上射入光芒。..那儿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他们使他认识了自我的价值，使他在打算成为什么人的问题上从原先的一片模糊变得有了鲜明的形象。”

　　卡尔逊这次离开后，曾在南京见到蒋介石，得到的回答却使他甚为失望。

　　蒋介石不是说几句应付的官腔，就是对所提问题表示不感兴趣，甚至默不作声，直到站起来不理睬他的请求，..卡尔逊的心里完全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这同聂将军有理有据的恳谈是多么强烈的反差！

　　5 个月后，卡尔逊重渡黄河、先到延安，会见了毛主席。接着又踏上了晋察冀的大地。他看到了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晋察冀边区更加蓬蓬勃勃，处处充满新的气象。他十分佩服，原有的疑虑彻底消除了。他对聂司令员说：

　　我从这里学到了许多新战略新战术，懂得了怎样去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凯歌阵阵称模范

　　日军第110 师团长桑木崇明曾哀叹地说：“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 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针对桑木崇明的哀叹，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确，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敌人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里井没有什么‘神密微妙’的东西，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一个有利于我军、不利于敌军的游击战场。这种战场建设是一整套的，特别是对敌情的侦察和通信联络方面。”

　　冀西山区架起的“飞线”，就很有传奇色彩。晋察冀党政机关及军区各部队，最初都是把电线沿大道、平川架设，敌人“扫荡”的时候，经常遭到破坏。边区军民及时总结了经验，将所有的电线避开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的干脆从两个高耸的山峰中间“飞”过去，敌人在下面走，眼巴巴地看着天上的“飞线”没办法。上山破坏，要爬很高的山路，而且小股人马上山，随时有被八路军和游击队歼灭的危险。大队人马攀登，问题更大。

　　因此，只得任凭“飞线”高挂蓝天。

　　晋察冀根据地架设“飞线”的经验，八路军总部曾总结推广过。开始架设“飞线”，是单路单线，后来发展成多路迂回线路，把山区的各个线路连在一起，四通八达。这对及时了解敌情，保证作战指挥，起了巨大的作用。

　　边区不愁电线的来源，敌人在铁路两侧架设的电话线，就是党政机关和各部队所需电线的最好最方便的“仓库”，随时可去收割。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群众，曾经展开收割敌人电线的竞赛，一夜之间，就可以得到成千成万米的电线。

　　晋察冀边区各区县，特别是与敌接近地区，还普遍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广大的男女老少都是八路军的耳目。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消息树”就是其中的一种。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紧急信件，“鸡毛信”就是常见的一种方法。每个村头、路口，抗日的群众还设置监视敌人奸细和坏分子的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没有路条，不能通过。

　　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是敌后游击战争中的一支伟大力量。凡年在16岁以上、55 岁以下的男女公民，差不多都参加这个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

　　他们担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清查汉好匪盗，运送作战物资和伤员，破坏敌人交通以及其他各种抗战勤务。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红缨枪、大刀、手榴弹，却使拥有机枪、大炮、飞机的敌人往往无所施技。

　　地道战，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拥有优势装备的敌人进行战斗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人们常常把地道比作地下长城，这并不夸张。到抗战后期，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所挖地道总长度达到1.25 万多公里，比长城几乎长一倍。

　　麻雀战，更使日军闻风丧胆，谈虎色变。这是根据地军民对付日军的一种游击战术。因为麻雀在觅食飞翔时，多不成群结队，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速度快，行动灵活。根据地军民，特别是民兵所采取的一种战斗方式，也具有这种分散而灵活的特点，因而得此名。这种战法只要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进行。由于各个村庄普遍开展了这种麻雀战，闹得敌人昼夜不宁，疲于奔命。

　　破击战，群众叫它铁路“大翻身”，也是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经常和普遍使用的战法。

　　日军具有先进的武器和交通工具，对铁路和公路的依赖性很大。八路军和民兵的破击战，就是抓住敌人的这一弱点，千方百计地对铁路、公路、桥梁、车站进行破坏，使敌人的行动陷于瘫痪和混乱。

　　晋察冀的战场建设，是聂荣臻学习毛泽东抓紧平时战场建设经验的产物。他深有体会他说：“毛泽东同吉建设中央苏区根据地时，就多次强调：

　　部队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一定要准备战场。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在晋察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平时认真进行了战场建设，搞好作战准备，对地形的勘察，是各级指挥员、作战侦察部门平时的任务之一。各指挥机关、战斗部队几乎都能做到行军不找向导，作战不靠地图，即使在狂风暴雨的夜里也不致迷失方向。粮食、弹药、鞋子、药品的分散贮存，使长期反‘扫荡’分散活动的部队，到处可以获得补给。我们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信情报网，它是由军区统一规划，由各军分区分别建立管理，并在群众中扎了根，广大群众都是我们可靠的情报员。敌人开始在铁路周围屯积粮食了，情报立刻送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可以根据敌人屯积粮食的多少，来判断这次‘扫荡’的部署。边区四通八达的电话线，特别是战时的秘密电话线，保证了我们在反‘扫荡”战斗中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指挥部队，同敌周旋，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敌人呢？它找向导找不到，道路不熟，它只能象瞎子和聋子一样，陷在我们设好的重重泥潭之中。”

　　1938 年秋季，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9 月20 日，日军依靠四周铁路，分兵25 路，开始了向边区的大举围攻。这次所出动的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和大小城镇。

　　敌人接受以往的教训，采取分兵合击，多路围攻，行动谨慎，步步为营的方针。

　　日军依仗25 路5 万多人马，气焰极为嚣张，尤以独立第二混成旅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和第四混成旅联队长清水正一少将两人，更是不可一世。

　　常冈自以为掌握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法，并制定了针锋相对的对策，9 月由广灵卒队向五台山地区进发。尽管他自称为“游击战专家”，10 月28 日， 刚进至广灵县城西南的张家湾，就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常冈连同山崎少佐、归森炮兵大尉及其以下360 余人成为异乡之鬼。

　　第四混成旅联队长清水，由盂县出发向五台县进攻时，挥着战刀发誓说：

　　一定要占领五台城，扫平五台山寺烷，捣毁八路军的巢穴。9 月29 日，他率队渡过滹沱河，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城东南的柏兰镇。这时，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在耿镇、石嘴附近的一条山沟中。为了掩护领导机关，第二军分区第五大队和军区学兵营事先占据有利地形，当日军经过牛道岭时，即先敌开火，勇猛冲杀，纷日军以重大杀伤。当天黄昏，日军进占耿家庄、教场宿营。

　　30 日早晨，晋察冀军区部队又对刚出发的日军展开激战。

　　这次战斗是唐延杰指挥的。清水进攻柏兰镇时，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机关隐蔽在石嘴一带的大山里，组织指挥部队粉碎日军25 路进攻，唐延杰指挥二分区部队和军区警卫连与学兵营担负掩护任务。他率警卫连悄悄摸到教场村边，透过晨雾，看到日军正在场院里集合。当日军杀气腾腾向五台城进发时，唐延杰率领的警卫连瞅准时机，突然袭击日军后尾，当场把耀武扬威的清水打下马来，即刻身亡。清水丧命后，其部下从村里找来殷实人家为老人备下的现成棺材，装殓上清水的尸首，抬在队伍中，继续奔向五台城。这时，五台已是一座空城，日军进城后还大办了丧事，祭祷清水，日军随军记者还拍了一组照片，后来登在北平和东京的画报上，以鼓吹清水的武上道精神。

　　聂荣臻得知这场闹剧后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取得这次反围攻胜利之际，中共中央正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大会主席团特意向聂荣臻和晋察冀军民发电慰勉：“全会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这个方针下，由于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创造了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不独对坚持华北抗战已经和将要发挥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财富。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作为将来反攻日寇的前进阵地，全会对你们有无限的慰问与希望。”

　　聂荣臻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立刻在边区正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宣读了。40 多年后，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会场上的极为振奋的情绪，他深情地回忆说：“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晋察冀工作所做的全面评价，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我们留在五台山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其他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正在展开，我们的成败，直接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晋察冀地区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中，困难很大，究竟在敌后能不能存在呀？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呀？许多困难能不能解决呀？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惦念的事情，如果我们这里成功了，其他地区也可以这样搞了。结果是，我们在敌后牢牢扎下了根，敌人的围攻奈何我们不得，并且初步积累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开始形成了一些稳定的政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切，自然是非常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肯定了我们的经验，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热情的宣传。毛泽东同志说，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党中央把晋察冀称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

　　“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经验。”聂荣臻说，“创建的根据地，必须要巩固。在对敌作战原则上，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不敢小规模地深入根据地内。假使敌人有小部队出动，就可以打它一下，把它消灭掉。如果手中没有机动部队，到时候形不成一个拳头，这里派一个连，那里派一个连，都是分散活动，到处被敌人象撵鸡撵鸭一样撵得满地跑，搞得根据地鸡飞狗跳，根据地还怎么能够谈得上巩固呢！

　　所以，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这是游击战争的一个战术原则。

　　打仗——就是力量对比，我可以战胜你，我就打；力量的对比对我不利，我就避开你。”

　　聂荣臻特别谈到1939 年秋末黄土岭围攻战，这是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非常成功的一个战例。这个胜利，震惊了日军，震动了全国，因为击毙日军中将，这是全国整个抗战历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创例。

　　 年11 月初，日军分兵12 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自恃勇敢，竟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结果遭到八路军的严厉打击，葬身于古长城下。

　　阿部规秀时年53 岁，身体高大，方脸短须。他是日本青森县北津轻郡七和村人，陆军士官学校第19 期生，明治40 年代的步兵少尉。他不仅在日本将军中身体显得出众，论才学，他也是以学者兼将军自夸的人物。

　　此人就任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时，就在日军中享有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等称谓。而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又号称精锐，他以中将资格出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中将是够得上荣膺师团长之命的。可见日军把对晋察冀边区的进攻看得何等重要。

　　阿部规秀的这次进攻，恰逢晋察冀军区正在筹备纪念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120 师的贺龙、关向应和北方分局的彭真，都在军区机关。120 师刚从冀中返回来，是应聂荣臻和彭真的邀请，来阜平做客的。

　　1939 年10 月30 日，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在阜平青山村一座夭主教堂里召开。各地委书记、各分区司令员或政委都到会了。当天晚上，杨成武接到一分区司令部的敌情报告：坐镇张家口的阿部规秀，派记村宪吉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 多人已进驻滦源城。据侦悉，敌人拟分三路向一分区根据地“扫荡”。

　　杨成武记下敌人三路出动的情报，立刻去询聂荣臻汇报。

　　聂荣臻把马灯拧亮了一些，注视着桌上的地图，仔细地听着杨成武的汇报，问：“情报可靠吧？”

　　杨成武答道：“涞源情报站的站长，是分区崔喜峰参谋，他们送出的情报，是根据沫源伪维持会和宪兵队的我内线情报员的报告，然后又汇集了五回岭情报站的情报，经过与各地情报人员的核实分析，再报到分区司令部来的。一向都是比较及时、准确的。”

　　聂荣臻点点头，他显然知道这些无名英雄。

　　杨成武建议：“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

　　“敌人有三路，你打哪一路？”

　　“打东路！”

　　杨成武很熟悉这一带地形。从涞源到银坊全是深山大谷，出滦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银坊，其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是大山乱石，不难找到伏击地域。

　　聂荣臻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打！你去请彭真、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来，我们再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杨成武立刻请来彭真和贺龙、关向应，向他们汇报了敌情与作战设想。

　　贺龙听完后高声地说：

　　“送上门来的，打嘛！打一个胜仗，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彭真和关向应也同意打。

　　聂荣臻当即命令杨成武：“会议你不要参加了，立刻赶回一分区组织指挥这个战斗。”

　　11 月1 日凌晨，杨成武和两个警卫员骑马离开阜平，回一分区司令部驻地管头村。

　　途中，杨成武特意绕经银坊镇、雁宿崖、三岔口、白石口、插箭岭、黄土岭，再次详细察看每一处的地形地貌。

　　从白石口至雁宿崖一段路，实际上是个宽约40 米的于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如果伏兵两侧，并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至此，再用人力封锁住白石口，断敌退路，那它就插翅难逃，只能葬身于乱石之中。

　　11 月2 日，一分区司令部召开干部会议，对作战方案又做了一次研究和确认。决定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不使那两路敌人接近战场；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2 团，团长纪亭树、政委袁升平率3 团，分别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1团插至白石口南，随时截击敌人的退路；以素有“狼诱子”之称的曾雍雅、梁正中支队，由白石口向雁宿崖佯动，诱敌深入。待敌进入雁宿崖地区后，全线发起战斗。

　　杨成武向聂荣臻报告作战方案时，聂荣臻说：

　　“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全歼这一路敌人。我不会离开电话的，你要随时报告战斗进程，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都很关心这场战斗。”

　　放下电话，杨成武命令所属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当夜指战员们就在山中荷枪露宿。

　　11 月3 日是个好天，晴空之下，万岭苍苍，旭日抹红山尖，清冷的穿谷风阵阵扑面。

　　7 时许，伏击部队同三路敌人先后接火，东路敌人被曾雍雅、梁正中支队诱击了一下，果然大踏步闯进峡谷来了。行至雁宿崖，一分区3 团的主力已在张家坟及其两侧山上隐蔽展开。1 团团长陈正湘和政委王道邦率其1 营到达雁宿崖东山。

　　当敌先头部队进到雁宿崖与张家坟之间，3 团突然以猛烈的火力给敌以迎头痛击。

　　这时，陈正湘命令号长吹起冲锋号，1 团1、2 营主力从两侧阵地同时向河滩猛扑过去。

　　敌人遭到猝然打击，象被追逐的兔子一样四处乱窜，纷纷寻找隐身之地。

　　很快，敌人被歼灭大半，剩下的被压缩在雁宿崖西北的小高地上。

　　敌人疯狂抵抗，妄图坚守到天黑，等待另外两路敌兵驰援。实际上，那两路敌人在八路军各部队的牵制、堵击下，也都寸步难进。

　　下午4 时多，围歼雁宿崖之敌的总攻开始了。

　　各团都有部队运动到小高地下面，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小高地顶上是敌人指挥部和炮阵地，玘村宪吉正督促士兵四面抵挡，山炮不停地发射，硝烟把山顶都笼罩住了。

　　记村宪吉的指挥所，原设在村北的小山包上，后被迫撤到村西一个院子里。1 团2 营、3 营的部队紧紧把这个院子围住，机枪、步枪不断地向院里射击，手榴弹纷纷投进屋里，顿时火光四起，烟雾弥漫，房子着火，敌人的机枪哑巴了，屋里的日军四处乱钻。围攻部队乘势冲进院子，将敌歼灭。

　　经过拼杀，600 多日军除被生俘13 名外，其余几乎全都尸陈河套、山谷和村庄，只有极少数漏网。

　　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出兵报复。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巢，大队人马就立即扑来。

　　雁宿崖歼灭战的枪声刚刚止息，杨成武立即命令部队连夜打扫战场，埋葬敌尸，迅速转移。

　　第二天凌晨，情报站又送来了情报：驻张家口市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所属各部，分乘90 多辆卡车急驰涞源。滦源城里的残敌彻夜不宁，又在到处抓夫。很显然，敌人是实行报复性“扫荡”来的。可能沿着记村宪吉大佐旧路，进至银坊，然后，或西取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杨成武在管头指挥部把这新情况报告给聂荣臻，并且建议再打一仗。

　　聂荣臻问：“部队情况怎样？”

　　“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很高，正在银坊、司各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仍然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

　　聂荣臻说：“你们先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他们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你们隐蔽起来，让敌人寻找你们决战。你们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诱敌东进，等他们进到黄土岭后，你们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他。你们先准备吧，我和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再商量一下。”

　　很快，聂荣臻又来电话了。他高声说道：“彭真、贺龙、关向应三同志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成武同志，你争取打个更大的胜仗吧！贺龙同志怕你兵力不足，决定让120 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天黑前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此外，我们20 团、26 团、34 团箝制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敌人。” 当天夜间，敌人又越过白石口一带的内长城，进到雁宿崖下。他们把已经埋葬的一些敌尸挖出来，抬到一起，架上柴堆，浇上汽油，点火焚化。

　　11 月5 日，1500 多日军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1 团1 营5、6 连与25团一部在白石口与敌接火，忽而坚决堵击，忽而大踏步后撤，象翻飞的鹞子那样紧紧地缠住猎物不放，使敌人求战不能，而又追赶不及，气得暴跳不止。

　　当晚，敌人到达银坊镇，实施“三光”政策，银坊一带村庄大火冲天，彻夜不熄，好在群众都已撤离，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11 月6 日，敌人两次扑空后，急不可耐，终于离开银坊镇，倾师东奔黄土岭。晚间，他们搭起帐篷，解开行囊，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了。司各庄、黄土岭，这是易县、滦源两县边界上的兄弟村庄，都以出产大鸭梨、大叶烟闻名。每到秋天，到处是果香扑鼻，爽人心肺。司各庄北临湖海岭、莺儿岭，古代的烽火墩台，耸立山巅。

　　这一天黄土岭的深夜，繁忙，紧张，山上山下到处是带枪的人群。冷风吹着，雁群匆匆而过。山岭中都是日军。围绕这个口袋形的山谷的四周，却密密层层布满了八路军和游击部队。

　　次日，天空飘洒着密密的雨丝，周围群峰都消逝在浓雾里。上午，敌人继续东进，直到下午3 点钟左右，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入峡谷中的小路。这时，l 团、25 团迎头杀出，3 团和2 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 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十公尺的沟里。

　　100 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分区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了数发炮弹，这条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覆盖。

　　敌人依仗其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寨蛇猛冲，遭到反击后，即掉头向西，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3 团紧紧扼守住西、南阵地，120 师的特务团这时也赶到了，从3 团的左侧加入战斗，使敌人欲归无路，只能就地抵抗。

　　校场那里是敌人指挥部，一群穿黄呢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坎前，用望远镜朝山头斡望。这情景，被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他急忙把目标指示给配属1 团的分区炮兵连连长杨九秤，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正打在敌指挥官人群中，敌军官立刻倒下一片，阿部中将就在这群炮弹下毙命了。

　　当时有十七八个群众被敌人关押在独立院落东边的小屋里，他们蜷缩在一个大炕上，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炸倒了，连那条高头狼狗也炸裂了肚子，可是他们却无一负伤，暗中称奇：八路军的炮真神！

　　黄土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一次空前的胜利。从11 月3 日至8 日，6 天中连续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共歼灭日军1500 多人， 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晋察冀军区以5 个团加游击支队的兵力，在黄土岭对阿部规秀围而歼之，特别是阿部的被击毙，日本朝野极为震惊，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刊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的题词——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登3 天。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东京其他各报也频频报道阿部的生平、战功、死讯。当阿部规秀的骨灰运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将领到车站持吊旗致哀，可谓哀荣至极。

　　阿部规秀是日本侵华战争以来丧命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个日军指挥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中华儿女们欢欣鼓舞，抗战热情更高。

　　破袭战，是抗日军民经常采用的一种作战手段。断其交通，破其碉堡，毁其通讯设施，填其封锁沟墙，使敌交通瘫痪，耳目失灵。

　　华北敌后最成功、最著名的破袭战，就是1940 年秋天进行的正大路破袭战，也就是抗战史上气贯长虹的百团大战。

　　此次破袭战，是八路军总部适时提出的战略决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性战役。

　　这次战役，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战役破击的主要目标正大路，经过参战军民夜以继日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线，许多地段几乎夷为平地。

　　聂荣臻作为正大路破袭战东段的指挥员，在战役开始的前几天，就带着小型精干的指挥所赶到了前线，把指挥所设在井陉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洪河漕，这是一个仅10 来户人家的村庄。发动攻击的那一夭，正赶上下雨，部队和民兵淋着雨水，穿过山间小路，在黄昏前秘密运动到敌人鼻子底下。由于战前的充分准备和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敌人始终没有发觉他们的行动。

　　正大路全线准时发起攻击的时候，聂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晚的情景。他说：“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象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一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大路全线。指挥所的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

　　攻占正大路上的战略要地娘子关和歼灭井陉煤矿敌人的战斗，是晋察冀军民在战役第一阶段所取得的突出战果。

　　在井隆煤矿破袭战中，参战部队在战火中拯救日本小姑娘的故事，40 年后，成为中日两国友好交往中有口皆碑的佳话。聂荣臻称这件事是“激烈战火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

　　故事发生在井陉煤矿附近铁路线上的东王舍小站。燃烧着仇恨烈火的八路军战士，如猛虎下山，一举攻克天险娘子关，直插井陉煤矿，迅速抢占了东王舍矿区。日军为阻止八路军前进，不顾自己的侨民尚未撤退，用夹杂着烧夷弹的排炮，向东王舍村猛轰。矿区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在浓烟烈火中，忽然从半倒坍的日本榻榻米式的宿舍里，传来凄厉的呼救声和婴儿的哭叫声。八路军两名机枪手毫不迟疑地冲进烈焰，背出两个孩童和他们垂死的父亲。她们的母亲己被炮弹炸死。虽然战士们拿出在当时非常缺少的急救包抢救，孩子的父亲终因伤势过重，死在八路军前线包扎所里。据战后查对，小女孩的父亲是东王舍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战士怀抱着两个因受惊而哇哇大哭的日本弱女，表现出革命的人道主义和慈爱之情。

　　消息传到聂荣臻的前线司令部。两个日本小女孩，被接到司令部招待所——滹沱河畔一座小山庄里的一幢农舍。聂荣臻来看望孩子：“喂，喂，小娃娃，不要怕。”他抱起那个襁褓之中的小囡囡，亲吻她胖胖的脸颊，用指头轻轻地挠动着孩子的胳肢窝，逗着孩子发笑。随后，又走到小姐姐跟前，蹲下身来，抚摸着孩子的头发，把一块糖送到女孩嘴里，“这个好吃，甜，甜。”孩子没有害怕，望着这位和蔼的伯伯，天真地笑了。聂荣臻叫来管理人员，吩咐他们到附近村庄寻找奶妈，给小囡囡喂奶，还唤来军医给孩子仔细检查身体。他又叫警卫员到集市上设法买到糖、饼干和水果——这些东西，在那艰苦岁月里是难得享受到的食品。

　　聂荣臻问：“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有在家的吗？请他们来看看孩子。”

　　当他得知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都上前线去工作后，又说：“孩子是无辜的。

　　应该让所有人明白，敌人虽然残忍地杀害了我们无数同胞和儿童，但是我们决不能伤害这些无辜的孩子和日本人民。”

　　他转过身来，又拉着孩子的手，温存他说：“好娃娃，想家吗？来！照个相，明天送你们回去。”

　　夜晚，两姐妹都住宿在这个山村的农舍里。一位慈样的大娘搂着她们，同睡在一条土炕上，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小囡囡，不停地鄜扇子给孩子赶走蚊虫。

　　清晨，聂荣臻起得很早，他修书一封给日军司令官，义正辞严地斥责他的罪行，要求他保护和哺养孩子。过了几天，又挑选了一位精明的战士和一位壮实的农民，把两个孤儿护送到日军司令部。担子的一头，小姑娘盘腿坐在藤篮里品尝着河北名产雪花梨，另一头，是她的小妹妹。

　　村子里的男女老少纷纷拿出自己积攒的鸡蛋和果品为孩子送行，送到村外很远很远的地方，还站在山坡上眺望她们远去，一直到两只藤篮消失在战线的那一方。

　　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聂荣臻坚持要把两个日本小姑娘送交日方。

　　40 年后，他道出了衷肠：“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样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思考着，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争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动荡不定，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的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是很伤感的。

　　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聂荣臻本人在枪炮连天、硝烟弥漫的年代里就有过丢失女儿的悲痛经历。当30 年代初，他离开上海奔赴中央苏区工作后，就一直再没见过自己唯一的女儿。长征到达延安后，他爱人张瑞华也来到陕北，将女儿寄托在上海的一户人家里。连年的战乱，使他们同女儿和寄养人失去了联系，多方查找，也未能查出女儿的音讯。只是到解放战争初期，经过当地党组织寻找，才找到了因战乱离沪回乡的那户人家，女儿才千里迢迢赶来同父母团聚。分离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女儿，见面时已成为十六岁的姑娘。聂荣臻面对两个日本小姑娘，确实是动了感情，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以深厚的人间情谊，作出了惊人之举——为避免孩子将来的痛苦，坚决把小姑娘送回去。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饱尝了这场侵华战争给大和民族带来的悲痛和苦难。

　　1980 年姚远方撰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那里？》一文在报刊发表后， 在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她叫美穗子，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自己经手开着一家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被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不久，美穗子还专程来中国探亲。聂帅接见了她。美穗子很激动，嗓子都哭哑了，话也说不出来。聂荣臻对她讲：“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要这么做的，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这是我们的政策，这是我们军队实行的革命人道主义所决定的。”美穗子说，她这次由日本来中国，当年参加过正大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北海道的渔民还托她带来一盒干贝，表示对中国人民的祝愿。

　　冲破黎明的黑暗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从1941 年开始，晋察冀的敌后抗战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

　　1940 年的百团大战，显示了华北敌后军民的强大力量，使日本侵略者极为震惊。同年9 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宣布成立。翌年6 月，苏德战争爆发。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以便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这样，日军向晋察冀根据地举行空前大规模“扫荡”的形势，就越来越迫近了。此时，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的失败已被撤职，由冈村宁次继任司令。

　　冈村宁次曾被称为日本军阀的三杰之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赫赫有名的战犯。他一上任，全部改订了多田骏原订的对付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对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他上台后的第一招棋，是立刻集中了10 万兵力，首先向北岳区实行一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百团大战”。

　　对1941 年秋天这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聂荣臻记忆犹深，他称这次反“扫荡”是“最危险和最紧张的一次”。反“扫荡”一开始，军区领导机关在中心区同敌人周旋，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以便主力和各分区的部队，跳到外线去自由地主动地打击敌人。到8 月底，这些目的都已达到，聂荣臻便带着军区机关由娘子神朝西南方向转移。

　　到达阜平西北马驹石村的时候，他刚通知部队宿营，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立刻进行空袭，打伤了几个人，司令部副官长刘显宜也受了伤。当时，敌人把大大小小的道路都封锁了，冈村宁次还搞了一些鬼把戏，伪装撤退，空投假命令，制造种种错觉，企图迷惑军区部队，聚而歼之。聂荣臻原计划带领军区机关南渡沙河，跳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刚过沙河，便遇上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得知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设下了层层包围圈，他毅然决定：由军区机关保护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再折向沙河以北。

　　部队到达沙河北面的雷堡时，又碰上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过午的时候，被敌人飞机发现，连续轰炸，情况显得非常紧张。

　　雷堡在阜平以北30 里，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此时，侦察员报告， 情报站的电话记录，一个接一个地送到聂荣臻手里：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堡10 里的柏崖；西面，敌人已占领安子岭，距雷堡不足20 里；北线敌人已进到与雷堡仅一山之隔的段村；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棚、温塘一线。他们处于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严重的形势，问题不是很大。可是，眼前有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1 万人，都是后方机关人员，而且带有许多辎重马匹。打不好打，你一打响，各路的敌人会立刻靠拢过来；走也不好走，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难于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如果原地不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个重要时刻，聂荣臻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怎么总跟着，马驹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为什么这样准？“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不由使他猛醒。唉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有同各分区联系的，也有一台是同延安联络的，敌人很可能熟悉了这些电台的呼号，测定了方位，然后它的飞机和部队就尾随合击。想到这里，聂荣臻立刻命令电台停止呼叫发报，并把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找来。

　　“从现在起，把拖住敌人的任务转交给你”，聂荣臻对他说：“当前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再让军区机关吸引敌人是有点不利了。敌人已经从军区的电台方位上，侦听到我们的位置，他们就要对这个地区进行合击。因此，我们决定今天黄昏后向阜平以西的常家渠转移。”说到这儿，他二伸手便在地图上指到常家渠。这地方罗文坊也很熟，离雷堡有70 多里路，已经挨近了五台山的边界。聂荣臻略停了一下，又加重语气继续说：“敌人既然侦察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就将计就计，帮助他坚定合击的决心。从今天开始，军区的所有电台暂时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侦察排，一部电台，在机关向西转移的同时，留在雷堡东边不远的台峪，到那里立刻架起电台，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听了聂荣臻这个巧妙的决定，罗文坊简直控制不住心中的敬佩和激动，没等聂司令员说完，便接了上去：“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让他们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把他们拖住。”

　　“对！”聂荣臻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脸上露出了微笑。接着，他又关切他说：“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个特殊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他合击扑个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要叫他追不上。这样，你们的处境将特别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吃亏。”

　　“请司令员放心，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保证不会吃亏。”罗科长一边说一边向聂荣臻敬了个礼，一出小屋，拔腿就往回跑。

　　罗文坊带领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聂荣臻率领大部队一夜插出了七八十里，到达常家渠。这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村，它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却是很隐蔽的，四周山山相连，不熟悉道路的人很难进来。这条山沟两面的大山很高，中间仅露着一线天空，敌人的飞机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聂荣臻带领的队伍就在常家渠隐蔽待机，这是敌人料想不到的。为了不再暴露目标，聂荣臻命令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因为，敌人虽在台峪造成错觉，但情况仍然是严重的，他们依然还没跳出敌人的大包围圈，屯集在阜平至五台大道上的日军主力，距常家渠仅10 里路。敌人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同我军的哨兵只隔一个山头，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这么一条小山沟，仅有几户人家，不说别的，近万人的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多亏边区平时的工作做得扎实，老百姓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他们说：“山沟里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同志们尽管吃。”

　　常家渠的乡亲们，倒光了箱笼里的存米，掰尽了屋顶瓜秧上大大小小的南瓜，收尽了山腰上鲜嫩的苞米，刨光了房前屋后的地瓜。男女老幼背着、挑着、抬着、提着，送到战士们的面前，塞进干部们手中。

　　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聂荣臻，望着一堆堆的玉米、南瓜和地瓜，禁不住热泪挂满双颊。在夜晚凌峭的山风中，他静静听着山野和村庄发出的每一个轻微的响动：远处山坡上狼群和日军的嗥声，近处哨兵轻轻的脚步声，圈里羊羔落地的啼叫，屋里母亲拍抚孩子的柔声，岩石下草丛中战士和群众的悄语。他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他想起在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红军失去立身之地，使革命遭受惨痛的失败；他想起长征路上，由于没有牢固根据地的依托，给转战的红军造成的极度困难。他感慨万分：“我们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在敌后晋察冀，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主要不是由于有大山的屏障，而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不是有了山，才有抗日根据地，而是有了人民，我们才能够长久生存在深山老林里。”他指示部队，要给常家渠的乡亲们留下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过后，由边区政府归还粮食。

　　聂荣臻率部隐蔽于常家渠期间，日军合击台峪地区扑空后，仍不甘心，试图在沙河两岸找到“聂总部”，于是将其主力2 万多兵力分成3 个集团， 分别屯集待机，同时派出小部队，在各集团之间穿梭搜索，寻找晋察冀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日军派出的飞机，也曾多次顺着山沟，低空飞抵常家渠一带，但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目标。晋察冀军区电台虽然停止了一切联络，聂荣臻却指示电台仍要开着，注意收听延安、总部和各军分区电台的呼叫，同时收听日军方面的广播。

　　也就是在此期间，日军设在北平的新闻电台吹破了牛皮，说“聂总部”

　　的电台已被“英武皇空军”的勇士炸毁了，3 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发报了。

　　情况仍然危急。聂荣臻考虑，隐蔽在常家渠的机关大，骡马多，隐蔽和行动都很困难，特别是中央、总部和各军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呼叫，军区的电台又不能回答。这种情况延续下去显然是不行的。同时隐蔽时间延长，七八千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要尽快离开常家渠，转移到有利的机动位置去。

　　为使以后行动灵活轻便，聂荣臻同边区其他领导商定，分散机关、学校和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单位和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定计划，转向第四军分区西部滹沱河西岸地区机动。

　　一分区1 团副团长宋玉琳，自这次“大扫荡”开始后，他率该团部分部队一直跟随军区机关警卫。他清楚地记得，9 月5 日黄昏，部队集合出发。

　　前进约6 里路，便发现由早平出动的日军正沿着大道向西开进。部队如果再向前进就要同日军遭遇，随即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第二天黄昏，部队再度出发，但由阜平西去的日军都宿营在大道上的法华、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堵住了部队往西南方向的行进路线，部队又原道返回。9月7 日晚，东西大道上已没有日军，晋察冀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数千人马才顺利地通过了。这就是晋察冀抗战史上记载的“三进三出常家渠”。军区领导机关跳出了日军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下的包围圈后，由龙泉关南下到达漫山。

　　从漫山向南，到了平山的跑马泉一带。这次遇险，聂司令员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带着那么多后方机关，那么多人，他压力很大。突出最后一道封锁线，聂荣臻一下轻松了许多。他同陈正湘，还有宋玉琳，登上东西黄泥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起伏着。聂荣臻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你们一定要把稻子保护好，不能让敌人抢去。”不久，抢稻子的日军，遭到了1 团的伏击，一部敌人被消灭， 另一部敌人仓惶逃窜了。

　　聂帅忆起这次神奇巧妙而又充满危险紧张的转移时，兴致勃勃他说：“这次反‘扫荡’，更丰富了我们在敌人围攻之下穿插运动的经验。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这就需要在战役战术指挥上的灵活机动和计划周密。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围圈的机会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离敌人不能远，也不能近。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不向老目标而改向新目标合击，等于没有跳出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咬住，脱不开身；过远了部队太疲劳，再发生新情况，难以应付；过近了，容易被敌人发现，不容易脱离战斗。总的感受是：精干，对进，靠近。部队精干了，行动就灵活轻便，进入战斗快，脱离战斗也快，反之，麻烦就多，危险就大。

　　对进，是敌人朝我这里来，我就向敌人那里去，因为敌人兵力有限，往往顾此失彼，一般的规律是：敌人出动，我们也出动，在敌人合围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候，我们恰好跳出去。如果敌人是多纵队多梯队的合击，我们就把部队分得再小一些，跳得更远一些，或接近某一路敌人，即使遭遇了也好应付。靠近，就是靠近敌人，有时甚至近到哨兵能看到哨兵，这样不仅使部队的警惕性高，而且行动的距离短，同时更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情况，决心容易下，不致错过有利的时机。这就使敌人天天见，想摸摸不着，想撵撵不走，莫可奈何。”

　　1911 年冬，寒风凛凛。日军凭借其兵力强大，不甘心“大扫荡”的未果， 于是又对晋察冀边区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人西自娘子关，东至正定，挖了一条宽8 尺，深1 丈，长达200 余里的封锁沟。沿沟每隔三四百米就筑有一座高大的碉堡。另外，从封锁沟向北，宽的地方40 多里，窄的地方20 余里的地带制造了无人区，人被撵走了，房子被扒光了，房架子和砖头被弄去修了碉堡；土墙推倒了，树全都锯掉，井都填死。这就是敌人所谓的“囚宠政策”，妄想困死边区军民。

　　在日军的“封锁”下，根据地的面积显著缩小，许多房屋被烧毁，残垣断壁触目皆是。加上1942 年罕见的大旱灾，人民群众的吃住都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困难，许多地方的群众吃树皮、树叶。不少青壮年被敌人抓走，大量牲畜农具遭敌破坏，许多土地荒芜，生产大大下降。部队粮食不足，油盐菜蔬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一个时期，疟疾、痢疾、回归热延续流行，每个连队许多战士患了夜盲症。日用品也极度缺乏，最普通的药品也十分短缺。

　　那些天，聂荣臻明显地消瘦下来，清晨、黄昏，他那高大的身躯时常出现在窑洞顶的山头上，一会儿手搭凉棚四下眺望，一会儿踱来踱去低头沉思。

　　聂荣臻在看什么，又在想什么呢？

　　他惦念着边区人民。当地群众缺粮严重，有的群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逃荒，还有一些群众开始上山剥树皮，碾成面面，以此充饥。

　　他挂记着正在与敌寇征战的将士。由于食粮不足，不少战士昏倒在练兵场上，油盐菜蔬的缺乏，使大批战士患上夜盲症。

　　部队需军粮，群众要度荒，战马要饲料，这一切，如同千斤担，压在他的肩上。

　　一天，炊事员采来一篮嫩杨叶芽，拌上仅有的一点玉米渣渣，给聂司令员蒸了一小盆“苦累”（一种把糠菜蒸在一起的代食品）。他端起小盆，凝思片刻，又重重地把小盆放在桌上，他叫住了炊事员：

　　“这杨叶是从哪里采来的？”

　　“我们从山坡上的杨树林捋来的。”

　　他眉头紧皱，为炊事班的举动发了火：

　　“你们知不知道，老百姓早就断了顿，村里的群众就仗着这些杨叶度荒，你们摘来，老百姓吃什么？”

　　年轻的炊事员望着司令员威严的神色，委屈地流出了眼泪，喃喃地说：

　　“这些天，你一天才吃几两粮食，不是谷糠，就是黑豆，连一丁点儿蔬菜都没有，这样下去，您的身体..”

　　“你们就只想到我么！你们应该想到边区的百姓，想到那些面黄饥瘦的孩子，想到那些忍饥挨饿的伤病员！”

　　聂荣臻吩咐炊事员把“苦累”端回去，送给机关的伤病员吃。

　　他翻着桌上的度荒通报，部队反映的一些情况更使他极为不安：个别连队在度荒中，已经开始组织干部战士上山采摘杨叶、榆叶。

　　他立即摇起电话，指示军区政治部，迅速起草一个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一律不准采摘杨叶、榆叶，也不准在村庄周围挖野菜，这些东西要留给驻地群众。他神色严肃，斩钉截铁地说：

　　“人民子弟兵决不与民争食！”

　　训令很快发了出去。这个特别训令，在边区群众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当地老百姓纷纷来到军区司令部，恳请聂司令员收回训令。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满含着深情，记下了这一感人的场面：“广大群众得知这个训令后，很激动。他们找到军区，找到边区政府，找到我，要求收回训令，说得十分恳切。群众说，抗战以前，我们穷人没有吃树叶的权利，因为山上的树，都是属于地主的，地主不准穷人捋树叶。八路军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穷人才能上山捋树叶了。可是，眼下闹饥荒，为我们争得生存权利的八路军，自己却不能上山捋树叶，这怎么行呢！”

　　聂荣臻向群众解释八路军的纪律，同时告诉群众，军区领导机关正在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粮荒问题。为了度过难关，不少干部把组织上照顾自己的一点点保健费、残废抚恤金拿出来改善集体伙食。营的干部取消了乘马，军区和分区的干部也减少乘马，杀掉一些马匹给战士们吃，并送给群众一部分。

　　为了保证战士健康，军政首长亲自管理伙食。部队内部，党员和非党员的团结也更加亲密了，绝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见困难就上，见方便就让。战场上参加突击队的大多数都是党员。日常勤务党员也摊得最多，运粮、打柴党员背得最重，饭不够吃，党员吃得最少。

　　那时，军区供给部住在灵寿县的牛庄村。

　　1942 年全区供给会议，就是在这儿召开的，议题是讨论本年度的夏装发放标准问题。因为敌人大“扫荡”，根据地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负担很重。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军区供给部在会上提出减发夏装的意见：团以上干部少发一套单衣，一双布鞋，营以下干部和战士少发半套单衣。在讨论中，意见难统一。于是，军区供给部长查国祯带领大家骑上马，去平山寨北村的军区司令部，向聂司令员请示。当他听完汇报后，明确地说：“这次供给会议开得好，就是要从关心人民的利益出发，努力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完全同意军区供给部提出的今年夏装发放标准。团以上干部发一套单衣，营以下干部战士，因为经常要训练、劳动，穿衣服比较费，发一套半（二条裤子、一件上衣），破了还可以补嘛！老百姓做一件新衣服，要穿好几年呢！

　　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暂时的困难，我们是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处处都要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更不能脱离群众。我们的军队离开了 人民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们和人民的关系，就好比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水，就不能活。”他还说，“我们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尤其是根据地边缘游击区的群众，负担大重了，两边都要负担。伪军汉奸去了，见东西就抢，到处敲诈勒索无所不为。

　　我们的部队去了，也要负担，那些地区的老百姓，简直没有办法活。据我们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易县紫荆关、平西地区，有的老百姓连衣服都没有穿的，全家人整天围着火盆，冻得不敢出门。有的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破棉裤，谁出门大小便，谁穿上，甚至有的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衣服穿，披一块破麻袋片遮住身子..”说到这里，聂荣臻哽咽说不下去了，流下了热泪。大家都低下了头，也流出了眼泪。会场上一片埂咽声。

　　聂荣臻最后说：“无论我们军队有多大的困难，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再不能加重人民的负担了。”会场上，边区政府的同志讲，一定要保证部队的供应，我们的部队要打仗啊！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行呢！

　　聂荣臻不愧是一位千锤百炼、意志坚定的领导者，很快，在他的主持下，晋察冀军区制定出了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生产自救的度荒方案：

　　制定节粮计划。除伤病员外，包括各级领导在内，每人每天必须再节约一至二两粮食。聂司令员还特别嘱咐说：凡是讨吃要饭的小孩子路过军区机关驻地，一定要把孩子们叫到机关食堂，让他们吃一顿饱饭。机关工作人员要把这作为一项制度执行。

　　开展大生产运动。从司令员到每个战士，都要开荒种地，要求每人生产50 斤粮食，100 斤蔬菜，并且规定不能占用群众的土地和增加人民负担，完全靠开荒解决。

　　“一面打仗哟，一面生产！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哟，曙光在前！人民的子弟兵哟，面前无困难！..”这支流行的生产之歌，曾在沙河两岸，太行山沟，狼牙山麓，雁北山村响亮地传出。

　　农民的儿子聂荣臻，虽从青年时代漂泊异国追求真理，以后又戎马倥偬，过着军旅生涯，但搞起生产来，也是一个行家里手。他亲手制定了部队生产自救的方针，而且身体力行。在太行山坡的垦荒队伍里，有他的身影；在沙河两岸的收割大军中，他挥动镰刀，不亚于青年人。他曾自豪地说，在大生产运动中不甘落后。除了参加军区机关集体组织的生产任务外，他还和警卫员、通信员一起养了一群羊。这群羊很解决问题，遇到病号和身体虚弱的同志需要加强营养时，挤几碗羊奶，那是最好的营养品。分区和部队的同志来军区开会，他常用羊奶招待。他对部队的同志们说，冀西都是山地，山上有的是草，你们可以把养羊的办法推广一下。但是，要注意，要把羊群看管好，不要啃老百姓的树和庄稼。

　　为了解决战士的营养问题，聂荣臻到处联系购买胡萝卜，指示把军区饲养场的羊宰了，给战士吃胡萝卜炖羊肉，并要求连吃一个星期。他还亲自领着人到阜平的沙河里，捞河里的小鱼给战士熬着吃。在他的精心关怀下，战士们很快恢复了视力，欢蹦乱跳地杀上前线。

　　由于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1942 年晋察冀边区的春荒，终于闯了过去。初夏，沙河两岸的梯田里，小麦甩出了金黄色的穗子。村前村后新开的荒滩上，长满绿莹莹的菜秧。为度荒立下功绩的杨叶、榆叶，更是葱笼茂密。正在与敌寇浴血奋战的冀中军民，得知冀西山地的困难，装上刚刚打完场的小麦，成群结队，趁着茫茫夜色，越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平汉线：将平原的粮食和军民的心意送进了太行群山。

　　然而，就在晋察冀军民齐心协力度春荒的时候，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饥饿笼罩着城乡，人民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北平市民为抢购粮食，一次就被踩死30 多人，酿成惨剧。同年，河南省发生大旱，饿死了约300 万人。

　　太行山嫩嫩的杨叶，显示着军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勃勃生机，群众的心坎上铭记着聂司令员的一片深情。

　　旌旗与晚霞之光

　　1942 年1 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聂荣臻敏锐地针对斗争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的战略决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敌后，为何又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

　　聂荣臻在阐述这个战略意图时说：“日寇的保垒、封锁线依旧不停地向前伸，在冀西山地，一直把碉堡修到了我们的鼻子底下。敌人的意图还不是想一下占领冀西，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他们担心后方出问题，所以来‘蚕食’我们，压缩我们，限制我们，妄想搞一个“画地为牢’。敌人进来了，边区的地盘越缩越小，反“蚕食”斗争已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了，而且，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认真的考虑，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也到你那去，我们钻到你后面去，在你后面搞个鸡飞狗跳墙。”

　　这年9 月11 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在军区驻地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由聂荣臻主持，着重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指示，进一步肯定“到敌后之敌后去”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

　　这次会议之后，北岳区各军分区以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分散到各县和敌之侧背进行游击活动，打击与阻止敌人的“蚕食”推进。并由各团、各区队组织许多支武装工作队，重新伸到沟外，恢复和开辟地区，配合正面的反“蚕食”斗争，形成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

　　寨北会议之后，晋察冀军区和转移到冀西的冀中部队组织了许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较严的村庄，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的工作。他们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由“五一大扫荡”后的隐蔽阶段，转为积极主动的进攻，在碉堡如林的残酷环境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政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日伪军展开政治攻势，加强“攻心战”，在“敌后之敌后”闹了一个翻江倒海，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和壮大了武装力量，使平原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团结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加强边区的民主建政，翌年1 月15 日，在边区政府诞生五周年的日子，召开了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早在1940 年边区民主大选时，就已经选出，但由于战斗频繁、交通不便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举行。

　　参议会是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参议员来自晋东北、冀西、冀中、冀东、平北、平西、察南、雁北各地区的巩固区、游击区和敌占区。成员中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派人士、开朗士绅、文化界人士、科学技术专家，少数民族的代表，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代表，部队的代表，以及敌占城市的抗日爱国人士，共288 人。他们代表着晋察冀2000万人民的意志，来参加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聂荣臻欣喜地为大会题了词：“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边。”

　　这题词不仅鼓舞士气，振奋情绪，也确实是5 年多来晋察冀军民出生入死坚持抗战的写照。边区参议会召开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已辖有13 个专区、98 个县、650 个区、15366 个行政村的抗日政权；普遍实行了抗日和民主政治，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保障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进行了生产建设，发展了国民经济，不断战胜敌祸天灾，实现了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巩固了全民团结，巩固了根据地。5 年多来，边区子弟兵团和民兵粉碎了敌人无数次“扫荡”和“蚕食”进攻，作战14392 次，毙伤敌伪174000 多名，连同俘虏和投诚反正的敌伪军，总计213600 多名，保卫了边区，坚持了敌后抗战。参议员们一致推崇边区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辛勤努力，推崇边区子弟兵的英勇作战，纷纷发表感想说：在堡垒林立，沟墙如网，敌我斗争犬牙交错的敌后根据地，能有如此之成就，实在壮观。

　　边区参议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边区的民主建设越来越完备了。

　　1943 年8 月，聂荣臻接到党中央通知，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于这年9 月肩负着边区人民的重托离开了晋察冀。

　　在延安的两年间，聂荣臻同晋察冀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他常常思念在敌后鏖战的战友，怀念同他一起经历过6 年战争生活的晋察冀父老乡亲。每逢听到晋察冀传来胜利喜讯，他总是非常兴奋；见到从敌后归来的同志，他常常拉他们彻夜畅谈。一个指挥员对部队、对根据地的眷恋之情，在这段时间里，聂荣臻的感受尤为深刻。

　　这期间，聂荣臻还一直担任着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工作，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处理的重大问题，一般都向他报告。

　　聂荣臻又一次返回晋察冀，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945 年9 月9 日。他是与刘澜涛、肖克、罗瑞卿等同志，搭乘飞机由延安回来的。这次返回晋察冀，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展开反攻大进军。他们的心情多么急切而激动，边区军民多么欢欣鼓舞！

　　在聂司令员精心运筹和具体指挥下，晋察冀各路大军。斗志昂扬，勇猛出击。经过3 个多月的反攻作战和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斗争，到11 月份，共歼灭日伪军约7 万多人，解放了察哈尔、热河两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 辽宁、山西和绥远省的一部，收复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以及宣化、集宁、丰镇、绥中、山海关等70 多座城市，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绥、热、辽纵横千里的战略基地，成为继续向东北发展的前进阵地。四周已同东北解放区、晋绥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衔接起来。全区在行政区划上，辖两个省政府、3 个行署、22 个专署、164 个县、27 个旗、4 个自治区，人口将近4000 万。

　　通过大反攻和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斗争，主力部队发展到215000 多人， 地方部队扩充到］04000 多人，共约32 万多人。基干民兵扩大到90 多万人。

　　晋察冀军民，经过8 年英勇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光阴荏苒，抗日烽火岁月在聂荣臻的一生中闪闪发光。

　　从1937 年10 月五台受命，到1949 年1 月底率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开进北平城，他先是在晋察冀地区，后是在整个华北，生活战斗了11 年3 个月。

　　聂荣臻把他壮年的心血和汗水洒在了华北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支支胜利的凯歌。

　　在他离别晋察冀40 周年的时候，聂帅写下一首充满深情的诗篇：“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这是他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所显示的英雄气慨的写照。聂帅说：“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段历史，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它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是根深刻的。”

　　40 多年来，聂荣臻经常眷恋着他征战过的华北大地。

　　每当他遇到华北省区负责人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总要问一问太行山上植树造林的发展，山区交通的改善，群众生活的提高，山沟里的孩子都入学了没有？每当华北地区发生洪涝、地震、风雹等自然灾害的时候，他常常夜不能寐，拨通电话，详尽询问受灾害的情景。他尤其惦记华北的旱灾。

　　在晋察冀的时候，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黄昏，都要爬上山顶，眺望西边天际的云彩，看有无火烧云，以此推断天气是否有雨。在进城之后的几十年间，他依然如此。

　　90 高龄之后仍然每天还询问身边工作人员：“西边天烧了没有？”意思是有无火烧云。他身体不好，但每晚必定坚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当他看到90 年代第一春，华北气候风调雨顺，多皱的面孔绽出笑容：“今年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聂帅嘱咐前来探望的华北各地负责同志：要重视老区的建设，抓好太行山的绿化，搞好水土保持，治理好滹沱河、沙河、大清河、永定河，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40 多年来，聂荣臻一直怀念和惦记着与他并肩在晋察冀战斗过的战友和同志。

　　1980 年，聂帅在着手写作他的长篇回忆录时，明确指示执笔写作的同志：晋察冀斗争的胜利，是英雄的晋察冀人民和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在我的回忆录里，一定要更多地写上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名字。他深情地回忆说：“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其中有许多老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都把满腔的热血洒在了晋察冀土地上。人民群众为抗日而牺牲的人数就更多。仅北岳区部队，在1941 年秋季和1942 年的几次反‘扫荡，中，就牺牲了1600 多位烈士，英勇负伤的达2500 多人。尤其令人怀念的是，我军优秀指挥员、红军时期就任过军长的4 分区司令员周建屏同志， 1938 年6 月因劳累过度，牺牲在战斗岗位上。1942 年4 月，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的军区骑兵团团长刘云彪同志，也不幸病逝。1942 年底之前，还有包森、陈群、刘诚光、张仁槐、常德善、王远音、魏大光、陈锦秀、白乙化、许佩坚、朱潘显、李和辉、霍焕之、詹道奎、黄天、孙丕谟、刘开绪等60 多位团职以上领导在作战中英勇捐躯，效命沙场。这些先烈，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风风雨雨几十年，聂帅清晰地记着先烈们的名字，在这惊人的记忆力里，蕴含着他对牺牲战友朝思暮想的怀念之情。

　　聂荣臻为了夫达对长眠于华北大地战友的思念，经常以蘸满感情的墨笔题词书碑，寄托哀思。狼牙山纪念碑，华北烈士陵园纪念馆，阳泉百团大战纪念碑，城南庄纪念馆，晋察冀的多处革命遗址，都留下了他写的题词或碑文。狼于山五壮士唯一幸免的葛振林1983 年秋季回部队参加纪念活动，路经首都，聂帅特意请他到寓所做客。杰出的军事家与著名的老英雄紧紧握着双手，忆往昔峥嵘岁月，谈40 年别后相思。

　　80 岁高龄的聂帅呼唤着英雄的名字，动情地把葛振林揽在怀中，轻轻拍打着他的臂膀。狼牙山视死如归的。壮士，竟象小孩子一样，偎依在老首长身边，思绪万千，泪洒胸襟。此情此景，如同当年在晋察冀庆功会上，聂司令员向葛振林、宋学义颁奖祝贺的热烈场面。

　　40 多年来，聂荣臻没有忘记过晋察冀的乡亲们——那些在连天烽火中抬担架、送公粮的父老兄弟，那些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要掩护八路军的大娘大婶，那些深明大义争相送郎送子参军的边区妇女，那些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们。聂帅同晋察冀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清楚地记得，他曾亲手把一面大红的光荣旗，授给“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他亲自把一朵大红花，别在“爆炸英雄”李勇的胸前；他在晋察冀群英大会上，热情地把“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介绍给与会代表；他还长久地记忆着“子弟兵的好大哥”崔洛唐、英雄的回民母亲大官姑、拥军模范耿大娘、少年英雄王璞、劳动模范韩风龄等数十位晋察冀英雄乡亲的名字。在他进城之后，每逢晋察冀的老模范进京开会，他都要把他们请到家中，叙家常，谈别情。他与戎冠秀的联系长达半个世纪。每年，戎冠秀都要亲手做一双聂帅爱穿的布鞋，连同家乡的特产，捎给日夜操劳的聂帅。而聂帅更是牵挂年迈体弱的戎大姐，总要寄去一此药物和营养品。在戎冠秀晚年因病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后，聂帅派人到病床前慰问，送去了他精心挑选的各种慰问品，还献上了一束“勿忘我”的鲜花。“子弟兵的母亲”在弥留之际，还轻声呼唤着聂帅，喃喃地说：“聂帅同我们心连着心。”

　　10 个春夏秋冬，40 年风风雨雨，德高望重的聂帅与晋察冀人民心息相通，血肉相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前夕，聂荣臻又一次精辟地总结了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他写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所经历的事实和所得出的结论。” 



　
 
 

 

 


　		　
　	


　
叶帅在重大历史转折的瞬间（草石 萧帆）

  

  

 
　　叶剑英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叶宜伟，字沧白。1897 年4 月28 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1917 年夏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加入“援闽”粤军。1920年8 月参加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 月，随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后任江防舰队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 年夏，当投机革命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时，叶剑英率部参力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的作战。1924 年任建国粤军第2 师参谋长，应廖仲恺之邀，参与筹办黄埔军校， 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因陈炯明叛军再次来犯，奉调回第2 师参与组织指挥作战，保卫广州。随后兼任第2 师独立营营长和新编团团长，设营于香洲，配合黄埔军校培训军士。10 月，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 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 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北伐。攻克南昌后，任新编第2 师师长。

　　1927 年4 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毅然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 任国民革命军第2 方面军第4 军参谋长。同年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在九江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的消息，立即告知叶、贺，并商定对策，挫败了汪精卫的阴谋。南昌起义后，劝说第2 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放弃尾追撤出南昌的起义军。后兼任第4 军教导团团长，率部南下，进入广州，任中共广东省军委委员。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积极扩充教导团、警卫团等革命武装，为起义创造条件。12 月11 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任工农红军副指挥。

　　1928 年，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 1931 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江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反“围剿”作战的指挥。

　　1934 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长征前，任军委第4局局长。长征中，任第1 纵队司令员。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当他发现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时，识破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阴谋，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随即采取正确措施，保证了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 年2 月，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战役。同年7 月起，到安塞、西安等地，联络东北军、西北军中的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2 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朱德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1937 年8 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 路军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同年底到达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 年1 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2 月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1940 年3 月，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发表《对日作战与磨擦问题》的讲话，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论。1941 年2 月，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作战。同年11 月，兼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1944 年，在延安多次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情况和战绩，扩大中国敌后抗战在世界上的影响。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挑起军事冲突。叶剑英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出席政治办商会议，同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停战谈判。1946 年1 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于1947 年2 月返回延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同年3 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赴晋西北临县地区，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统筹后方工作。1918 年，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北平和平解放后， 任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指挥海南岛登陆战役，领导华南军民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城乡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1952 年后，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1954 年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权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 年起，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并一度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他主持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倡导郭兴福教学法，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组织实战演习，参与领导制订人民解放军条令条例。指导全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总结人民解放军建军和作战的经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参与制订国防战略方针。1966 年1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5 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 年以后，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工作。1969 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1 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5 年，任国防部部长。1976 年，实际上再度被解除领导工作。同年10 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8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 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副主席。1982～1985 年，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6 年10 月22 日在北京逝世。

　　著有《叶剑英抗战言论集》（1940）、《叶剑英诗词选集》（198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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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从戎，善于谋略，屡立战功，久经考验，历任我国党、政、军高级要职的叶帅，把一生献给了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忍辱负重，和一些老革命家一道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抗衡、斗争。特别是在1976 年1 至9 月间，我们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关键时刻，毅然和老革命家们紧密协同，带头运筹，亲自指挥，英勇机智地一举粉碎了害党、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结束了“文革”这场空前的灾难，推进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本文扼要记述的就是他在这场特殊决战中的功勋。

　　寒冷的一月

　　1976 年。元旦。

　　北国风光，天寒地冻，满目冰霜。无线电波伴着似乎被冻得凝结了的气流，向千家万户传递着气势磅礴的声浪：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泽东主席1965 年5 月重上井冈山时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接着，广播员变换了一种稍微轻松一点的音调，播出同一位侍人在同一年写的另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电波在北京后海南沿的上空荡漾，钻进柳荫街一座紧闭着银灰色铁门的大院里。这是叶剑英元帅的住地——小翔凤5 号。

　　年近八旬的叶帅，此刻穿着深蓝色便装，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凝神地听着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这两首词。叶帅太熟悉、大喜爱毛泽东的诗词了，就像熟悉喜爱诗词作者毛泽东本人一样。这一半是因为他多年与这位人民领袖相处，十分敬仰他的才学和人品，另一半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

　　“绝妙好词！绝妙好词！”他一遍一遍地听着，一句一句地品评着，一赞三叹，被那雄伟磅礴的气势、富丽清新的格调，深深打动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毛泽东这两首词为什么在今天，在写作10 年之后发表呢？又偏偏选在1976 年元旦？想到这里，叶帅有点茫然了。

　　他重新翻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这篇社论中，形势被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抓阶级斗争；社论还用了大量的笔墨去肯定以往的批林批孔，去批判“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叶帅明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在唱“孔明草船借箭”这出戏，借毛主席的诗词来打邓小平同志！这又是那伙被毛主席称为“四人帮”的杰作。如今周总理病危，重炮轰鸣，一齐落在小平身上，形势堪忧..

　　叶帅读着、想着，他坐不住了。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当遇到困难时，叶帅总是到周恩来那里去请教。如今恩来病倒了，身患绝症，危在旦夕。叶帅近来几乎天灭去探望。是他利用一次陪同毛译东接见外宾的机会，亲手捧着周恩来的一瓶血尿，送给毛泽东看，引起高度重视，使治疗得以抓紧的。他多么希望这位多年的国家领导人能从病床上站起来，领着自己继续战斗啊！

　　叶剑英驱车来到三○五医院。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静静的病房里，周恩来斜倚在病床上，消瘦的脸上，显露出癌症晚期病人才会有的痛苦而又勉强作出的笑容，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护士给他读毛泽东的诗词。

　　值班人员告诉他，总理很高兴听主席这两首词。

　　叶剑英走过来，握着周恩来的手，满腹的心事不忍开口倾诉，只是劝他好好静养。

　　叶剑英完全理解周恩来的心情。有谁比他更关心全国人民的甘苦，有谁比他更清楚全国面临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有谁比他更深切地尝受过“批林批孔”、“评《水符》”的苦楚，有谁比他更了解、更愤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他知道自己病人膏育，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依然挂念着毛泽东的病情，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尤其是最近掀起的那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浊浪，声声高，步步紧，更使他忧心如焚。难道他寄予厚望的邓小平真的要再一次被罢黜，退出政治舞台？难道中国的大好江山真的要葬送在江青这伙狂人的手里吗？果真如此，他怎能不抱憾终生呢..

　　周恩来长时间地痛楚地望着叶剑英，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叮嘱，有千斤重担要托付给这位生死与共、可以信赖的战友。此刻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去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那篇元旦献辞了！

　　“人生贵相知”。在艰难的岁月里，周恩来与叶剑英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且是肝胆相照的挚友。特别是在1971 年9 月13 日林彪自我爆炸之后，叶剑英重新被赋予重任，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中央再次形成了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位革命家一个主政、一个主军的局面，叶剑英得到周恩来莫大的信赖。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叶剑英积极开展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工作，大力整顿军队，继续与林彪余党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发挥了更大的历史作用。

　　在周恩来病情危重的日子里，叶剑英忧心如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巧妙地与“四人帮”周旋，在完成总理交给的一项项重任的同时，拿出最大的精力来关照周恩来的治疗。现在，他又乙次紧贴着周恩来的床边坐下，轻轻地握住他的手，深情地注视着他的面孔。这时，周恩来好像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睁开眼，努力作出笑容，嘴角颤动着，报之以同样深情的目光。他们就这样，长时间地握着手，深情地望着对方，万般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周围的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深受感动，有的躲到门外，嘤嘤啜泣。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叶剑英要求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纸笔，日夜守在总理身旁。他轻声地说，总理最后可能要说什么，有些什么事要交代，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最后的不幸时刻终于来临了。1 月7 日夜，周恩来催促守护在身边的叶剑英等同志回去休息。11 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声音微弱地对守在身旁的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过的最后几句话。多么好的总理啊！直到生命垂危之际，心里想的还是别人。

　　1 月8 日9 时57 分，周恩来十分留恋地告别了亲人和战友。叶剑英元帅失声痛哭，肝胆欲裂。他已经几夜未睡，现在又忙着参与丧事料理，还要同“四人帮”苦苦周旋，已经是精疲力竭。回到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 号，他坐在那里发呆，满面愁容。身边的同志看到他连日来过度劳累悲伤，面容憔悴，为他身体担忧，劝他休息。但他哪里顾得上休息，刚刚放倒身子，合一合眼，就又被哀乐惊醒了。他披起大衣，霍地从床上下来，坐在写字台前，望着周恩来的遗像，陷入了沉思。“至哀反无泪”，他此刻已经没有眼泪了。他打开墨盒。握着狼毫，饱醮墨汁，想写一点哀辞。然而，这位一向文思敏捷、辞情奔放的诗人，停了半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元帅心事如麻：总理含恨走了，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江青一伙又将发起新的进攻，如此长期折腾下去，国家和军队将怎么办？中国的历史长河将流向何方？

　　中央内部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惨雾愁云又将重新笼罩着神州大地，短暂的黎明又要被黑暗吞没。元帅心如潮涌，直似千军万马奔腾而来。政治家的头脑不能集中思考，诗人的笔也不听指挥了。

　　被哀乐震惊的中国人民悲痛地悼念总理之际，正当“人民的好总理，你在哪里”的呼唤，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震荡的时刻，躲在暗处的“四人帮”却发出了得意的狞笑。

　　这伙阴谋家觊觎总理的“宝座”已非一日。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认为摔死了林彪，少了一个争权的对手。毛主席重病在身，不久人世，只要搞掉周恩来，“龙庭宝座”就唾手可得。于是，他们从与林彪联手共谋，一变而成“反林英雄”，继承林氏衣钵，招兵买马，连连发难，1974年达到顶峰。这年是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年，是他们“倒阁”、“组阁”的机会之年。他们经过密谋，煞费苦心，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三箭齐发，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当此计不成时，又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发动了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革”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10 月4 日，当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推荐，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时，“四人帮”又派王洪文到毛主席那里去告“御状”。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一眼看穿了“四人帮”的诡计。他十分肯定地告诉王洪文：“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总理、委员长前面两个人都由我定，其余的都由总理定。”并且向王洪文提出严厉警告，“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他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谈谈。”

　　11 月12 日，毛主席又在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 的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其后，又多次批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被迫写出“检讨”。他们的“组阁”阴谋宣告失败。在“四人帮”看来，现在是时来运转，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是，他们知道，周恩来的逝世，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周恩来的巨大威望和影响还在。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贬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平地里刹时刮起了阴风：“新陈代谢是宇宙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悼念总理也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批邓大方向！”

　　一道道黑指令发往各地：不许摆设灵堂！不许臂带黑纱！不许佩带白花！

　　不许提向周总理学习的口号！不许去天安门广场！

　　他们不顾人们的忿懑，不让组织悼念周恩来和宣传报道，周恩来的照片不让见报，周恩来的生平不让广播，悼念周恩来的诗文不让发表，甚至在国丧期间组织大型文艺演出！

　　然而，人心是压不服的。中华大地上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绝不信邪，照样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以寄托哀思。l 月10 日至11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 万余人，纷纷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在哀乐声中，叶剑英瞻仰着周恩来的遗容，想起这位比自己年轻一岁的领导人竟早走了一步，心情更加悲痛和沉重。半个多世纪以来，从青年时代相识到老年谢世分手，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携手奋进，患难与共。往事如云，不堪回首..

　　蓦地，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他耳旁回荡：“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这是周恩来对叶剑英的最后嘱咐。叶剑英知道这句遗言的分量，也完全懂得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他向周恩来行了最后一个鞠躬礼，继续思考着如何更讲究策略，如何同这帮居心叵测的“他们”周旋下去..

　　1 月11 日下午，是周恩来遗体送往八宝山的日子。天阴沉沉的，像人们悲痛的心情一样，不见一丝阳光。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安街上，百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佇立在街道两旁，扶老携幼，翘首以望，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自发送葬队伍。灵车轻轻驶过。“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你啊！”哭声惊天动地。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了。人们的抽泣和恸嚎组成了绝响的哀乐。这是对周总理的深情怀念，也是对“四人帮”的特殊方式的抗议。

　　与此同时，围绕着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谁代表中央致悼词这个重大问题，叶剑英同“四人帮”在进行着斗争。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

　　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巧妙”地找到叶剑英头上，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看穿了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就这样，在邓小平处境困难的关键时刻，叶帅在政治上给了邓小平极大的支持。

　　l 月15 日下午3 时，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当人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邓小平时，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叶剑英肃穆地泞立在那里，泪如雨下。他多么希望邓小平能从此接替总理，领导大家继续奋战啊！

　　狂风大放颠

　　周恩来追悼会上，邓小平不仅公开露了面，而且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使“四人帮”夺取总理“主座”、进而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遭到挫败。他们对邓小平和坚决支持邓小平的叶帅如骨梗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竭力压制和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并把迫害的矛头指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

　　在“四人帮”指使下，上海、辽宁等地召开各种会议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央的“批邓打招呼会”也在积极筹备着。王洪文私自准备在会上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报告，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亲自审发的新华社“内参”

　　稿件上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为了争夺总理“宝座”，他们在自己的爪牙中间树立“帮”的观念，取消党的观念，只承认“帮”中央，不承认党中央。

　　他们继续篡改党的理论，加紧拼凑他们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大树特树所谓“张春桥思想”，吹嘘它是“新发现”、“新观点”、“新贡献”，“超过”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与“张春桥思想”同时出笼的，还有“江青文艺思想”、“姚文元道路”、“王洪文大事记”。上海市委紧锣密鼓，又是开会，又是找人座谈，又是出《情况汇报》，制造舆论，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也不示弱，在另一期《情况汇报》上反映上海人民的“心声”：“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这个梦想当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收起一向难于离手的钓鱼杆和猎枪，谢绝跳舞和游乐，专心致志地准备自己的“施政纲领”。他让秘书和“秀才班子”给他准备讲话稿，从1 月23 日到2 月3 日先后印了3 次修改稿，以便有朝一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几个整版。

　　正当中国的高层空间，政治风云似乎要发生骤变的时候，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他们就是叶剑英和邓小平。

　　此刻，他们显然还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周恩来的逝世，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们有一种无可弥补的夫落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内心里感到空荡荡的。

　　沉默，沉默，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中酝酿着智慧的火花。

　　“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两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大问题。

　　两位老人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和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他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的是罗迈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近两年，叶剑英不止一次地听到毛泽东讲过，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还要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再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事事都请示毛泽东同意才办，成绩卓著，深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看来，根本问题是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邓小平已经明确表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叶剑英最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会使“四人帮”得到篡夺国务院大权的机会。

　　邓小平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坚持和“四人帮”

　　斗下去，义无反顾。当叶剑英再一次征求他意见时，他坚定地表示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让步！

　　这时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他们预料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心情十分沉重，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局面，怎么办呢？他多么希望周恩来留下的担子由邓小平来承担啊！

　　“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他作了最坏的准备，但他相信，党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沉思一会儿，严肃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听到这番语重心长的嘱托，身上顿时觉得增加了千钧重担，当即表示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看到叶帅如此坚强，由衷地高兴起来，又提醒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重病的毛泽东也正在为国务院总理的人选费尽心思。他经过反复观察思考，既不满意同他一起战斗多年、曾为他器重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为了解决矛盾，他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华国锋。

　　华国锋曾任毛泽东家乡湘潭县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1955 年7 月， 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3 篇文章，这些带有浓厚家乡气息、读来亲切的论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作者。于是，湘潭成了湖南省的标兵。不久，华国锋被毛泽东邀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列席代表，并陪同毛泽东回乡之行，以后又被毛泽东亲自提名为湖南省委书记，继而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1971 年9 月林彪自我爆炸后，被调来中央，党的“十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他那热爱毛泽东的纯朴的阶级感情，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毛主席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

　　1976 年2 月2 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这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棒。王洪文一气之下，把自己长时间准备的讲话提纲，连翻也不翻，扔进了抽斗。自以为十拿九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怨恨至极，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真是咬牙切齿，恨入骨髓。

　　这里的“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是指1975 年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文件。张春桥在这里是“旧恨未已，又添新仇”，既对着华国锋，又挂上了邓小平。

　　就在这时，上海街头贴出了“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与中央抗衡。张春桥作贼心虚，说：“这不是帮倒忙吗？”立即下令掩盖。

　　“四人帮”在争夺总理位置这盘棋上，暂时输了一个子，但是在另外一盘棋上，他们又赢了两个子，——个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另一个是把叶剑英拉下马。就在这个“一号文件”中，还有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挂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但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对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度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他认为，毛泽东终于没有把大权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可以告慰周恩来在天之灵了。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阵阵狂笑。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则忧心忡忡。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爱戴叶帅的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叶帅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帅害的什么病？”“身体要不要紧？”叶帅办公室的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身体和往常一样，很好。但是人们仍然将信将疑，不亲眼看一看，总觉得不放心。

　　一天晚间，空军副司令吴富善悄悄乘车来了，他一看叶帅没有病便放了心，但仍疑惑不解。

　　“为什么不让首长干了？”

　　两位老战友从当前形势联想到过去的艰难岁月，吴富善叹息地说：

　　“还记得南昌起义失败后，你带教导团南下，路过吉安的情形吗？”

　　“记得。”

　　“那时有多困难啊！吉安暴动失败，我们都转入地下，听说你叶师长又回来了，可高兴死了！”

　　“可那时，国民党军队多，我们受包围，只能偷偷地见你！”

　　两个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我是偷偷来看首长的。”吴富善显得很难过。

　　“怎么是偷着呢？”

　　“当年你这个师长坐着八人抬的轿子，好威风！现在当了元帅倒不行了！”

　　“谁说的？他们不要我干，我偏干！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

　　吴富善高兴地站起来，敬个礼：“是啊！你还是当年的革命师长，还是我们信赖的老帅，我永远听从您的指挥！”

　　在耿飚、王炳南、黄华等来过之后，熊向晖也来看望老首长了。他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经常到叶帅这里来，汇报请示工作。1969 年党的“九大”以后，叶帅和其他老帅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国际形势，向中央提出缓和中美关系、打开外交局面的建议。当时熊向晖奉命提供资料，参加讨论，整理文件，深得几位老帅的信任。1971 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熊向晖以同务院助理的名义，协助周总理、叶帅参加接待和会谈。

　　熊向晖接到“一号文件”后，心理犯了疑惑：前几天我到那里，见他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生病了呢？怎么又让别人负责主持军委工作呢？他带着这些问号来到叶帅身边，看到老首长依然那样健康，谈吐依然那样风趣，知道了实情，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人帮”的摇扇子人物张春桥，也打来电话，虚情假意地要来探望，叶剑英知道了，生气地挥挥手，告诉秘书：“不见！”不过，从此更提高了警惕。叶帅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后再有人问病，要统一口径：“中央文件都说生病了嘛！”

　　“四人帮”如此造谣老帅生病还不过瘾，继续加紧迫害邓小平和叶剑英。

　　2 月6 日，军委常委开会，“四人帮”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 年7 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诬蔑邓小平等老同志“提现代化建设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给邓小平戴上了“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说他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他们把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当作尚方宝剑，无限上纲，批判矛头紧紧指向邓小平。

　　2 月16 日，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 月6 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 年7 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

　　2 月25 日，在“四人帮”的鼓动下，经过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 年10 月至1976 年1 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3 月3 日，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谈话，主要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断革命，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仍然要革命，“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不能翻案算帐。

　　对于这些“指示”，叶剑英自然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批评，他是想不通的。

　　在中央召开的2 月26 日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的会议上，许多同志对揭发批判邓小平也是想不通的。但“四人帮”寸步不让，硬要“打通”，解决所谓“转弯子”问题。他们恨不得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央讲了话。

　　华国锋说：“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他还提出五点主要要求。

　　“四人帮”并不和中央唱一个调子，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企图彻底打倒邓小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3 月2 日，江青擅自召集11 省、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给邓小平扣上“造谣公司的总经理”、“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等大帽子，将毛泽东说的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改为“敌我矛盾”，叫嚷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他们派60 余人到湖南、江西、福建等10 多个省、各大军区以及外贸部和交通部，搜集整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他们又是开“理论工作座谈会”、又是拍“与走资派斗争”

　　的电影，势头有如12 级台风！ 

　　“四人帮”对已故的周总理也不放过，追悼会刚刚开过，就在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编发了国民党特务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学习与批判》杂志竟抛出《读了汪精卫叛国有感》的黑文，将周恩来与汪精卫相提并论。此外，还登载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 小D的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篇文章，引经据典，以古讽今，说什么，梯也尔搞复辟，是因为俾斯麦的“授意”；赵七爷的反攻倒算，是因为有“辫帅”张勋的支持，有意影射，在“批邓”的同时，要批周公，往周恩来身上栽赃。此时，上海街头出现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漫画；有一幅大漫画，画了一顶轿子，邓小平戴着黑纱在抬轿子。《文汇报》还公然诬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走资派”、“孔丘其人”，说什么“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光明日报》在一篇《孔丘之忧》中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总理，竟把悼念周总理的人们诬蔑为“哭丧妇”，狂叫：“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叶剑英此时关在小翔凤5 号院里，每天从收音机中，从报纸上，听到看到“四人帮”如此作践他崇敬的周恩来，心如刀割，但他此时已“靠边站”，只能强忍着愤怒，等待时机。

　　“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污蔑激怒了衷心爱戴周总理的亿万人民大众。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巨龙抬头，人民从侧目和愤懑中开始行动，融熔的岩浆从深深的地壳下迸发而出。

　　2 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了“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的传单。

　　2 月下旬和3 月初，在福州、杭州、贵州、重庆、太原、西安、广东等地张贴出《“阿斗”的呼声》、《我爱我的祖国》、《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等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和上书毛泽东的信，以及各种各样揭露、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许多市、县还出现街头演讲，向“四人帮”公开宣战。

　　3 月5 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总理生前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但《文汇报》却大唱反调，不仅把这一消息挤到了第四版，而且把周总理的题词全部砍掉，事过20 天，《文汇报》又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们斗》的文章，恶毒咒骂：“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知，“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影射污蔑周恩来。

　　《文汇报》这两支毒箭，射在亿万群众的心上，如同火上浇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本来愤懑已极，现在他们热爱周总理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终于拍案而起，成百上千的抗议电话、电报、信件，连珠炮似地射向《文汇报》。于是，一个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开始了！

　　3 月28 日清晨，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百名师生，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经过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到周恩来战斗过生活过的梅园新村进行悼念活动。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纷纷加入，汇成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

　　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

　　第二天，南京的大学生们在街头贴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准！”“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的大幅标语。同时，过往南京的铁路列车，带着同样内容的大标语，驶往成都，驶往上海，驶往北京..引起更多干部、群众的共鸣。

　　3 月30 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紧跟着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向天安门广场，诗词、传单、标语、小字报、花圈、白花等铺天盖地而来。

　　初春的一声霹雳，发出了巨大的光和热。

　　叶剑英看到这希望的火光，心花怒放，他派身边的同志和子女及时了解南京、北京事态的发展情况。出于爱戴周总理的特殊情感。也出于一个诗人的特有气质，他对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出现的诗词特别感兴趣。

　　“四人帮”被群众正义行动之火震撼了。他们胆战心惊，躲在钓鱼台的指挥部里，昼夜密谋，紧急部署，疯狂地进行反扑。

　　清明时节，反“四人帮”的群众和“四人帮”开始了空前的大搏斗。

　　4 月1 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总理的人群。

　　沸腾的诗海中，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献上了一朵闪光的诗花：“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传到叶帅那里后，他连说“好诗”！“好诗”！并打听作者的姓名，可惜当时无法知晓。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局势，叶剑英和邓小平没有出席。会后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中央发出电话通知，把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说成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全部覆盖大字报、大标语，并要彻底追查“谣言”。

　　4 月2 日。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职工，用4 辆大卡车开道，抬着4 个大花圈和4 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诗牌放在纪念碑的最高处。

　　尽管这一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了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的电话通知。尽管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里，成立了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戌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并抽调了大批人员随时准备镇压“闹事”的群众。但是，首都人民不顾“劝阻”和“严禁”，继续无畏地涌向天安门广场，诗牌、挽联、传单有增无己。直到深夜，广场上的群众还有成千上万。不少过往京门的外地人也纷纷前往助威。

　　这一天，叶剑英格外激动，他的思绪从小翔凤飞到天安门，飞向全北京，飞向全中国。他不禁用俄语朗诵起当年在苏联留学时读过的高尔基的《海燕之歌》：“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做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4 月3 日。细雨迷朦。到天安门的群众达百万人以上。

　　这天凌晨，王洪文打着手电筒看了纪念碑周围的花圈和悼词，越看越怕。

　　回去后，迅即给他在公安局的亲信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啊！”“四人帮”

　　再也坐不住了，紧急部署“便衣”人员，拍照、跟踪、绑架、逮捕。

　　这一天，叶帅办公室人员继续悄悄走进天安门广场，继续观察动态，抄录诗词。叶帅爱好诗词的一个儿子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诗，亲自张贴在纪念碑前。元帅听到人们讲述天安门的盛况，朗读人们抄来的一首首诗词和各色各样悼文祭文，他被那些情真意切、爱憎分明、大气磅礴的文字深深地感染了。他听到有人被捕，非常激动，一定要亲自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只是由于大家的劝阻，才没有去成。

　　4 月4 日。清明节又逢星期日。长期蕴藏在人民心底的无数座火山终于一齐爆发了！没有任何人动员，没有任何人组织，众多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这个庄严的圣地，前前后后，陆陆续续，人数总计达200 万人次。男女老幼，摩肩接踵，秩序井然。作家、诗人走来了，科学家走来了，干部走来了，老将军们走来了。众多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来到天安门广场过团日、过队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草坪围栏上面，在苍松翠柏枝头，在威严矗立的旗杆下，到处摆满了花圈，挂起了洁白的花束，到处是哀悼的人群。人们发表演讲，朗诵诗同，一下子捅现出无数天才的演说家和诗入。人民以诗词为武器，向“四人帮”呼啸着发起了冲锋，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同时沉痛悼念和尽情歌颂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叶剑英再也无法在小翔凤的院落里沉默了。傍晚，他义无反顾地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多么悲壮的画面呀！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数不清的悼念大军。鲜艳的红旗，洁白的花朵，肃穆的挽歌，激烈的诗章。元帅诗人被这种情景深深地打动了。

　　“‘拉非克’，停车！”叶帅喊着司机的绰号，下了命令。“拉非克”

　　根据警卫人员的交代，第一次违抗元帅的命令，只是稍稍放慢了车速。坐在一旁的小周和警卫把元帅紧紧夹在中间，作好掩护，以防暴露目标。此时，叶帅多么想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缓步走到广场，挤进流动的入群，停留在诗碑面前，去阅读那一首首诗歌、一篇篇祭文啊！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停车下车的。随同人员提心吊胆，很怕被“四人帮”的爪牙发现，一再催促他，才不得不勉强离去。

　　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和庄严气氛深深地激动了这位老革命家，他坚信党心、军心、民心不可欺，历史潮流不可逆转！

　　“四人帮”被天安门广场燃起的熊熊烈火惊呆了。

　　姚文元和张春桥通过《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等渠道，叫嚷什么“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江青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质问道：“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

　　4 日晚上，在“四人帮”的威逼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介绍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说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会议决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和追查政治谣言的紧急措施。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没有让邓小平和叶剑英参加。

　　会后，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将会议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

　　“这次敌人活动得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就是这样一份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敌我矛盾、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报告”，被病中的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毛泽东受到了蒙骗。

　　4 月5 日。凌晨1 时。清理天安门广场开始了。

　　花圈惨遭洗劫。

　　200 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

　　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

　　广场的路口和纪念碑被封锁，截至凌晨5 时，在数千民兵和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走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100 多人。

　　清晨，广大群众冲破封锁，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发现他们奉献的花圈被收走，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时，异常气愤。有数万人围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均遭拒绝。被激怒的群众同前来的民兵、警察、“便衣”等发生冲突。

　　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在混乱中被捣毁，指挥部的小灰楼被烧。

　　此时，张春桥、王洪文和爪牙们一直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发展，研究指挥“反击”的部署。

　　晚上6 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出面，通过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发表广播讲话，指出清明政治事件的反动性，要求群众立即离开广场。

　　晚9 时30 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逐渐减少。突然间，广场上照明灯全部熄灭，一瞬间又全部打开，如同白昼。“四人帮”早已组织好、正隐蔽待命的1 万名民兵、3000 名警察和5 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一齐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逮捕，残酷镇压。经过一番苦斗，纪念碑旁边留下滩滩血迹，200 多名群众被打伤，有数十人被捕，投入监狱。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后来，这次人民群众的悼念和抗议活动，被称为“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以人民的怒吼和利剑猛击了“四人帮”，人民的眼泪和鲜血流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栏杆上。“四人帮”想抹煞这一段历史，急急忙忙在当天深夜统一调动上百名公安干警，从北向南一字排开，拖擦地上的血迹，企图洗刷他们一伙在黑夜中所犯下的罪行。然而，历史是掩盖不了的。而“四人帮”的镇压，反而更加唤醒了广大人民，激起了他们的旧恨新仇。人民在准备新的战斗，企盼着再一个春雷的到来。

　　一个政治家最苦恼、最担忧的，莫过于不让他参加政治活动了，这等于窒息他的政治生命。即使偶尔参加一些活动，又无力改变政治局面，这样的生命仍然是让人悲愤的。处在“落难”困境里，叶帅一方面为天安门事件中群众的自觉奋起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为这次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痛心愤慨，更为自己无力改变中央的决定，扭转政治局势而焦急优虑。他整天沉默不语，暗自吞下眼泪和苦水。他重读《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论策略书》，默默地背诵《楚辞》和《长恨歌》..

　　小卢看叶帅闷闷不乐，以为身体不适，问他哪里不舒服，他指指心窝，苦笑着说：“这里..”

　　为了排除周围的沉闷气氛，叶剑英特意教小卢读辛弃疾的长短句，给她讲柳宗元的《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

　　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小卢哪里听得懂啊！

　　叶帅就像个私塾先生，哼哼吁呀，一板三眼地教起来。他告诉她，这篇古文是痛斥“苛政猛于虎”的，文章说，苛政比毒蛇还要厉害。由此生发开去，叶帅又集中讲起蛇来，他说到湖南零陵（古永州）的眼镜蛇、响尾蛇，毒性最烈。但是，他说，最可怕的还是“美女蛇”，这种蛇不是“黑质而白章”，而是“红装而白章”，既会迷人，又会害人。

　　“卢子，你听得懂吗？

　　“懂，完全懂了！首长。”

　　叶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天安门事件平息之后，“四人帮”得意忘形，张春桥那藏在深度近视镜后面的两只鼠眼放出绿莹莹的寒光，用“军师”的口吻评点说：“天安门事件实际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

　　4 月6 日凌晨3 时，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北京市汇报、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又向毛主席写了书面报告。报告颠倒黑白，放肆诬蔑群众，说群众“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对此报告的批语是：“士气大振，好，好，好。”

　　4 月7 日晨。毛远新再次向伯父汇报6 日晚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几件事。

　　其中一件是：华国锋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要发个文件。

　　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人民日报》的三份《情况汇编》说：“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道。”停了一下，又说：“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谈话中，又交待让“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迅速向华国锋等人传达了最新指示。只是没有让叶剑英参加。

　　下午。毛泽东又作了补充指示：“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设第一副主席在党史上是破例的，从未有过。这使毛远新有些不解。其实，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是针对“四人帮”的。他知道“四人帮”一直没把华国锋放在眼里，于是在副主席前面加了个“第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第一个是中央九号文件，《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第二个是中央十号文件，《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一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文件。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登载。

　　“四五”运动，这座反映民意的“火山”终于爆发了，然而很快又平息了。

　　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四人帮”强力镇压，激化矛盾于前，又伪造情况、欺骗中央于后，也由于在排除邓小平、叶剑英领导的情况下，个别中央领导人受“左”倾思想支配，轻信“四人帮”的谎言并屈服于他们的压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决定，致使这个运动受到了不合理的对待，出现不应有的结局。

　　历史已经证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的强大抗议运动，实际上是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尽管它不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的，但也不是纯粹自发的。它是自觉拥护党的领导、按照党的政治纲领提出打倒“四人帮”战斗目标的群众运动。它的意义不仅限于悼念周恩来，还有着更重大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作用，那就是为粉碎“四人帮”作了一次总动员、总预演。可以说，没有这次运动打下的雄厚坚实的群众基础，就没有“四人帮”的被粉碎。正是通过这次运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听到了群众的呼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检阅了党和人民健康力量的规模和气势。人民震怒了，火山爆发了，战斗号角吹响了！万恶的“四人帮”即将遭到覆灭的命运。这是他们违背人民的意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结局。

　　历史是曲折的。“四人帮”手中有一个得力武器，就是在全国不断推行恶性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们在冷与热的反复折腾中失去抵抗力，使国家机器陷于瘫痪，以便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两个决议公布后，“四人帮”

　　在对革命群众进行大搜捕的同时，掀起了更大的“批邓”运动高潮，并且加紧攻击叶剑英。他们把叶剑英和邓小平捆在一起来批，制造种种流言蜚语，调子越唱越高。不但诬蔑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且寻找各种线索和证据，诬指他是“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和“幕后策划人”。

　　他们查来查去，终于查到叶帅和子女以及办公室人员在清明节前后去天安门广场抄录革命诗词的事情，便以此大作文章，兴师动众，追到小翔凤住地，又追到“二号楼”，一直追到西山叶帅的住所。最后办公室秘书奉命与他们打交道，要他们拿出确凿证据，这伙人无奈，只好不了了之。

　　叶剑英并不屈服于“四人帮”加给他和家人的种种迫害。在他看来，“四人帮”隐瞒事实真相，撤下弥天大谎，使病重的毛泽东和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并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错误。但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又无可奈何，只有愤懑、忍耐和期待。

　　他期待着毛泽东主席的病情能有转机，期待着邓小平有机会再次“出山”。他冷静地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口紧闭着，眼底在流泪，心在流血。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在苦苦思索..

　　不平静的西山晚霞如火，残阳如血。弯弯曲曲的西山古道上，一辆“红旗”轿车向叶帅居住的西山15 号楼急驰。进入夏季，气候炎热，叶剑英元帅离开城区小翔凤，移住绿树红花掩映的西山深处。他既不是寻幽“避暑”，也不是静心“养病”，更不是进山“修行”。处在天安门事件后的特殊时期，他的行踪蒙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

　　来客是谁呢？

　　啊！是大名鼎鼎的王震将军。

　　“胡子来了，欢迎，欢迎！”叶帅直称他的雅号。

　　“胡子”将军同往常见面一样，又是深深一鞠躬，90 度大礼。

　　“这几天外面的形势怎么样？”叶剑英因为“生病”在家，总喜欢打听。

　　“那还用问，天安门的事众心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

　　王震快人快语。

　　“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将的呀！”叶剑英心里也恨，只是碍着毛泽东，觉得难办。

　　“他们才不听毛主席的呢！毛主席的病被他们气得越来越重！”王震一提“四人帮”，气就不打一处来。掰着指头，历数他们的罪恶勾当，愤愤地说：“这几个人已经大失党心，丧尽人心，不可救药了。”

　　叶剑英听了，也有同感，只是点头，却不作声。

　　王震是个直性子，早已耐不住了。有句话，他早想问问叶帅，但事关重大，不便轻易启齿。今天觉得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于是把想了好久、憋在肚子里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还是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

　　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愕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终于猜明白了：大拇指是指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打哑谜的谈话到此结束。

　　过几天，王震又来了。

　　一向不多言语的叶剑英先开了腔：“胡子，你说说看，在毛主席身边办事的，有你的熟人吗？”

　　王震想了想，提到汪东兴。

　　叶剑英眼睛一亮：“这个人不是你的老部下吗？”

　　“我在延安当卫戌区司令时常和他打交道，他后来到中央搞警卫工作去了。”

　　“他现在可不是从前了。”叶剑英风趣地说。是啊，汪东兴当今可不是一般人物了，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中央警卫部队政委。多年来一直负责毛泽东和中央的安全，毛泽东的行动也由他来安排。毛泽东病重期间，他是四个值班人之一，而且是最主要的。不论是谁，要见毛泽东，都要经过他这一关，连江青也不例外。

　　叶剑英想到汪东兴眼下所处的重要地位，又问王震：“你和他现在关系怎么样？”

　　“还过得去。”

　　“那太好了！”叶剑英接着叮嘱说：“你要同他多来往，保持密切联系。

　　你当然清楚这个人的重要地位，要随时可以同他讲上话！”

　　王震领会了叶帅的意思，很爽快地答应了。

　　叶剑英还嘱咐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说：“我听叶帅的，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

　　“你这个参谋，我是求之不得的。”叶剑英满意地说：“你要联络的事情很多，还需要到8341 部队走一走，做做那里的工作。” 从此，“联络参谋”开始工作了。

　　叶帅上西山不久，聂荣臻元帅也找了个借口，来到这个“避暑胜地”，在靠近叶帅西边的1 号楼住下。

　　两位老友相晤在西山之巅。话题自然离不开毛泽东的病情和“四人帮”

　　的折腾。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得设法解决。”聂帅几乎是贴进叶帅的耳朵，小声地说。

　　“是的。主席还在，他多次说过要解决。要耐心等待。”叶帅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谈到机密处，叶帅打开收音机，又放开水笼头。在音乐和流水的伴奏下，对话继续下去。其实，这与其说是对“窃听器”之类科学上的防卫，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安慰。

　　叶帅接着说：“主席病成那样，顾不及了。那几个东西现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把小平同志打下台，就是他们于的一件伤天害理的最大坏事！”

　　“下一个是华国锋！为了夺取大权，不顾党纪国法。”

　　“还有一大批老干部，包括你我在内，统统在他们的黑名单内。”

　　“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们手中。”

　　“所以，不能再让他们横行霸道了。要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尤其那个自称吕后的人，不可不防！”

　　“汉朝有句里谚，叫‘欲投鼠而忌器’。贾谊很欣赏这句话，说‘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叶帅想起“投鼠忌器”这个典故，颇有感慨地说：“贾谊尊的君是封建皇帝，我们的情况当然不同，但是主席还在，为了照顾他的健康，为了保持局势的稳定，对那个过去的‘宠臣’总要顾及一点情面。暂时还不好办啊！”

　　两位老帅之间的“西山夜话”，进行过多次。

　　身在深山，心在山外。叶剑英“隐居”在西山的这段日子里，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解央“四人帮”问题，如何保持军队的稳定。

　　“枪杆子”不在手，是“四人帮”的一块心病。

　　江青在家中常常咬牙切齿地哼着传统京剧《击鼓骂曹》中的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她命令服务员将许多五星帽徽和领章都别在一块白布上，每天都要看上几眼。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四人帮”和康生、陈伯达之流唯恐天下不乱，煽动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头头，纠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国防部和军事机关，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和周总理出席11 月13 日召开的十万人大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叶帅在大会上讲了一套造反派犯忌的话。他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对的，要学！要用！但不能当成那稣基督的圣经来念，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说了，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实际做的怎么样？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作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去斗。对这件事情我很愤慨！我请同志们提高警惕，你们当中有的也说自己是造反派，实际上像一只小老鼠，到处乱窜..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

　　造反派立即上告中央文革。

　　在第二次万人大会上，叶剑英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叶剑英联系上次讲话，又说，头一次讲话，弄得我讲话声音很大，有点愤慨，原因就在这里。我与这些同学“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我晓得你们是张三李四？你们这里有很多大标语，贴尽管贴，讲我还是要讲。

　　会后，造反派代表强烈要求叶剑英收回讲话，公开认错。

　　这时江青出场了：“他们讲的不对，是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我叫叶剑英向你们当面认罪。”叶帅以沉默表示抗议，最后索性走了。江青马上变了脸，和康生一起鼓动造反派再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

　　一面是造反派，一面是老帅。毛泽东出面调停：“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这年除夕，叶剑英奉命作了一次违心的“检讨”。江青皮笑肉不笑地讨好：

　　“你检讨什么？”叶帅恨恨地说：“我不欠帐！”

　　1967 年1 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江青、陈伯达一伙以追查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为名，向老帅们发起围攻。叶剑英坚持维护部队稳定，面对查问，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厉声答道：“肖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四人帮”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肖华了。陈伯达老奸巨猾，当晚他打电话转给叶帅，说会上安眠药吃多了，头脑不清醒，所说的话一概收回。

　　叶帅会后回家，一端茶杯，觉得手没劲，秘书劝他到军事科学院的门诊部拍了片子，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从“四人帮”发难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罪名，首受其害。朱老总被诬为“旧军阀”。彭大将军“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

　　陈老总被打成“老机”、“老右”。聂帅主管科委，被“9·15”、“9.16”

　　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帅领导军委“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刘帅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只有叶帅因毛泽东一再保驾，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煮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帅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全套人马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

　　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建立了以叶帅为领导的军委办公会议制度。

　　1975 年，邓小平、叶剑英分别被正式任命为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四人帮”红了眼，表面上篡军活动有所收敛，实际上篡军夺权之心不死。

　　进入1976 年，围绕争夺军权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四人帮”唯恐军队不乱，挂着总政治部主任头衔的张春桥狂叫：“乱要乱透，不光肉要煮烂，连骨头也要煮烂。”他们在背后整一批军队领导人的黑材料，抹煞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在基层煽风点火，炮制所谓“开门建军”的“新鲜经验”。他们极力破坏“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阴谋建立起“第二武装”。

　　然而，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1976 年7 月6 日，将星殒落，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元帅朱德与世长辞。叶剑英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来到灵床前向这位“红军之父”告别。

　　两周刚过，为国事担忧的康克清带着女儿朱敏离开万寿路甲15 号的住宅，来到西山叶帅住处。

　　两人坐定，叶帅顺手打开了收音机。康大姐不理解这个举动，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她不住地用眼睛盯着看，好像要探寻什么秘密，叶帅用手指指外面，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更大一些，轻声地问道：“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

　　大姐这才会意，把身子向前挪了挪，告诉叶帅，老总对“四人帮”十分憎恨，有一次，他在神智还清醒的时候嘱咐我说：“你不要害怕！那几个人，谁都讨厌。你去问问农民，他们愿不愿意让地主回来？去问问工人，他们愿不愿意资本家回来？去问一问社会上所有的人准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康大姐回忆她当时担心“四人帮”把黑手已经伸到了军队，老总还是说：

　　“你不要怕！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人们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叶帅听了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朱老总的胆识，连连赞叹说：“老总有这样的分析啊！”并且以目示意，表示明白了，请大姐放心。

　　此时，康克清虽然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元帅正在考虑对付“四人帮”的大计，但是当着他的面，说出了老总要说的话，心里踏实多了。她告别叶帅，离开15 号楼，转向1 号楼，去看望聂总。

　　7 月28 日3 时42 分53.8 秒，一道蓝色的电光穿越大空，伴着轰隆隆的巨响，闪过冀东大地。狂风呼啸，惊雷震鸣。在强烈的地壳震动中，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被夷为平地。

　　古老的“苍龙”再一次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惹怒了！

　　整个华北大地都在颤动。

　　刚刚人睡不久的叶帅从震颤中惊醒。他以一个军事家特有的敏感，立刻意识到是大地震。他霍地下床，亲自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查问情况。

　　第二天，叶帅才知道，这次地震为7.5 级。几天以后，国家地震局再次公布经过核定的地震级为MS7.8 级。又过了很久，确切得知，地震中共死亡24 万余人，重伤16 万余人。这是迄今为止，400 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大地震。

　　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奔赴灾区，1 万多医护人员奋战在唐山废墟上。

　　万恶的“四人帮”却大刮阴风：

　　“全国有8 亿人口，960 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什么！” “唐山地震不过是100 万人的事，批邓是8 亿人的大事！”“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

　　根据姚文元的旨意，“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炮制出一篇《地震实为新地兆》的妙文，声称当年洪秀全的《地震诏》是“宣言书”、“声讨书”，它“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

　　很显然，“四人帮”在迫不急待地欢庆他们独缆大权“新世界”的即将来临！

　　唐山大地的自然震动止息了。但是，“恐震症”却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北京全城搭起了防震棚。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从高楼大厦和低矮平房里搬出来，住进了各式各样的窝棚。叶剑英在西山的15 号楼门前也搭起了两间绿色帆布帐篷。

　　不止北京如此，据说当时全国有17 个省（市）的大中城市数亿人露宿户外。

　　秋风秋雨，中国人民苦度难关。

　　上西山看望叶帅的人接踵而至。来人多半是借口问候地震后的老帅平安，实际上是来探听“风声”，摆“龙门阵”，明里暗里提出对付“四人帮”

　　的各种建议的。

　　一天，有位来访客人见叶帅正在帐篷里读《三国演义》，便开玩笑地问：

　　“首长，俗话说‘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怎么看起三国来了？”

　　叶帅笑着说：“三国里的学问可多着咧！主席就是个‘三国通’，他很佩服曹操和诸葛亮。他的《北戴河》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就是引用曹操的《观沧海》而成的。

　　客人洗耳恭听。

　　叶帅谈兴正浓，他又介绍曹操的另一篇诗《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万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他一边念，一边讲东汉未年军阀混战，祸国殃民的历史背景，赞叹“关东义土”兴兵讨伐“群凶”的义举，然后问道：“你当然知道诗里的‘群凶’指的是谁了？”

　　“奸凶董卓及其部将。”客人答道。

　　叶剑英感叹地说：“现在也是天下大乱，群凶未除，正像曹操诗中说的，‘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啊！有私心、有野心的大有人在。”

　　客人明白了叶帅背这首曹诗的用意。

　　叶帅又说到诸葛亮：“在南阳武侯祠，有一幅楹联‘收两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灯，一心只为思三顾；取西蜀，征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金木土爻之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知道这幅盈联的人并不多。客人十分敬佩元帅见多识广和惊人的记忆力，顺势请教一个问题：“人们都称道，诸葛亮的两个出师表写得好，但后人考证《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真伪莫辨，究竟应该怎样看呢？”

　　“那是专门家的事，且不去管它。我觉得这篇出师表确实是‘古文观止’，不朽之作。”叶帅很喜爱这篇文章，从头背起来，背到文中那六个“臣之未解”，一个一个地解释，然后说：“诸葛亮的这几个不解的问题，立论精辟，很发人深省，可惜还有一个大问题，他未能意识到。”

　　“那是个什么问题呢？”客人很想知道。

　　“接班人问题。本来刘备托孤之时，就曾说过刘禅不才，请他自取的话。

　　但诸葛亮既未找到蜀国之君的接班人，也未找到他自己‘继之以死’的接班人。他事必躬亲，到了晚年，还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到六出祁山时，司马懿打听他的饮食起居，知道他吃得很少，就采取‘蘑菇战术’，避而不战，等待他死了！”

　　“诸葛亮就这样累死了！”

　　叶帅叹息道：“是的，他死时才54 岁！‘死诸葛吓走活仲达’，难怪陈寿说他是‘天下奇才’！”

　　“我们现在的接班人问题总算解决了吧？”客人试探着说。

　　叶帅点点头，不想评论，只是说：“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主席说过，他百年之后，有人要闹事的。”

　　客人明白元帅说的是什么人，有意安慰说：“不怕的，只要有开国元勋们健在，有老帅们健在，不论是谁也闹不起来的。”

　　“但愿如此，‘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己，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叶帅引诵《后出师表》，并引用最后一句话说：“尽人力而听天命吧！”

　　连续发生的天灾人祸，使病中的毛泽东遭受到比唐山地震还要大的震动。他在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被紧急搬到中南海另一个别墅式的小庭院。这里被称为202 号，据说可以抗8 级以上地震。尽管如此，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在房前搭起了一个更为牢固的地震棚。这位伟人躺在宽大的床铺上，忧思重重。他已预感到马克思在向他招手，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病重期间，有一次他深情地望着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4 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来，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 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

　　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讲这段话，虽然叶剑英没有在场，但他事后听说，深为感动。他知道毛泽东在交代后事，难过得他独自落泪。

　　9 月5 日，毛泽东病危。9 月8 日，毛泽东的生命烛光已燃到最后，在灰暗中抖颤。

　　叶剑英走进毛泽东的卧室，与老人家做最后的诀别。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

　　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注视，准备聆听最后的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逐渐变冷的右手，又急又悲，淌着热泪，断断续续地说：“主席，您多保重啊..您会好起来的..”他在床边佇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还想用力抽出左手来。那平静的面孔，因为用力涨得发紫，那宽阔的额头下面紧锁着双眉，吃力地转动着双眼。那眼神虽然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但依然发出异样的光芒。看到毛泽东如此激动，叶剑英不好再呆下去了，他依依不舍地移动沉重的脚步，蹒跚离开病房。回到休息室，叶剑英陷入了沉思：

　　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9 月9 日零时10 分， 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刚刚经历唐山大地震的神州大地，似乎再次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平衡，剧烈地震荡起来。

　　“四人帮”抓住了篡党夺权的天赐良机。

　　一场围绕着最高权力的争夺战开始了。

　　历史的抉择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对讨论毛泽东治丧问题横加干扰，设置障碍。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突然跳起来，高叫：“今天会议忽略了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着起哄，逼华国锋表态。

　　华国锋先是不语。停了一会儿，终于表了态：“对邓小平当然要继续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

　　“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江青没等华国锋说完，就插了话。“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

　　江青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给政治局出了个大难题。许多委员都是不同意的，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刚刚逝世，对他的遗孀总要“照顾”一下，不好立即驳回。于是纷纷把目光集中在叶剑英身上。

　　叶剑英此时已是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他用劝慰的口吻说：“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

　　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叶剑英的话说得既合情又合理，首先得到了华国锋的赞同，他沉痛地说：

　　“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

　　见此情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只好表示同意。江青也不作声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站起来高呼：“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然而，就在她振臂高呼口号的时候，她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却装着华国锋的黑材料！

　　“四人帮”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了华国锋和叶剑英。

　　然而，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并在“批邓”运动中受命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1976 年4 月30 日，毛泽东曾亲笔给华国锋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

　　这是华国锋作为法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四人帮”完全知道这块“通灵宝玉”的价值，因而阴谋加紧篡改，将“照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并伪称其为“临终嘱咐”。然后把篡改毛泽东指示的罪名加在华国锋头上，制造混乱，乘机夺权。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央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华国锋致悼词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讨论，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中写上“按既定方针办”。而在此后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凭空塞进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并且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这是一个极端阴险毒辣的计谋。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四人帮”的方针办，任意解释、任意摆布，一切都要听他们的。他们手里有了“临终嘱咐”这个“尚方宝剑”，就可以乱砍一气，主宰一切了。

　　“四人帮”在下边煽动群众反对华国锋，在上边则处处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威逼要挟华国锋就范，以充当他们的“御用工具”。

　　叶剑英在各种场合总是从大局出发，维护华国锋的威信，坚持正确的主张，抵制“四人帮”的胡作非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固然考虑到反对“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绝对不能让他们篡权的野心得逞；同时，更主要是考虑到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对于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当接班人的过程，以及对华国锋的评价，叶剑英是清楚的。对于过去的华国锋，叶剑英知之甚少，只是在1970 年被流放到湖南地区时，与当时作为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的他见过一两次。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不久，叶剑英曾登门拜访过他。经过一段接触，叶剑英发现华国锋和“四人帮”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在开始阶段，他是承受毛泽东的嘱托，凭着毛泽东“厚重少文”、“办事不蠢”、“你办事，我放心”的评语来认识华国锋的，那么以后，他凭着自己的感观对华国锋得出了“年轻、人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的印象。他诚心帮助华国锋，是想“周公辅成王”，而不是像“诸葛亮扶阿斗”那样。

　　在“四人帮”抢班夺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作为新领袖的华国锋的意向如何？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四人帮”的压力，委屈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部分权力；三是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彻底打垮他们。在这几条道路面前，叶剑英希望华国锋同自己一样，能够选择最后一条路，并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坚定地走下去。

　　要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和嘱托，扶助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打垮“四人帮”。

　　这是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唯一结论。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在思考着对付“四人帮”的问题。

　　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思想是共鸣的。团结一心，坚如磐石，密商对策，力挽狂澜，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病危和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谭震林、康克清等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他们对叶帅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有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同志，或拜访，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老同志，如耿飚、黄华、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净等同志，也或上西山，或到小翔凤家里，会见过叶剑英。解放军三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华捕、史进前等，还有在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如空军的张廷发、吴富善，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等同志，都利用各种时机和途径同叶帅接触，一抒己见。这段时间看望叶帅次数最多的，恐怕要数粟裕和宋时轮两位将军了。由于住地毗邻和特殊的工作关系，他们觉察到形势和事态的严峻，随时请教并保护老首长。

　　如果说，同在京的老知己、老战友、老部下接触和交谈还比较容易做到，那么，同外地的同志谈心就相对困难一些了。因为当时围绕粉碎“四人帮”

　　斗争所进行的信息交流，既不便于用电讯一类的现代化工具，也不便于书信往来。这主要靠外地的同志来京开会或办事的机会，在互相访问中才好面谈。

　　叶剑英正是依靠平素积累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同全国各地来京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个别的酝酿活动。其中，交往较多的有许世友、吴克华、赛福鼎、乌兰夫、韩先楚、陈丕显、杨得志、李德生、李坚真等同志。

　　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正是这样在较长时间内，“集思广益”，逐步形成的。它是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人民意志的产物，并不是叶剑英“孤家寡人”或某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但是此举干系重大，机密度极高，接触面又不能失之过宽。相对来说，在酝酿阶段，带有调查研究、互相模底、“民意测验”的性质，交谈的人比较多一点。而一旦意见成熟，形成决策，那就只限于叶剑英等几个人，慎之又慎，密之又密了。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否则，就会误了大事。

　　对于众多的来访者、陈情者、交谈者（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绍），叶剑英在接触中，尽管都是以诚相待，但由于斗争的需要，也是区别对待的，并不是不分对象，不分时机，不分场合，公开商议一切，将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端出来。他对粟裕将军不止一次地嘱咐过：“在这个时候，要加强戒备，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正是这样，这一时期，他与人交谈，通常是只听不说，多听少说，以试探的方式，了解对方的心态，倾听对方的意见和建议，然后默默地思考着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为慎重起见，叶剑英在与别人进行“四人帮”问题的“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扭开水龙头，用杂音来作掩护，以防“隔墙有耳”。在酝酿决策阶段如此，在决策实施阶段，更是如此。

　　“四人帮”的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这不是偶然的。

　　进入1976 年，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谢世， 邓小平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倒，这就使得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所处的位置越来越突出。这位老革命家，虽然半年前被宣布“生病”，由陈锡联代替他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但仍然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职务。

　　而实际上，他井没有“生病”，陈锡联也未能凭一纸空文取代他的地位。相反的，陈锡联照旧与他保持联系，关心他的健康。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锡联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叶剑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

　　而且，随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与华国锋之间进行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政治局里的情况也在变化，华国锋和正直的共产党人越来越倚重于叶剑英。此时“四人帮”对叶剑英也不同了，他们虽然恨之入骨，妄图阻其复出，但慑于他的崇高威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毛泽东重病假传“圣旨”，任意摆布他了。叶剑英所处的“半打倒”状态无形中在解除，他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声望在不断提高。尽管他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在左右政治局势的砖码上，他可以说是举足轻重。这一点，他自己也许没有功夫去想，但历史选择了他，人民选择了他。粉碎“四人帮”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叶剑英的肩上。

　　夜深了，叶帅住室的灯还在亮着。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同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志秘密接触和商谈，他心里有了谱，增强了解决“四人帮”的信心，同时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深知解决“四人帮”这样大的政治事变，仅有“集众思、广众益”是不够的，必须深思熟虑，虑而有定。

　　秋风乍起，夜不能寐。“四五”运动的人群诗海在眼前浮动，许多老战友的谆谆忠告在耳旁回响。周恩来、毛泽东临终时的身影又一再显现..

　　是的，毛主席的确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晚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后来毕竟察觉到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说过要解决“四人帮”，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说过。叶剑英回忆起毛泽东至少在3 年前，就已察觉江青政治上的问题，不同她一起生活，不同她见面， 不准她进门。

　　想到这里，元帅倏地披衣而起，坐到宽大的写字台前，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重新翻看起来。这里记录着几年来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1974 年3 月20 日，毛泽东就江青伸手要钱，要见面，批复：“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7 月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他还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11 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时，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对待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多次批评教育，“四人帮”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和手法，当面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后仍抱成一团，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毛泽东在1975 年5 月3 日又一次指出： “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叶剑英读着这些字句，仿佛又一次看到晚年的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

　　的情景。他深深感到，解决“四人帮”不仅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一个遗留问事，而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现在到了顺应党心、民心解决“四人帮”的时候了。

　　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革命家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经过“文革”10 年，在党的肌体遭到严重创伤的形势下，这场斗争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吗？叶剑英认为，“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依仗主席夫人身份、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再加上一个听从他们指挥的所谓“联络员”毛远新。要使“四人帮”

　　遭到毁灭性打击，必须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齐心合力，并且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大力支持。

　　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既是历史，又是现实。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要由他最后拍板。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力争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正因为这样，叶剑英主动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也正为“四人帮”的捣乱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但是，等不得了，他们活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并联系党内历次斗争和苏共斯大林逝世后的经验教训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华国锋没有马上表态，继续在思考着。

　　“最近，我闭上眼睛老是想到主席临终的情景..”叶剑英以沉痛的心情同华国锋一起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和要解决他们问题的指示，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华国锋听叶帅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的情绪高起来了，当即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紧接着就去做汪东兴的工作。

　　决战前夕

　　人民力量的兴起，反击步伐的进逼，使“四人帮”感到末日即将来临。

　　他们争分夺秒，紧锣密鼓，加紧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9 月19 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他们就敲响了第一通开台锣鼓。

　　这天下午，按原计划，华国锋同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

　　电话铃声响了。工作人员告诉华国锋，是江青打来的，要他亲自接。

　　凌晨，江青就给华国锋打过电话，纠缠着要开紧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点名不让叶剑英参加，却硬要姚文元和毛远新参加。听着她那骄横的“命令”

　　腔调，华国锋没予理会。

　　拿起话筒，传来江青的大声责问：

　　“究竟开不开会？我还等着咧！”“你知道，我的神经不好，不答复就睡不着觉！”

　　华国锋放下电话。在江青的威逼下，只好求“救兵”，问在座的几个人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早就与江青密谋过，齐声回答：“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

　　只差一点没说“按江主席的指示办”了。

　　经过一阵商议，华国锋说：“她要来就来，有什么问题当面说一下嘛。”

　　江青气冲冲地来到人大会堂。于是，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开始了。江青俨然摆出“党中央主席”的架势，发表演说，谈天说地，东拉西扯，说了半天，中心意思是要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理由嘛，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妻子整理保存丈夫的文件、书籍、手稿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国际上也有先例，列宁的文稿就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

　　汪东兴说：“主席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的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

　　江青对保存毛主席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但她不好明说，一看华国锋不表态，就耍个花招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她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

　　王洪文、张春桥立即表态：“这样好，大家都放心。”

　　华国锋、汪东兴当然不同意。

　　江青看这一招也不成，马上撒起泼来，大喊大叫：“啊哎！你们不同意呀！是不是怀疑她有问题，可能是个‘特务’吧！”

　　接着，江青反又攻击起小张——张玉凤秘书来，给她扣上个“偷文件”

　　的罪名，说她很不可靠，毛主席的文件处在危险之中，要求采取“紧急措施”。

　　江青露出了泼妇本性，信口雌黄，发疯般地向人身上倒脏水。

　　华国锋一看这个疯子闹得没完没了，只好宣布暂时结束会议，他说：“今天的会议，连剑英同志都没有参加，不算常委会。等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他想用叶剑英的利剑来镇邪，接着说：“主席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按规定应由办公厅负责清理，现在忙于治丧，暂时还是由东兴同志封存起来。”

　　江青一听傻了眼，想不到华国锋还有这一手！她正想发作，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我看是不是先叫毛远新帮助小张登记一下。”

　　华国锋没有同意。

　　这次非法的“会议”，叶剑英虽然没有出席，但事后汪东兴向他作了报告。他一方面感到华国锋、汪东兴顶得好，另一方面对“四人帮”竟敢威逼党中央第一副主席非法召开“紧急常委会”，竟敢把他这个党中央副主席和其他常委排除在外感到气愤。更不能容忍的是，江表还口口声声要她和毛远新出席“常委会”，围攻华国锋！她这是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叶剑英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一定得想个办法收拾这伙阴谋家、野心家和败类。

　　面对“四人帮”的连连发难、步步进逼，华国锋觉得不能再忍让下去了。

　　9 月21 日晚，华国锋驱车来到李先念住处。

　　华国锋进到室内，还没坐下，就急急忙忙地打招呼说，后面有人盯梢，只能呆一会儿。他概要地谈起最近一个时期“四人帮”加紧抢班夺权的猖狂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

　　李先念这位老革命家也正为此事深感忧虑。

　　华国锋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去找叶帅不大方便，便请李先念代表他失去。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走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使命。

　　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帅。

　　“我离开西山好久了，最近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叶帅好吗？”聂帅一见杨成武，就关切地问道。

　　杨成武在抗日战争中长期在聂帅领导下战斗，曾率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现仍任总参谋部代总长，住在西山5 号楼，离叶帅的15号楼不过几十米远。他时常穿过山路去看望叶帅。他回答说：“我前天还去看望老人家，精神满好的。”

　　聂帅听了高兴地点点头，又接着问：“那个人走了吗？”他看杨成武有点愣神，又以颇带蔑视的口吻吐出三个字：“王洪文。”

　　杨成武弄明白了，就回答说，此人常来常往，形踪不定。

　　聂帅听了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那就麻烦了。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干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接着聂帅交侍杨成武，赶紧返回西山，把这个意思传给叶帅，并且再三叮嘱切实保密，说：“这个意思，我上次在西山议论过了，事不宜迟！”

　　杨成武告别聂帅，连夜上山，来到叶帅的15 号楼。

　　就这样，一夜之间，几位重要的决策人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形势越来越紧张。时间跨入9 月下旬，“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这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鱼的角逐，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决战！

　　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表达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聂荣臻派杨成武传递了老一辈革命家果断锄好的热望，在京的、外地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也不断向叶帅反映情况和提出要求，希望尽快采取行动。

　　但是究竟采取怎样的果断措施呢？

　　根据这一时期听到的反映和意见，叶剑英经过综合分析，主要有3 个方案：一、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四人帮”；二、“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四人帮”进行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三、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这3 个方案，究竟哪一个更符合斗争实际，能迫使“四人帮”就范，更易于办到呢？还有，不论采取哪个方案，都要考虑既不惊动太大，又力求合法。难！实在是难啊！叶剑英连日来为这个难题百般思索，又不便与人公开商量，因为万一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王震来了，叶帅又征求他的意见，他还是倾向用武力解决，但又觉得没把握。

　　叶剑英想了一会儿说：“那样做，倒是痛快，就是容易打草惊蛇，又不合法！”

　　“那怎么办呢？”

　　“还得请你跑一趟！”

　　“联络参谋”奉命去请教陈云。

　　陈云撇开正题，向王震说：“吃亏是福，难得糊涂。这两句值得玩味的咧！”

　　“是啊，这两句话，用在对待个人问题，不计较名利，不纠缠身边琐事，是有启发的，但是对敌斗争就不管用了！”

　　“对，还是像剑英那样，大事不糊涂！”陈云说。

　　“可是，对付那几个人，决心不好下呀！”

　　“剑英上次同我商量的办法行得通，尽量不动用武力是上策！”

　　稍后几天，陈云经过反复思索，想定主意之后，亲自去同叶剑英密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王洪文刚从上海督办“第二武装”回京，就被“四人帮”派进西山，以监视叶剑英的行动。

　　叶剑英探知其来意，告诉警卫参谋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说曹操，曹操就到。王洪文住下以后，没有休息，就来“看望”叶剑英了。

　　本来只有几步路，这个新贵还是坐着他那豪华气派的“红旗”大轿车驶进15 号楼院内。随身警卫打开车门，王洪文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从车里站出来，习惯地用手梳理一下又黑又亮的分头，一副十足的“奶油小生”派头。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之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帅虽然一看眼前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想到他的来意，就不高兴，但又想到他来得正好，可以摸一摸底细，转而以礼相待。

　　“好久不见了，最近忙什么呢？”

　　“去上海转了转，刚回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支吾吾说上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他两眼不住地打量室内的环境，忽然看到案头上一大摆线装书，便移开话题。

　　“叶副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用功，有时还下山走走吧？”

　　“老了，不济事了。最近很少走动，在研究西山呢！”

　　叶剑英说罢，抽出《宸垣识略》等古籍给他看，评点起古人描写西山那些掌故和诗句。然而王洪文却一窍不通。随后，叶帅带他来到院内西边的小亭子上，同他一起欣赏那几首题诗。“如是真元成亥己，浩然正气满乾坤。”

　　叶帅说：“这是慧济道人写的，下联写得好，孟老夫子的话。正气总是要压倒邪气的，这是真理。”

　　王洪文连连点头，脸上的表情顿时紧张起来。叶帅接着又读下一联：“道垂三玄静观自在，佛空五蕴如是我闲。”

　　读罢，叶帅告诉王洪文说：“这是云山散人写的，我很欣赏，我现在在西山就是‘静观自在’‘如是我闲’，不像你们年青人壮怀激烈。”

　　王洪文没有听出话里有话，反而说：“是呀！叶副主席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比不得我们年青人了，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了。让我们替您于吧！”

　　他竟然如此露骨，如此狂妄！叶帅听了，全不动声色，只是顺手指一指东边山上的一处隐约可见的古迹，问道：“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王洪文答不上来。

　　“据说是古时候的烽火台，也有说是点将台的，我正在考证。”叶帅继续说：“别小看那一堆残垣断壁，当年能够预报战火，点兵出将呢！”

　　王洪文似懂非懂。

　　对于这些佛道禅语，王洪文怎能懂呢？但是，叶剑英心里却非常明白，他觉得“猎犬”在旁，更加提高了警惕，秘密找来总参三部部长戴镜元，要他带几位技术专家，把15 号楼住地，里里外外，又检查了个够，直至没有发现“窃听器”之类的东西，才放心。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装着满腹心事的叶帅，哪里真放心得下啊！他预感到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了。在西山同随员们漫步爬上“好汉坡”时，他给山上的一个凉亭取名“风雨亭”，过了几天，又改名叫“放鹤亭”，边走边朗诵起苏东坡《放鹤亭记》中的“放鹤招鹤歌”来：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

　　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

　　..

　　归来归来兮，

　　西山不可以久留。”

　　随员们开始不懂这首歌的意境，叶帅给他们讲“西山放鹤”的故事，大家终于明白首长为了躲避鹰犬，意在“择所适”，就要离开西山了。

　　果然不久，叶剑英吩咐随员搬进了洞壑迂回、流泉密布的玉泉山。从此行踪更加不定，往来于西山、玉泉山、“2 号楼”、小翔凤之间。他风趣他说：“狡兔三窟哟！”这决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斗争的需要。

　　9 月29 日午夜，“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起新的“夺权战 役”。

　　江青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放肆地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他们所谓“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他们酝酿已久、迫不及待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生前说过，江青不懂工，不懂农，连字典都不会查。她怎么能当党中央主席呢？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予以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打响，又横生枝节，提出了一个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这完全是有预谋的。他们事先策划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是留北京还是回辽宁，想试探华国锋。其真实意图是要留在北京。

　　华国锋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的信，并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这一下打乱了“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他们气得又跳又叫。

　　会议陷入冷场。

　　叶剑英斩钉截铁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

　　“四人帮”继续纠缠。与会人员疲惫不堪。

　　这时江青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大声吆喝：“喂，你们不想讨论了！好吧，有关的留下，无关的都走！”她根本没把会议主持人放在眼里，俨然以“女皇”自居，发起命令来了。

　　谁“有关”？谁“无关”？说穿了，江青眼里只他们几个“有关”，其他人都无关，统统赶走。只留下华国锋，好由他们“逼宫”！

　　“四人帮”一起起哄。

　　华国锋被逼不过，只好说：“叶副主席年纪大，先念同志身体有病，两位可以先走，其他同志还是不要走。”

　　江青寸步不让：“不行。”

　　叶剑英一看会议主持人已经陷入困境，起身愤然离去。接着有几个委员也相继离去。

　　华国锋招呼大家坐下，继续开会。

　　江青继续大哭大闹，又要轰大家走。汪东兴为了保护华国锋，坚持不动。

　　会议再度陷入僵局。

　　江青一伙看到叶剑英等果真被“赶”走，更加得意忘形，继续大放厥词，滔滔不绝，并一再打断华国锋的插话。这哪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简直是地地道道的“造反派”围攻“走资派”的斗争会！

　　华国锋耐心等待“四人帮”说累了，不说了，最后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江青一语泄露了天机。

　　张春桥紧接着说：“毛远新不能走，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真是见鬼了！三中全会问题，政治局还未讨论，准备哪家的报告呀！可是，“四人帮”已经作了“决定”，他们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了！而且要由他们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实际上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已经准备起草报告，并内定了中央和国务院的人选名单。今天，他们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就是要逼他交出中央领导权。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

　　这位中央第一副主席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

　　他强调指出，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这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较量。“四人帮”的阴谋暴露无遗。中央政治局奋起反击。

　　龙年的厄运即将落到“四人帮”头上。

　　华国锋与叶剑英密商着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

　　开始，华国锋考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问题。但9 月29 日的会议已经证明此路不通。

　　那么，召开中央全会怎么样？他们分析，“四人帮”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善于拉帮结派，上呼下应，翻江倒海。他们既然能够搅散政治局会议，也就能搅散中央全会，让你什么也办不成。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因此不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

　　那么，能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公开动武，“一抓了事”呢？他们认为，江青依仗特殊身份和“白骨精”本领迷惑世人，拉拢与讹诈，软磨与硬抗，撒泼与装死，样样在行，甚难对付；张春桥身兼数职，老谋深算；姚文元操纵舆论，造谣惑众，随时可以兴风作浪；王洪文自称“文武全才”，家藏17条枪枝，随身携带武器，扬言“要搞我是不容易的”。另外这帮人周围不乏一些“效忠”的“可爱”人物和死硬分子，尤其有上海的“第二武装”作后盾，加上中南海、钓鱼台戒备森严，如果公开动武，既不合法，又容易打草惊蛇，弄不好会酿成大乱。

　　叶剑英反复思考，想起林彪叛逃后处置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办法。

　　那时他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出席有“四大金刚”参加的有关会议。中央等待了10 天，“四大金刚”顽抗到底。最后在会议上突然宣布其罪名，断然处置。对付“四人帮”是否可以借鉴参考呢？叶剑英终于谈出了自己的想法：

　　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那么，召开什么样的会议？会议又由谁来主持？都要什么人参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叶剑英和华国锋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讨论毛选五卷，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行处置。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地点定在中南海怀仁堂。考虑到汪东兴对情况比较熟悉，又掌管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有关事宜由他负责办理，至于时间，等过了国庆准备10 天，视情况再定。

　　随后，叶剑英来到汪东兴的住处，向他谈了同华国锋商定的除奸大计。

　　汪东兴兴奋地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

　　就这样，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危难关头，叶剑英辅佐华国锋走出了一步惊心动魄的险棋。

　　十月惊雷

　　1976 年10 月。风雷激荡的10 月！ 

　　10 月1 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要和他们“斗”下去。

　　10 月2 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急于为上台做准备。

　　10 月3 日。王洪文跑到北京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江青带着大小随从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

　　“四人帮”阴谋策划调换北京郊区某坦克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首都，造成倚角夹攻之势。

　　10 月4 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叫嚣“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这是一篇反革命的宣言书！

　　“四人帮”控制的“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第二武装”开始行动了。

　　“四人帮”放风，社会上传闻：10 月8、9、10 日有“特大喜讯”。

　　中国大地在颤抖！“四人帮”在狂笑！

　　在玉泉山9 号楼里，叶剑英紧盯着“四人帮”的丑恶表演。种种迹象表明，疯狂的“四人帮”就要动手，一场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决心提前采取行动。

　　黄昏。晚霞飘动。叶帅坐进“红旗”轿车，向后望望西山落日，小声对司机老赵说：“我们要来个‘夸父追日’！”

　　大“红旗”飞速急驶。在夕阳西下前，到达东交民巷，故意转了几个圈子，进入新8 号院。

　　这是华国锋的新居，也曾是西哈努克亲王的旧宅。

　　华国锋在宽大的客厅里来回踱步，正为国庆后“四人帮”发动的“逼宫”

　　攻势大伤脑筋，尤其是“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使他坐立不安。

　　叶剑英的突然到来，使室主人神情为之一振。

　　宾主坐定之后，叶剑英把这几天的所闻所见以及从各个渠道掌握的可靠情报，和盘托出。

　　华国锋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点头、插话，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老帅，彼此交换着意见。

　　“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军事家最忌讳的是贻误战机。现在要根据情况改变原来的部署，我们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否则，会坐失良机，陷于被动。”叶剑英怕对方未听清楚，又重复着说：“要快打慢，快打慢！”

　　很显然，这是粉碎“四人帮”的一个新的行动方案。叶剑英在提醒这位主要领导人，形势逼人，刻不容缓，事不宜迟，要先下手为强。

　　华国锋脸上出现严肃的表情，沉思片刻，说：“‘叶帅，你看哪一天动手好？请你决定！”

　　“根据我们准备的情况，我想至迟后天动手，你看怎样？”

　　“那就这样吧！”华国锋仍然不太放心，他想起不久前与汪东兴交谈的情形，说：“只是不知道汪东兴那里准备得怎么样，不知能不能来得及？”

　　叶帅听罢起身：“我这就到东兴那里去。”华国锋送叶帅上了10 月6日，星期三。阴间多云，风力二三级，最高气温18 度，风向北转南。这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天。

　　然而历史选择了这个普通的一天。

　　玉泉山9 号楼的主人，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读书..

　　一切有秩序地进行着。

　　上午10 时，秘书们上山来依次汇报，送批文件。文件处理完了，似乎无事了。不，元帅心里装着一件事，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在等待电话通知。

　　可是，桌子上的红机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毫无动静。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

　　3 时30 分。电话突然响了。“晚8 时政治局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1 小时到怀仁堂。” 

　　警卫参谋接到电话，立即报告叶帅。

　　“好，作好准备！”叶帅下令说。

　　整个下午，元帅守候在9 号楼，心情极不平静，但外表却显得平静异常。

　　这是决战前的那种平静。他早已得到汪东兴的报告，一切都按照部署正常进行。结果如何？只须等待。他想起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战场上见分晓。是啊，再过几个小时便要和“四人帮，’见分晓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

　　将对付的虽然只有几个人，可是牵连着亿万人民，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啊！

　　每念及此，元帅就激动不已。

　　6 时15 分，叶剑英换上灰色的军便装，带上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出发了。

　　黑亮的大“红旗”，箭一般地飞驰着。

　　夜幕轻垂，金风送爽。中南海的秋夜胜似春光。半弯弦月穿透乌云，将一片皎洁洒向人间。

　　这样美好的时刻，在庄严的“圣地”，将要发生一场特殊的“战斗”。

　　当年在炮声隆隆的战场上，曾经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叶帅，今晚又一次亲临决战的最前线。

　　这是一个处置几个跳梁小丑的十分特殊的战场。这里没有千军万马，没有两军对垒，没有硝烟，没有炮声。在隐隐的月光下，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警卫人员。一切是那样和谐、平静、正常。

　　晚7 时，大“红旗”到达怀仁堂门前。叶帅走下车，径直向院内正厅走去。守候在东门口的4 名警卫向尊敬的老帅行注目礼。

　　叶帅从前熟悉的正厅，现在完全变了样。原先所有的桌椅，都不翼而飞。

　　宽阔的殿堂，显得过于空荡。中间摆放一扇屏风，将大厅隔成两半。对着正门的这一半前厅里，在厚厚的红色地毯上，只留下两张罩着白色套衣的高背沙发。

　　今宵的主人华国锋和叶剑英几乎同时到达，而汪东兴带着警卫人员早已守候在大厅左右。他们碰了面，以目示意。此刻叶剑英稳坐在沙发椅上，神态坦然，指挥若定。他示意汪东兴找个椅子坐下，汪东兴谦让地说：“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再说我另有任务。”

　　整个怀仁堂安静极了，静得可怕。警卫人员停止了走动，一个个立在那里，凝神注视，血管紧绷，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远方偶尔传来几声秋虫唧唧，显得格外响亮。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椅上，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3 个人。

　　“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时针指向7 时55 分。

　　院内传来了脚步声。第一个出现在正厅门口的竟是张春桥。这个“神机妙算”的“军师”，可能昨夜太兴奋、太麻痹了，以至算错了“八卦”。他接到电话通知后，原以为今天的会议讨论完规定内容之后，还有时间提出解决他梦寐以求的“人事安排”问题，故而带上材料，提前从钓鱼台出发，准时到会。他自我感觉良好，下了卧车，夹起黑皮包，迈着四方步，摇头晃脑地走进怀仁堂。突然间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才嗅出一点异味，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只见行动组的负责人纪和富带着几个人迎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鼓起一双鼠眼，环视厅内，大概还想寻找自己的位置吧。一看那里已经没有他的座位，正襟落坐的叶剑英目光严峻，冷冷地逼视着他，巍然直立的华国锋，满脸怒气，正等待发作。

　　张春桥彻底明白了，自己已作了“阶下囚”。他正想鼓起如簧之舌来声辩，只见华国锋严肃地说：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的“隔离审查”的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

　　这位“军师”此时丢掉了装满阴谋诡计的黑皮包，什么计谋都不灵了。

　　他没有任何反抗，乖乖地被监护人员带出中南海，送到官园的地下隔离室。

　　正厅里的“会议”继续进行。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这个“文武全才”的大人物走下高级轿车，趾高气扬，刚跨进门，行动组人员便从横刺里走过来。他一看势头不对，立即端出党中央副主席的架子，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使出造反派司令的浑身解数，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他的武斗本领毕竟有限，很快便被制服。当被警卫人员带进正厅，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时，他预感到未日来临，再次像发狂的野兽猛扑过去。警卫人员一下子将他推倒在地。随后，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

　　不知什么原因，姚文元姗姗来迟。这个混迹中国文坛，以笔杀人，自称“文元”的“无冕之王”被降格处置：第一，没有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候审；第二，没有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由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宣布的。当这个“金棍子”弄清怎么回事后，立刻瘫倒在地。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201 号。

　　此刻，为筹备“登基”大典忙乎了几天的江青，正穿着绸子睡衣仰靠在沙发上。她一边看着进口录像片，一边翻着今天送来的一叠厚厚的情况“清样”，得意洋洋，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中。

　　突然，几个“不速之客”出现在尊贵的殿堂大厅里。

　　“女皇”睨视来客，厉声大喝：“你们是干什么的？！”

　　然而，她以往的“神威”已经不灵了。

　　行动组的负责人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带着两名女警卫跨进室内，向她宣读了“隔离审查”的决定。还未等读完，“女皇”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摹地站起来呼叫：“来人啊！来人啊！”

　　但是，这个作威作福的孤家寡人早已众叛亲离，所有“201”的工作人员再也不理睬她了。

　　“女皇”脸色发青，一下躺在地板上，声泪俱下：“主席尸骨未寒与此同时，“联络员”毛远新也被“隔离审查”。

　　祖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个金秋之夜，长空透彻，星光灿烂。

　　玉泉山9 号楼，宽敞的大厅里，灯火格外辉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开始。华国锋、叶剑英向大家报告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消息。全场沸腾了！

　　第二天，旭日东升，朝霞万里。

　　叶剑英熬过十年浩劫最后一个不眠之夜，迎着曙光，大步走出9 号楼， 站在绿色的土地上，双臂伸向东方，呼唤着火红的太阳，展望着新的征途和美好的未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有多少紧迫而重要的事情需要尽快去做啊！

　　这一天，叶剑英将与政治局委员们继续商讨除旧立新的国家大计；这一天，中央将召开从上到下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这一天，叶剑英将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转告给长期被“软禁”

　　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同志、战友。

　　元帅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彪炳中华史册！元帅的热血和雄才，将继续奉献给共和国的伟大事业.. 



　 
　		　
　	


　
后 记

  

  

 
　　在中因革命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一批驰名中外的伟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就是这些伟人的先进代表。这些德高望重的共和国元帅们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百折不挠、战斗不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富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他们深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虽然他们已先后辞世，但他们光辉的一生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为了使广大读者能进一步了解元帅们坚苦卓绝的奋战历程、卓越非凡的光辉业绩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我们曾特邀有关专家分别从九位元帅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选取并特写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片断，附上元帅们的主要生平，编辑成《元帅的风采》一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为了全面地反映历史，我们在《元帅的风采》一书基础上增加了有关林彪一篇，更名为《十元帅风云录》再次出版。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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